1969年秋天，因频繁的边境武装冲突引发中苏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林彪于10月中旬发出关于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一号命令”，国内包括首都北京进入临战状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对驻京党政军机关和在京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小平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条件。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一直惦念着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追随林彪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进而揭露了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30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23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叫郑淑云（曾是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这时邓在周心目中所占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还采取了一个果断举措，让成立了两年多的“邓小平专案组”寿终正寝了。
1970年11月28日，自成立以来一直无功可邀的“邓小平专案组”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到有关部门继续查找邓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而此时吴法宪因庐山会议问题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轻举妄动，便将报告转送周恩来和汪东兴。几天后，“专案组”看到批回的报告上豁然写着周恩来的一段批语：“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
周恩来所批这些看似委婉、实则尖锐的话语，令“邓专案组”成员们大失所望，沮丧不已。原来在一年多前，邓小平就与“专案组”无关了，可作为“专案组”的成员竟然毫不知情，还在卖力地四处查找邓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件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尽管如此，“专案组”的成员仍不死心，他们又向黄永胜、吴法宪等写出一份“讨教”报告，内中小心翼翼地试探性问道：“如已决定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我们对邓的审查工作立即结束，是否也就不再送呈邓小平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的线索报告了？”作为对这件报告的“回应”，同年12月24日，吴法宪的秘书来到“专案组”，向全体人员宣布：“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报告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
由此，“邓小平专案组”便不宣而散。而那件“探讨”性的报告，也成了“专案组”解散前的最后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