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党和人民中的一些健康力量就开始同某些“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一伙的极端作法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有限的斗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斗争均遭失利，造成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灾难被迅速推向全国。1971年秋，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第五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随之引起中国国内政局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给正处于极度困难条件下的斗争带来了重大影响，成为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历史契机。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给党和人民以极大的震动。作为这种震动的直接表现，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系列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人们通过党中央下发的大量材料证据，逐步认清了林彪这个两面派、阴谋家的本来面目，对其策动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行激起了强烈义愤；同时，人们更痛感历史给予的无情嘲讽和莫大羞辱。突来的林彪事件成为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尔后人们更信服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盛行的口号式的说教。
林彪自我爆炸的严酷事实，打破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固有观念，人们不能不开始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疑虑。“文化大革命”——这件“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党中央统一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揭批林彪一伙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这场批判运动回避了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因此不能正确解释过去的历史和回答人们头脑中的大量的疑问。尤其是宣传中一再将粉碎林彪集团归结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掩盖了这一集团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正是“文化大革命”产物的事实。这种结论与事实的尖锐对立，造成人们现实思想和行动中许多难以解脱的矛盾。力求正确解答这些矛盾的不断思索，促使已开始变化了的人们的认识又进一步发展、深化。
林彪事件的发生，也为毛泽东本人所始料不及。“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的一些极端言论和做法不满意（如对林进行过某些含蓄的批评）是事实，但他重用林彪一伙也是事实。由此，毛泽东不能不重新考虑过去因信任林彪而采取的一些作法是否正确，进而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某些政策进行有限的调整。
“九·一三”事件之前，即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即开始揭露和批判陈伯达，并由此入手，批评林彪一伙的错误。随后，毛泽东又表示对个人崇拜“讨嫌”，对“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讲假话和虐待“俘虏”的情况表示“不满意”，表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已有所认识，出现松动的“前兆”。林彪事件后，从1971年10月起至翌年初，毛泽东在一系列言论中集中批判了林彪，同时肯定了受到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同志。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判了林彪搞的形式主义和选拔干部的所谓“三条标准”，实际上是否定了林彪自1960年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所搞的“突出政治”的一套作法，而这些作法，过去毛泽东本人也曾加以肯定过。之后，毛又对林彪鼓吹和“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紧跟”等提法表示异议。同年11月14日，毛泽东又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认为“二月逆流”的性质是老同志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初，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中进一步否定了所谓“二月逆流”，并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内部场合，而且也在公开场合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错误的纠正。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短短几个月里所作出的这些“松动”，实际上也是在非正式地回答因林彪事件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如同1958年冬至1959年春纠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但未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虽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坚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反修防修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还是毛泽东关于“二月逆流”的解释。在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性质的判断上，他只讲老同志们向林彪一伙斗争的一面，而只字未提老同志们同时向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的事实，实际上是绕过了这场斗争抗拒“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关于这一事件，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曾将其定性为“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替已经被打倒的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因此，如果真正为“二月逆流”平反，即肯定这场斗争的正确性，那就同样需要由党的正式会议作出决议，推翻过去的错误结论。可惜的是，毛泽东当时不可能这样去认识，直到他去世之前，党中央始终未作出任何决议为所谓“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历史发展表明，毛泽东这种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即所谓“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认识，给党和人民后来的斗争带来了极为重要的难以遏止的消极影响。
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江青、林彪两个集团就开始勾结。“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中又都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也正是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另一面。
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其势力必然借机得到加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又造成了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为此，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尽管这场运动回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江青一伙一扫昔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威风，开始悄悄“退却”了。这是因为，江青一伙无法抹去它与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利用的大量事实，更无法从理论上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一贯手法。特别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本质，使得它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罪行的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
人们看到，这个靠煽风点火、大造反革命舆论起家的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林彪事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然变得极少出头露面，更不见一篇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所谓“黑帮”、“黑线”的气势汹汹的大块文章。这个集团的头面人物江青，还在“九·一三”后的一些场合里极力表白她同林彪的“斗争”，把自己扮作林彪一伙的受害者和反林的“功臣”。江青集团的这些异乎寻常的表现，除暴露出他们与林彪集团有着共同的反动本质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彪事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冲击。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作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运动中，由于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打倒或靠边站，加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夺了愈来愈多的权力，使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内健康力量更显势单力薄。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了政策，江青集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已开始省悟，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亿万人民面前。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中，人们对毛泽东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谋害而深感庆幸，那么，对周恩来则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大。他对领袖的忠诚不是在言词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现在实际行动中。人们看到，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只有周恩来才能真正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相比之下，自诩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伙却毫无作为。
毛泽东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九·一三”之后，他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成为周恩来等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地、主动地着手纠正“左”的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之，“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在客观上宣告失败的必然反映。周恩来所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不仅为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艰难而曲折的斗争，由此揭开了新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