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除谭震林以外的“大闹怀仁堂”的六位老同志被分别安排到六个小组，遭到无休止的围攻、批判。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10月17日，在全会第一组的小组会上，康生率先发难，攻击所谓“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和“为王明路线翻案”。江青则倒打一耙，诬蔑几位老帅“乱军”。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也跟着指责几位老同志是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是搞“独立王国”，搞“修正主义”。
聂荣臻元帅因过去到过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便被诬陷是“反党集团”。还有人甚至拿出聂帅的活动记录，逼他承认。聂当场痛斥这种卑劣行径：“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问题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搞的是什么？是特务！”
全会期间，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人每日拖着病弱的身体出席会议，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稍事休息。经过连续的“批判”之后，林彪、江青一伙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叶剑英、聂荣臻是所谓“杨、余、傅事件”的黑后台。聂帅就此质问林彪：“这是怎么回事？”林彪狡辩道：“没有点名嘛。”聂帅气愤地说：“你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10月20日，林彪再次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由此给二月抗争定了“调”。
最后，还是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这才给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解了围。
然而，这次全会通过的公报仍对所谓的“二月逆流”作出定论：“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结束后，林彪、江青一伙为继续迫害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又下发了一期“会议简报”，其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特务”，聂荣臻的夫人也是叛徒，企图给两位老帅戴上“通敌”帽子，置他们于死地。在“批判”势头不减的情况下，徐帅先后被三次抄家，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被查抄一空。与此同时，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遭到迫害，叶帅被指责“要搞政变”，李先念则被诬蔑是“大叛徒头子”。
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人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再次对老同志们的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结论”。在张春桥等人起草、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特别提到“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称：“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错误的批判和定性只能从反面揭示这场斗争的深刻内涵，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就在九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们的情况表示关注。1968年底，当获悉徐向前元帅还在因“二月逆流”问题受到过火的“批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批示有关单位要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