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把主要工作转移到宣传教育方面，兢兢业业，开拓进取，在党中央领导下，无论是在延安，在各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干部教育、理论宣传、文化运动以至普通教育，都有章可循，按部就班地逐步开展起来。张闻天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但也没有发现党内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则不同。他高瞻远瞩，看到在全党内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其根源在于思想作风的严重不纯。
诚然，遵义会议批判并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并纠正了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因此既往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是非没有分辨清楚，也不可能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这样，就必不可免地在指导思想上又会产生分歧以至对立，必不可免地在另一种条件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这就是说，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从军事上、组织上、政治上批判并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必须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必须端正思想作风、思想路线，才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特别是在当时日寇向根据地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抗战形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大批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党内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解决好思想路线和作风问题，要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将是不可能的。
严重的突发事件，尖锐的党内矛盾，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
1941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阴谋策动了皖南事变，致使新四军皖南部队主力几乎全部覆灭。从内部原因来看，这同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有关。项英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组建新四军有功，但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党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固派进攻时又处理失当。这次突发事件招致严重损失，从主观方面检讨，说明已被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残余并没有肃清，甚至在某些地区还严重地存在。
王明在延安，问题更为突出。王明同博古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是给党和革命造成异常巨大损失的主要责任者；王明又是抗战初期提出右倾投降主义并在武汉长江局推行右倾错误造成严重损失的主要责任者。可是，他从1938年底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两年多来不仅始终没有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反而坚持错误，甚至将错误说成正确，还进而攻击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要以他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1939年5月，王明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仍然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1939年6月，他又将1938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改题为《十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刊载，继续宣扬他在1938年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特别严重的是，到了1940年，王明特意将1931年7月初版、1932年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版书名为《两条路线》）一书第三次出版，并在1940年3月19日专门写了一篇“三版序言”，哗众取宠，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代表作，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硬塞给“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和“延安各学校”。1940年11月，他又在《共产党人》第12期上发表《论马列主义确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大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点不作自我批评，俨然以“国际路线”正确代表自居。王明一方面坚持自己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并兜售自己的错误理论，另一方面又诋毁、攻击毛泽东的著作。他说，《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追述了他当时对毛泽东说的这些话。见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该书第15—16页。刘英向笔者也谈过此事。
王明宣扬的观点和他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挑战，他尖锐地提出了怎样看待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1931年初至1934年底）和抗战初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怎样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王明流毒全党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如果不廓清，不克服，王明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澄清、不解决，就无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与团结”，就无法“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条件实现。引文出自《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20—721页。
张闻天负责干部教育工作，遵循的是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1940年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经中央讨论通过，得到毛泽东同意。可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干部教育中确实还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张闻天在马列学院的工作中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方针，并专门写文章提倡过这个方针，可是，从“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样的要求来看，他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残余。而追根溯源，学风上的问题正是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所在。
毛泽东面对当时这样的情况，即“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中共宣传部关于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1942年1月2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遂于1941年春尖锐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并由此开始，从上而下，逐步在全党发动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
1941年3月和4月，毛泽东为出版他的旧作《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眼睛向下”，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批评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接着，5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倡导树立“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都是极坏的作风；“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同上书，第801、797、802页。在延安高级干部中间，自然地引起了对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是否正确，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
张闻天一方面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竭力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进，1941年6月张闻天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文件《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另方面内心感到委屈。他后来叙述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的思想状况时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确经中央看过，而且特用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下段引述亦据此件。不过，张闻天后来还是“下了决心找毛主席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的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他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一阵。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张闻天下了五个字的评语：狭、高、空、怯、私。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过去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很委屈。从中央苏区后期，到长征路上，直至抗战初期，他同毛一起，站在第一线，同博古、李德，同张国焘，同王明，进行了坚决的、尖锐的斗争，何怯之有！他拥戴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领袖，自己甘当“配角”，使毛的正确方针、主张畅通无阻，还一次又一次主动让权，真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跟着毛泽东，和全党同志在一起，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开创了历史新局面……这五个字的评语，从何说起呢？不过，毛在报告和谈话中对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所犯“左”倾错误的分析，对教条主义的批评，是深刻的。张闻天服从真理，顾全大局，对毛的那些过火批评，“听了虽然不服”，“抱有抵触情绪”，但他没有辩解，仍然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领导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及其思想根源问题，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7月1日）、《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并于1941年9月10日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至10月22日结束），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9月10日会议开始时作重要报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他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张闻天听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之后，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瘌痢头给人家看。”除了“还账”即“清算”历史错误之外，张闻天还就怎样从根本上克服主观主义提出“补课”的要求。他说：“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从九月政治局会议起，张闻天停止了自己的实际工作，集中研究了许多党的历史文件及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到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自己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观念此时在张闻天心中建立起来，张闻天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感觉也从此时发展起来。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了系统发言，确认土地革命后期“路线是错误的”，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错误，明确地承担责任。他说：
对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从“九一八”、大水灾、冲破三次“围剿”、四中全会等决议开始，便已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五次反“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我们的错误路线不破产，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便不能显示出来。但应该说没有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错误不会有这样有力的发展。《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关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发展的过程，全党有一个认识过程。1941年10月13日组织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为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说：四中全会虽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反对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认为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萌芽或胚胎”；同年9月2日中共中央决议案《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或出胎”。这些观点反映了1941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看法。张闻天发言中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发生时间的看法同这次会议的看法是一致的。
张闻天是从“左”倾的党中央领导集团中首先觉悟而分化出来的成员。他在遵义会议前就同“左”倾的中央领导发生了严重分歧；在遵义会议上为结束“左”倾统治作出了重大贡献；遵义会议以来，又坚持了正确路线，立下了大功。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居功诿过，掩盖历史上的错误。对于自己1931年初至1934年底的错误，他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洛川会议直至六届六中全会，一再进行检讨，以期记取历史的教训而避免重犯。只是受环境与认识的限制，在这之前，他没有认识到是政治路线的错误。经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指明，张闻天即诚恳地承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地揭发错误，负责地承担错误的责任，深刻地检讨错误的根源。不仅如此，张闻天还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并且明确表示了离开中央机关，到下层去做实际工作的愿望。张闻天责己如此之严，对党如此之忠诚，令人敬佩。他的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错误的同志做出了样子。罗迈（李维汉）在10月22日会上的发言中，谈了自己对博古、洛甫两人的“观感”：对博是“敬而畏”，对洛是“敬而爱”。罗迈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这的确说出了张闻天在党内同志心目中的印象。
为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毛泽东整风的号召，张闻天在参加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即下决心到农村去调查研究。他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于是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九名干部（包括张闻天夫人刘英），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由张闻天担任团长，出发调查。
1942年1月26日清晨，在晨光熹微中，张闻天率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送行至道旁。
张闻天最初选定的调查研究地区是晋西北。据《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抄者记言”（1942年11月15日）。这份材料共收张闻天讲话记录11篇，现藏中央档案馆。晋西北区是晋绥边区的前身。1940年2月党中央指定组成晋西北军政委员会；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称“晋绥军区”。同时，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张闻天离开晋西北，时在1942年9月11日，故本文均称晋西北。这一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北起左云、右玉，南至汾阳、离石，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根据地。这里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实行的是减租减息、“四大动员”（又称“四大号召”，即动员号召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大军队）等党在抗战时期的农村政策，因而比陕北老根据地更有普遍意义。调查团离开延安后即向山西进发，张闻天用的化名就叫“张晋西”。
调查团经延川、清涧，于2月2日到达绥德张闻天的行踪日程据张闻天：《农村调查日记（1942年1月26日—9月25日）》。以下凡在此期间的活动不另注明者均据此。这里是三五九旅的驻地。旅长王震对张闻天很敬重。当时居住条件差，王震把自己住的窑洞让出来，张闻天执意不肯住。经再三劝说，他才勉强答应，还笑着吟诵《诗经》上的两句诗说，这才真是“唯鹊有巢，唯鸠居之”《诗经·召南·鹊巢》首句。了。张闻天一行在这里住了三天。他同王震、袁任远、苏进等同志推心置腹地交谈。谈及自己30年代初所犯错误，毫不隐讳，也没有一点消沉之意。
（1）神府调查
1942年2月14日，正是农历除夕，张闻天一行到达黄河岸边的彩林村渡口。这个村子堪称“塞上江南”，隶属当时新设的位于神木、府谷两县之间的神府县。
张闻天原打算由此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地区，由于当时敌人的冬季“扫荡”仍在继续进行，调查团在这里过了春节以后，只得折回陕甘宁边区。张闻天率领调查团来到贺家川，这个地处窟野河畔的大村庄是神府中共分委和县政府所在地。这次调查研究工作就从这里开始。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为了熟悉群众，检查党的政策法令。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深入到自然村。关于调查的对象、重心，张闻天认为应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此而及上层建筑。据张闻天：《神府调查经验谈》。《农村调查日记》1942年4月19日记有“提纲”；4月22日晨调查人员会议上讲话时有详细记录，记录收在《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中。
张闻天将调查团分成4组，在神府县直属乡调查了8个自然村：贺家川、孟家沟、贾家沟、阎家山、尚家庄、西山上、路家南坬、崔家峁。张闻天亲自调查贺家川。他搞调查很深入，统计非常具体。如关于生产力的情况，了解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粱产量低农民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蒜头，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张闻天还带调查团的同志在贺家川赶了一次集，看到有专养公驴拉到集市上来配种的，配种一次收三斗黑豆，而养公驴这行当则被视为“贱业”。张闻天告诉县里的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种驴的人多了，收费自然就会降低。
4月初，各组同志将通过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汇集到张闻天那里，张闻天综合研究后亲自写成调查报告。5月18日印就，即送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就是《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出版，署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书名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86年9月人民出版社将这篇调查报告同《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合在一起，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的书名出版（后引此书不再标明版本），署名张闻天。这篇调查报告在1943年10月即公开出版，全文约5万字，分41节，附统计表格38张，用确凿的材料叙述了贺家川等八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1—8节）、生产力（9—19节）和生产关系（20—34节）的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35—41节），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
（2）兴县调查
1942年4月13日，张闻天率调查团东渡黄河到达兴县，又因敌情关系，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自4月22日起即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兴县碧村及兴县范围内的村庄做调查。张闻天住在碧村对面的任家湾。
张闻天和他的调查团原来只准备调查几个村子。晋西北区党委的同志表示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一起到下面调查，请张闻天指导。这样，兴县调查的队伍就扩大了许多，晋西北党、政、群干部有40多人参加进来，调查的范围为14个自然村：碧村、任家湾、黑峪口、唐吉、桑蛾、中庄、高家村、西坪、赵家川口、冯家庄、花园沟、柳叶村、碾子村、高家沟。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订实施方案。兴县调查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为基本方法。出发之前，他召开全体调查人员会议，作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的报告。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不久，敌人于1942年5月起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直奔晋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兴县。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战争中，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三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神府县境。据张闻天《农村调查日记》载：1942年5月16日因敌入兴县，于早上过河；5月21日上午过河东、返任家湾原住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6月25日因敌情关系转移河西，晚12时到后杨家沟；7月20日下午过河回任家湾。第三次，8月9日情况紧张又过河西；8月17日上午动身，下午2时回任家湾旧址。此外，张闻天还因牙痛于7月31日下午同甘泗淇一起过河西诊治，8月4日下午返回河东。张闻天虽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查工作却一点也不松懈。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着重研究土地占有变化和租佃关系。其他同志在张闻天指导下分别写出各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可惜这些材料都已亡佚，估计是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退时销毁了。
6月底《碧村调查》等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材料分别整理完稿以后，张闻天即有计划地在七八两月连续召开座谈会，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在阶级关系问题（7月8日至9日，三次）、土地问题（7月13日至14日，两次）、租佃关系问题（7月23日至26日，四次）、村政权工作问题（8月18日至23日，六次）等座谈会上，张闻天作了多次重要发言（留有记录者七次）。此外，还有两次正式的报告会：7月27日至30日作《土地问题研究》报告，8月30日至31日作《村政权及其他》报告。均见《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
张闻天在兴县调查时还写了《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此文当时没有刊印。收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一书，题目改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这个研究报告大纲对这一未经土地革命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土地占有的变化、借贷关系的情况等作了分析，特别着重分析了租佃关系的变化与执行政策的状况，提出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农村经济的意见。
在第二次紧急疏散到神府县的后杨家沟村之后四五天，迎来了中国共产党21周年的生日。为纪念党的生日，张闻天召集参加兴县调查的全体成员，连同驻在该村的晋西北后方机关的干部，共约六七十人，于7月1日晚在打麦场上集会，由他发表讲话，专门论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无可比拟的伟大作用。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凉风轻拂，高原景色，壮丽绝伦。张闻天不是鼓动家，讲话不徐不急，娓娓道来，自然畅达，出自心声。他扼要地叙述了党成立21年来的历史，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挫折，讲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立三路线、张国焘路线等的错误和危害。也讲了土地革命后期在白区及苏区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和损失。他反复强调，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证明，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就会逐渐走向胜利，就可以转危为安；如果不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或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就会转胜为败，就会从顺利走向困难。他反复说明，21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反之，今后的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管环境多么困难，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他极其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21年来的最大收获和最大成就，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必然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也是我们纪念党的生日时全党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张闻天1942年7月1日晚“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讲话内容，有当时听讲者马洪、尚明、段云、曾彦修、雍文涛、薛光军、薛一平的回忆文章，题为《回忆张闻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讲话》，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收入《回忆张闻天》一书。
从这篇讲话可以看出，张闻天对毛泽东是怎样由衷地钦佩与深刻地了解。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时，全党整风已经开始，他注意将调查研究同整风结合起来，注意从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1942年5月7日，张闻天在晋西北区党委座谈整顿三风的会上发言，结合实际事例具体地分析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种种表现。强调整风学习要“从实际工作中学习。研究22个文件，了解其精神，根据精神解决实际问题”。他还指出，晋西北同样存在着主观主义、党八股，而且很严重。在8月31日报告中谈基层领导工作时，张闻天也指出，领导方式的严重缺点是三风不正。据《洛甫同志在晋西北的言论》（记录）。
曾有人以为张闻天到农村去调查是为了“躲风”。其实，从张闻天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可以判断，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张闻天曾说，九月政治局会议后，“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所以决心出发、考察一时期”；还说，当时“以为我好好的做调查研究工作，实际接触群众，也就等于整风了”。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可见，张闻天到农村去调查，不但不是为了“躲风”，而且正是为了搞好整风。他在兴县将调查研究同整风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他拥护整风，用实际行动参加整风的很好注脚。
然而，张闻天对当地三风不正的批评却引出了麻烦。本来，张闻天领导的兴县调查，成绩显著，当时晋西北区机关参加工作的同志对这次调查研究都很满意、很兴奋。他们说，这次调查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这次真正接触了农村，接触了老百姓，知道他们过去的领导如何不合实际等。同上。但当时的晋西北区负责同志从延安回来却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调查团搞的这一套东西，完全要不得，说调查也可以是主观主义的。张闻天后来曾说过，在晋西北工作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很老实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我所看到的各种三风不正现象（这种现象在晋西北是很严重的），没有很好的估计到区党委及其领导同志的威信”。同上。既然人家不欢迎，张闻天即决定结束在晋西北的调查。晋西北区机关参加调查的人员都要求对这次调查研究工作作一个总结，张闻天提议把他们集中起来完成此事，也遭拒绝。兴县调查就这样不善而终。
离开兴县以后，张闻天在兴县调查的基础上，于10月7日写成一篇2000字的理论文章：《发展新式资本主义》。这篇文章张闻天生前没有发表过，1989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首次刊载，编者另拟标题《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新式资本主义”一语，毛泽东1944年也曾用过。1948年毛泽东提出今后不用这个词语，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文章简要分析兴县二区十四个自然村897户的阶级成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成分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封建的成分，即地主与农民的成分，还占优势”。张闻天指出，“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他对比分析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的不同，生产力的高低也大不相同，说明资本主义的经营“对全社会更有利”。张闻天指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同时他又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在文章最后，张闻天不无针对性地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
当时，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策。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论证的中国农村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以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对抗战时期党的农村政策作了很好的阐述和发挥。
（3）杨家沟调查
张闻天率延安农村调查团离开兴县后转回黄河西岸陕甘宁边区，从9月26日起开始以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心的农村调查。
米脂县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里聚居着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最大的一家殷实地主马维新，是当地地主集团实际的代表人物。他家保存着起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直到眼下百年的大量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张闻天知道后，如获至宝，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比较开明，把这些账簿全拿出来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账簿真多，一次堆满半间房，还换了几次。张闻天一本一本翻阅，还亲自同调查团的秘书马洪一道核算。马洪打算盘，张闻天则拉计算尺（这把计算尺还是他在美国留学时买的，已随身带了十五六年），刘英帮着抄数据、材料，忙了几十天。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的“账本子”啊！据曾彦修：《根深不怕风摇动——怀念张闻天师》、刘英：《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331页。
在算账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张闻天同马洪、刘英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由马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初稿，交给张闻天反复修改写定。这部《杨家沟地主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于1957年5月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的书名由三联书店出版，署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1980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重版。细致地解剖了马维新这个地主从18岁代替父亲管理家务起39年的经济活动，详尽地分析了马维新兼并土地的活动，他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商号经营情况，统计出1912—1941年30年来马维新一家的收支情况，还参照其他材料统计出1894年以来近50年杨家沟一带的年成。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将地租同高利贷、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至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这样一种具体充实的同类性质的调查和报告，在中国极为少见。
（4）绥德工商业调查
离开杨家沟之后，张闻天在米脂城内作了短期调查（11月23日至12月2日）。从12月10日起至1943年1月15日，主要在绥德西郊河川地区及双湖峪（今属子洲县）作经济调查，涉及盐滩、煤窑等工业。从1月18日起至2月24日，在绥德市作商业调查。就在这时，张闻天接到要他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通知。于是，张本人即中断调查，在1943年3月3日回延安。其他同志仍继续调查。但绥德调查搜集的材料，大多没有来得及整理。
（5）进行农村经济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通过陕北、晋西北调查，张闻天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实际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得到关于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对当时农村政策的执行情况及调整办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真知灼见，有的当时就受到重视，有的后来才为人们所注意。
张闻天指出，陕北、晋西北的土地占有，总的说来是从封建式的土地占有的集中向着农业小生产的分散发展。这里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原始的小生产，所以这种趋势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是进步的。充足的人力，再加上充足的畜力，就是农业小生产者的崇高理想。土地革命或减租减息，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没有战事、政策得当的条件下，土地生产力的恢复、提高不需要多长时间。然而，小生产经济无法使用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劳动力的所有与使用存在矛盾，畜力的大量和合理使用受到妨碍，肥料的产量与适当使用也大受影响，因此分散的小生产还是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力总的说来是低下的。这就说明，一方面现有农村经济可以战胜根据地面临的困难，支持长期抗战；另一方面，要重视政策的真正执行与必要调整，以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农村阶级、阶层的状况及其变化动向，张闻天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成分在农村是很微弱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成分；地主在量上减少，其每户经济削弱，富农在量上增加，其每户经济缩小，贫农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一部分则下降，有些最终将成为雇佣劳动者，而中农是农村经济中的主要力量。张闻天认为，应该从中农中分出“富裕中农”一项，因为“中农中的富裕中农，是代表农村中较高生产力的一个阶层”，“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一部分贫农将上升为中农，中农将变为更加富裕的中农。这种大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引自《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59、60页。毛泽东在1933年《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已提出过“富裕中农”这一阶层，张闻天则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对它的作用、发展方向作出估计，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思想。
张闻天从农村阶级关系变动中看出，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封建势力削弱，个体小生产经济发展，中农向富农发展，地主向富农转化，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据张闻天1942年7月9日讲话《农村阶级关系问题》（记录稿）。
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张闻天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提出我们现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应是“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三分封建，七分资本主义）”，是“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116、88页。张闻天曾将这种在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称为“新式资本主义”。与此相应，张闻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建议。他认为，在当时地主向经营地主、富农发展，新政权应该帮助，给地主打通这一出路；限制富农发展是不对的。张闻天1942年7月9日讲话《农村阶级变化问题》（记录稿）。1941年以来的土地买卖，“带有土地调剂、调整、解决一部分土地问题的进步性质，应让其自由发展”，“以后土地问题的解决，除继续采取‘迫’、‘挖’的方法外，还应采取‘拉’的方法，即转变其生产方式的方法。这即是提倡资本主义式的经济”。《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90—91页。对于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他主张实行要求地主减租又规定农民部分交租，反对高利贷又要交息还本这样的两重性政策，调整和稳定租佃关系，活跃农村金融，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土地生产力。
张闻天的这些观点与建议是从实际中来的，同党中央当时实行的政策，方向和精神是一致的。中共中央继1942年1月28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2月4日又发出《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明：“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与中央文件对照，张闻天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在某些问题的阐述和论证上有独到、透辟之处，有些政策建议对党中央已经规定的政策有所充实、发展。
（1）离开中央书记处
张闻天离开绥德赶回延安，是为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从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书记处，但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新设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两个助理机关之一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委员。《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
对于自己在党内职务的变动，张闻天思想上早有准备，也就安之若素了。
（2）写《出发归来记》
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集中精力总结一年多来调查研究的体会，于3月27日写成《出发归来记》《出发归来记》全文收入《张闻天选集》。以下引述均据该书。作为向党中央的报告。
张闻天出发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补课”，补缺乏基层实际经验这一课。他总结一年多的调查工作，认为最重要的收获在于“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认识到“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这是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主要是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因此带有根本性质。从此，他完全、彻底地摒弃了主观主义的学风，自觉地向着理论与实际联系、领导与群众结合的方向不断前进。
张闻天体会到，只有同实际、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才能把握生动活跃、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正确地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他说：“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整顿三风，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实际的效果”，可以拿他是否从实际出发办理一切事情这个标准加以测量。张闻天从自己到陕北、晋西北调查的实践中概括出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实现自我改造的途径：首先是彻底击破阻止他们走向实际的思想壁垒，然后是在行动上真正同实际，同群众接触起来。他认为，延安一年来的整风运动已经做了第一步工作，现在必须以第二步的工作来充实。张闻天还进而指出：“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应该“真心诚意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长期努力下去”。他从哲学的高度阐明，这个方向没有尽头，但只要努力去做，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个无穷的方向，也就这样在我的长期努力所获得的有限的结果中能够被一步一步地体现出来”。反之，“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
张闻天认为，是否真正的唯物论者，不仅在于他口头上是否承认和宣传唯物论的普遍原则，主要看他实际行动是否真能这样做。张闻天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他一旦把握了真理，就身体力行去实践真理。出发归来后，他又立即投身于对陕甘宁边区工业的调查；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即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都说明他是言行一致的真正的唯物论者。
在《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还结合一年多的切身体验，对调查研究的意义、对象、原则、方法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张闻天认为：“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领导干部同实际、同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又简便、又生动、又实际的办法，是抓住一个典型的村或乡或一个市镇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是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关于调查研究的对象，张闻天指出，“‘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所以调查研究的首要对象，也应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至于具体的调查对象的确定，张闻天提出“着重典型”的原则，即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张闻天具体阐发了毛泽东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对于“对立统一”方法的论述，提出“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他指出：分析与综合是一个对立统一。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张闻天在实践中对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也有丰富和发展。除了开调查会之外，采取了按户调查、个别谈话、问卷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同时重视书面文献、材料的搜集。张闻天还强调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调查材料应经常整理、补充校正；调查初步完成，即应在当地加以研究。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闻天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接受并且阐发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警惕王明的挑拨
张闻天从绥德回到延安后，曾同刘英一起去看过一次还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孟庆树（王明的妻子）也在一旁插嘴帮腔。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访问刘英谈话（1991年9月6日）。张闻天听了王明这番话，立即警觉到他是有意挑拨，没有附和。他在后来追述此事经过时写道：“王明讲话，立即提起了我的警觉性，觉得他是有意挑拨，所以我当时讲话很少，态度也冷冷的。我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中共七大大会发言中，张闻天也特别提到，对于利用党总结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挑拨离间的阴谋，应该好好的警惕与戒备！洛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草稿》，1945年5月4日铅印稿，第6页。
（4）延安工业调查
张闻天参加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就在延安进行工业调查。这可以说是绥德工商业调查的继续。1943年4月2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各公营工厂会议上就“关于公营工厂的几个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必须明确认识“公营工厂的任务有三，即供给公家的任务，发展边区经济的任务，培养管理工厂干部的任务”。为了办好公营工厂，张闻天提出，必须把统一供给、统一定货及分散制造的原则确定下来，以解决供、产、销的矛盾；必须改变工厂是行政机关供给部门的性质，实行“经济核算制”，计算成本与利润，定出各种指标，使产品“不但数量多，而且价廉物美”；必须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在厂长集中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完成生产任务奋斗，反对同厂方对立的经济主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偏向。他特别指出，工厂内党和工会的工作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必须以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为其基本内容”，党和工会的教育与活动必须“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与劳动纪律有帮助”，否则应该停止。5月9日，张闻天还给难民工厂写信，号召参加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赵占魁运动”。张闻天的讲话和信先后发表在1943年5月1日和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对边区公营工业贯彻整风精神，纠正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倾向，对公营工厂的改革与建设，对边区职工运动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就在公开发表张闻天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目前各抗日根据地职工运动的决定》。张闻天的讲话同中央决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5）担任党中央政治材料室主任
从1943年秋天起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张闻天参加中央政治局和高级干部党史上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讨论，参加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下节叙述）。
1944年春，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组，成立中央政治材料室，张闻天兼任主任。这时，他迁居枣园，工作任务不重，生活轻松愉快，闲来下下围棋，还种点草莓、西红柿之类。
1944年6月以后，筹备出版《参考资料》。张闻天亲任主编，他的秘书邓力群、徐达深做助手。他亲自动手，搞了一本大事记。每两个星期，材料室的几个同志到他住处商讨一次，议论形势，商量选题。选题商定以后，他总是亲自承担一两个题目，从收集、整理材料到起草和誊写，都自己动手；写成后都送给大家征求意见，然后亲自改定，孜孜矻矻，一丝不苟。他确定将研究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和研究国民党分别作为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重点。在这个铅印的内部刊物上，他以“记者”名义发表了《最近美国对华动向》、《十二中全会后国民党的动态》等九篇详尽的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为党中央和党内高级干部及时提供了对于国内外形势与动向的有分析的具体材料。对于其他承担选题的同志，张闻天总是叮嘱首先占有大量确凿的材料，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整理、分析材料，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切忌主观臆测、凭空推断，切忌看到一点皮毛就妄加引申。政治材料室的同志写出文稿以后，张闻天总是和作者一道反复讨论、修改，直到定稿。经过他的言传身教，政治材料室的同志提高了各自的研究水平，在研究工作的实践中逐渐树立起正确的学风。邓力群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我自己从事实际问题研究的第一课，是从这时开始的。第一课的老师，就是张闻天同志。由于他的教导和示范，使我开始懂得，做研究工作，走什么样路，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样的教导和示范，使我终生难忘。”邓力群：《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忠贞和深情——为老师闻天同志八十五岁诞辰而作》，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本段关于政治材料室的情况据此文，并据访问何锡麟谈话（1990年8月16日）、访问徐达深谈话（1991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