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王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确是没有个人的野心和权欲。长征途中张国焘挟重兵向党争权，张闻天主动提出“让权”：将自己的“总书记”职务让出来（毛泽东不同意，此议作罢）。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这时有一篇访问记仍称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广州《救亡日报》记者洛基写的访问记，载该报1938年3月26日。他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这三年半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实际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在此期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以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都是由他主持的。不过，在六中全会之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就主动地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
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后来（1943年）做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从这两段话可见，一、自1939年初起（即王明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回到延安并留在延安工作），张闻天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但在形式上，中央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央秘书处也还一直跟着他。二、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他曾几次提出不再担任书记的名义，没有被采纳。三、1940年5月，张闻天与中央秘书处都搬到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这时，张闻天已主动将党中央总书记的工作交出，实际上他只是具体负责宣传教育部和马列学院的工作了。
应该看到，虽然六中全会后张闻天的工作重点转到了宣传教育方面，但是，他在党内仍然是有威信、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党的书记的工作又是逐步移交的，即使是主要职责移交后，中央秘书处还一直由他管着（1940年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后仍是如此），所以，在六中全会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全党的工作，对于有全局影响的事，张闻天还是一直关注着，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张闻天继续做了许多工作。1939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八周年，张闻天写了《在民族自卫战争最前线的岗位上》一文，载1939年6月30日《新中华报》。以抗战两年来的事实，分析中国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及少数上层分子对于争取民族抗战的不彻底性、妥协性与动摇性，指出目前时局的主要危险是他们准备停止抗战与投降妥协，“防共反共”就是他们投降妥协的实际准备，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克服投降危险，击破“防共反共”逆流，使中国的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接着，7月3日至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在1939年8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又进一步分析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说明过去“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比较突出”，现在“内部磨擦增加，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性突出了”。所以，当前党的任务，是要在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他指出，推动斗争的核心是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斗争的形式主要是政治斗争，但也不能完全照搬过去的办法，“要采用谈判以外的更多的办法”，“也不是完全采用退却、消极的防御”。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一般停止发展”。张闻天：《支持长期抗战的几个问题》，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39、242页。
经过一年多抗日、反摩擦斗争之后，在胜利的形势下右倾危险仍然存在，而“左”倾危险又在许多地区大大增长了。张闻天在1940年8月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一文，载《共产党人》第10期（1940年9月20日），收入《张闻天选集》。具体阐发刚刚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中关于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的内容。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左”倾危险的八种重要表现：对于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本身的动摇；不肯细心地、审慎地、深入地去研究与分析统一战线的不同对象而采取不同对策；不愿意或不会用一切方法去接近一切抗战的人们，不会“交朋友”；要求太高，求成太急；斗争时不会利用各种矛盾，在一时一地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最主要的坏人；不肯认真遵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民主精神不足与党包办一切的工作作风；对于“阶级立场”、“党性”、“忠实可靠”、“清白纯洁”等等名词的片面理解。他对这八个方面“左”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他明确指出，一个干部不但要有马列主义的原则，而且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策略；不但要接受与了解党的政治路线，而且要有实现这个路线的方法。为了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必须彻底击破历来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比右倾好些”的错误观点。这些分析与论述，对当时纠正“左”倾错误，加强对全党的策略教育，是有重要意义的。
1940年10月起，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蒋介石变本加厉，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茂林地区拦袭北移途中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使新四军惨重损失。蒋介石于1月17日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掩盖事实真相，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被扣的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中共中央于1月20日、23日、29日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和方针。张闻天在这三天会上作了插话和发言。关于事件的性质，张闻天在20日插话指出：“今天国民党整个国策的中心是放在‘剿共’上面。”张闻天在以后两次会上的发言中又指出，“日蒋还有矛盾”，要“利用”和“扩大”“日蒋的矛盾及日与英美的矛盾”，否定了认为这个事件表明蒋氏“降日”的判断。张闻天也不同意认为国共合作将要迅速破裂的估计，指出要“争取延长全国破裂的时间”，认为“我们要孤立他们，使我们打几个胜仗，积极打破他们反共的计划”，“坚定的进行政治上的进攻，公开的批评蒋介石的谈话，提出我们的要求来争取群众，揭破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分化国民党的内部”。同时，张闻天明确反对过激方针，指出：“暂时不应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口号，也暂时不提建立国防政府的口号，而应提出改革政府。”《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24页。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类比较重要的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之外，党中央内的一些具体问题，若干重要的实际工作，也还是由张闻天来过问和处理。
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例如，茅盾从延安到重庆工作及他请求恢复党籍的事，就是张闻天亲自处理的。茅盾本名沈雁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可是，他仍然为党的事业而奋斗。1940年5月，茅盾脱离盛世才的虎口，带着全家从迪化（今乌鲁木齐）经西安来到延安。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四个多月。9月下旬，周恩来从重庆致电党中央，盼望茅盾到重庆工作，担任郭沫若等退出第三厅之后另外组织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委员，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张闻天从杨家岭来到桥儿沟茅盾的住处，将电报交茅盾看，向他讲述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的经过，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是考虑你在国内外的名望，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些。不过，这只是建议，如实在愿意在延安，也不必勉强。茅盾表示服从党的调遣，同时又倾吐自己十多年来的心愿，请求党中央研究恢复他的党籍。张闻天对茅盾是很了解的。在他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节中就写到，1920年各地共产党组织发生了分化，又吸收了一些新的分子进来，沈雁冰（在上海）就是在这一时期入党的人之一。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茅盾1981年恢复党籍时，此书所载即为文献依据之一。
根据茅盾的历史和对党的忠诚，当然是可以恢复党籍的。事实上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曾复信中共东京市委，表示可以允许恢复党籍，其时中共东京市委组织因环境险恶不能立足，未曾接获此件而致延误。据唐天然：《1928年中共中央曾考虑恢复茅盾党籍》，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4期。不过，张闻天与中央书记处的同志研究了茅盾的请求以后，认为在现阶段，茅盾还是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张闻天又到茅盾住处，将中央的意见告诉茅盾，希望他能理解。茅盾服从中央的决定，把两个孩子（沈霞、沈霜）留在延安，自己又踏上了新的征程。茅盾离延安的经过见他的回忆录（二十六）《延安行》，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再如，周恩来被江青撞伤的意外事故也是张闻天处理的。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央党校去作报告，途中恰巧碰上江青在那里跑马。江青骑的马突然因狗吠而受惊，失去控制，迎头奔来，周恩来马惊坠地，右臂骨折。后因有致残之虞，不得不送到苏联治疗。这是一个偶发的意外事故。事情发生后毛泽东非常生气，将江青剋了一顿，还坚持一定要给处分。周恩来后来不得不从苏联医院里打电报给张闻天，请张酌情处理。张很费踌躇。因为当初毛、江结合，党内颇有议论。口头、书信、电报反映的意见都汇集到张闻天那里。张不便把这些函电转给毛看，遂致函毛，大意说，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这封信毛读完后当场撕了，第三天就在合作社摆酒两桌，宣布结婚。张闻天当然不在宾客之列。现在为这个意外事故，如何处理？但毛又坚持要处理江青。这时正值马列学院组织党员下乡调查，江青是马列学院第二期的学员，张闻天让她一起下乡，就算将这事处理过去了。
又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张闻天接连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伍修权发去多封急电，具体指示他的撤退、隐蔽的办法。
在张闻天署名签发的电报中，有《新华日报》干部人选、经费一类决定，也有商购假眼、催寄手稿（为草明、于黑丁、罗烽等作家）、购置新出剑桥近代史等外文书籍等琐事。
总之，张闻天这时并非全然不问中央内部的日常工作，但毫无疑问，工作的重点已经从全局转到局部，从全党转到部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是他担负的主要职责了。
不过当时还没有把总书记的名义拿掉。从实际到名义都由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是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的时候，用的职务名称不是总书记而是党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