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为贯彻洛川会议决定，着手纠正和预防正在发展起来的右倾错误的时候，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到延安。
王明于1931年10月离开上海，11月抵莫斯科。他从1931年11月10日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以后又当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实行“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但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背景下，他也有所改变。在1935年筹备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他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此后，在促进国共合作和开展抗日宣传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对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王明1937年11月启程回国之前，先后会见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1月14日，苏联派专机送他回国，先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后到兰州，11月29日飞到延安。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到机场欢迎。毛泽东致欢迎词，说王明从莫斯科归来是“喜从天降”。同志热忱，溢于言表。
这时，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游击战的周恩来、彭德怀，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的项英，都汇集在延安。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邓发不在延安。王明一回来，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主张。这样，在一个时期里，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就成为党内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
（1）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同王明的原则分歧
这次政治局会议从1937年12月9日开到14日，通称“十二月会议”。
张闻天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题目及以下引述均据会议记录。张闻天肯定洛川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总结了共产党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已经取得的成绩，这就是：国共合作成立，打开了统一战线的局面，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全国影响很大，并已在山西开始实行；八路军在华北起了阻止日寇进攻的作用，在抗战中起了模范作用并组织了新的民众武装；党在各省的组织开始或正在恢复，许多地方取得了公开活动，扩大了阵地。张闻天也指出了统一战线发展不够，动员群众力量不够和组织薄弱等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关于党的任务，张闻天提出了巩固国共合作、改造旧政府、建立国防政府、改造军队、发展群众救亡运动、坚持华北抗战、建立全国党的组织、培养教育干部、保证党中央的团结统一等十项。张闻天指出，前一时期党内有投降主义倾向的表现，如：何鸣部的被缴械，为迁就国民党而取消西安抗敌救国会等，这是重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该警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他同时也指出，独立自主不是离开统一战线。应充分利用公开与合法，打入各种群众组织去活动，广泛发动群众，用群众力量去推动国民党前进。关于华北抗战，张闻天认为，华北现在的抗战，我们起了决定作用。我们要使华北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模范。我们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华北抗战，肃清汉奸，改善人民生活，武装民众，普遍建立党的组织，巩固党的领导。
在张闻天作政治报告之后，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王明写了一个提纲，讲的时候作了许多发挥。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发言的书面提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发言另有记录。以下引述据会议记录或书面提纲。可以看出，王明的发言是研究了洛川会议的决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重要文电以及毛泽东的“十一月提纲”（即《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以后作的，而且是针对着这些讲的。王明回延安以后，对党中央各方面工作都表示轻视与不满意；对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纲领、主张和实际工作中的处置，大多持否定看法；对张闻天的政治报告也不以为然。王明在发言中虽然讲了一些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的正确意见，但是，在怎样巩固统一战线、怎样争取抗战胜利方面，他对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批评很多，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
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王明抹杀阶级矛盾，认为“今日决定敌友主要标准是抗日不抗日，不应以其他条件为友敌”，“对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应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他反对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在抗战路线上，王明反对批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说什么“不要提得那样尖锐，使人害怕”；他还批评“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在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方面，王明不顾蒋介石限制、打击、削弱八路军的客观现实，说：“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八路军新四军是要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其实质就是取消人民军队的独立性；他还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对游击战的强调，说什么“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在实行民主方面，王明主张“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他甚至认为现在提出“肃清汉奸分子”的口号“过早”，应是“在政府逐渐驱逐汉奸分子”；在群众运动中，他反对成立自己的救亡团体与开展独立自主的救亡运动，不赞成打破国民党的统制与包办。在改善民生方面，他认为“关于改善人民生活问题，工人简单的只提出行会的要求也是不对的，防止过左的口号”。王明在发言中提出的观点和主张，归结起来，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不要或削弱独立自主，放弃领导权；在军事上，八路军不应搞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王明说明，他的发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与会的不少同志一时难以明辨是非，产生了某些思想混乱。张闻天一时也没有看清王明鼓吹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本质。12月12日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承认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谓“错误”，但在总的路线、方针上没有动摇。张闻天在总结性发言中肯定：“对统一战线问题，自西安事变以来，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很多成绩。”张闻天又肯定：“洛川会议的方针用［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是正确的。”张闻天还肯定：“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并指出：“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他还肯定：“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工作有进步的。”王明对张闻天的总结性发言不满意，他批评张闻天没有指出统一战线中的中心问题是“对国共合作了解不够”。毛泽东在王明之后又一次发言，强调：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是对的，统一指挥是相对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本段所引张闻天、王明、毛泽东发言均据1937年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根本的路线、方针问题上对王明的右倾主张进行了抵制，十二月会议对统一战线和抗战问题没有重作新的决议。紧接着，从12月19日至22日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了重要的中央会议。19日他作了《目前抗战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22日作“总的结论”。在“总的结论”中，张闻天进一步明确肯定，从《八一宣言》至今“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他特别强调，虽然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求得统一战线更扩大和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证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据1937年12月22日会议记录，记录标题为“总的结论（讨论后22［日］洛甫同志结论）”。毛泽东、张闻天坚持了正确路线，使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在全局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在十二月会议上，张闻天还就“组织问题”作了报告（12月12日）。经讨论作出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等决定。会上还议定，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据1937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十二月会议最后一天（12月14日），由项英和刘少奇先后作《南方游击区工作问题》和《华北工作问题》的报告，讨论后都由张闻天作了结论。据1937年12月14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2）王明在武汉的错误主张
会后，王明即赴武汉，于1937年12月18日到达。王明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开始贯彻他的错误主张。12月25日，他起草了《对时局宣言》，经长江局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这个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实际是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确定的目标后退。12月27日，王明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阐述他对国民党的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王明还在讲演中宣传一切“统一”的主张，贬低游击战的作用，贬低争取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意义。
这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迭遭败绩，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3日）后更是一溃千里。他们需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又怕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展，开始制造一些摩擦。1938年1月17日发生了国民党武汉当局唆使地痞、流氓捣毁刚刚创刊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部的事件；1938年1月发生了《扫荡报》（国民党军事系统）和《血路》周刊（系）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挑起的“党派问题”论争。国民党方面还制造种种谣言诋毁共产党、八路军，采取诸如禁止成立游击队，不准八路军就地筹办粮食，不优待八路军新兵家属等办法限制共产党、八路军的扩大，甚至发生诬陷“汉奸”罪名拘捕共产党员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实施以占领武汉、西安为目标的第二期军事计划，一面施展政治阴谋，企图利用国共分歧制造分裂。在这样的形势下，怎样巩固国共合作，坚持继续抗战，党内需要统一认识和步调。
（3）三月会议对王明错误观点的批评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开会（通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王明以此为题作政治报告。以下叙述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据会议记录。他抱怨十二月会议对统一战线问题“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对他阐述的政策“在党内的教育不够，没有许多新的论文解释”，还说“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也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明显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张闻天等抵制他那一套的不满。王明虽然承认他起草的《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并未改变迁就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依靠国民党的正规战取得速胜的幻想。按照他的观点，在国共两党关系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尽量迁就国民党，服从中央政府；在军事问题上，强调巩固统一的军队，实行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作战行动七个“统一”；在战略方针上，要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民运工作上，要以合法、统一和互相合作为原则；在工作重心上，要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而不是着力创造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之，王明还是要实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亦即一切听命于国民党的主张，不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
在讨论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先后发言，对王明的错误观点表示了明确的否定态度。
张闻天在2月28日作长篇发言。这时，他对王明的右倾错误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张闻天毫不含糊地提出要争取领导权，保持独立性，巩固与发展党和人民的力量。他说：
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便是要推动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也必须时时保持戒心……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关于发展自己的力量，张闻天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不要平均使用力量。民运工作要投入更大力量，创造各地区根据地的工作要用很大的力量，与国民党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他还特别就发展游击战争以创造许多根据地讲了一段话，同王明贬低游击战、轻视根据地、否定晋察冀边区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张闻天说：
讲一下游击战争问题。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且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八路军要展开起来，在各地起核心的作用，依靠军队来开辟根据地，即抗日战争中的据点。像晋察冀边区的那种形式的政府，其他各地也要组织，也要来用这一形式。《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4）三月会议后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斗争
然而，王明并没有接受毛泽东和张闻天、任弼时等的正确意见。3月初返回武汉以后，他就在自己2月27日报告的基础上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长篇文章，在党刊《群众》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4日）上公开发表，把自己的右倾错误观点当作政治局的意见加以宣扬。王明在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上，贯彻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在组织上，则向中央闹独立性，对党在南部中国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
对于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张闻天一起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张闻天曾有以下简要评述：“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并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上一律照登。”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从三月会议后党中央对全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来看，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配合，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右倾主张，不失时机地指示各地积极创建、扩大、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和放手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3月2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晓并江苏省委，指出在西安、武汉危急以至失守的形势下，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可能，不仅已经被晋察冀边区的发展所证实，而且将由于敌占区的扩大而扩大起来；因此，要加强敌后方、战区与邻近战区的工作，扩大党的武装力量和民众运动，在敌占大城市“不要虚张声势”，并要从城市中调得力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473页。3月24日，洛甫、毛泽东、胡服联名致电朱瑞，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为此，要求完成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团及地方游击队等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4月20日，洛、毛、胡服致电聂荣臻、彭真，肯定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指出“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并提出“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等意见。同上书，第502—503页。4月21日，毛、洛、胡又联名致电朱彭、刘徐邓等，提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同上书，第505页。5月14日，中央书记处电示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同上书，第514页。再次指示江苏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同上书，第516页5月中旬徐州失守后，又立即向长江局作出“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的具体指示。同上书，第518页毛泽东、张闻天等这一系列指示，坚定地反对了王明的右倾方针，有力地削弱和缩小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虽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形势极其不利，处境极其艰难，但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却形成了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结果。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党内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张国焘的斗争。在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之前，张闻天参与领导了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揭发批判；在张国焘叛逃之后，张闻天进行了坚决的申斥与清算。
（1）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后，即在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张国焘不得不在2月6日写了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勉强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党中央于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延安会议”），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会议出席者有56人，包括红军军以上干部。在会上，张闻天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种种谬论和他的错误路线的退却和军阀主义的实质。毛泽东、凯丰、朱德、贺龙等也都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批判。一些受迫害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揭发了张国焘的种种罪行。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张国焘在会上痛哭流涕，低头认错。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并开除其党籍。张闻天在3月30日会上代表党中央提议，暂时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给他时间，让他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这一提议。“延安会议”情况据：《张国焘年谱及言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会后，在党内和红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但张国焘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然保留。张国焘于1937年4月6日写了《关于我的错误》载《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张国焘出席了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表示愿意工作。党中央乃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可是，张国焘此后又反悔，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他表示根本不赞成中央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
1937年11月18日至24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为这次历时七天的大会作了结论。中央档案馆藏有这个结论提纲的原件，以下引述据此。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深刻地驳斥了张国焘为自己错误辩护的种种谬论和遁词。指出：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是国焘路线的三位一体。又诚恳地规劝张国焘必须立刻下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严肃地正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只有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
（2）批判张国焘叛变、投敌
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不幸而被言中；张闻天这次所作的这个预言怎样呢？结果是又被言中了！
1938年4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为名，逃出陕甘宁边区，到武汉投降国民党，成为可耻的叛徒。
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对张国焘尽力挽救，终于未能制止他的叛变投敌。在4月17日张国焘声明脱党、叛变后，随即采取断然的组织措施。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此件公开发表于《新华日报》1938年4月22日。第二天又发出《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向全党详细说明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揭露其历史根源与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表明党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更加健康与巩固地向前发展的严正立场。
如同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叛变之后照例要发表一个自首书一样，张国焘在1938年5月6日也发表了他的自首书——《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中国共产党及时进行回击，在报刊上对张国焘的下流无耻的背叛行径和穷极无聊的造谣污蔑进行了揭露和批驳。张闻天于1938年6月7日写的《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载《解放》周刊第42期（1938年6月20日出版），已收入《张闻天选集》。是分析、批判最为深刻有力的一篇。张闻天没有采取逐条驳斥的办法，而是抓住两个重点进行评论。一是抓住张国焘在党内的历史评论其本质，使人们认识他的“过去”，说明“张国焘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混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破坏者”。一是抓住张国焘自吹“抗日”揭露其真相，使人们认识他的“今天”，说明张国焘所说的“抗日”是他放的烟幕弹，实际上是要取消共产党实行投降，是要取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还从张国焘的“过去”与“现在”推测他的“将来”，指出，张国焘“今天已经向着叶青、柳宁等人方面急进，在他们那里寻找朋友，已是无疑的事实”；现在又向着当局卑躬屈膝、阿谀逢迎，其目的是“想在社会上找一个位置”，那也是无疑的事实，而“张国焘的《敬告国人书》就是他的投标广告”，“究竟谁将是张国焘的主顾，我们是毫无兴趣的！”但张闻天预料，“也许有人要把张国焘当作可居的奇货吧，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
张闻天的预言果真又一次应验。张国焘脱党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把张国焘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运用”。张国焘在重庆正式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了挂着“少将”军衔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从共产党的叛徒，变成国民党的特务，这就是张国焘寻找的他在社会上的位置，就是他政治上的归宿。
（1）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面，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明仍旧继续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在长江局的工作中仍然没有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根据地，他在组织上继续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的纪律。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后，毛泽东集中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为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的时候，张闻天也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纪念专文，着重说明九一八事变以来七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亲密合作，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独立性的原因，反复论证“中共的独立存在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载《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署名洛甫。这同王明的右倾主张也是针锋相对的。但完全解决王明的问题还是通过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张闻天坚定地同毛泽东站在一起。
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顺利召开，同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有密切关系，同王稼祥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直接有关。西安事变后王稼祥即从延安到西安待机赴莫斯科治伤养病。由于交通困难，他辗转多时，直到1937年7月初才到莫斯科，经治疗逐渐恢复健康。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离莫斯科回国，王稼祥即同邓发一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援助，包括给八路军武器装备。任弼时于3月5日启程，3月底抵莫斯科，4月14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书面报告，5月17日又作了口头报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的书面报告和作的口头报告均收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38年6月通过了两个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争。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谈话。关于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季米特洛夫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王稼祥1967年底撰写的自述材料。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政治上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从组织上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就为完全否定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提供了重要条件。因为王明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基本政策等说三道四、批评指责，打的都是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自居。王稼祥带回的国际指示无异于解除了王明右倾的武装。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正处在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的转折关头，迫切需要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王稼祥回国，就将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上了议事日程。
（2）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
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在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从9月14日开始，至9月26日结束，连续开了12天（其间18日休息一天，不计在内）。会议日期据会议记录。出席人员据记录上的顺序为：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朱德、项英、王稼祥、周恩来、博古、陈云、刘少奇、彭德怀。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战线”，“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所以，张闻天也就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去讨论。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本段下文引语也引自此件。事实上，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是尊重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王明回国后与党中央闹独立性，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现在有了国际如此明确的指示，他认为奉毛泽东为全党的领袖理所当然。不过，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张闻天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
在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于9月20日作了题为《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9月24日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后来在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要点。刘少奇在9月26日发言，批评王明报告中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张闻天在9月22日作了组织报告，9月26日又作了长篇发言。以上王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的发言均据1938年9月14日至2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文概述与引用张闻天的发言亦据此。他总结了党的五中全会以来取得的胜利，指出“国际批准党的政治路线，更能增进我们的自信心”。统一战线中虽然发生了逆流，国共之间有摩擦，但“总的方面是前进了”。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矛盾的解决促进运动的发展。张闻天指出，抗日战争现在是由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游击战、运动战将取代正规战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民主问题等要进一步解决。他预计，武汉的保卫因没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是要失掉的。指出在武汉不能保卫时，要避免极大的牺牲，不守时我们也有办法。中国持久战的胜利，不在一个城市的得失。这同1938年8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联名致王明等人电报中所指示的“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等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页。张闻天还着重提出在党内要进行教育，提高党员的警惕性，要加强理论学习，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打通马列主义的难关。
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深入的讨论，在会议最后一天，对六届六中全会（扩大）的议程作出决定。最重要的变动是，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同时决定，由张闻天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作组织报告；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对各中央局的组织进行调整，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据1938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3）张闻天致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礼堂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张闻天在开幕词中对党自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历史作了总结，他说：
这五年中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反对五次“围剿”的英勇斗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日寇进攻华北，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党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现在抗战已经进行一年多了。
在这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中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发挥了模范作用。张闻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开幕词提出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总结一年三个月民族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正确估计目前形势，克服当前困难，使抗战走向胜利的前途；要确定明确的方针，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成为广大的群众性的党，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4）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张闻天的组织报告
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是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抗战形势作了科学分析，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作了历史的辩证的论述。张闻天于1938年10月15日作了题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组织报告的提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其中“绪论”部分以《组织工作要中国化》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规定了我党政治路线”，是起指导作用的，“组织工作就是要保证这条政治路线的完成”。张闻天的组织报告确实体现了组织工作与政治路线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密切配合，互相呼应的，是从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对政治报告的贯彻与发挥。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毛泽东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国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见该书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张闻天在组织报告中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他指出：“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张闻天又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他说：“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22页。以下引用组织报告均据该书。
张闻天在会议上发言中还指出，要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要坚持独立地分析中国情况，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据此确定党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从空想、感情和书本公式出发。要不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个别结论，例如城市统治乡村一般是对的，但在中国革命中则是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应当经常开展自我批评，经常总结经验，勇于纠正错误，领导同志应老实地向下层学习，党应向人民大众学习。
张闻天提出的上述方针，阐发的上述思想，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他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
张闻天在组织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他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善于把握总路线，克服一切障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要承认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合作）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力量上、合作形式上、政治上），又要善于使不平等成为平等；要看到统一战线（两党合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要用一切办法帮助和影响国民党，使之进步，但发展统一战线，又要善于同顽固分子、动摇分子、妥协分子作斗争，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张闻天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提出注意软硬的“分寸”：“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
张闻天特别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倾向”。他指出，在抗战中放弃党的独立性的投降倾向主要表现在：忽视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忽视党的巩固与发展，及自己力量的壮大；迁就友党，放弃自己立场。这种危险仍然存在，党必须在反对投降主义倾向方面继续努力。同时，张闻天又提出了“同‘左’的关门主义也必须坚持斗争到底”的任务，指出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使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和党的巩固与发展，成为相互为用的因素，使两者间的一致性真能表现出来。
组织报告分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任务与革命的历史教训，由此决定党在今天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张闻天指出，应记住过去革命中的两个教训：一是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革命军队在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及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一是同国民党挤得太紧容易造成分裂，应该有相当的分区的活动，各自发展。张闻天提出：“敌后方的任务是，大规模的公开的发动、组织、坚持、扩大游击战争，打击、消耗、困疲敌人以达到收复失地，保卫国土，创立抗日军队、抗日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准备将来全国的反攻。”
张闻天在报告中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创立发展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八路军、新四军要“大胆利用已有的合法权，扩大自己”，共产党要发挥抗战的推动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保持党的独立性，并壮大自己，但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要太突出。
针对当时复杂的环境与党内的实际情况，如张国焘叛逃，王明违犯组织纪律等，张闻天提出了“提高党的警觉性”、“发展党内民主与巩固铁的纪律”、“巩固党内团结”等重要任务。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5）六中全会结束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张闻天在组织报告的结论中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和建设一个强大的党的奋斗目标，并概括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前进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
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组织报告，并不限于狭义的“组织工作”，而是带有广泛的路线、方针、政策意义，不少内容显然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违犯组织纪律的批评。经过六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经过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张闻天的组织报告，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已经破产。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曾说过，“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六中全会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各中央局的调整，决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的领导及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