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没有下发。
会后，中共中央即于9月14日致电张国焘等，要他从错误中自拔，服从中央电令，率部北上。电报指出：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张国焘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中央先率领红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并准备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红一、三军的领导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和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北进。转引自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页。
但是，张国焘不理睬中央的电报，反而在阿坝的一个喇嘛庙里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上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横幅。会议作出决议，污蔑党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张国焘还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
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对朱德发动突然袭击，逼迫朱德接受他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并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朱德说：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此处和以下叙述阿坝会议情况均据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页。
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迫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刘伯承也在会上明确表态说：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张国焘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听朱德、刘伯承的批评、告诫，于9月15日和17日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驱使红军向天全、芦山、大小金川一带退却。张国焘鼓吹：“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还诅咒中央：“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转引自《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张国焘在反党的右倾逃跑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一直走进了反党分裂、另立中央的泥坑。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公然宣布另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并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严厉地驳斥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言行，说：我们红军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谁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对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团结起来打敌人。张国焘要朱德当他那个“中央”的“中央委员”，朱德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是“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引自力平：《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11月12日，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告诉他们“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现在“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指示四方面军：“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并向张国焘指出，国民党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的讲话和文件中，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以此来贬低中共中央威信，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党中央，“党内起而应声”，“请你们严重注意”。同时，党中央没有把张国焘排除在外，如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的布告，仍然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同日，张国焘的电报，俨然以“中央”自居，不称合法的中共中央为中央。电报中通报四方面军已占领天全、芦山，吹嘘已经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基础，标榜“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继续坚持错误，攻击中央，说这“证明了向南不利是胡说”。并“指示”党中央：“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竟狂妄地提出四条：“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在这之前，9月底，张国焘收到同中共中央久已失去联系的红二、六军团电台的空中呼号，遂利用红军总部的密码和总政委的名义，同二、六军团建立了通讯联系。从此，二、六军团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被张国焘切断。党中央与二、六军团的直接联系，直到1936年5月18日中央向张国焘索要了密码后才恢复。张国焘以为用这样的阴谋手段就可以将二、六军团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面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洛配合合作，团结全党，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斗争。他们相信随左路军行动的朱总司令以及刘伯承等同志同中央是一致的，尽可能通过朱德等做教育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同时估计到在当时仅以党中央出面做工作，对执迷不悟的张国焘未必能够奏效，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张闻天、毛泽东与林育英（即张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来教育、帮助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态度和办法，接受张闻天、毛泽东给他的任务，不断单独或与洛毛等联名致电张国焘，批评其分裂党的错误，要他改弦易辙，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与中央会合。
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意见：“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要张国焘“熟思见复”。1936年1月6日，张国焘复电林育英，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续自称“中共中央”，继续攻击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是“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
针对张国焘不听国际代表劝告，坚持反党分裂的错误，张闻天于1936年1月13日致电张国焘，给予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电文中说：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又将《瓦窑堡会议决议》摘要电告张国焘。
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反党分裂错误，于1月20日致电国际代表林育英，宣称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合法的党中央是“假冒党中央”，竟然要求党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张闻天乃于1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不过，在党的组织关系上，仍采取变通办法。1936年1月23日，身处红四方面军中、同张国焘分裂行径坚持斗争的朱德致电张闻天，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他“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张闻天于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关于组织问题，在张国焘“放弃第二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意采纳朱德的提议。电文如下此电以《为谋党内统一复朱德电》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一）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此间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二）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在这里，张闻天提出的是一个既坚持“最高原则”（党中央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不称北方局，张国焘必须放弃第二党组织），又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一定妥协（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的方案。
同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告之：“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指示：“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27日复电林育英、张闻天，在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同时还是不承认合法的党中央而坚持他的第二“中央”，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他还提出：“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转引自《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83页。同一天，张国焘对《瓦窑堡会议决议》表示原则赞同但提出补充、修改的电报，也用“张闻天并转中委同志”的台头，以表示他不承认党中央的立场。林育英、张闻天断然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坚持合法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2月9日张闻天复电张国焘并转诸同志，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说“兄等对政治决议（引者按：指《瓦窑堡会议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对张国焘来电提出的关于《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增修意见”逐条进行了答复，并说明《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抗日救国宣言》，包括统一战线基本策略方针、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口号、十条纲领、富农政策等等，都是按照国际指示确定的，原则上并无不妥，且已在全国宣布，“此时不宜再有变更”。提出“统一对外步骤”，“希兄方采取一致办法”，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肯定了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关于战略方针，提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在军事上也坚持了中央对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指挥。
张国焘悍然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分裂，于1935年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率左路军向川康边进军。经过六十多天连续行军作战后，于11月中旬在百丈与川军决战。经过7天7夜的恶战，英勇的红军虽毙伤敌军15000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百丈战斗的失利，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标志。
百丈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部队联合起来包围红军。他们从南、东、西三面加紧封锁，准备进攻。红军处在危险境地，南下或东进都不可能，而控制的地域人口不过几十万，物产不丰，地瘠民贫，粮食、被服、药品发生很大困难，兵员得不到补充。在被围困的情况下，张国焘进退维谷，无所适从。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红军，只剩下了4万人。这时不但粮食即将吃尽，军事形势也更加严重。张国焘只得变计“西进”，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海）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虽然“南下”方针已然破产，但张国焘还是死不认账。在部队到达道孚后，张国焘于3月15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还是弹他的“南下”方针“完全正确”、反对毛洛周博“完全正确”的老调。说什么“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他还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4月1日，张国焘又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散布他的偏安西北边陲的谬论。他对张闻天、凯丰等过去批评他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耿耿于怀，说什么“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历史需要”，“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的树立其威信”。本段叙述据《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张国焘说：“我们要在四川、陕北、甘肃、青海、新疆、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转引自《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张国焘不愿与党中央合作，要到西北另创一个局面的用心暴露无遗。
5月初，张国焘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几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严峻的现实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和张国焘分裂活动、逃跑方针的破产。张国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于1936年5月21日作出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走到这条绝路尽头的张国焘，这时不得不回头，提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同上。虽然张国焘的夺取西北仍然是以“我”为中心的自行发展，他并不想要去同中央会合，但处在绝境中的张国焘终于期待“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了。同上。其中这句话的原话是：“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
1936年5月上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总结东征、部署西征以后，又讨论了继续团结、争取张国焘的问题。这时，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已率领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同二、六军团的直接电讯联系也终于恢复了。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通报瓦窑堡会议以来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目前党和红军的任务。电报首先通报与二、四方面军最密切相关的红军同东北军联合工作的进展：
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已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接着，电报评述了国内、国际形势。关于国内形势，电报指出：
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大会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上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和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织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关于国际形势，电报指出：“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胜利”，“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电报最后提出当前任务：“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北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为求革命胜利，应“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完全是一种真挚诚恳的态度，采取的是宽容大度，绝不恃强压人的姿态。
5月25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又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和西北的战局，说明“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要求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表示：“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东北军方面，告知“已与约定不加拦阻。”
一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胜利的方针；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失败的方针。一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党中央领导实现战略转变、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陕甘根据地扩大和巩固了；红军发展和壮大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开始形成；党中央得到全国各党各派各社会团体各界人士的支持，被国民党、蒋介石视为谈判的对手，并开始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所有这一切，使得处于绝境的张国焘再也无力同党中央分庭抗礼了。
5月28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估计在目前情况下张国焘有改变错误的可能，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北进甘南，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引自毛泽东在1936年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36年3月23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得知红二、六军团已经到达贵州、云南边境，朱德、刘伯承极力主张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前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确定北渡方针之后，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4月27日、28日，二、六军团在云南丽江县之石鼓街附近全部渡过金沙江。据《驳张国焘》之附录二《当时国民党方面关于红军行止的记载》，第409页。朱德获悉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时，这支英勇部队约有16000人。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记载，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时，共有15995人，7852支枪。其中二军团9995人，4867支枪；六军团5998人，2985支枪。该书第280页。5月下旬，二军团进到巴安一带。6月3日，肖克、王震率领的六军团先头部队在雄坝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三十二军罗炳辉部会合。过不了多少天，二、六军团全部就可以到达瞻化、甘孜一带，同四方面军会师了。会合的经过据《中国红军长征史》记载简述如下：6月3日，肖克、王震率六军团直属队及十六师到雄坝，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然后进驻甲漥。18日，六军团十七师和军团直属队到达瞻化（今新龙县），与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22日，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合。24日，在普玉隆召开会师大会。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四方面军三十军先头部队会师。7月1日，二军团进抵甘孜的甘海子，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与朱德会面。该书第284—285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的第二“中央”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就是这样，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陷于绝路的情况下，通过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洛、周、博和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及时在陕北的红军将令彭、林、徐等一起对他进行的反复批评、教育，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帮助、敦促下，加之红二、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他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而成立“西北局”（本应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而为“西北局”据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但是，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并没有真正悔改。张国焘在报告中，先讲了当前形势，然后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说“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同时，他又宣布，在陕北的党中央也取消中央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对陕北方面，他不得不承认“得到了发展和新的胜利”，但又说不能“过分估计”这些发展和胜利。还坚持认为“过去我们的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张国焘仍然坚持错误，但不得不摘掉他的第二中央的牌子，在军事上，也宣布仍按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即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军为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还收缴了一切他那个“中央”的“中央文件”，予以焚毁。本段叙述据《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页。
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但由于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立场，同张国焘的斗争并没有到此结束。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还要经历一番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
1936年6月22日，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会合。朱德亲自赶到那里迎接。24日召开了会师大会。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接应部队会师。7月1日，到达甘孜的甘海子。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与朱德会面。
红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时，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滇黔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藏民群众夹道欢迎，载歌载舞，“耶莫！耶莫！”的欢呼声持续不断。据《迎接二、六军团》，见《长征大事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7—798页。耶莫，藏语顶呱呱的意思。
党中央获悉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的消息，非常高兴，即于7月1日，以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在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68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红军诸将令，祝贺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贺电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希望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贺电还指出：“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
朱德6月23日与萧克、王震在普玉隆会面时，以及朱德、刘伯承7月1日在甘海子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会面时，先后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分歧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详细地告诉了他们。朱德还给贺龙等看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和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朱德对他们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共产国际的一再斡旋，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他所组织的非法中央，同意北上。但是，张国焘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这几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张国焘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要做团结工作，也就是想办法推动他去与中央会合。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刘伯承也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刘伯承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本段叙述摘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朱德也对贺龙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据《驳张国焘》，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自与二、六军团会合以后，张国焘一刻也没有放松他的分裂活动。他以迎接二、六军团为名，派出“工作团”，散布流言蜚语，散发《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煽动反党、反中央的情绪。他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胁迫二、六军团领导同意他的错误路线。他的反党分裂活动，遭到二、六军团领导同志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张国焘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要调换红二、六军团首长，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任弼时把他坚决顶了回去。任弼时听到红四方面军来人谈话中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言论，立即向下布置：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都烧掉。据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提出：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张国焘又提出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想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同贺龙、关向应商量后回答他：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张国焘谈话中指责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任弼时立即说，那也是四方面军中一些人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张国焘为他成立第二“中央”狡辩，任弼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另立中央“似乎太过分了！”同上书，第359—360页。
贺龙态度也很鲜明，他下令二方面军各部队收缴了张国焘的反党文件，制止了“工作团”的反党言行。同时，贺龙很讲策略。张国焘拉拢他，他虚与周旋，向张国焘要人要枪。张国焘把红三十二军（原属一方面军后划入左路军的红军团）划给了二方面军。
6月3日，王震带领部队在甘孜以南的甲洼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团会合时，就有张国焘组织的“总政工作团”跟随三十二军前来“欢迎”，给六军团干部战士送来了《西北问题讲座》、《干部必读》。拿到这两本书的宣传部干部打开一看，书上的标题竟是“反对毛、周、张、博”，立即向政委王震报告。王震十分气愤，把书甩在草地上，说：“你把它烧掉！立刻烧！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狗娘养的才反对毛主席！”刘德元：《王震“焚书”》，载《人民论坛》月刊，1996年第11期。转引自《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张国焘拉拢王震，请他吃饭，送他四匹马，给他戴高帽子，还封官许愿。王震严词拒绝，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王震回忆那时的情况说：“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关、张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刘帅说：送给你，你就收下。后来和贺老总一说，贺说：这是我们以前在旧军队里干的。”王震谈话纪要，1960年11月22日。转引自《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
朱德经过努力，把刘伯承从四方面军调派到二方面军中去。当时刘伯承与张国焘斗争尖锐，处境不利，有被张国焘杀害的危险，朱德用这个办法让他离开，免遭不测。
7月2日，在甘孜草原上，召开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朱总司令发表讲话，强调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搞好团结。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和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还说：“毛主席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我们要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据王向立、力平主编：《朱德年谱》，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谭尚雄：《甘孜会师》，《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13—314页。转引自《长征大事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4页。
任弼时代表二、六军团讲话，旗帜鲜明地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引自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页。
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站起身讲话。这时，贺龙半真半假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庆祝大会后，在甘孜召开了两个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任弼时讲话批评了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阐明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会议通过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三个纵队的编制是：红四方面军编为第一、二纵队，又称右纵队、中纵队，红二方面军编为第三纵队，又称左纵队。朱德、张国焘指挥三十军、四军两个团、三十二军、二方面军及总直各部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九军、三十一军两个团、四军两个团、红大、总供给部、总卫生部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五军、一军两个团及留绥靖各部为右纵队。分别从驻地甘孜东谷、炉霍、绥靖出发，踏上共同北上的征程。
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三十二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罗炳辉、袁任远担任。中央组建红二方面军的决策，彻底粉碎了张国焘分化、吞并红二、六军团的图谋。
在东谷期间，任弼时向张国焘要来了通电的密码。7月6日，任弼时就用这个密码向周恩来、林育英、毛泽东、洛甫、博古、王稼祥发电报告红二、六军团长征及与四方面军会合现正继续北进的情况，恢复了与中央中断了十个多月的直接电讯联系。据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360页。电文为：“（一）二、六军团于本月一日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现随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二）这次远征，计费时七个多月，行军一万余里，沿途大小战斗千余次，伤亡约五千三百人。出发时两个军共一万七千人，到甘孜会合时，为一万四千五百人，二军九千人，六军五千三百人，武器比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三）我现随朱、张行进。”引自《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页。
红二、四方面军出发后，即进入茫茫草原。从阿坝到包座，一片水草地，到处是污水和腐草，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没有粮食。四方面军这是第三次过草地了。指战员们以高昂的情绪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困难，再一次征服了草地，于8月1日到达包座地区。
二方面军分两个梯队随左纵队北进。他们是第一次过草地。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七八天的干粮。原计划10天到达阿坝，实际走了20来天。第二梯队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于7月26日才到达阿坝地区，同于23日先期到达的陈伯钧、王震率领的六军团和罗炳辉率领的三十二军会合。经过短期休整、筹措粮食，即继续北上。
这时蒋介石下令集结兵力，重点堵击。在甘、青、川、康构成一条又一条堡垒封锁线。红二方面军北上，只得过川西北的水草地。严重的粮荒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粮食吃光了，只能烧烤牛皮、牛羊骨以及挖野菜、钓鱼充饥。二方面军担任全军后卫，挖野菜都很不易，因为前面已有部队经过，野菜已挖过一遍了。二方面军减员很多，但这支英勇的部队终于创造了人间的奇迹，跨出了充满死亡的草地，于8月中旬前后到达班佑、包座一带。
在1936年5月太相寺会议决定西征的时候，中央就赋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使命。彭德怀不负重托，西征取得巨大的胜利以后，就及时地作好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的准备。在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即将共同北上之际，在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68人的联名电报中，通报了一方面军策应二、四方面军的情况：“第一方面军现在转向甘肃、宁夏方面策应你们北上，又复连战皆捷，占领了定边、盐池县、豫旺县、环县、宁条滦、曲子镇、洪德城、同心城等十余个大小城镇，消灭马鸿逵、马鸿宾的许多队伍，开辟了九个苏维埃县，夺取了出产丰富的盐区，与长城外的蒙古民族及甘宁的回族，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始终受到张闻天、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
从总的战略上，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除作出西征决策，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率领进行西征，配合二、四方面军北上以外，还派二十八军南下策应。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与东北军的关系，使其对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不加阻拦。
早在5月中旬，二、六军团进军中甸时，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彭德怀、邓发、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即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表示：热忱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联合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5月25日，中共中央又以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人，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再次提出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方针。要求“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说明现在红一方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
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中共中央考虑到形势的变化，于6月19日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明确提出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以甘南地区为北上的目标。电文说：“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电文陈述了北上甘南的四条理由：“避免引起回汉冲突”，“甘南敌情薄弱”，“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甘南利于补充”。
6月25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重申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甘南的战略目标。并询问红二、四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
7月13日，毛、周、彭又致电朱、张、任，指示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强调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势。”以上两电据《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古琳晖编写），转引自《长征大事典》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9—800页。
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国际电台联络从6日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提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告知：“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此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7月25日，张闻天又发电催询：“我们盼望你们早日北来，能于8月中旬到达甘南否？”转引自《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应、贺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些及时的指示，加强了领导，分析了敌情，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士气。经过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发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实现了北上甘南的战略目标。
1936年8月1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红四方面军已到达包座地区，红二方面军已从阿坝北上。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于8月3日回电：“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8月初，彭德怀率领的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转入整训，等候二、四方面军北上。
8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四川若尔盖县求吉寺（俗称救济寺）召开会议，拟定《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拟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先机进占岷州、洮州（今临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北进。当天，四方面军从包座出发，9日占领腊子口，10日占领哈达铺到达甘南。
二方面军8月8日北出草地到达包座地区。稍事休整，12日即从包座出发，9月1日到达哈达铺地区。8月9日至9月7日，红军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这样，到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形成了夹西（安）兰（州）大道（又称陕甘大道），南北呼应的有利局面。
8月15日，张闻天发表《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一文，指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天然的或人为的障碍，能够阻止我们三个方面军的伟大的会合了。”“二、四方面军的到达西北，更有利于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具体实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3页。
为迅速造成西北新局面，逼蒋抗日，协调9月至11月期间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和具体部署，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于8月30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红一方面军主力首先西出，然后南下占领西安兰州大道以北的海原、靖远、固原及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红二方面军东进，一可吸引胡宗南之钟松旅于陕甘交界，使之无法西进；二可相机打击王均部；三可把陕南苏区与甘南苏区联系起来。故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9月8日，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又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9月至11月各方面军行动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中央已向南京国民党当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依情势有成就之希望”，因此在宣传上要“改造一下”，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即于9月上旬命令他的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率该军四个师从长沙开拔，兼程北上，会同王均（第三军军长）、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军长）两个军，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道。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党中央决定进行宁夏战役。这是为了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造成西北新局面的重要一环。它的步骤是：一，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地夺取岷州及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的一段。然后以一部出陇西攻击国民党毛炳文部，威胁兰州，以便东北军于学忠部的三个师全部集中兰州为战略枢纽；以另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敌马步芳家乡，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军东援，以便东北军派一部接防，使甘肃西部三州落入友军之手，并可相机消灭马军一部，促其与我讲和。中央再派较小的一支部队拒止国民党王均部队，并派人与王均交涉，也派人与毛炳文交涉。王、毛均在危惧中。交涉或能成功。用一个半月时间实行上述计划。二、四方面军利用这段时间补充人员、被服。二，完成上述任务后，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准备进攻宁夏。第二步骤约在10月至11月实现。三，12月起，以一方面军负责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二、四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敌马鸿逵部，占领宁夏，完成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任务。完成第三个步骤后，进一步巩固陕北、甘北、宁夏新老苏区，扩大和巩固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使之成为西北局面的领导中枢。红军与东北军各出一部，联合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抵抗德王和李守信蒙伪军的进攻，并以此实际行动号召全国抗日运动，推动其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本段关于宁夏战役的叙述据《驳张国焘》，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278页。
宁夏战役计划得到共产国际批准。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彭德怀为前方陕甘红军统帅，全力准备宁夏工作。当天18时，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此事。告知：“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10号从长沙开动，先头18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中央电报确定宁夏战役的目标为“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并作出具体部署：一方面军主力9、10两月在海原、固原地区，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红四方面军以主力占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红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线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在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电报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和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密切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引自《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甲军，指东北军。此后，中央军委又多次发电给朱德、张国焘，催促四方面军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
在此重要时刻，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再次动摇。他仍然坚持错误的分裂主义错误，提出西进的主张，不愿意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13日，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称：“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概述》，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转引自《长征大事典》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并督令红四方面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其企图是脱离党中央领导在西北边远地区自成一个局面。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附近之三十里铺召开的会议上，张国焘不同意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提出了红四方面军渡黄河西进青海和甘肃西部的主张。这是他一贯的避敌退却逃跑和反对中央自成局面思想的继续。
朱德及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与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斗争，力主北上同中央会合。朱德在会上发言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随着形势发展而发展的，我们要马上执行，同时要进行传达和教育。每天会后，朱德都同张国焘争论红四方面军行动方向问题，陈昌浩也站在朱德一边。双方总争论到深夜。会议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说：他不干，我干！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时分，张国焘又派人通知到他供给部住处继续开会。与会者多数支持朱德的主张，赞成北上。张国焘只得放弃西进的意见。
泯州会议决定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制定了实施中央宁夏战役部署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下达向静宁、会宁进军命令，告知“《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如下”：“红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结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宁、会宁及通定西大道，配合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及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并具体部署分四路纵队行动。据《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318页。当天18时，朱、张、陈即将西北局岷州会议决策和行动电告林育英、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徐海东。
可是，张国焘于9月20日到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以后，即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渡河西进的主张，反对岷州会议的决定，反对《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致电中央，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页。他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头西进，于21日21时发电给朱德，表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定要“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即西进方案）”，并要求朱德“负责本夜令军委纵队停止待命”，“五军仍在该地，万不可放弃岷城”，还“请你即来漳县面商”。据《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朱德接电后即于22日凌晨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并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一面又发电给曾传六，并请他转邀何畏、何长工一起到漳县与会。还给张国焘复了一电，电文谓：“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昌浩今早可到漳，带有陕北来新译长电，表示国际态度，望详加研究。”电文还说：“接到指示，已告各方停止一切行动”，“弟等即日赴至漳县，并转告传六、何畏、长工也兼程赴漳，续商大计”。电文最后说：“会静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和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转引自《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页。22日一大早，朱德即骑马直奔漳县，一天赶了120里路。
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在漳县三岔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持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和岷州会议的决定。他说：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未经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张国焘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了。能够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为什么不会合？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我仍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转引自《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5页。但张国焘把持了会议，否决了北上的正确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占领甘北。24日，红军即撤出通渭。
9月26日，朱德与张国焘等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显而易见，这是朱德为挽回当时已成危局所作的最后努力。本节叙述主要依据《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6页。
接到朱德9月22日来电后，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于23日即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明，中央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24日，又致电强调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强调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并说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等待张国焘等北上商讨一切。《育英、洛甫、恩来、泽东、博古、稼祥关于当前军事政治任务致朱、张、任等电》（1936年9月24日），转引自李海文、熊经浴：《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在此之前，中央已于21日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提出的意见，以毛、彭、王和朱、张、陈六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据《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陈，指陈昌浩。）
洛毛周博和国际代表林育英等接到朱、张等26日来电，得知四方面军已按西进行动，当即果断决策，予以制止。9月27日，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毛和周、彭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给朱德、张国焘等连发三电，既耐心说服又明令禁止。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肃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如四方面军西渡，敌将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指示红四方面军的活动仍按9月18日的部署进行。“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还指出：“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其时，徐向前到临洮后经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向朱德、张国焘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党中央又来电明令禁止西渡黄河，张国焘只得放弃他的计划。9月27日当天，朱德、张国焘等即复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和贺龙、任弼时、刘伯承：“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宁）、静（宁）会合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部队）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转引自《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还有一封电报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转引自《张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张国焘终于作出了放弃与陕北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表示。
由于党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明令禁止，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的不断斗争和劝说，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推动，张国焘被迫停止西渡黄河计划而执行北进方针。9月2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通、庄、静、会战役计划》。29日，重新下达北进命令。红四方面军随即由临潭、岷县、武山、漳县等地分六路纵队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进发。可是时间已经延误了十天左右，让远道赶来的胡宗南部等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地区局势变得十分严峻。
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主力迅速进至西兰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区，并作出军事部署：以一方面军二师附属骑兵第二团为左纵队，“经硝河城、常家集、隆静间出庄浪，相机袭占威胁秦安”，与先期占领界石铺的特别支队靠拢；以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出郭城驿，“向静宁方向继进，相机袭取之”。彭德怀电，据《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页。
会宁位于定西地区，北靠靖远，西连定西、榆中，南接通渭，东邻静宁，是二、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的必经之道。迅速攻占会宁，对于粉碎国民党军企图抢占该城以截断我三军会师通道的图谋，具有战略意义。
9月30日，红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组成特别支队，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小时，行程300多华里，以便抢在胡宗南部之前袭占会宁。骑兵团特别支队10月2日凌晨潜入会宁城，晨5时发起突然攻击，战斗一个多小时，占领了这个当时的战略重镇。七十三师随即进驻县城。同时在城外构筑工事准备迎敌。至此，红十五军团控制了豫旺、同心城、海原、打拉池、郭城驿、会宁地区，掌握了三军会师的枢纽。红军进驻会宁后，即搭彩门，写标语，筹粮食，迎接二、四方面军到来。红一方面军上上下下，赶制棉衣、鞋袜、毛衣、手套，准备送给远道而来的战友。
10月7日，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及骑兵团在会宁县城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一部会合。10月7日，周子昆致叶剑英电中说：“四军一部七号在会宁与七十三师会合。”转引自孙学宝编写：《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问题研究综述》，《长征大事典》下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5页。
8日，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与抵达会宁青江驿、界石铺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
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彭德怀10月10日致毛泽东电中说：“朱张徐陈昨到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受到当地一方面军指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见面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90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肖华通了电话，谈了足足半个钟头。据《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发出通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会师，指出：“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当天晚上，一、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举行庆祝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联欢大会。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一师师长陈赓，分别代表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致祝词。会上，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向红四方面军战友赠送了大批预先准备好的慰问品。
同日，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致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报告一、四方面军在会宁联欢及部队行动部署。
毛泽东当天致电彭德怀谈张国焘目前的态度和要彭同朱、张会面及相关事宜。电文说：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的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性），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转引自《长征大事典》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8页。
从10日毛致彭电可见，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重要一环，是争取张国焘使其坚定地执行中央方针而不再动摇。为进一步达到统一团结，张闻天于10月16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请国际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早在即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中央就有此打算。现在两个方面军已经会合，林育英此行很有必要。10月5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即致电林育英：“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国际七大精神。”
在常委会上，张闻天指出，林育英到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代表中央传达中央和国际的决议。”工作的原则是：“对一切具体问题，采取商量态度，要有弹性、有忍耐心。”据1936年10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
毛泽东发言作了进一步分析、阐述和发挥。他说：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真诚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据1936年10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页。
会后，毛泽东又约林育英和同行的聂洪钧、刘导生到住地谈话，交代他们多看别人的长处，少说别人的缺点，注意搞好同二、四方面军的团结。《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页。
林育英肩负促进统一团结的使命，即从保安启程，于10月19日到达同心城，会见二方面军领导人。11月上旬抵达关桥堡，会见朱德、张国焘，传达国际和中央的精神，谈了不少情况，并就军事部署进行了研究。张浩对张国焘诚恳地进行说服教育，还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做了细致的政治工作，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宣传加强团结的意义，讲解中央的决策。对消除隔阂、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红二方面军一直承担钳制敌人的任务。由于张国焘的迁延，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标的静会战役计划未能实现，致使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一带的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10月3日，中央同意二方面军首长意见，电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10月4日，红二方面军即撤离成、徽、两、康地区，从天水以西渡渭河分两路纵队北移，以期实现三大主力会师。由于敌情紧迫，转移仓促，在康县活动的二军六师十七团来不及集结，被敌人包围在阳坝一带。全团指战员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六军经过娘娘坝时遇敌，十六师师长张辉牺牲。通过渭河封锁线时，六军在甘谷以南之盐关镇遭敌侧击，十六师投入战斗，仅一部分突围，师政委晏福生身负重伤。部队徒涉渭河，暴雨致河水陡涨，一些战士被冲走。在通过西兰大道向六盘山前进途中，四师奉命在六盘山南麓阻击敌人，使二军主力胜利通过，但后勤蒙受很大损失。贺龙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转引自《长征大事典》（上卷），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31—732页。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终于于10月18日到达会宁老君铺，同红一方面军二师五团会合。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总政委任弼时等率二军团一部到达静宁县平峰镇，与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会面。22日，贺龙、任弼时等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左纵队到达隆德县将台堡。10月23日，继二方面军总部和二军团在平峰镇、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后，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一方面军会师。这时红二方面军还有11000余人。会师后，红一方面军送去粮食数万斤，羊、猪、牛2000多头，棉衣1000多套，羊皮几万张，布500匹，银元30000多块，表示欢迎和慰劳。
至此，红一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这红军的三大主力在甘肃南部会宁、静宁地区实现了大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剿共灭红政策的破产。但他不甘心失败，虽然国共之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正在进行，他还是企图乘红二、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刚到陕甘宁边区，十分疲劳且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他在甘南会宁、静宁地区就集中了胡宗南第一军、王均第三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和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共五个军的兵力。10月22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
为战胜敌人，毛泽东、彭德怀等制定了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逐次转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给蒋氏嫡系胡宗南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对第三、第三十七两军，予以钳制，相机打击；对东北军两军，积极进行统战争取工作。
10月31日，红军主力向豫旺、同心城转移。进至海原之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和何柱国骑兵第六师由海原向西安州方向截击红军。红一军团一师在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及骑兵团配合下进行反击，在海原以北的何家堡地区消灭敌人两个团，俘敌1000余人，缴获马匹、枪支各1000余。残敌逃回海原。为争取东北军，红军对所俘骑兵第六师的官兵，以礼相待，经宣传教育后全部释放，并归还缴获的马匹、武器。
11月，胡宗南部恃强骄纵，孤军冒进，分三路向豫旺地区进攻。中央军委指示，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力量，准备一仗”。山城堡是一个小村落，在洪德城西北，属环县。这里有一股笔孔大的泉水。彭德怀估计，胡宗南部离开山城堡西北60里之甜水堡后，即无处找到饮水，非到山城堡不可。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这里正是设伏歼敌的好地方。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会合后的三个方面军各部队从11月16日开始即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结。
这时，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1月17日将所部分三路向定边、盐池前进。左路第一师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田家园向山城堡前进。
当此时，周恩来于11月18日到达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河连湾。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周恩来11月15日离开保安，18日赶到这里。在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他热情地欢迎朱德和张国焘。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谈了同张学良谈判的情况。据《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张国焘感到“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了风气之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317页。
11月19日，周恩来会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参谋长刘伯承等一起制定了以集中主要兵力歼灭第七十八师为重点的山城堡战斗作战部署：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四、红三十一军在山城堡之东、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出击；红二方面军集结于洪德城、环县地区，担任策应各方和迟滞东北军的任务；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一带钳制敌左路第一旅。
11月20日，敌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企图由此继续向东攻击。21日，预先埋伏在山城堡附近之红一、红十五军团和红四、红三十一军，在彭德怀总指挥等的指挥下，突然向进占山城堡之敌发起猛烈攻击，将敌人四面包围。敌人只得凭借围寨顽抗。经过一昼夜激战，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与二三四旅两个团全部被歼灭。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之敌也被红十五军团的二十八军击溃。山城堡战斗红军获得全胜。
山城堡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山城堡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一起到达了长征的落脚点——陕甘宁苏区以后，在党中央指挥下一起打的一个大胜仗。这一战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最后一次围追堵截，从而完全结束了长征。采取朱德在山城堡战斗祝捷大会上的讲话（见下文）和刘伯承《回顾长征》、聂荣臻《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斗》、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等文的观点。
山城堡战斗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并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转机，实现了国内和平，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仗的胜利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围剿”的标志，从而完全结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1月23日，在山城堡举行祝捷大会，三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参加，听取了中央军委代表和各红军领袖的报告。据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致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转引自《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朱总司令在讲话中指出：从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据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