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发点。摆在中共中央和它的领导人面前的，有三项互相关联的重要使命：一项是巩固、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自身能够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再一项是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担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又一项是战胜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活动，引领二、四方面军完成长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团结、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红军统帅毛泽东密切合作，为完成这三项历史使命作出了贡献。
1935年秋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
在这年夏季，日本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5月，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要求中国铲除华北抗日行动，撤退军队及国民党军政机关。6月到7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订立《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全部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去职；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宪兵第三团南调；河北省内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与秘密机关一概取消；禁止河北省境内之一切抗日活动。照此办理，实际上把非武装区从冀东各县扩大到了整个河北省。6月底，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又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订立《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机关，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撤退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按照这两个卖国协定，国民党嫡系力量基本上退出了河北、察哈尔两省。1935年9月，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又发表声明，鼓吹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联合自治”。10月，日本内阁又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图谋把整个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汉奸殷汝耕在北平城东40里的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被日本操纵的一片敌伪统治区。接着，日本又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妄图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名义上仍归南京政府管辖，实际上就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翻版。华北主权断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当其时，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及时地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战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0月1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时，就已撰文指出：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动“将引起国内外各种关系的变化”。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群众中正酝酿着反抗日本侵略的怒火。文章宣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应该更高地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团结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中国民族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见《察哈尔事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吞华北》（1935年10月1日），载《前进报》第4期，署名洛甫。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在这里休整期间，张闻天于10月22日、27日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及时地提出了历史大变动时期的新的战略任务：把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据会议记录。这篇发言以《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哪些环节、运用怎样的策略来实现停止内战，进而转变为直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他在会议最后作总结发言，指出：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进而“在陕、甘、绥、宁、新建立反日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据1935年11月13日西北中央局会议记录。这篇总结发言以《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当时把反日和反蒋并提的背景是：“华北事变”确实引起了国内外关系的变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也从中认识到，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了蒋宋孔陈等家庭和派系的利益，威胁着蒋介石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因此，蒋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上表示了转变对日政策的意向。然而，蒋当时的基本方针还是“攘外必先安内”，蒋当时积极专注的事情，还是消灭初到陕北、立脚未稳的中央红军。所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就成了当时红军的迫切任务，“反蒋”与“反日”也就不能不并提，成为那时互相联系、并行不悖的目标。
在这里，张闻天已将笼统的“反帝”或“反日、反帝”并提的提法改变为“反日”和“反日反蒋”；“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明确地解释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显而易见，战略目标开始集中到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了。
11月13日当天会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个是《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与上述张闻天在会上所作“总结发言”参读，可以认定，这两个文件无疑是在张闻天主持下写成，或者就是出自张闻天之手。
《决定》指出：“陕甘苏区是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掠的前卫地位”，“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决定》对实现任务的途径作了具体说明：“使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就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
《宣言》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是“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文件在提出战略任务的同时，还着重提出了策略路线问题。重申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在1933年1月“共同抗日三条件”之下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愿意实际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强调要运用1934年4月20日发表的民族武装自卫的“六大纲领”并使之具体化与实际化，来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反蒋运动。文件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灵活性作出了新的解说，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斗争方式”“都应该用来”抗日反蒋。
过了四天，11月17日，张闻天又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载《斗争》第74期（1935年11月21日），署名洛甫。收入《张闻天文集》（二）。除了对《决定》和《宣言》进行阐述和发挥之外，文章在分析当前“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有不少极其重要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将实现策略转变，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提高到党的中心任务的位置；他明确提出为了达到“抗日”这个崇高目的，要利用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重点对象是同蒋有矛盾的各派军阀的武装队伍。文章还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担负着“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要把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而这种领导者的地位，要在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取得。
总之，毛泽东、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以后，就同中央领导集体中其他成员一起，根据当时新的政治形势，独立作出判断，开始实行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已经逐渐明确，战略转变的序幕已经拉开。
就在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根据当时新的政治形势，独立作出判断，开始战略转变的时候，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莫斯科回中国的张浩（本名林育英），于11月18日到达瓦窑堡。
张浩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5年七八月间，他参与了《八一宣言》全称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由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签发。10月1日在中共于巴黎创办的《救国报》上发表。的酝酿、讨论和修改工作，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鉴于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将近一年，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急需向中共中央传达，中断的电讯联系亟待恢复，所以，在国际七大会议中途，通过两个决议案之后，张浩就被派回国。
张浩1922年2月入党，是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在国内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斗争经验丰富，智勇双全。他在党内有相当高的威望，是人们熟知的工人运动领袖和党的活动家，所以共产国际挑选他当此重任。张浩回国，走的是蒙古这条艰苦的近路。他风餐露宿，跨越沙漠。为应付盘查，他穿一件光板皮袄，挑一副货筐，装扮成货郎，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寻到了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张浩到瓦窑堡后，张闻天即同他彻夜长谈。张浩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做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关于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等内容。张浩还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带书面材料，全凭记忆。
11月20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土地问题，即请张浩出席。会上对富农问题有不同意见。张浩发言说：“反富农要注意”，“目前阶段策略上最紧急的要反对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地主。”现在不要提“没收富农，消灭富农”。张浩还指出，现在宜提“人民共和国”。如果要没收富农、消灭富农就势必牵涉到中农、白区斗争、知识分子等许多方面。富农还是长期的斗争问题，不是一下就能消灭的。张闻天这时在对富农问题上也还没有摆脱“消灭地主，反对富农”的政策的束缚。他在发言中认为：“消灭富农是不对的”，“对地主的应声虫富农应反对”。在张浩发言之后说：“在白区发展大的斗争时，可暂与他们妥协”，“在阶级斗争深入的地方则不同。”据会议记录。不过，他很快就按照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改变了对富农的策略。
张浩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带回来共产国际转变策略的重要的新精神，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很敬重他，称他为“国际代表”。此后，他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党和红军中活动，特别是在制止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
11月20日当天，张闻天即派专人送信给在直罗镇前线的毛泽东等人，通报张浩回来及他传达的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要点。同时，他立即同张浩和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同志一道，认真研究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教训，依据当时国内外各种关系变动的情况，作出战略和策略转变的重大决策。
11月21日，毛泽东等从前线致电张闻天等，报告直罗镇大捷的喜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敌一零九师及一一一师一个团，昨日侵入直罗镇，方面军本二十一日包围该敌，激战至十二时，被我一军团将一零九师之两个团及其师直属队整个消灭，未逃脱一人一枪，缴获丰富，正清查中。”
11月24日，洛（甫）、博（古）联名致电毛泽东，估计敌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个详细讨论各项问题的会，即后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11月25日，张闻天又派专人送信给毛泽东，并附在后方的党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后草拟的文件（包括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就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征求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的意见。
11月27日，洛甫致电毛泽东，建议释放俘虏的东北军军官，以“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282页。该电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12月1日，毛泽东在鄜县（现名富县）东村复电洛甫，表示：“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和纲领，完全同意。宣言请立发。”“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还提出了若干补充意见。
自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遇事总是同毛泽东商量。他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配合合作得很融洽。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高度一致，是保证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关键。在历史档案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百分之六十四。可见“毛洛合作”在实行战略策略转变、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中的关键作用。
张浩到达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后，张闻天对于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确有不少新的认识，新的发展。
1935年11月29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统一战线问题。他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作了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报告”和“结论”记录整理稿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为题首次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后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会前，他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11月28日）；会后，写了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宣言》的文章。此文写于1935年12月1日，发表于12月5日印发的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76期，署名洛甫。部分内容以《关门主义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全文收入《张闻天文集》（二）。在这些文件中，张闻天除了继续阐述已经提出的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之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新的步骤。这是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所作的重要充实和发展。主要之点是：
（1）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大大扩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大大提高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抗日救国宣言》宣告：“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就是在军阀中间也有对日本侵略不满意的”，“我们采取主动，联合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六大纲领，我们可以和国民党队伍结成反日反蒋同盟。”张闻天强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要真正做起来”，“统一战线不只是限于宣传，要变成实际行动”。张闻天在文章中还指明，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是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采取的新的步骤”，“这一主张，即是目前争取抗日反蒋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的一个主要环子”。
（2）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作为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共同纲领，统一战线联合行动的具体方针。
（3）强调“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张闻天既从军事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又从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来说明“我们的中心目标是在集中最广大的力量去反对目前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并在斗争过程中去取得党对于最大多数基本群众的领导权”。在这一策略思想指导下，张闻天对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作了具体的阐述：“不论是过去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的军阀，或是过去是坚决反对我们的政治派别，只要他现在在抗日反蒋上同我们有共同之点，那我们可以完全不念旧恶，同他们联合一起”，“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利益，我们欢迎一切人民到抗日反蒋的运动中来。”国内是如此，对国际帝国主义国家，也要看到日本“独占”中国与英美“瓜分”中国之间的矛盾，变更我们的策略：“不论是英国或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们现在能够对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成或守善意的中立，那我们即可以同他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4）强调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张闻天指出，“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而“最阻碍我们工作的是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成了我们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如不克服，就根本无法去取得对于千千万万广大群众的领导权”。张闻天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了关门主义的特点、表现、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并用现实斗争中的例子，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应该怎样克服关门主义，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在这方面，张闻天特别强调主动性和灵活性。他指出：“我们不应在宣言发表之后被动的、消极的等待人家来找我们，同我们谈判抗日反蒋的联合行动，而且还要主动的积极的到处去活动。”在灵活性方面，张闻天指出，“革命的形势是千变万化的”，要“把握住各种不同的情况，而提出不同的策略”，要“利用敌人内部的每一冲突、每一矛盾”，要“争取各种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说，在谈判时，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蒋；只反日不反蒋，或者反蒋不反日，也可以。
就在这时，在张闻天指导下，我方同国民党军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就停战、合作等进行的谈判“已有初步成绩”，“协定草约已由双方代表同意后送上级批准”。1935年11月26日洛甫致毛泽东电，见《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上述11月至12月间的这些新的内容，新的步骤，具体的口号和提法，都是11月中旬及以前的文章、讲话、宣言、决定中所没有的或不够明确的。这当然同张浩到达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密切相关。可贵的是，张闻天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词句，而是结合中国实际贯彻国际七大的精神，对已经独立提出的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到了新的高度。
纠正过去“左”倾政策的实际步骤首先从改变对富农的策略开始。为此，张闻天派罗迈、王观澜（西北办事处土地部部长）、郭洪涛等对陕北土改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弄清陕北土地问题的特殊性，了解过去土改中执行“左”的政策的情况及其对农牧业和工商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草拟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文件，送前方征求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12月1日，张闻天接到毛泽东表示“基本同意”的复电。他在吸收毛泽东和前方领导同志意见对文件进行修改后，即于12月6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
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张闻天的“报告”和“结论”以《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时期，广大阶层都参加了革命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富农所采取的态度与以前不同了。“现在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争取广大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反对我们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因此富农态度的变更，我们是欢迎的。我们现在如采取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把他们推到地主豪绅方面去，显然是不适宜的。”并指出：“现在我们改变策略，使群众觉得不仅政治上可以自由，而且可以大大地发展生产，使生活更加好起来。我们必须了解，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我们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总之，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形下，要改变我们对富农的策略。”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张闻天说：“现在，在白区，在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中，一般可以联合富农，造成统一战线。在斗争深入时，分配土地、消灭豪绅地主势力时，则要求得富农善意的中立，使他们不做地主豪绅的应声虫，以孤立地主豪绅势力。”“在苏区，只消灭富农的封建剥削”，“富农也应平均分得土地，不应特别分给坏田地。除此之外，富农的钱及用具，不管有没有，都是不能动的。”
张闻天在讨论后做的结论中强调：“现在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在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争取党的领导。”在富农问题上，“要改变策略，为的是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在苏区，对于富农的‘左’的办法在纠正。这不是假的政策。政府过左的行政办法要纠正，党、工会也是一样。过左的要求，我们都是反对的。”“总之，对于策略的转变，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要在党内进行广泛的教育，使我们的同志懂得，目前无论如何都要转变策略。”最后，张闻天还对几个具体的政策界限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富农自己经营的土地不动，出租的土地没收。第二，出租的牛羊可以分。第三，土地是否平均分配由中农决定。第四，合作社可以让富农投资，但不能让他们参加政权。”
会议作出了《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都“已经不适当了”。现在对于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85、586页。
富农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牵涉面广，政策性强，涉及中农、工商业、知识分子以及白区工作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张闻天当时清醒地看到，“目前无论如何都要转变策略”，“对于各方面策略的转变，各方面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引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而实行对富农政策的改变，正是系统纠正过去“左”倾错误政策首先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此后转变各项具体政策的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