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开完以后两天，1934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就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拟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军的顽强抵抗而失利，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日拂晓前，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场）、土城西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北部边沿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
2月3日，中央纵队抵达叙永县的石厢子宿营。2月4日，在这里收到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项英发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项英批评中央和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
这时党中央总书记还没有变换。遵义会议以后，事实上博古已经无法领导中央工作。他接到项英来电后，没有召集会议讨论，也无从确定行动方针以答复项英。
项英不见回答，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项英要中央赶快作出决策，进行领导。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
红军中央纵队2月5日从石厢子开拔，向扎西（云南省威信县县治）进发，行进在叫做“鸡鸣三省”的地域。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和渭河交汇处有个渡口，当地称“岔河”，旧地图上标地名为“鸡鸣三省”。意思是这里地处三省交界，雄鸡打鸣，三省都能听到。当地习惯，“鸡鸣三省”不单指渡口，也泛称渡口附近三省的乡镇。2月5日，中央纵队拟在“鸡鸣三省”地域属于威信县的一个小镇水田寨宿营。不想，团匪据守两座炮楼阻挠，红军不能立即攻克。时已将近黄昏，军委纵队只好绕过水田寨，在小镇西边二三里路的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等几个小村寨住下。总部的通讯部门住花房子，中央负责同志住高坎。
这时，张闻天感到，项英这两天接连来电，不能不复；此时再不变换领导，要误大事。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于是就提出“要变换领导”。本来，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许多同志都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当总书记，这一天晚间常委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以洛代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此，党中央还发表了一个撤销博古总书记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
当时，政治局成员都赞成这个决定。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把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几副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立即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团结政治局和军委的负责同志，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
从2月5日晚上到2月9日这四五天里，中央红军在威信境内，从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再到大河滩的庄子上、直到扎西镇的行军途中，张闻天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通过了《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2月5日张闻天就任总书记以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从此，开始了“毛洛合作”（即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配合合作）领导全党全军进行长征的历史新篇章。而1935年2月的扎西，是领导全党全军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下面，我们基本上按照扎西会议的顺序，叙述毛洛合作的党中央在这里继续和最后完成遵义会议的任务、指挥全党全军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行“博洛交接”后，张闻天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经讨论作出决定后，张闻天立即于2月5日当夜以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他们2月4日、5日来电明确答复。关于战略方针，复电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领导，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这就改变了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没有指示的状况，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任命了领导干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组织联系和领导关系。恢复受排挤的陈毅的军事领导职务，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2月13日，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分局发去长电，详告2月5日“决议详情”。在得到19日、21日项英报告具体贯彻情况的复电以后，2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详告执行中央指示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由此，中央苏区开始实行战略转变，明确了坚持赣南游击战争的方向。
2月6日，军委纵队从高坎进至石坎子，7日到达大河滩。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讨论当前最为紧要的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会议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按遵义会议原定的渡江北上“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如不改变计划，红军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果断地决定改变战略方向，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的计划，利用敌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线，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
2月7日19时，中革军委在大河滩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使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会议同时又讨论了红军部队“缩编”的问题。为适应当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决定对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实地缩编。
2月8日，中央纵队继续在崇山峻岭中向扎西方向前进，当天到达庄子上。在这里，张闻天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在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决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在遵义会议后二十多天的征战途中，张闻天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并结合会后形势发展变化和新的决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达到成熟。《遵义会议决议》阐述了遵义会议的内容和成果，概括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是集中体现这一伟大转折的历史文献。它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作为遵义会议上“发言提纲”的执笔者、“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张闻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当然，张闻天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同得益于毛泽东的教育、帮助是分不开的。他说过：“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益处。”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应该说，《遵义会议决议》也是“毛洛合作”的杰作。
《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决议》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正是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
《遵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用大量篇幅，通过反“围剿”战争中正确的与错误的两种战略战术的对比，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上述结论，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集体创造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在运用兵力上，应“集中优势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
《决议》批评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决议》论述了正确的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使红军经常掌握住主动权。
②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
《决议》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他们制造了一种“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的理论”，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他们抛弃了红军的特长运动战，而采用了对敌人有利而对红军极端不利的阵地战，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决议》论述了用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
③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整个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而不是相反，应“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而不能采取“拼命主义”。
《决议》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高度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因此，红军在有利条件下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暂时退却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决议》又指出另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不了解“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这一中国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同敌人“拼消耗”，“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对立起来”，“这是把战争当儿戏”，是“罪恶”。《决议》申述，为了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即使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受到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的苏区。《决议》还从反倾向斗争高度指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④对福建十九路军事变，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直接配合”的方针而不是相反。
《决议》指出，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应要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然而当时博古等却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
《决议》还对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西征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其间博古、李德等的原则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首先，在实行战略退却的问题上既延误了时机，又“完全忽视”“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采取“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给红军造成很大损失。接着，也是更为严重的，是将突围的行动基本上看做不是坚决的和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瑞金出发到黎平，指导突围西征的基本的战略方针是“避战主义”。结果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差不多经常被动挨打，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粉碎五次“围剿”，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最后，到了湘黔边境，博古、李德等又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将突围行动同反第五次“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它是在全党内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和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决议》又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不仅在长征中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更为广泛地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是毛泽东、朱德和人民军队将帅们智慧的结晶。张闻天则以他起草的《决议》，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概括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决议》也是张闻天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标志，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飞跃的一个界碑。张闻天能够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能够起草并主持通过《决议》，完全是出于自主、自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至使用了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至少有以下诸篇其内容同《遵义会议决议》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1933年11月21日）、《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1934年4月27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1934年6月24日）、《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4年7月26日）、《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1934年9月26日）。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的必然性。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他在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事实的教育，反复地对比，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这也说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
在充分肯定《决议》伟大意义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回避《决议》存在着“转变”时期或尚未完全觉察、或难免需要暂时保存的旧的痕迹。毋须讳言，这同时也反映出《决议》起草人张闻天的“转变”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如：《决议》在批判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同时，依然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决议》对于博古、李德等错误的主要倾向分辨不清，认为其性质是“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决议》批评并排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问题，然而在行文中还是不时引用国际指示作为批判的武器；《决议》对于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也还囿于下层统一战线的传统观念而笼统地认为它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
《遵义会议决议》经2月8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立即刻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在《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没过多少天，其全文用电报发给了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中央军区。此件发电时间，中央档案馆所存油印本为1935年2月28日。已收入《遵义会议文献》。这样，《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在2月即传达到了全军。
1935年2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到达扎西镇。该镇地处扎岭之西，清代命名为“扎西”，同时兼取当地少数民族彝族的语音，意思是水多的地方。这个镇不小，是威信县政府所在地。张闻天立即在镇上的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缩编”问题和红二、六军团战略方针与组织问题。
2月7日大河滩会议已经作出改变战略方针、“回兵黔北”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决策。9日召开的江西会馆会议为贯彻这个战略方针毅然决定“缩编”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战斗单位。第二天，2月10日，军委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明这次缩编的指导思想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陈云组织领导了这次缩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还抽调部分干部率几百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境地区坚持斗争。
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政治局会议也作出了决定。
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他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敝，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对敌人需采取疲敝、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关于红二、六军团的军事领导问题，电文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二、六军团军分会委员名单中之贺为贺龙，任为任弼时，关为关向应，夏为夏曦，肖为肖克，王为王震。
红二、六军团收到中央2月11日电报以后，意识到这次中央的提法“和过去的提法大不一样”，“于是电问中央”。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闻天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立即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全文用电报发给红二、六军团，同时也发给了中央军区和红四方面军。
对于红四方面军，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以后也十分关注。除上面所说的及时电告《遵义会议决议大纲》之外，于2月16日即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电文说：“（中央红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转引自力平等著：《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军委曾于1月22日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军给以配合，“集中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张闻天从2月5日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短短四五天时间，从水田寨西的高坎，到石坎子，到大河滩，到庄子上，最后到扎西镇，一路行军，一路开会，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了“回兵”和“缩编”的决策，决定了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及时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联系，很快就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伟大战略转变的历史使命及时、有效地担当了起来。在最急迫的任务完成之后，张闻天又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向中央红军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及时地提上了日程。
1935年2月10日上午9时，军委纵队在扎西镇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张闻天报告的时间、地点、会议名称、报告题目均据伍云甫日记所记1935年2月10日“洛甫报告”的记录。该日记收入《红军长征日记》一书，档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见该书第177页。伍云甫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政委，领导无线电通讯工作。
会场临时用木板搭了个台子，连标语之类的布置都没有。参加会议的干部随便坐在长凳子上，聚精会神地听新任总书记作报告。
张闻天告诉大家，上月攻克遵义以后，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和西征作了总结。他说，我们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作战指挥方面犯了错误，敌人采用的是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我们应该用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人的弱处，在运动战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个击破敌人，这样来粉碎“围剿”。而华夫（即李德）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作战，使我们不能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在苏区边界上到处造堡垒，以堡垒对堡垒，跟敌人拼消耗、拼子弹、拼人力，结果使中央苏区不能粉碎“围剿”。
张闻天指出，决战防御的战略当然首先要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和进攻。但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则要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为了寻找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由此他讲到，这次退出苏区过迟了。七八九三个月，我们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实，在广昌战役后，就应该退出中央苏区，保存有生力量。而10月开始西征的时候，我们思想上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不是避难搬家。结果来了个大搬家，坛坛罐罐全带上，后方机关庞大，战斗部队只能变成掩护队。
张闻天向大家宣布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等中央组织变动的情况。
张闻天做报告时，会场气氛很活跃，不时引起议论。报告之后是自由发言，谁要讲就上台去讲。
罗迈（李维汉）首先发言，表示拥护遵义会议各项决定和《遵义会议决议》，还点名批评了凯丰的错误态度。据李维汉（罗迈）：《回忆与研究》（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大多数发言的同志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批判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指名道姓，不仅指责博古、李德，还涉及凯丰、罗迈。据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凯丰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也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据《凯丰自传》。从第五次反“围剿”到西征，大家深受“左”倾军事路线之苦，本来就有许多不满和牢骚，现在张闻天代表新的中央领导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干部们心里豁亮了，情绪高昂起来，把郁积在心里的意见都倒出来。报告会成了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批判会。
会议最后通过了《决议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载1935年2月19日印发的《红星报》第10期。
说来真巧，那时刚过春节，连日阴雨，下得人心烦。2月10日张闻天作了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以后，当天夜里竟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晨，军委纵队离开扎西镇时，遍地皆白，仿佛是天公有意给红军另造了一个世界。不久放晴，红艳艳的太阳悬在空中。极目远眺，真是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听过传达的干部们心头乐融融的，感到格外温暖。
张闻天在扎西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以后，毛泽东、陈云也到各军团干部会上去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参加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各军团负责同志也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通报。在扎西参加报告会的军委纵队干部，回到自己所在单位，即利用行军休息的机会向下传达，组织讨论。这在当时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的伍云甫的日记中有记载：“2月16日，在白砂休息。……在一分队驻地开机、报员会议，传达洛甫的报告及征求报务人员的意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2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刚刚开过的扎西会议的战略决策，进行广泛的动员。《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提出：“打大胜仗消灭敌人”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而“缩编”，“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还正面阐述了关于“经常转移作战地区”、“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所有这一切的贯彻实施，为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
此后，张闻天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继续做了许多工作。他曾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指出：现在我们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李坚贞：《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3月初，二占遵义以后，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都出席会议。传达后也进行自由发言，有的同志高兴得流泪。宋任穷：《忆红色军中的长征干部团》，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后来，张闻天在礼州向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时，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5月19日张闻天在礼州天主教堂内作报告。见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方面。《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为此作出了安排。
1935年3月5日，张闻天等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任弼时给中央的电报（1935年3月5日），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按：1935年2月19日夜，国民党根据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叛徒李竹声、盛忠亮（即盛岳）的告密，勾结工部局，进行全市性的大逮捕，上海中央局和文委等领导同志三十多人被捕。张闻天随即代表党中央派他的得力助手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前往上海，一方面设法恢复上海党组织和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改名杨涛，化装成不法商贩，编入一帮被红军拘捕的贩卖“云土”（云南出的鸦片）的商贩队伍中间。潘同这帮人很快混熟，策划他们一起脱逃，红军并不追赶。他们对这位“杨涛大哥”感佩异常，一路护送，所经关卡，通行无阻，直到贵阳。在那里，潘汉年通过党的关系，转途柳州、梧州，经香港到达上海。潘汉年派出的时间和契机，据黄启钧：《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另外，在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要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做白区工作。张闻天提议由他自己前往，大家都不赞成。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昆明之际，中央曾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想从昆明走，不果而折回。陈云在《我的自传》（1940年7月10日）中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过泸定桥以后，5月31日，张闻天主持中央常委会又议此事，决定派陈云、罗迈（即李维汉）到白区工作。6月初，张闻天同他们二位谈话，说明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拟派他们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9页；陈云：《关于泸定桥会议》（1985年2月），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后罗迈因中央另有安排没有去，陈云则在6月七八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面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只身悄悄离开。陈云由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并故意让一个被红军扣留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溜掉，让他与假装躲避红军外逃的陈云、席懋昭相遇后结伴同行。这样一路顺利通过检查，经天全到了那个教育局长的荥阳县城的家里，后经雅州（今雅安）抵成都。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信，找到刘伯承在成都美丰银行任职的朋友。陈云托他给上海章乃器（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汇去请章转交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并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化名刊登一则“遗失私章”的《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出平安到达成都的信号。陈云离开成都后经内江直奔重庆，又持刘伯承亲笔信找到刘在重庆开中药铺的弟弟刘叔禹。在刘叔禹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据《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陈云传》的作者所据材料为：陈云：《我的自传》手稿，写于1940年7月10日；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1940年7月22日。
8月间，陈云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先期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2月和7月连遭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与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就在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总部的会议室里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报告》。史平是陈云的化名。中文版发表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题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收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