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傍晚，北风呼啸，白雪飘扬。遵义老城枇杷桥柏辉章公馆四周，警戒森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幢漂亮大楼的二楼东厢房召开。天气寒冷，屋里燃着几盆木炭，加上几个吸香烟的人不断地吞云吐雾，整个屋子烟雾弥漫。
参加会议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全部由三人团讨论通过。周恩来实际上是此次会议的秘书长，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部分远在遵义外围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队负责人，还是由他亲自发电报通知与会。现仅存的一份会议通知电报，就是周恩来发给红5军团政委和中央驻红5军团代表刘少奇的。电报说：“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一直未找到，参加会议的人员及职务，直到会议开过了五十多年后，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步弄清楚。
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党中央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博古（秦邦宪），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党内指定为军委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陈云。
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苏维埃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央驻红五军团代表刘少奇，少共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
列席会议人员：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三人团成员李德（华夫、奥托·布劳恩），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刘伯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 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原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编辑、新任命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的翻译伍修权。
有五位政治局委员无法参加会议，他们是：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在川陕苏区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实际领导人张国焘；在湘西苏区的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
博古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
他在报告中承认，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没有被粉碎，作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他负有责任。但对自已负什么责任，他没有具体提到。他把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蒋军的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蒋军的工作做得差，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密切，苏区后方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则三言两语，连皮毛都没有触及。尽管他口若悬河，能言善辩，可从大部分与会者的反应来看，他的报告显然没有赢得听众。
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与博古恰恰相反，他在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最主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和蒋军强大、白区工作做得不够、游击战争开展不好、各根据地不互相配合、后方物资供应不足等等原因，而是军事指挥上出现了错误。他将军事指挥错误逐一作了详细分析后，主动承担责任，并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雄辩的理论，只有对军事策略错误进行毫无保留地剖析，只有对自已的错误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坦诚深刻地检讨和毫不含糊地表态。然而，他的这些朴实恳切的言辞，使博古和李德深感不安，却使大部分与会者为之振奋，心悦诚服。
两个报告做完后，接下来就是与会者发言，对两个报告发表看法。
首先发言的是洛甫，他代表毛泽东、王稼祥及他本人发言。他手上拿着一份讲话稿，实际上就是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反报告。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这个报告认为，不能粉碎蒋军“围剿”的主要原因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即党的军事领导人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他们严厉批评“左”路线军事领导人，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和突围转移时，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指出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作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
他们严正指出，博古、李德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斥之为“游击主义”，对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不止一次地提出正确意见，并为此而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博古、李德却置之不理。由此，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
关于对军事领导错误的责任问题，他们认为。过去书记处和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非常不够，政治局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书记处在这方面应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和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关于个人的责任，他们指出，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纠正，而且积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所以他应负主要责任。他们强烈要求，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在大部分与会者当中引起地震般的强烈共鸣。在洛甫发言过程中，多数人不时点头称是，脸上充满惊叹和赞赏的表情。只有博古、李德、凯丰三个人阴着脸，一副怨懑的样子。
第一晚的会议，在听了博古的总结报告、周恩来的军事报告和洛甫的反报告以后，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只能暂时休会了。
由于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白天要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晚召开。
第二晚的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局面。博古显然是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一开言就大声斥责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他坚决反对洛甫他们三个同志的观点，认为把军事上局部的失利说成是整个战争的失败，这是片面的看法。
他责问他们，我们失败了吗？尽管敌人多么强大，我们不是按原计划实现战略转移了吗？我们的精锐部队不是保存下来了吗？更叫人不可容忍的，竟然说我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我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难道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错啦？按你们的说法，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也错了吗？毛泽东见博古用这种口气说话就皱眉头了。
他建议应该集中精力讨论军事问题，这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其他问题以后再讨论。博古反驳毛泽东，这样能开好总结会吗？要总结，就是要进行全面地总结。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去讨论问题。
毛泽东没有跟博古红脸对红脸，而是半开玩笑地说，从江西走到贵州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早就累得快不成了，谁都想坐下来讨论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可是，谁能保证在我们开会期间，蒋军不来进攻我们吗？
朱德说这个问题你去问老蒋吧！
毛泽东顺着朱德的话说，这就难了，没有人敢保证蒋军明后天不来进攻遵义。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因时间关系，会议还是集中精力讨论军事问题。在目前形势下，军事问题是首要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见周恩来表态支持毛泽东，博古阴着脸，也不吭声了。
大多数与会人员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凯丰在发言时请大家注意，认为博古提出不能离开原则去讨论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能把军事上的暂时失利说成是军事路线错误呢，这无疑是全盘否定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
李德一见得到了支持，马上就来了精神。他说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现在跟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如果有人想背着共产国际自行其是，看来正是时候。这么好的机会，阴谋家是决不会放过的。
这样的话，在场的人谁都听得出来，他指责的是毛泽东、洛甫、王稼祥。
毛泽东正要点烟吸，一听李德那么一说，他吹灭点烟的火柴棒，厉声问李德，这分明是在开会讨论问题，怎么说是搞阴谋？
李德说趁着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之际，攻击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党中央，这也能算是光明正大的事？
毛泽东气愤了，他说只有那些犯了错误又不肯承认错误的人，才不敢在会上面对同志们的批评。
听完小伍的翻译，李德气得满脸通红，却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击。
凯丰替李德解围，批评毛泽东这样指责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是错误行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又是拿大帽子压人，这是毛泽东所无法容忍的。如果说他曾经容忍，那么，从宁都会议一直忍到现在，他已经受够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于是，他跟李德、凯丰激烈地争论起来。见争论陷入僵局，周恩来脸上泛起一片愠色。他看一看博古，见博古六神无主的样子，更加恼怒。
他一发言就肯定洛甫、毛泽东、王稼祥三位同志对军事指挥的批评是正确的。他承认在五次反“围剿”战争和西征以来，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确实是犯了错误，才导致敌人的五次“围剿”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粉碎，和西征以来的军事连连失利。我们必须反省这些错误，才能为今后制定出正确的军事策略。
接着，朱德、陈云、刘少奇相继发言，支持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政治局成员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固执已见，只承认五次反“围剿”战争和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只是局部的失误，整个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反对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批评。李德则坚决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邓发保持中立，没有表态支持那一边，也没有表态反对哪一边。但从争论的形势看，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显然是占了上风了，并反客为主地成了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
博古受到大多数同志的批评，心里很不服气，又无话可说。他神情沮丧，话也少说了。主持会议的人说不上话，第三晚的会议出现了反客为主的局面，即由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唱主角。
李德知道自已处于劣势，情绪低落，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地吸雪茄烟，一言不发。加上，小伍历来都看不惯他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作风，以往是敢怒不敢言，此时就无所顾忌，在给他翻译时“偷工减料”，弄得他常常摸不着头脑，变成聋子一个。他对与会者的发言不知所云，越听越烦躁，会还没开完，他就怏怏而去。
由于洛甫、毛泽东、王稼祥的反报告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洛甫已理所当然地在会议后一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谈到中央政治局今后须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时，洛甫提出，从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看，中央政治局是不够强有力。为加强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提高工作效率，他建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大家互望着，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投向周恩来，似乎只等他表态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同意洛甫的建议。
除博古、凯丰、邓发不表态外，所有与会人员都同意洛甫的建议，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使中央更有效地开展工作，洛甫还建议，从今以后由中央书记处成员和政治局经常在中央负责工作的同志，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政治局还要开一次会议，中央常委的工作分工再进行适当调整。与会者一致同意。
在讨论军事指挥问题时，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表示，鉴于三人团在战略转移以来，在军事指挥上一再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对于军事失利负有责任，他建议停止三人团的工作。大家钦佩地望了望他，随即，都赞赏地点了点头。
洛甫与毛泽东、王稼祥交头接耳商量片刻，提出今后军事指挥还是由总司令、总政委负责。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周恩来忐忑不安地望一望大家，再次提出自己是三人团成员，跟博古、李德一样对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负有责任，现在再由他来掌握对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权，这是不合适的。
洛甫又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了几句，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西征以来的军事失利的责任主要在博古、李德身上，你是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还是相信你的。”
毛泽东接过洛甫的话说：“恩来同志长期负责军事工作，现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这个角色非你莫属啊！”
周恩来想了想说：“现在既然泽东同志已增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应该由他来负责军事工作。”
毛泽东摇头道：“此议不妥。因为我离开军委已两年多了，对部队情况不是很熟悉，不宜担负这项重任。再说，军事指挥不同寻常，现在不应作那么大的变动。”
洛甫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泽东同志当然要参加军委工作，但目前军委工作主要还是由恩来同志全盘负责，泽东同志协助恩来同志指挥军事。”
洛甫和毛泽东表态后，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异议了。
会议还决定，指定洛甫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基层党支部中去讨论。根据当时的形势，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的决议，一致决定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于18日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调整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二，王稼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遵义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对于周恩来，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此之前，博古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在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被停止后，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实际上是取代了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职权。而毛泽东被指定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很显然地在失去军权两年多后，他又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了。
62年后，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杨尚昆撰写的《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一文中说：“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