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蒋军的飞机不断降临瑞金上空，进行狂轰滥炸。
广昌战役失利后，蒋军在苏区四周正紧缩包围圈，红都瑞金已感到大兵压境之危。这时候，轰轰烈烈的征兵运动开始了。各级党政部门派人四处宣传号召，动员一切青壮年人参军，以恢复红军力量。同时，新建造的兵工厂忙于修理机枪、迫击炮、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
接着，征粮运动和物资贮备也在紧张进行着，下达了很重的粮食征收任务，还采取借贷的办法，尽可能筹集足够的粮食和物资，甚至在号召农妇编草鞋时，要求把草鞋编得比以往更厚一些。所有这些，当然都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
人们都以为，红军要进行大反攻，收复失地，将蒋军拒于苏区之外。因此，从军队到地方，人人热情高涨，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
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因为，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所开展的这些运动，都是按照他们三人团制定的战略部署行事。
为调动蒋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三人团首先派出了两支调敌和探路的先遣队。
第一支部队是红7军团，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出发时全军团共计六千余人，其中新战士约占三分之二，枪支不及半数，战斗人员四千多人，编为三个师。这支部队经福建古城、汀州、连城，在小陶与担任护送任务的红9军团会师并稍事休息后，经永安、大田、尤溪、云潭，迅速向闽江挺进，一路上袭击了蒋军的许多碉堡，俘蒋军数百人，缴获一批枪枝和物资。月底在9军团的掩护下，抢渡闽江，向武步塘、三都口一带前进，攻占黄田、谷口、古田的水口镇，又俘蒋军数百，缴获军火及物资一批。
8月2日，红7军团正式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离开水口镇，经安仁溪街，从闽江沿岸转入闽侯县北部山区。
第二支部队是红6军团，共九千余人，由中央代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和政委王震率领，于8月7日由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撤离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将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没有给任弼时安排重要职务。
博古指责他批判毛泽东“右倾”观念和“游击主义”不得力，将他贬到湘赣区担任省委书记。按照三人团的部署，他们的行动将分三步进行：第一步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蒋军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以南转移到独4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蒋军，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地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第三步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由贺龙率领的红2军团取得联络。
尽管瑞金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严密，但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8月初，李德拟定了8月至9月中央红军计划，启动了准备撤出中央苏区的程序，预定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跟往常一样，中央苏区红军的各项重大行动都要报告共产国际。先是从瑞金将文件发电报到上海局，然后由中共中央上海局派人秘密送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由领事馆用大功率电台发往苏联海参崴，再转往莫斯科。
8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领导人李竹声等人被捕叛变，供出了中央红军要向西突围的计划。蒋介石获悉这一情报，立即向“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总司令何键通报：“中央据沪市府报称：赤匪近经最高干部会议决定最近放弃闽赣，倾巢窜湘黔边境，以与川匪联络盘踞川、黔、滇等省为其大（半）本营。”
9月13日，蒋介石又就巩固和增修碉堡封锁线，电令何键：
兹特定两项原则如下：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线）；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
属于甲项者：
1、由赣江两岸沿线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纵线；
2、由萍乡、莲花、大汾、桂东、汝城、仁化至曲江之第二纵线；
3、由万安、遂川至大汾之第一横线。以上三线均须严密增筑，并确定部队守备，毋得再事疏忽。
属乙者：
1、以沿湘水由衡阳至桂林为第三纵线；
2、莲花、茶陵、安仁至衡阳为第二横线……；
3、沿吉安、泰和、遂川、赣县、南康、大庾、南雄之公路线及衡、耒、郴、宜、乐宜、曲江之公路分别筑护路堡，以维南北交通而便运输。
以上甲、乙两项希饬属赶办，限期完成具报。
何键即下令各部队和民团抢修碉堡，并将追堵红6军团突围的2个师调往湘南，以加快修筑碉堡封锁线的速度。
周恩来对何键西路军的异常活动十分警觉。他亲自赶往雩都侦察敌情，考察蒋军封锁线的薄弱部位，选择中央红军撤出的突破口和行军路线。他将突破口选择在赣南即中央苏区南线，属广东军阀陈济棠管区。如果能够与陈济棠达成某种秘密协议，那对红军主力顺利撤出中央苏区，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在三人团中产生了意见分歧，因为博古和李德把陈济棠与蒋介石看成是一丘之貉，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周恩来对此没有屈从，而是绕过三人团，由他和朱德直接领导与陈济棠的秘密谈判。
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素来很深，他曾三次反蒋。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中，他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南路军总司令，但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他只愿防堵红军入粤桂，不愿被蒋介石用来“借刀杀人”，上其“一石二鸟”的圈套，更不愿蒋介石乘机由赣入粤，夺了他的地盘。因而他“进剿”红军行动迟缓。
这年5月，陈济棠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 攻占了红军据守的筠门岭的部分阵地后，就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势，另一方面又极端秘密地派他的高参到瑞金和筠门岭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相进犯的谈判。
蒋介石虽怒斥其“借寇自重”，但疲于“进剿”红军，对他无可奈何。6月，中共中央以苏维埃中央政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出《告白军官兵书》，号召蒋军官兵：“㈠你们不要打红军，或者枪口朝天放！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决不先来打你们；㈡快点约定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
7月，又以毛泽东等的名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表示在三个条件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8月21日，周恩来致电项英，要红军总政治部后方办事处赶印《告白军官兵书》及《告战地群众书》各5000份送到南雄、大庾，以加强对白军的政治攻势。在军事上，红军加强了粤赣地区的力量。8月22日，周恩来给江西省委写信，指示信丰、大庾、南雄等地要大发展，以便巩固后方。不久后在赣南成立了红8军团，以抗击南线蒋军陈济棠部队。
红军在中央苏区南线增强力量，陈济棠深感威胁，既恐惧蒋介石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攻。于是，他便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虚张声势，摆出打的架势，以应付蒋介石；一方面决心与红军谈判。
9月下旬，陈济棠派代表李君秘密到瑞金，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热情接待。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讨了联合反蒋和停止内战的方针。9月27日，陈济棠授意其驻筠门岭的第2纵队第7师红军来电：“为适应环境应付时局，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很快就确定了谈判方案，选定了红军参加谈判代表的合适人选，并交换了通讯专用密码以及联络地点和办法。起初，陈济棠想以广州为谈判地点，因为时局紧张，周恩来建议谈判地点改在寻乌。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是他最信任的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盛、黄延桢等。
黄延桢是驻筠门岭的第7师师长，与陈济棠私交堪笃。10月初，联络有了一定的进展后，以朱德名义发出《关于抗日反蒋给陈济棠的信》。
信中指出“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趁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力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信中提出在筠门岭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协商内容：“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严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及其附郭十里之外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方面军事准备。五，请代购军火，并经筠门岭迅速运输。”
10月1日，陈济棠通过驻筠门岭第7师给红军来电，建议先行会商军事门题，并催促速派军事负责代表去广州谈判。周恩来立即呼应对方要求，在选定潘汉年、何长工为谈判代表的同时，与对方约定了电台的通讯代号，还调来了钱壮飞、伍云甫等资深无线电专家为译电员，以确保通讯联络无误。当日，周恩来亲自起草复电，催促对方迅速答复朱德在信中的要求，以便准备协商，并建议红军代表至筠门岭经过第7师传达一切。对方接电后，即答复同意谈判地点在寻乌。
10月5日，周恩来将何长工、潘汉年召到瑞金，当面交代谈判任务。他亲切而郑重地叮嘱何长工、潘汉年：“此次谈判事关重大，谈得成，将对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央交给你们的重任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尽力而为。”
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嘱托道：“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何长工当年在井冈山曾受毛泽东委派，成功地说服山上的土匪头王佐率部向红军投诚。听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嘱咐，他说：“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党中央的任务。”
周恩来拍一拍何长工的肩膀，说：“当年你能说服王佐率部向红军投诚，这回也一定能说服陈济棠的代表，叫他们对我们的战略转移网开一面。”
何长工说：“当年跟王佐谈判，那已经是老皇历了。汉年同志去年就有跟19路军谈判的经验，这回出征还得靠他哩！”
见潘汉年默不作声，周恩来说：“汉年同志，还有什么顾虑吗？”
潘汉年苦苦一笑，说：“我感到责任非常重大。”
周恩来说：“去年与19路军谈判，你的责任也不轻嘛？”
潘汉年说：“眼下的局势，与去年同19路军谈判是大不一样了。再说，去年跟19路军谈成了，却也没有能摆上用场。”
周恩来说：“那不是你无能。那事嘛，现在就别提它了。仅就谈判来说，你在去年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
潘汉年说：“说实话，我现在心里还真的没底哩。”
叶剑英说：“所以，刚才总政委说了，这次谈判事关重大，要求你们见机而作，尽力而为。”
潘汉年点了点头：“请首长放心，我们会尽力做到的。”
周恩来紧紧握住何长工、潘汉年的手，用鼓励的语气说：“全军将士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周恩来向何长工、潘汉年交代了联络密语等事宜。同时，为了谈判代表的安全，就护送具体事项他致电守备该地区的红8军团司令员周昆和政委黄苏，告知“粤方已约我代表在寻乌相会，我方派代表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于明日动身，七日午过间塘，拟当晚即到筠门岭 ”，并指示他们派一位侦察班长先向陈部第7师师长黄延桢致信，通知对方到指定的白铺以北相接红军代表入陈部辖区。
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带着朱德的介绍信出发了。信写道：“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当天，红8军团预先派出报信的侦察班长到了筠门岭，正值陈部第7师师长及参谋长在筠门岭，双方谈妥了接送谈代表的有关事宜。当天深夜，周昆和黄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与陈部第7师联络接送谈判代表的情况。
这次不寻常的谈判，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黄苏在周恩来给他的10月5日的电报旁边注了“此电除我和二个译电员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他看”。潘汉年、何长工被陈部接走后，也十分保密，他们还专门准备了四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都以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为名，不许下属多问，一路畅通无阻。
谈判进行了三天三夜才达成协议。谈判期间，周恩来向何长工、潘汉年发去事先约定好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
陈方谈判代表很敏感，杨幼敏问何长工：“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
“不是。”何长工平静地回答，“这是祝贺谈判成功，和平鸽上天了！”
其实，“你喂的鸽子飞了”，是周恩来告诉何长工、潘汉年，红军已决定实行战略转移。
谈判结束后，何长工、潘汉年由陈济棠派一个骑兵连护送到筠门岭以北的一座独木桥。何长工、潘汉年回到会昌时，中革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于都，周恩来派人在会昌等候他们，并留下一封信，信中说：“我在于都等你们。”
回到于都后，何长工、潘汉年即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把红军与陈济棠部签订的停战协定交给周恩来看。停战协定达成如下协议： ㈠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继续协商共同抗蒋计划； ㈡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㈢互相通商，解除对盐、布的封锁；㈣支援红军一部分军火，并同意予以代购； ㈤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太好了！”看了那份停战协定，周恩来欣悦地说。“这个协定，对于我们顺利突围转移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啊！”
潘汉年说：“总政委，他们对继续协商共同抗蒋很感兴趣，提出在第二次会谈时主要谈这个话题。”
周恩来脸一阵阴郁，长吁了口气，说：“我相信他们是真的很感兴趣，可我们看来是等不及了。”
潘汉年、何长工困惑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说：“战略转移行动一开始，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陈济棠的防区。老蒋不傻，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大摇大摆通过陈济棠防区而束手无策。”
潘汉年问：“这么说，不会有第二次谈判了吗？”
周恩来摇了摇头。
何长工问：“要是通过陈济棠防区不顺利呢？”
周恩来说：“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种选择，顺利我们走过去，不顺利我们打过去。时间不允许我们作第三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