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项英如释重负。
项英与周恩来同龄，1922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和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苏区，他并非不想当这个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而是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一天，就免不了要跟毛泽东争吵，这是最叫他感到伤脑筋的事情。现在，他把这摊令人烦恼的事移交给周恩来了。他与周恩来共事多年，两人都曾经是中央核心人物，他知道周恩来比较圆通灵活，特别是在与人相处方面很有一套。这一点，他自愧弗如。这回，就看周恩来怎么跟毛泽东打交道了。
来不及向周恩来汇报苏区的情况，项英就先发泄内心久储的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去年11月的赣南会议，苏区中央局针对毛泽东的所谓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论……都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他一不接受，二不改正。
周恩来不同意项英的观点。他认为对毛泽东不应这样轻率乱扣帽子。他是中央苏区和一方面军的创建人，对他的意见必须尊重。即使他有错误，也应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而不应采取粗暴的手段，尤其不能乱扣帽子。
项英说周恩来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右倾观点，特别是他的游击主义倾向，不是苏区中央局几个人说的，而是中央定性了的。可他就是不接受。
周恩来说中央毕竟是在上海给毛泽东定性，对这里的实际情况，远在上海的中央并不一定都一一了解的。对这个问题，他现在还不能下结论。需要调查研究，让事实来回答。
项英觉得周恩来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若要争论，他显然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他相信周恩来有办法说服毛泽东。不过，他还是要提醒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是最不容易打交道的。周恩来对项英的告诫不以为然。
项英刚走，朱德来了。这里是瑞金城东北方的叶坪村谢家祠堂，中共苏区中央局为周恩来准备的办公室。办公室布置得很简洁，除了墙上挂的军用地图和案上的电话机，跟民房没有什么两样。朱德比周恩来大十二岁，两人是老朋友了。
早在反袁“护国战争”期间，朱德就已经是蔡锷麾下的一员骁将，统率着护国军的精锐部队。蔡锷病故后，他厌倦了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曾到上海寻找共产党，遭陈独秀拒绝。 1922年10月，他来到德国柏林，遇上了周恩来。11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五年后，他和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在潮汕一带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后，患了重病的周恩来被送往香港，他则和陈毅在三河坝聚集起义余部一千余人，转战粤赣边。1928年初，他和陈毅发动湘南起义后，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与周恩来分别，转眼就过了四年多了。
两个别离多年的老朋友，现在相逢于形势严峻的中央苏区，自然感慨很多，一言难尽。谈及毛泽东被中央指责一事，朱德脸阴沉了下去，显然有难言之隐，不愿触及。周恩来从朱德的神情中看出，总司令对这个问题有所顾忌。在两年前发生的“朱毛之争”风波中，他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周恩来跟朱德谈到，现在全党上下都有一个同感 ，朱毛不能分家。自两年前那场风波以后，朱德和毛泽东确实合作得很好，三次反“围剿”战果很辉煌。也就因为这一点，不管是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朱德的意见，人们都认为是朱毛的意见。朱德对周恩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说指责毛泽东是游击主义，这自然也有他的一份。他是游击主义的老祖宗了嘛！但对于中央的决定，他的态度又跟毛泽东有所不同。如果他对中央的决定置之不理，那么，两年前的那场“朱毛之争”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周恩来钦佩朱德这一点难能可贵。他跟朱德说心里话，在来苏区之前，他的“城市中心”观念很强，是“进攻路线”的拥护者。可一到了这里，得知你们俩都反对进攻城市，我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如果中央下令非打不可呢？”朱德脸上充满忧虑的神情。
“现在暂不谈非打不可这个问题。”周恩来沉思片刻，望着朱德说。“等我调查好后，要把这里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你们这些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向中央陈述。我相信中央会理解的。”
“有你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一点了。”朱德面带欣慰的笑意说。
“我马上去找泽东同志谈这个问题。”周恩来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说曹操，曹操到！”朱德的座位是面对着房门，周恩来话未落音，他就看见毛泽东的身影款款跨进门来。
周恩来转过身，欣悦地与毛泽东握手。他说：“泽东同志，我正要去找你哩！”
“我可是不请自到啊！”毛泽东用戏谑的语气说，“我本来老早就想来找你的。可我不得不考虑到，我和你的交情，没有老总和你的交情深，所以，让老总先来了。论年纪老总也比我大，说让老也成嘛！”
“说你与恩来的交情不如我，这不是存心气我吗？”朱德不服气地说，“两年前你我吵架，恩来不是护着你吗！”
“这说明以前我和恩来交情不算深，但很有缘份！”毛泽东颇为得意地说。他与周恩来的交往从1926年夏开始，那时他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讲习所，周恩来是广东区委军事部长，来讲的那一课是《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他们三人分手多年，现在又在这里相聚，的确是缘份不浅。谈笑间，周恩来想起一个人来，问毛泽东和朱德：“我们的老朋友陈毅呢？”
一提到陈毅，毛泽东和朱德脸色就阴了下去。
在轰轰烈烈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在二十年代初与周恩来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再后来与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在中央苏区已是红22军军长的陈毅，在“肃反”中倒了大霉了。
灾难是由“富田事变”引起的。富田位于江西吉安、永兴、兴国三县交界处，是吉安县的一个村庄，是老革命根据地。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就设在这里。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后，在清理敌人档案时发现有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
凭着这张条子，李文林被红军总前委当作特嫌，扣留于黄陂。李文林是红军独立2团和4团的创建人，在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也是抓“AB团”的带头人。12月，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红军一个连从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肃反”，认定李文林是“AB团”首要分子，并将其逮逋。
还在红2团时，李韶九就与李文林有矛盾，这回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同时也大肆抓捕一批干部。
在抓捕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时，谢汉昌供出该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刘敌头脑机灵，能言善辩，在被抓后说服李韶九手下留情，得以释放。由此他对李韶九怀恨在心，说李韶九是反革命，鼓动特务营教导员赖作寿带全营部队包围军部，李韶九逃跑，他们捆绑了军长刘铁超，放出谢汉昌。他又和谢汉昌一起，怂恿赖作寿率特务营冲富田。
红20军军部被包围时，被毛泽东派来处理“肃反”扩大化的李伯钧被扣留。他们认为李伯钧参与李韶九大肆抓人行动。其实，毛泽东早察觉李韶九心狠手辣，才派李伯钧和古柏分别到赣西南特委、红军学校、红20军和富田等处纠正“肃反”错误。
在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李伯钧才得免杀头之灾。他们冲富田时，炸牢门公开劫狱，包围省政府。古柏和妻子东躲西藏，险些被抓。在富田发难后，谢汉昌、刘敌将叛变部队拉到赣江以西，脱离红军总前委领导，在汀赣边区进行叛乱，企图到赣江东岸和红20军会合，准备进行更大的暴乱。他们还与前来制止叛乱的红军部队展开激战。苏区政府为平叛出兵1000多，却被叛军击退。苏区政府不得不再增调部队，全力制止叛乱。
由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性质，苏区“肃反”扩大化之火迅速蔓延，大批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被错关错杀。苏区中央局要求陈毅在红22军抓500名“AB团”分子，陈毅只抓了3人，没有完成任务，被说成包庇“AB团”。
按照“左倾”路线执行者的逻辑，包庇“AB团”自己就是“AB团”。陈毅被召去开会。临行时他对年仅20岁的妻子萧菊英说：“到下午六点，你就快走，回你家乡躲起来。如果我没有事，会派人把你接回来。”
陈毅到晚上八点才开完会，回到家不见妻子。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原来，她以为陈毅被打成了“AB团”分子，绝望地跳井自尽了。
连自己的老朋友，为创建红军出生入死，对党和革命忠心耿耿的陈毅都被怀疑是“反革命”了，这还得了！初进苏区，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对“肃反”扩大化叫停。
他立刻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就纠正“肃反”扩大化作出决议。
决议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陈毅到瑞金来看周恩来时，面容憔悴，神情沮丧。当年那激情满怀、意气风发的诗人气，已从他身上消失了。周恩来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也没能叫他提起精神来。一个痛失娇妻受尽委屈的人，内心的悲怨哀愁，是语言所无法消除的。见陈毅低埋着头，一个劲地吸烟，周恩来心里也非常痛苦。他也不再说什么，叫警卫叫小郭去买几盒香烟回来，递到陈毅手上。
陈毅望一望他，没有接香烟，他就将香烟塞进陈毅的衣兜。本来还想留陈毅多说些话，这时，李克农风尘仆仆赶来了。陈毅起身告辞。周恩来送陈毅出门时，他紧握住他的手，感慨万千地说：“老兄，你要是早点来，苏区就不至于这样了！”
周恩来脸上充满歉意：“我是来晚了。”
陈毅说：“不管怎么说，你来了，苏区就有希望了！”
周恩来苦苦一笑：“我一个人算什么？我跟你们一个样，工作是靠大家来做嘛。”
陈毅说：“不一样的。你来了，就是不一样的。”
周恩来拍一拍陈毅的肩膀，亲切地说：“一切都过去了，想开点吧。”
警卫员把马牵过来，陈毅一跃跳上马鞍，凝望周恩来大声说：“恩来兄！你来了，我就有信心了！”说毕，策马而去。
李克农是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后，从国统区赶回瑞金的。
在上海时，李克农原是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1929年底调入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保卫和情报工作。受周恩来指派，他曾和钱壮飞、胡底一起，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搜集到国民党大量的情报。他们三人还得到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被分别派往南京、天津负责“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长城通讯社”的工作，这些都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报机构。
李克农、钱壮飞在南京，胡底被派到天津。在天津搜集到的情报，胡底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李克农经陈赓转给周恩来。那一段时间，钱壮飞打入国民党会国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打入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胡底掌握国民党北方各省情报。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南京一有什么情况，便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为了便于活动，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工作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到后来，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由于他们将情报及时送到周恩来手上，使党中央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听说周恩来有请，李克农猜不是回上海，就是去南昌。岂料，周恩来没有叫他离开苏区。那还能是什么新任务？周恩来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和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马上要成立了，要他负责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现在苏区各地关押大批反革命嫌疑犯，绝大多数是无辜的同志。叫李克农先率领一个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等地，把所有的AB团、社民党、改组派案件一一审查。凡是冤假错案的，一律给予平反。周恩来叮嘱，这项工作很重要，也很紧急。一定要让那些蒙冤受屈的同志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