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文汇报》总编辑眼中的胡乔木

胡乔木作为“头号文化首长”,其“管辖”范围并不限于作家、诗人,更多的是新闻媒体。胡乔木是新闻媒体的“舆论总管”,是名副其实的“头号文化首长”。在新闻媒体面前,胡乔木往往以发号施令者的身份出现。

快言快语的马达曾经担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在他退下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岗位之后,写了《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一书,于2004年11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马达专门写了《胡乔木同我的三次谈话》一节,回忆了他与胡乔木的交往。

马达在文章中,首先写了胡乔木与他的最初交往。胡乔木给他的笫一印象,即“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斟字酌句,极端精细,有学者的风度”:

我第一次和乔木谈话是在1985年,初秋时分。他到上海来检查身体,并治疗肩周炎。一天,他找我到他住的市委兴国路招待所,要我参加修改共青团九大的报告。我在1963年到1965年间担任市委副秘书长,写过不少市委向中央的报告和讲话,可能别人向他推荐过,因此他找我参加修改文件的班子,同时参加的有李传华、钟沛璋、张德勤等。乔木对我们说:“共青团九大报告还要大改。”他讲的修改报告的意见,主要是着重写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目的、意义和劳动态度,以后围绕这个主题又找我们谈了两次。他还给我专门写了两封信,主要内容也是讲报告中一些段落的提法和结构问题。乔木是党内一位学识渊博的大理论家,又长期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给我的印象是,他对待文件的起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斟字酌句,极端精细,有学者的风度。

接着,马达回忆了与胡乔木的笫一次谈话,那是一次长达三小时的并不轻松的谈话:

1986年初秋,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突然接到胡乔木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关照,请马达立即到他家里谈谈。接电话的同志愕住了,因为文汇报是在上海编辑出版的,马达人在上海,如何能立即赶来呢?经过联系,我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第三天一早,由“北办”记者陪同前往。

对于1986年这次乔木找我谈话,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要谈什么。我有点担心,关照随行的记者要详细记录。在靠近中南海的一条胡同里,乔木的秘书已在门口迎候,我们穿过一个面积不大但花草茂盛的庭院,来到会客室。四面是顶到天花板的又长又大的书橱,屋中间放着一张长形条桌,桌子四周摆满沙发。我们进门时,乔木欠着身手指着沙发要我们坐下。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邓力群一南一北对坐在两边,我坐在朝南的中间沙发上。由于房间光线较暗,又不透阳光,显得怪沉闷的。我先开口问:“乔木同志肩周炎好些吗?”他说:“今天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一下子把我的话挡住。我预感到,今天的气氛不像是谈话,而更像是要挨批了。正好桌上放着一盒北京产的友谊牌香烟,我不客气地点上一支又一支烟,等待他发话。

“为什么文汇报要连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呀?”乔木首先提出了问题。我回答:“那是她写自己从事电影活动的经历。”我没有想到这次谈话,是从一个演员写的连载故事开始的。“什么我的路呀,那还不是鼓吹个人奋斗,个人成名……”我连忙说:“倒也不是,她个人奋斗,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的。”乔木听了有点不高兴,严肃地说:“马达同志,你是个老党员,你们提倡个人奋斗,走个人奋斗的道路,党性原则到哪里去了。”既然已提到原则高度来批评,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一段开场白。果然,不出我所料,谈话不会轻松。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讲一段插曲。大致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文艺部记者给我看一份复印件,是乔木写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的一封信。因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我还默记得出它的大意,信上说:“汪洋同志,最近我看了刘晓庆写的《我的路》,我认为很好,她的个人奋斗经历是不容易的。听说最近她积极要求入党,希望你们热情帮助她,鼓励她进步。此致敬礼。乔木。”看了这封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需要考证就可以判断:一、在这之前,乔木找我谈话批评我时,他并未看过《我的路》,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什么,也可能是看了哪个部门编发的内部情况反映了这件事,于是,他就匆忙下了断语;二、随之而来的,是对演员刘晓庆的态度也起了变化,从“个人奋斗”是一个罪名到热情加以鼓励了。时间相隔不长,从一次谈话到一封信之间的反差太大了。

接下来,第二个话题是关于人道主义,由此引起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的中心意思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是思想上的倒退,等等。其实,我心里明白马克思着作中如何论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口号,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

接着,乔木着重向我阐述了他认为应该定义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理。他讲到学雷锋,讲到见义勇为、治病救人,讲到社会公共道德,都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又强调地说,人道主义绝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学者要把马克思主义偷换成人道主义,是要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要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这和资产阶级讲的人道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由于当时谈话记录稿的档案找不到了,我无法把他大段大段的讲话一一复述出来。我仔细听取他的阐述,看来他的思想已酝酿了一段时候,也是有准备地向我讲,藉此教育和说服我的。我一面认真领会他的话,一面思考:在肯定人道主义,并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点上,他与我的观点并无分歧,而且我从来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提法。乔木强调,只能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才符合我国国情,才是正确的,但他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范畴、内涵也并未说得十分明白,看来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进行探讨的问题。

乔木和我的谈话仍在继续。乔木一面整理自己的思路,一面继续发挥他的观点:“解放以后,我们的人道主义不断发扬起来,比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不知要高出多少。”他又说,如果抽去了人道主义的阶级属性,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起什么作用?把人道主义无限制地夸大,是要犯错误的。

乔木一直坐在沙发上,想想说说,说说想想。谈话已持续三个小时,近中午了。我说:乔木同志,你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他点点头。我连忙起身告别。邓力群自始至终坐在那里听,和我一样不断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思索,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如果是为了批评《我的路》和批判人道主义,按过去一贯的做法,打个电话,或写个批示就行了;如果是为了同我讨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谈话中并无讨论,而只是他所作的一次宣讲;如果是启发我运用文汇报带头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由于我学识浅陋,虽然尽力去领会,但仍有不少疑问,比如人道主义是否都和社会制度挂钩?人道主义是否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回报社后,我曾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讨论过,他们都认为还要再考虑考虑,不肯马上动笔写文章。

紧接着,胡乔木在翌日上午又与马达进行了笫二次谈话。这一回的谈话主题依然是非常严肃:

第二天早晨,又接到乔木秘书电话,要我上午再去谈话,并关照不要带记者来。我走进乔木的会客室,他面带笑容,站起来和我握手,看来今天情绪比昨天好。邓力群仍然坐在原来的沙发上。乔木一开头就说:“我还想和你谈一些事。”停了一会儿,他说:你可能已知道了(他昨天已告诉我了),前两天我到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央对胡绩伟、王若水的处理决定;这件事,书记处讨论过,中央很认真地考虑过,希望这件事对新闻界会有积极影响,得出有益的教训。他详细向我说了胡绩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以及王若水关于矛盾异化问题的争论情况。他一再表示,老胡在延安就认识,是老朋友了,拨乱反正他有积极贡献,但他太固执了,对党向他打的招呼也听不进;说王若水是有才华的,他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卷进去了,他曾找他们谈过,耐心劝过他们,可是没有效果。停顿了一下,又说,党对错误倾向是不能迁就的,他的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一些老同志为什么在形势转折的时候就不清醒了……说着说着,表示出心情沉重的样子。

乔木接着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不积极,反精神污染半途夭折,他们也不愿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避免不了的。他还说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存在这个问题。他站起来,踱了几个方步,若有所思地说:最近××(指一知名作家)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上说,要我解释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他连这点也不知道吗?他那些话、那些文章,有利于党、有利于社会主义吗?有些人,党内有,党外也有,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情绪有点激动。

我想,这次谈话的主题明朗了,主题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能在他看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北京阻力不小,他想通过和我的谈话,能够在上海有所进展。但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反精神污染时,中央一家大报在第一版有五条新闻,标题内容都是反精神污染,知识界意见很大。我也不甚理解,曾向中宣部作过反映。上海领导部门也有人布置我们,要把反精神污染上第一版头条,做大标题,而且还要搞十个头条。我说这不是又在搞运动吗,不同意这样做。我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说的“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这一条,曾要求领导上明确作出具体的界定,不然自由化这顶帽子可以到处去套了。这次谈话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我似乎感悟了一些什么,真的要好好领会。这时,有人通知他要出去开会。我回到北京办事处打点行装,准备下午启程回上海。

就在马达打算打道回衙的时候,胡乔木又约马达在当天下午作笫三次谈话:

刚刚躺下休息,乔木秘书又打来第三个电话,要我下午三时再去谈话。我只好把机票退了,按时前往。秘书把我引入乔木家里的办公室,四周也是书架,他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旁边,我坐在对面。他看我有点诧异的样子,连声说:“我想到一点具体的事,请你帮我传达给市委。”我掏出笔记本一一记下。他讲的事,有上海文联要更换主席,对某某人的问题要严格批评,以及汉语大辞典编纂、毛选印刷问题,等等。我听后感到,身为中央首长,权力真够大,管的事也真够宽的。乔木交代的事,我回沪以后如实地向市委负责人汇报。我为乔木做了一次临时的义务传令兵。几件具体的事交代完,乔木把我一直送到大门口。

我回到报社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已吹开了。按照上级部署,责令我们检查一年来的报纸。对外界关于文汇报、文汇月刊几个有议论的问题,我又得考虑如何做检讨了。这时,忽然想到,我一位老朋友,也是老报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总,不但会编报,而且还有一个别人很难学的本领:会写检讨。”再一次回味回味这句话,只有苦恼人的笑……

胡乔木在两天之内约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作了三次谈话。所幸马达是老报人,当时作了记录,后来又详细地写入回忆录之中,为后人研究胡乔木提供了一份可贵的笫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