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 王蒙回忆胡乔木

在作家之中,王蒙是特殊的一个,他既当过“右派分子”,又当过文化部长。他用特殊的视角观察胡乔木。特别是在他成为文化部长之后,跟主管意识形态的长官胡乔木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

200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内中写及对于胡乔木的怀念。

王蒙说及他跟胡乔木的最初交往。那时候,胡乔木给他的印象是“知识丰富,思路清晰”:

1981年我第一次接到了乔木同志来信,信上说他在病中读到了我的近作(看样子读的是人民大学编印的《王蒙小说创作资料》,一本以教学参考资料为名广为行销的“海盗版”书籍),他对之很欣赏。他写了一首五律赠我,表达他阅读后的兴奋心情。

不久我们见了面。他显得有些衰弱,说话底气不足;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他从温庭筠说到爱伦坡,讲形式的求奇和一味的风格化未必是大家风范。他非常清晰而准确地将筠读成yún而不是像许多人那样将错就错地读成jūn。他说例如以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风格化,而前者更伟大。(大意)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见地。

我问他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他说,这个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他说“典型”是外来语,然后他讲了英语stereotype,他说这本来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他发挥说,比如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不是《母亲》,而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然后他如数家珍地谈这部长而且怪的、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使我大吃一惊。

说到个人爱好,胡喜欢黄自和贺绿汀,把一盒复制的黄自歌曲的磁带赠送给了我,并批评音乐界的“门户之见”。胡喜欢看芭蕾舞,并向我建议请舞蹈团以抗震救灾为题材搞一个舞剧。胡的欣赏品位是高的,所以他对文艺界的某些棍子腔调斥之为“面目可憎”。我曾经开玩笑说,胡乔木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者,而棍子们是流氓“马克思主义者”。罪过!

与此同时,乔木又不断地劝诫我:在文学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远。1981年,我的小说《杂色》发表后他写信来,略有微词。他又把一期载有高尔斯华绥的一篇评论文章的译文的《江南》杂志寄给我,该文的主旨似亦在主张“大江大河是平稳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是不要太“现代派”。我想,这对于一心追新逐异的浅尝者们,还是有教益的。

胡乔木还曾托付一位与我们都相熟的老同志口头转达“让王蒙少搞一点意识流”之类的意见。我毫不怀疑他在“爱护”我,乃至有“护君上青云”之意。

自从王蒙成为文化部部长之后,他跟胡乔木的交往就更多了。王蒙回忆了胡乔木对作家、诗人、导演、演员的种种关心之情:

此后由于我也忝列于某些有关文艺工作的“领导层”之中,便与胡发生了更频繁的接触、交流与碰撞。1985年,作协“四代会”开过,一次胡找我,要我把一篇反对无条件地提倡“创作自由”的文章作为《文艺报》的社论发表。此次,他谈到了他去厦门时到舒婷家拜访舒婷的事,他说他的拜访是“失败”的。我想他的意思是指他未能在政治与文艺思想方面对舒产生多少影响。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无仅有的。我甚至主观地认为,他的“失败”论是一种防护姿态,以免因这一拜访受到某些面目可憎的人的指责。80年代以来,舒婷亦多次受到批评,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朦胧”为由批判“朦胧诗”,与前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由批现代派逻辑一致,语言一致,版权归属一致。

据说,胡对舒婷是很友好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诗(指舒诗)还看不懂,那就只能读胡适的《尝试集》了。”当然,他不可能“微服私访”,他进行了一次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访问,这也是失败所在吧。诗心相通,谈何容易?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电影《芙蓉镇》的挽救。由于1987年初的政治气候,有一两位老同志对《芙蓉镇》猛烈抨击,把这部影片往什么什么“化”上拉。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打抱不平的英雄气概。

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演了。

从这里我又想起胡为刘晓庆辩护的故事。刘晓庆发表自传《我的路》以后,电影界一些头面人物颇不以晓庆的少年气盛为然,已经并正在对之进行批评,后被胡劝止。

我又想起他对电影《黄土地》的态度。他肯定这部片子,为它说过话。胡做过许多好事,例如他对聂绀弩的诗集的支持。胡做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骂”的事他却大张旗鼓。这也是“政治需要”吗?这需要有人出来说明真相,我以为。

王蒙勾画了1989年之后的胡乔木“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的晚年形象:

1989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10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秘书做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

谈了一会儿,见我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一如既往,并无充当什么角色之意,他旋即转忧为喜,转“危”为安,又友好起来了,面部表情也松弛了许多。

不久,他约我一起去看望冰心,为之祝九旬大寿。他还要我约作曲家瞿希贤与李泽厚一起去。后因瞿当时不在京,李也没找到,只有我和他去了冰心老人那里。他写了一幅字,四言诗给冰心,称冰心为“文坛祖母”。然后又是与冰心留影,又是与我照相。他还讲起他对李泽厚与刘再复的看法,认为他们是搞学术而被卷到政治里的,不要随便点名云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这位老人见面了。后来他寄来了他签名的诗集。

他大概仍然想保护一些人。但是这次已不是1982或者1983年。他本人也处于几位文坛批判家的火力之下。在一次“点火”的会议上,几个人已经用“大泰斗保护小泰斗”这样的说法攻击乔木。也有的人干脆点出了乔木的名。

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他极力与批他的人套近乎,说了许多未必得体的话,但反应冷淡。据说还向另一位曾撰文委婉批评他的人大讲王蒙的“稀粥”写得如何之不好。我觉得他已经为与王蒙拉开距离做了铺垫。这和他的与我讲看访舒婷“失败”具有相近似含义。他的这些努力都引起了一些说法,而且,反正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影响,是越来越式微了。

在这篇不成样子的怀念文章的最后,我想起了1988年他的一次谈话。当时中央正准备搞一个文件,就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提出一些方针原则。有关同志就此文件草稿向他征求意见。他对我说:“要把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惨痛教训,郑重总结以昭示天下。”他说得很严肃,很沉痛,对文件的要求也非常之高。他慨叹党内缺少真正懂文艺的周恩来式的领导人。他要求回顾历史的经验。但是他又说:“不要涉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最后这个意见,我传达给有关负责人以后,我们一致认为无法照办。

王蒙在回忆文章中,用寥寥数语、仿佛欲言又止触及了敏感的话题——胡乔木与周扬的关系:

我曾与周扬同志谈起乔木的这一番意思(即前文中提及的不要太“现代派”——引者注)。周立即表示了与胡针锋相对的意见。周主张大胆探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我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对于周,我理应在今后写更多的回忆文字。

王蒙“感到了胡与周的相恶”,只是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