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跃进”年代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4月30日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着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乾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秋,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着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