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上红色之路 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

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艰难中孤军作战,既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公开发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欣喜若狂,这才知道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不过,中共中央尚未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取得联。

1935年11月,一封署名“S3”的密信,终于从莫斯科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许广平抄了一份,转交给茅盾,茅盾再转给周扬。于是,周扬、夏衍、胡乔木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S3”,亦即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诗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

萧三的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的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关门主义倾向。

他提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不言而喻,“S3”的密信,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同意“S3”的意见。于是,“文总”宣?解散,“左联”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中共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邓洁为书记,胡乔木为宣传部长,陈延庆为组织部长。那时,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极为秘密地来到上海。他会见了鲁迅,也与胡风接触,而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对于他的到来竟毫无所知。显然,由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跟中共中央失去联颇久,这位负重要使命而来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谨慎态度。

陕北方面选派他前来上海,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原本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与鲁迅也有着颇深的友谊。只是在1933年秋冬之间,他在上海四川北路(那时叫“北四川路”)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他来到海宁路,那特务仍然紧盯,而那行人颇多,于是急中生智,突然回过头来跟特务打架,同时大呼“绑票、绑票”。特务措手不及,被路人围住,他趁机溜之大吉。不久,他奉命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红都瑞金。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

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于周扬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可从鲁迅1926年8月所写的着名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看出。鲁迅写及“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即夏衍、阳翰笙。从此,周扬等四人有了“四条汉子”之称。虽说胡乔木不在“四条汉子”之列,不过,他也属于不被信任的范围。

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周扬他们才从别人那风闻延安派来要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知来人乃是冯雪峰。周扬他们求见冯雪峰,冯雪峰终于答应。不过,彼此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这时,胡乔木也与冯雪峰见了面。冯雪峰要求中共江苏临委暂停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要做重新审查的工作。

在派出冯雪峰之际,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大力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北方局派人来沪,带来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刘少奇的秘书的信,跟胡乔木取得了联系。不久,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北方局的文件。这样,中共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作战的年月。

然而,中共江苏临委的一位委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委员与某女子相好,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特务们在跟踪这个委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共江苏临委书记邓洁。于是,邓洁也被捕了。

中共江苏临委不得不迅速改组,由李凡夫担任书记。

胡乔木仍为临委成员,但他隐蔽起来,原本他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福煦里,此时赶紧转移。

于是,上海新闸路的培明中学,来了一位新的教师。校长是盐城人,新教师是校长的同乡。新教师教英语课,看来还颇为在行。此人便是胡乔木。据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盯上他,党组织叮嘱他在外边少露面。正因为这样,诸如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营救“七君子”运动,胡乔木也没有参与。

终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要他离开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前往延安。

据1992年10月3日新华社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载:“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据方铭回忆,胡乔木离沪,是在1937年3、4月间,不是7月。胡乔木离沪时,方铭去送行,记得他穿一件夹大衣。考虑到上海北站的特务多,胡乔木和李凡夫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火车站——真如站上车。

据说,李凡夫后来曾笑谓胡乔木,临行前,冯雪峰曾叮嘱,一路上要“监视”胡乔木。

李凡夫的话,倒也不假。虽说在解放后,冯雪峰跟胡乔木关系很不错,不过,那时冯雪对胡乔木确实有着戒心,如同那时冯雪峰对待周扬他们不信任一样。

在胡乔木之前,邓洁获释出狱,先去了延安。

胡乔木从上海来到延安,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