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源总部位于北京顺义小营汇源路。那些我所见过的位于CBD、中关村豪华气派的写字楼，与汇源总部一比，空间都显得太逼仄。我第一次看到汇源总部时，感受是太大了，大得空荡荡的。这里占地2000亩，有广场、办公楼、桃园、工厂、健身大厅、食堂、公寓、别墅，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办公楼多是两到四层的欧式楼房，粉红色外墙，屋顶是尖塔形的。会展中心的风格则截然相反，一眼就能看出人民大会堂的影子。平整方正的造型、青灰色的砖墙、六根浑圆的柱子，都强调着这栋建筑的威严、庄重。会展中心楼顶上竖着“汇聚五洲英才，源通四海财富”的大标语。在健身大厅里，摆放着16面从山东运来的大鼓，鼓王直径三米。每逢汇源开全国大会，总要擂一通大鼓。朱新礼喜欢听鼓声，这战鼓隆隆，让他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情绪立即高昂起来。他没当过兵，这是他的遗憾，他把儿子送去当兵，也爱招聘退役军人。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集团总部到各分厂，却设有党支部和党委书记。
最开始，这是一片荒地。1994年汇源从沂源迁往北京的时候，在此处开荒。
1988年，为弥补因为“文革”没读大学的遗憾，朱新礼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回县后，被安排到沂源县外经委当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发展出口贸易。一个办公室五个主任，天天上班喝茶看报纸，下了班就去喝酒。在外经委副主任这个位置上，朱新礼什么都没干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朱新礼眼里，这个讲话恰到好处。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消除。当时社会上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之争进行激辩。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是正确的”，因而，中国再一次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这让朱新礼兴奋，感觉自己必须干一点事，“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像在战争年代，你可能是战斗英雄”。
尽管国家的舆论导向是，谁把经济搞上去谁就是英雄，但在私下里讨论的时候，多数人仍觉得这个事有风险，很难去做。朱新礼的家人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城市户口和干部身份，反对他下海。他所在的办公室，五个主任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了。
英雄主义的浪漫激情鼓荡于他心中，他主动要求去县里最差的企业。管工业的县长列了一串名单，他挑了最差的一个——水果罐头加工厂，即汇源的前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卖果难一直是个问题。从跑水果运输开始，朱新礼就目睹了无数水果烂在山里、树上。
他接手的罐头厂，隶属于县商业局，1985年落成。当时鲜果储备技术不行，很多人都买水果罐头吃。但过几年，鲜果储备技术上去了，罐头市场就疲软了。当朱新礼接手的时候，这个罐头厂已三年没开工了，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大多数工人回家做农活或者打零工，还有二十多个工人守着这个厂，沈效伦即是一个。他负责管设备，厂里把冷库设备租给别人换一点钱。
当时罐头厂欠了一千多万元的债，七个银行的贷款无法还。县政府把工厂整体评估了一下，折算成550万元，让朱新礼签了个合同，三年还完这笔钱，之后工厂就归朱新礼。20亩地，快塌了的破房子，一堆手工设备，这就是朱新礼的家当。后来废旧的设备被朱新礼当废铜烂铁卖了一万多元。
厂里杂草丛生，工人们懒洋洋地抽烟、打扑克。朱新礼一来，就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愿意走的加发三个月工资，不愿意走的工资上浮40%。最终150名工人，只一个人因回青岛的缘故离开了工厂。这些工人现今绝大多数还在汇源干。
为了凑钱，朱新礼跑到厦门、青岛、临沂等地方，找朋友、同学、亲戚借钱。将发工资的钱、买设备的钱一块一块地凑了起来。当时他兴奋得很，没意识到未来的困难，这就跟娶媳妇一样，“光想着媳妇多漂亮、多好，娶了三个月以后才为着柴米油盐乱七八糟地吵架”。1992年邓小平讲话，为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也找上门来给你贷款。
1993年，麻烦来了。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如此前的七八年那么快，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国家资源基本向城市倾斜。由于经济过热，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开始宏观调控，要求经济软着陆。为控制物价，国家一下子银根紧缩，立即出现大量的三角债。汇源有2000多万的三角债没要。因为去法院打官司，钱没要到，反而还被罚钱了。这两年，是朱新礼记忆里汇源最难的时候。
1994年，出于吸引人才、营销等多方面的考虑，汇源搬至北京顺义。直至1995年，汇源才有利润。此前，全在投入和还债。
广为流传的一个商业故事是，朱新礼去德国展会拿到了一个大订单，挖到了第一桶金。沈效伦记得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以150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德国出口浓缩果汁，这是沂源县第一次出口贸易，工人们敲锣打鼓地将集装箱送上货车。罐头厂的重振，对沂源县周边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苹果、山楂都卖到了工厂里。
那时，朱新礼出国考察国外水果产业，发现一半是鲜果销售，一半用于工业加工，而当时中国水果工业加工基本为零，“一点点山楂做糖葫芦，能做几个糖葫芦？做果脯，又做得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