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3日，王苗开着妻子的宝马3系车载我到他的水泥厂。他自己的车是奔驰350，但他嫌车太大了，交给司机开。王苗是王兴的父亲，这位瘦小的福建男人，在福建龙岩市永定县开设了一个水泥厂，总共投资六亿元。王苗是大股东，占有40%的股份。这个厂出产的闽福牌水泥，是当地最好的水泥，2010年销售额大约六亿元，2011年预估超过七亿元。福建多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从龙岩到永定，不过三四十公里的路，沿途都是海拔五六百米的山。过去有“闽道比蜀道更难”的说法，现在交通发达，全程都是水泥公路，只有几处隧道和桥梁证明当年山路的艰难。穿过一座座桥梁的时候，王苗自豪地告诉我，造桥用的水泥就是他工厂生产的。
王苗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当年是龙岩二中的教导主任、龙岩歌剧团的编剧，“文革”时被污蔑为“龙岩三家村的大掌柜”，1966年自杀。母亲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导师是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资本论》译者王亚楠。
在父亲死后，王苗掉到了社会最底层，回到农村种田。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当时的招工、考学、当兵都没有他的份。1979年农村搞副业，王苗去社办企业当泥瓦匠，后来承包小的建筑工程，做了包工头，1981年赚了三万元。1986年至1989年，社会掀起全民经商的浪潮，当时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王苗投资开办了选矿厂，筛选精矿出口贸易。1989年经济形势不好，他关闭了选矿厂，静待时机。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王苗嗅到商机，马上将十几年积累的资金300万元拿出来，与人合办了一家年产8.8万吨的水泥厂。2003年，他再次和人合伙投资六亿元，办了年产200万吨的水泥厂。现在，年过60的王苗已经不再管理水泥厂的具体业务，转而聘请职业经理人打理。
“我抓住了中国大时代的脉搏。”王苗说。奇妙的是，他这种敏锐的嗅觉似乎在儿子的基因里传承下来。在王兴的创业故事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如何精准地踩到了每一次互联网创新浪潮。
王苗对儿女的教育一向宽松、民主，充分尊重儿女的意见。他希望王兴能做陈景润，专注科研，他不认为儿子有经商才能，希望儿子能读完博士。在王兴卖掉校内网之后，他还问王兴能否到美国继续完成博士学业。“他对我创业与否，不支持也不反对，尊重我的意见。”王兴说。王兴高中班主任吴老师觉得王苗在教育上很放松，不像有些家长把孩子盯得死死的。
王苗家里从不打麻将，也不会大吃大喝，“家里有好的环境，大人勤勉做事，小孩也不会偷懒”。他喜欢书，买了很多书，也鼓励儿女博览群书。“儿女都是理科生，但人文素养都还可以，不像有的大学生，除了专业知识以外，人文知识少得可怜。我认识的很多有钱人，家里什么豪华家具、家电、车都有，就是没有书，很糟糕。”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王兴，在师长眼里是个独立、有想法的人，在同伴眼里是个敢于挑战老师权威的学生。他喜欢科技，热衷于动手作实验，与赖斌强、陈亮等同是科技爱好者——后来，这两位伙伴先后加入他创业的行列。
由于家庭富裕，王兴是龙岩市里第一批拥有电脑的人，他甚至和陈亮他们动过卖上网卡的脑筋。他也是市里最早接触互联网的，陈亮记得县城刚有互联网接入的时候，王兴带他们去了邮电局。王兴有亲戚在邮电局工作，为他们触摸互联网提供了便利。通过浏览器打开雅虎的首页，在一个中国的小县城里就能看到美国最新的NBA（美国男篮职业联赛）新闻。互联网的神奇魅力在他们的心灵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这是1995年的事。这一年通常被视作中国互联网商业元年。丁磊在宁波搭建了他自己的BBS（电子公告板）；马化腾在深圳创办了PonySoft站台；马云在杭州开设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张朝阳戴着ISI公司首席代表的头衔返回了中国。
吴老师回忆，当年王兴个性很强，学习有自己的主见，不功利。他能主动找到老师扣掉错误多算的分数，尽管这会影响他的成绩排名。他一次不落地参加以培养党员为目的的党章学习小组活动，却不入党。他向吴老师解释，暂时还不想入党，只是想了解一些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吴老师觉得，高三这么紧张，大家都拼命学习，他还花时间去学跟高考无关的东西，“他是求真知而不是求分数，一点都不功利，很难得”。
学校开展学生申请无人监考的活动，王兴是实验班的班长，按理是第一个站出来申请的，可他没有去。吴老师问他，他反而问，为什么要申请？我们本来就没有偷看。有没有人监考，对我们来说没有关系，申请这个没有意义。虽然吴老师说服了自己学生去申请无人监考，但他意识到“王兴即使当兵都要当有头脑的兵，要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
谈到王兴后来的创业，吴老师觉得王兴家的经济实力起了很大作用，家里情况允许他不是为谋生而读书，也允许他失败。从王兴与他姐姐对家里财富的态度来看，两人对钱都不太看重，喜欢靠自己的能力挣钱。王苗以前告诉他的儿女，不指望他们赚多少钱，如果他们愿意搞科研，对国家作点贡献，他可以在资金上支持，让他们生活不至于太清贫。但是他的儿女都没有走科研的路。王兴姐姐清华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在硅谷做工程师，自己买别墅和车，没找父亲要一分钱。王兴除了最初的创业资金来自于父亲，再也没要过父亲的钱。他在北京的房子也是自己买的。他们都告诉父亲，不会继承他的财产，让他多捐钱。“总不能留下钱给他们，让他们只做个富二代吧？如果将来他们的孩子还花我的钱，那是悲剧。”王苗说。
1998年10月，王苗和妻子到清华看望一对儿女，一家四口在“清华园”牌坊下合影。当时女儿读大四，儿子读大二。这是王苗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唉，13年前的事了”。
如果说王兴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庭给他输入了原始的商业基因，为他开阔眼界、独立思考打下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那么，在清华的这段校园生活，则完成了王兴的创业启蒙。
“清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最主要还是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不是专业课，而是前辈做事的高度。”在清华，王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像雷达这样的专业课他并不喜欢，他更投入于软件这样的课程。他与同寝室的王慧文合买了一台电脑，整天上网鼓捣各种东西。王慧文后来成为校内网的三个创始人之一。
王兴加入了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成为活跃分子。1998年，协会主办清华创业计划大赛，这是国内第一个创业计划大赛。协会邀请了不少人来演讲，包括张朝阳——他的“搜狐”刚刚发布不久。王兴记得他是在张朝阳演讲之后第一个举手提问的人。通常只要有演讲提问这个环节，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是慕岩创办的，他是第一任会长，是百合网创始人之一。第二任会长杨锦方如今与王兴同在美团，主要负责销售工作。第三任会长倪正东，是清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鼎盛时期协会有三百余名会员，核心会员有三四十位。后来，不少人创业或者做风投。“这个协会对很多人来讲是创业的启蒙，除了讲授一些关于创业、风险投资的课程以外，更多的是观念上的改变，清华不仅是政治家和工程师的摇篮，将来也会是企业家的摇篮。”倪正东说。
慕岩回忆，1996年他和杨锦方在中关村打工，找了几家中关村的小软件公司，发现都是北京大学的文科生开的。他傻乎乎地问，你们学哲学、历史的，怎么能开软件公司呢？对方回答，我们定下方向，找你们清华的程序员写写就完了。这让他们深受刺激。回学校后，他们就写了创立“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的申请。
1998年，王兴加入协会。倪正东对王兴的印象是聪明、认真，是个怪才，说话不是长篇大论的，而是跳跃的，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慕岩觉得王兴是典型的清华人，技术很强，对产品挺下工夫，人实在，不太会忽悠，这导致了他融资不怎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