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任志强在军队已经待了十来年，他在部队中提了干、立了军功。他向父母报喜时，父母却告诉他：“我们在你这个年龄时早已有更值得夸耀的成绩了。”“这或许对任志强是个比较大的转折点，他父亲是副部级干部，他的目标比较高。”齐跃说。
对于一个具有野心、个性强烈的人来说，在和平年代从军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任志强后来当了华远负责人，我们都不感到奇怪。因为任志强的个性只适合当一把手，当二把手会干不好。”他的初中同学、一起到延安郭庄插队的知青赵晓航说，“任志强是个倔头，一条道走到黑。”
1980年，任志强转业，下海经商。他到一朋友开的公司任副总经理，主要经营百货、餐饮等业务。齐跃去任志强负责的公司应聘兼职财务。这是齐跃第一次见到任志强，他回忆：“当时是冬天，任志强像个土匪头子，在一个小房间里，穿一身绿色的军棉袄，理着非常短的小平头，典型的北京干部子弟的发型。见面时，他很严肃，坐在那里用眼睛瞪着你，基本没有笑容。”
任志强最早是做百货，在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租了一间房，做批发兼零售。1982年，他开始做餐饮，员工卖油条，他收钱。再后来，他又从山东贩卖苹果到北京。
据一位熟悉任志强的人士介绍：“任志强的命运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很多高干子弟都没吃过什么苦，他吃的苦比别的高干子弟都多。他不太靠父母，相比很早就下海的那一拨干部子弟，他已经差了一大截。别人已经在倒腾服装、国家指标了，而他才开始做小买卖。在某种程度上，相对那些高干子弟的同辈人，他有一点自卑。”
我问任志强：干部子弟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便利之处？他一听就急了，瞪着眼呵斥：“这都是瞎扯！当我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父母早就退休了，既无权又无职了，我们发展和干部子弟有什么关系？你们都以为干部子弟都能走后门，胡说八道！你们把社会想得太可怕了！”他又强调：我父亲和西城区有什么关系呢？商业部和西城区隔着七八级呢，这都是瞎扯。赵晓航曾任监察部驻海关总署监察局副局长、海口海关关长，亲手查处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厦门、湛江等多起走私大案，他说：“官员如果贪污，商人如果第一桶金不干净，他们敢这么张狂吗？现在既仇富，也仇官。在这种情况下，任志强竟然常年坚持‘任大炮’，你说他没有一点自信，他没有一点坦诚，他没有一点纯正，他敢吗？”
齐跃说：“经商这件事，据我了解，他父亲没给他什么帮助。因为当时他们父子俩的位置差距太大。唯一能帮上忙的，就是一些人际关系。比如他父亲的同事、同事的小孩，比他下海早，任志强认识他们，偶尔能帮上一点忙。”
要说干部子弟身份给他带来的好处，应该是比常人更早一点知道政策变化的风吹草动。任志强说过：“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见《地产狂人任志强》，作者彭征、张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任志强到华远集团做部门负责人，他想到将齐跃招过来，齐跃当时的本职工作在一家国营单位。单位开始不同意，最后要求齐跃出三千元培养费。“当时三千元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元。”齐跃将实情告诉了任志强。任志强说：“三千元我给你出！”就冲这句话，齐跃来到了华远担任会计，后来做到了华远副总裁，直到2001年。
任志强这些年仍旧保持了倔强作风，说话直接，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但是，齐跃说：“这些年任志强变化很大，比以前平和多了。”毕京京说：“他说的那些大实话，我估计是插队对他的影响。在插队期间，他亲眼看到了自然规律，并开始尊重自然规律，旱了就没有收成，涝了也没有收成。他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按规律办事，实话实说。”
2007年1月，任志强在《答复网民的提问》一文中提及自己1985年9月进过看守所的事，并在那里待了14个月，最终经检察院证实无罪而释放。
任志强并未详谈自己为何被冤入狱的原因。齐跃当时是公司会计，也一同受牵连入狱。因为齐跃妻子快生小孩了，检察院以“老婆生小孩，家里无人照顾”为由，将他提前释放了。齐跃分析，此事的主要原因是任志强得罪人了。当时华远算新兴公司，西城区的审计局有时会来审计。一天，华远请了很多建筑界的权威专家来开会，就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讨论，任志强非常重视。就在此时，审计局局长来华远审计，约任志强他们谈话。任志强当时说：“你没提前约，我约了一帮工程师正开会，我今天不能接待你。”
“华远算小公司，在西城区，对那些官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来你这审计，你不拍手欢迎，还给脸色看，能好得了吗？后来审计局就开始找碴儿。那年中秋节，检察院就把我们给带走了。”齐跃说，“当时，新兴的东西总是要调查，但导火索就是任志强没有接待审计局局长。任志强吃亏在说话方式，他的说话方式确实让人接受不了。你想想当时审计局局长，在西城区是权力多大的官呀？”
齐跃和任志强关在不同的看守所，外面传说，他们几个要被枪毙，这对他们的家庭造成很大伤害。他们的狱友也互相认识，那些狱友说，任志强天天在里面学外语，学了900个单词。尽管被冤入狱，任志强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还为此事和狱友抬杠。“像我们被冤枉了，发点牢骚很正常。但任志强出来后，一句话没说，这点我比较佩服。这可能是骨子里他父母带给他的。”齐跃说。
任志强出狱后，齐跃到他家探望，发现他的白头发比进去之前多了三四倍，当时他才35岁。
我问任志强：“华远遇到重大事情时是你一个人拍板决定还是集体讨论？”任志强说：“我们过去由党委作决定，现在是董事会作决定。我从来不自己作决定，因为我被在监狱里关过，所以我更知道自己作决定要承担责任。我一定会找个挡箭牌，坚决不自己作决定。你们恰恰都说错了，这都是极端错误的认识。”
不给面子的实话实说给任志强带来不少麻烦。李春晖说：“任总有时说话或发表文章后不久，会有一些国家相关部门来查我们，比如查我们的税收，看你是否合法。这确实让我们很被动，因为我们有很多工作，但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接待他们，要把账本给他们看。实际上，查完了又没有问题。”
齐跃说：“任志强这种性格得罪了很多人，但他不考虑得罪不得罪，只考虑真与否。比如有时候央行出了一个政策，任志强会写文章评论。什么贷款啊或者办事，华远马上就会收到反应。”
“一般人会说算了，别跟国家较劲，犯不上，也不是我们家的。（任志强）他那韧性就是，这事我觉得对，我一定要坚持。”齐跃曾经劝任志强尽量少说点。但是，“他就这性格，怎么劝也没用，他反而说：这对国家的利益和整个中国经济都有用，你不能说为了华远好办事就不说。”
在齐跃看来，让任志强不说话，是不可能的事。李春晖有时候劝阻任志强别说得这么犀利，委婉一点。任志强说：“别人都不说，你们还不让我说。”
他以前放炮时遇到麻烦，经常是华远的老书记周坚给他抹平。周坚是开国上将周士第的儿子。1996年，老华远在香港上市时，香港多家媒体和香港联交所收到一封揭发任志强1985年入狱的匿名信。周坚到北京市检察机关查阅十多年前的档案，并从西城区检察机关取得无罪的证明，才摆平了这件事。周坚现已退休，我多次寻找未果。周坚退休后，任志强还有一批特别能干的人，对外沟通能力都很强，这也起了很大的缓冲作用。
有一次，任志强告诉阎阳生：不说不行，人家以为任志强被抓起来了，所以还得说，不说对公司影响更大。阎阳生说：“任志强不怕麻烦，有一些事低低头就可以过去了，但他不低头。他就是这种牛脾气，其实他可以搞得更大、更好。”
任志强说，他父亲对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这不光是我父亲，应该说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这个观念。当他们对革命事业有追求的时候，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也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任志强有一个哥哥在战争年代寄养于老农家里，后来失散了，再也找不到了。“这种为了革命事业而作出牺牲的老一代人可以数出千千万万来。他们大部分都可以为了革命付出自己的家庭，包括自己的孩子。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家庭幸福，是可以抛弃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我的父母、叔叔伯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精神。我想这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阎阳生说，任志强其实很聪明，会搞关系。参军的时候他打桥牌，和连长套近乎，连长被他忽悠得团团转。“现在别人只看到了他桀骜不驯的一面，他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顶撞。实际上他还是很有分寸的，他知道自己没犯大忌。争论的时候，他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谈的。即使对方生气了，事后也会琢磨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潘石屹告诉我，任志强只有一次服过软。几年前一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任志强发表了很多言论，一个领导派好多人去查他，前前后后查了他一个月。任志强每天晚上都给潘石屹打电话，发牢骚骂一通，不知道查什么东西。最后另一个领导和潘石屹都给任志强建议：你要给人家一个台阶下，你给这个领导写个检查吧，否则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于是就有了任志强所有的语言文字中唯一的一次妥协。
“按任志强的性格，他是不会屈服的，就是要跟宏观调控干到底的。”潘石屹说。
赵晓航说：“任志强应该是很纯真的人，因为我们都到了耳顺之年，都是60岁的人了，很清楚社会的险恶、站在对立面的压力和来自媒体的压力。但他单纯得像一个说皇帝没穿新衣的小男孩一样。他老捅窗户纸，你说他不童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