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踏入政界开始，我就一直主张要实现政党改革与政党民主化。然而，党却不为所动，就好像大卫与歌利亚对战的情况。事实上，这确实是握有党权的人非常难以抉择的事情。一旦改革，党内立刻会面临各项挑战，也很难一丝不乱地得出党的决议。当时处于不走改革那条路也可以的政治气候中。
我成为大国家党代表的同时，决心要将过去一直以来的主张付诸实行。这不是件简单的事，虽是正确的路，却也会让运作党务的人感到为难。然而我觉得如果没人来做，政党就永远是私党，国民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将沦落成只会举手的表决器。
我将之前一直主张的“政策政党”、“院内政党”、“数字政党”三大目标一一实践。为了建立院内政党，首先必须做的是改变议员总会。议员总会简称“议总”，当党内有必须决定的重要事项时，议员全体聚到一起商议并决定。
首先必须改变的是议总会场的会议形式。之前是党总裁或党代表坐在台上的大椅子上，面对议员们坐着举行会议。我撤掉了那把椅子，改坐议员们之间的位子，以党代表也是一名议员的方式开会。我这样的做法使原本权威式的气氛消失了，过去晚辈议员无法在前辈议员们面前坦然地表达想法的情况也消失了。
这么一来，议总会场就变得像战场、市场一样吵。如果说之前的议总是指导部决定所有事之后单纯形式化地开会，现在则变成在议总会场上决定所有事。如果不经过议总而由指导部任意发表事项，在下一次的议总会场就会被声讨。在议总会场里，高声交谈是普遍情形，若对谁的发言深感满意也会毫不吝啬地夸赞：“不错嘛！”有些记者甚至说，看大国家党的议总就像是在看美国西部片的感觉。
自从我成为党代表后，议总会场变成了充满许多选择的岔路。其中，最为印象深刻的是讨论《国家保安法》时，法制司法委员会在会场彻夜进行了马拉松式的长时间会议。
2004年秋天，卢武铉总统在某电视台主张废除《国家保安法》之后，全国开始因为这个问题而产生了非常尖锐的对立。我的立场是绝对无法接受废除《国家保安法》。虽然《国家保安法》的法条之中有些可能有侵害人权的隐忧，但我相信可以用修改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我主张不废除而以修改法条的方式继续保留《国家保安法》。
在大国家党内也对《国家保安法》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议员们各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坚持维护《国家保安法》，我们会显得太过守旧。不如我们假装坚持不成，就让步吧。”有这派的意见，也会听到“绝对不行，一字也不能改”的意见，或者“可以修改，但是核心部分需要保留才行。如果再更进一步修改原先的修改案，就等于是废除了啊”。议员们彼此激烈地争论着。
执政党提出了《国家保安法》废除案，想以国会过半数的议席来通过此案。我看到这项足以动摇国本的重要法案即将被强行处理，说什么也要极力阻止。所以在成为党代表以来第一次占据了法制司法委员会的会场，要求长时间讨论此议题。
国会即将于2004年12月底召开全体会议，所以针对《国家保安法》所持的立场，党内举行议总做出最终决定。有些议员坐在椅子上，有些议员站着，甚至有些坐在地上。大家的眼神都呈现疲惫，经过几天几夜的会场占据，平时的干净装束早已不见。最终讨论的这一天，议员们将自己的国家观与价值观全都倾泻出来。将近四十位议员上台发言。我没有漏掉任何一位发表的言论，全部一一记录，笔记本里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
这天，在超过十二小时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式议总之后，对于修改幅度与范围，我们仍有相当的异见。特别是最为核心的僭称政府法条以及《国家保安法》更名的部分，还是没有一致的意见。对此，议员们以最民主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投票委托党代表我来决定，如此议总才总算告一段落。最终，我们坚守住了《国家保安法》。
议员们认真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也一字不漏地倾听，不敢懈怠。
《行政中心复合都市法》、私校法场外抗议、党名变更、党革新案等，每当需要做决定时，就会展开无数的讨论。有时议员们会想揪对方衣领激动大喊，甚至动用投票表决的方式。但一走出议总会场，于私又会回到感情要好的同事。所以，议总会场俨然已成为真正民主主义的道场。
为了政党改革，有时甚至还会听到别人说我傻，那是指放弃公荐权的事。如果说党代表每到选举时都拥有决定候选人的莫大影响力，那么那个政党势必成为党代表的个人私党。“您真的要放弃公荐权吗？”当周遭人士知道我真心要放弃公荐权时，开始出现劝我的情况。
“政治不是那样搞的。只是做做样子，大概照顾一下自己人就行了，您为何要那样？”
“政治是将自己派系养大，将来才能做大事，不是吗？政治只不过是一场一场的秀啊！”
有些人板起脸孔，有些人生气，有些人试着说服。自从政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担心我的人骂我。然而，那不是我的做事方式。只要我认为是对的，就必须去做，并以真心去做。如果只是做做样子，很快就会被看穿，最后只会招致自己蒙羞。即使会吃亏，我还是不会改变信念。
就任党代表后，我随即面临第十七届国会总选。此时，从比例代表的公荐入手，展开了大国家党的“公荐革命”。比例代表，向来的惯例是由党代表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担任，但是我坚持一概不介入公荐，所以大国家党的比例代表个个都是各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他们实力雄厚，称之为大国家党的政策达人也不为过。在我当党代表的这段期间，举行了四次再补选，我也一概不介入公荐。
2006年地方选举时，我将公荐权放给市、道的党部。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杂音。因为是刚开始试行的革命性做法，自然有很多混乱。“没有能力的人也受推举了”、“当地委员长收了贿赂”——爆出了许许多多的消息。很不幸地，因为这样，有两位中坚党员也被党内直接向检察官告发。
部分媒体甚至刊登了“朴槿惠走在实验政治的岔路上”这样的新闻标题。然而，不管是什么制度，一开始难免有适应期，只要方向正确，修正副作用即可。如果一开始就担心副作用而什么事也不做，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幸好，地方选举我们获得了大胜，也因此使历经辛苦过程的地方党部有了新的公荐体制。有了这样的体制，才有最了解地方且长久以来与当地居民在一起的人出来为人民做事。
党代表任职期间，我持续推动政治改革。虽然那段时期我听到很多批评，说我“连政治的‘政’字都不懂”、“没有强硬的魄力”、“就是因为她这样，需要人的时候才会没人挺她”，诸如此类的声音络绎不绝。然而，我绝不后悔那样的做法，因为我相信我做的改革是人民真心期盼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