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6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一起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
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1000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80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1000万美元，在1981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也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尽管当时已经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了，但是遇到了这样具体的问题，为了解决现实困难，能不能突破以往惯例和传统思维？如何对待海外人士、资本家态度的问题，谁心里都没底。
这件事，最后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个名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嘛！这张支票，你们不敢接，我来接！’拍板以后，邓小平亲自给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亲自出席了签约仪式，亲手接过了这张支票，又亲手为兆龙饭店剪彩。”
由于包玉刚在香港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他与英国方面的良好关系，邓小平十分重视他在香港回归中的作用。1978年，在第一次与邓小平会面后，包玉刚便与邓小平一见如故，从公开的报道中看到，1981-1984年间，邓小平会见包玉刚便达到7次，他也是邓小平会见最多的香港商人。包玉刚也被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深深震撼。
于是，包玉刚经常奔波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繁接触联络。当时，许多人纷纷将资金外撤，逃离香港。作为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包玉刚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话，表明他对香港的巨大信心，他表示会变卖船只投资香港本土，在香港引起巨大震动。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包玉刚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签字仪式，成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人，他的身份是《中英联合声明》基本起草委员会成员。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接下来就要起草基本法。包玉刚当上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他主动把属下的中环连佛大厦八楼一层让出来给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会址使用，并与李嘉诚等人一起为咨委会筹集活动经费。时任基本法草委会副秘书长的鲁平说：“香港基本法记载着包玉刚先生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一个企业家想要成功，政治因素无疑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在政治面前从来不掩饰他们的激情。遗憾的是，其中的一些人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掉进了毁灭性的陷阱当中——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所有这些被称为“企业原罪”的因素，往往使一个即将兴起的企业，在千夫所指中黯然退场。
并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能够实现包玉刚那样的事业，不仅充分利用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且又通过经济的发展带动政治的前进。但是，不管如何企业都不应该投机取巧，希望通过钻市场的漏洞与政府作出有被市场规则的事情，这样的企业是经不起市场检验的，迟早会被淘汰。
但凡成功的企业家无不深谙政商之间的奥妙，在我国历史上“红顶商人”历朝历代都大有人在。时至今日，对于企业家特别是港澳台的企业家来说，如何充分利用政商之间微妙的关系，适时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事情，不仅能够实现事业的繁荣，而且能够促进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民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