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进入了第二个月，被大肆宣扬的希特勒要在最短期间消灭红军、夺取莫斯科和进抵伏尔加的诺言，成了泡影。
但这绝不说明国家面临的危险有任何缓和。不，敌人还在长驱直入，节节胜利。整个苏德战场的斗争很激烈。
斯摩棱斯克会战的结局，对战争的尔后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斯摩棱斯克城市已于7月16日沦入敌手，但是西方方面军的防御阵地并没有崩溃，仍屹立在通往首都的道路上。希特勒的那些惯于在西欧轻易取胜的军官、将军乃至士兵，这时开始产生疑虑和失望的情绪。
而我军的士气则日益高涨。红军总政治部在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于7月中旬向部队下达的两项重要训令中，分析了三周以来的战争形势，要求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作战中，在执行命令中发挥先锋作用。
敌军虽然在莫斯科和基辅方向遭受挫折，但这暂时还不能证明它的虚弱。它的装甲坦克兵团、航空兵以及步兵，还完全能够实施密集突击，使我军遭受严重损失。但敌人此时已不得不谨慎从事，而且已无力在所有的战略方向上实施突击：苏军最高统帅部在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密切注视敌人重要突击的准备和方向，并以我之机动对付敌人的机动。
我同总参作战部长В·М·兹洛宾将军、他的副手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以及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了当时前线的形势以后，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认为敌人未必敢冒险在近期内进攻莫斯科。敌人没有作好这一进攻战役的准备，因为他们没有具备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突击兵力。
此外，敌“中央”集团军群两翼所处的危险的战役态势也不能不影响战事进程。因为敌军占领的地区成一条长长的斜线，从叶利尼亚一直延伸到罗加乔夫和日洛宾，而这正是我新近组建的中央方面军部署的地带。诚然，如前所述，该方面军还比较薄弱，总共只有2个集团军（第13和21集团军），但是，它的南翼与防守基辅及其接近地的西南方面军相毗连。
我中央方面军因处于对“中央”集团军群威胁甚大的这种态势，所以可用来对该敌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敌人在基辅以南多处进逼第聂伯河，但暂时未能渡过该河。敌主要集团正力图占领克列缅丘格地区。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敌人在该地段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得出了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结论，即：希特勒当局看来不能也不敢置“中央”集团军群的危险地段右翼于不顾，他们将力图在短期内消灭我中央方面军。
如果敌人得逞，他们就会进至我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粉碎该方面军，然后占领基辅，取得在乌克兰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作战的主动权。因此，敌人只有在消除西南方向对其中央集团翼侧的威胁之后，才可能开始对莫斯科进攻。
至于西北方向，我们认为，敌人将大力加强“北方”集团军群，以便在短期内夺取列宁格勒，同芬军会合，然后也挥师指向莫斯科，从东北方向实施迂回。希特勒当局将力图通过此战役消除我对其莫斯科方向突击集团左翼的威胁。
通过对战场总形势的分析，我们得出了有关法西斯德军当前作战趋势的上述结论。
我经过对所有情况和我军兵力兵器的再三衡量和计算，深信我们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决定立即报告最高统帅。行动一定要快。我们一致认为，准备和实行反措施方面的任何一点延误，都会被握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敌人所利用。
7月29日，我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有紧急事情向他报告。最高统帅说：“你来吧。”
我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关于我军状况、各方面军的和中央的物质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接待室。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在那里，我请他通报一声。他说：“请坐，叫等一等梅赫利斯。”
10分钟以后，我见到了斯大林。梅赫利斯已经在那里。
“来吧，报告你的想法吧，”斯大林说。
我把带来的地图摊在桌上，详细地报告情况，从西北方向一直讲到西南方向。我列举了各个方面军基本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队的进程，详细指明了敌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敌人近期可能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仔细听着。他停止踱步，来到桌前微微俯身仔细察看地图和图上的各种细小注记。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的？”Л·З·梅赫利斯突然生硬地插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德军的行动计划，”我回答说，“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作法。我们的推测是根据对敌重兵集团首先是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和部署的分析作出的。”
“继续讲下去吧，”斯大林说。
“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列缅丘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到达该地区。
“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13和第21集团军人员很少，装备也不足。德军可能利用这个薄弱点，向扼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你的建议是什么？”斯大林警觉起来。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3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1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1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1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Н·Ф·瓦杜丁担任。”
“怎么啦，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12-15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斗力很强的师，其中包括1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Л·З·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5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成为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我问道。
我明白，“放弃基辅”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苏联人，包括对于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不能感情用事。作为总参谋长，我有责任建议采取在总参谋部和我本人看来当前唯一可能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
“基辅不得不放弃，”我断然回答。
一阵难堪的沉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继续汇报：
“在西部方向需要马上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击？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发火了，他突然高声说：
“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我忍耐不住，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末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寂。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
“我是一个军人，准备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是，我对形势和作战方法有清醒的看法，相信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且，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
斯大林没有打断我的话，但已经息怒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
我收起地图，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办公室。大约半小时以后，我詖叫到最高统帅那里。
“是这样，”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我们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有在实战条件下指挥部队的丰富经验。在作战部队你肯定会发挥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命令我到什么地方去？”
“你愿意到哪里？”
“我可以作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
“冷静些，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
停顿了一下，斯大林又说：
“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上各预备队集团军的行动统一起来。我们任命你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一个小时以后。”
“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去总参谋部，你把工作交给他以后就可以动身。”
“我可以走了吗？”
“再坐一会，我们一起喝会儿茶，我们还可以谈谈别的，”斯大林说，脸上已经露出笑容。
我们坐下来喝茶，但是再也没有谈到别的。
第二天，发布了最高统帅部命令。
上前线的准备时间不长，不久沙波什尼科夫就来到总参谋部。我把总参谋长的工作交给他后，就动身到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格扎茨克。各集团军补充人员和装备的工作刚刚结束，方面军补充器材计算表已调制出来。
我早就认识并且熟悉预备队方面军参谋长П·И·利亚平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员Л·А·戈沃罗夫少将。他们都是精通军事的行家。能同他们一起共事，我感到高兴。
在方面军司令部停留的时间不长。П·И·利亚平和他的助手们汇报了方面军的作战情况和敌情。我们特别仔细地研究了影响准备和实施旨在消灭敌集团的当前这个战役的各种条件。当天，我同Д·А·戈沃罗夫和其他军官一起动身去第24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的部队正在和敌人进行对射。一路上，亚尔采沃、叶利尼亚附近和维亚济马以西等地的大火映得夜空一片通红。
不知道是什么着了火，但大火使人心情沉重。大火吞噬着人民的财富，吞噬着苏联人民长期劳动的果实。我不禁自问：法西斯匪徒欠下的血债，苏联人民应当怎样和用什么来回答呢？用剑，只有用剑来无情地消灭凶恶的敌人——这就是唯一的回答……
我们很晚才来到第24集团军司令部。迎接我们的有集团军司令员К·И·拉库京和所属各兵种司令员。我过去不认识拉库京。他在报告本集团军的情况和部署时，给我的印象很好。但是我感到，他的战役战术素养显然较差，他同以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军工作过的许多军官和将军一样，有共同的缺陷，几乎没有机会在战役学方面得到深造。
第二天清早，我同К·И·拉库京一起前往叶利尼亚地区进行现地勘察。那里正在同敌人进行火力战。我们来到阵地前沿，同部队和兵团指挥员研究了情况。最后我们确信，德军的防御构筑得很好，看来有一场硬仗要打。德军在防御前沿和纵深把坦克、强击火炮和其他火炮都配置在掩体内，叶利尼亚突出部成了一个独特的筑垒地域。
通过现地的情况研究，我们还发现，德军防御的火力配系还远远没有查清。因此，我们的部队主要不是对准已查明的敌真实的火力点，而是对准自己推测的火力点实施炮兵和迫击炮射击。这样的射击，效果通常很小，非但不能消灭敌人的火器，反倒消耗大量弹药。至于实施反突击的兵力兵器，第24集团军显然也不够。
情况逐渐明朗了，需要坐下来进行计算。
我们同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兵种司令员交换意见之后得出结论，对这次战役的准备来说，还有大量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必须增调2-3个师和炮兵部队，更深入地研究敌整个防御配系，前送物质技术保障器材。为此至少需要10-12天的时间。因此，进攻不会早于8月下半月。
为了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意图和破坏我们的战役，必须对这次突击的准备工作严守秘密。这就是说，在进攻开始前不应改变我们防御行动的方式。还要继续用过去的方式给敌人造成损失，主要是用火炮、迫击炮和步机枪的不间断射击疲惫敌人。同时，秘密地为坚决的行动变更兵力兵器的部署。
8月12日，我审问了俘虏米特曼。他19岁，父亲是纳粹党徒，本人加入了《少年队》。他随他所在的师到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南斯拉夫打过仗。
在审问时他供认：“我们师的大多数士兵都在19-20岁之间。加入本师的人要经过特别挑选。我们师是随坦克第10师之后来到叶利尼亚地区的。”
米特曼把叶利尼亚地区看成是继续向苏联内地进攻的前进阵地。他认为德军在叶利尼亚地区受阻3周之久并转入防御，是因为德军统帅部想要赢得时间，向前线调集预备队和增援兵力。
俘虏说：“坦克集群司令古德里安将军的特别命令解释说：‘我们前进得太远，应当等预备队靠近以后再继续前进。’”
这是他们向德军士兵解释前进受阻和转入防御的一种奇妙的办法。真是所谓打肿了脸充胖子……
“我们‘德意志’团在叶利尼亚地区进行防御，”俘虏接着说。“我团曾经被撤出进行休整，后来由于其他部队遭到损失和防御战斗失利便又被调到前进阵地。各团的损失都很大，以至步兵分队补充的尽是后勤人员。苏军炮兵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最大。俄国大炮打得很厉害，使德国士兵十分沮丧。”
米特曼从上级关于占领地区游击活动的通报中得知，森林里有不少苏联部队和平民，他们搞伏击，对德军猛烈开火，破坏其后方的交通线。在审讯结束时米特曼说，他们师的领导和各团团长，由于最近在叶利尼亚的失败和挫折，已被撤换……
最高统帅部催促我们加速进攻的准备。预备队方面军在8月中旬以部分兵力转入进攻，夺取了一些地区，重创了敌人。敌人被迫把两个打得七零八落的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诡走，换上步兵兵团。
后来得知，“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曾因损失惨重请求希特勒准许放弃叶利尼亚突出部，但遭到拒绝，因为在希特勒当局看来，叶利尼亚地区是下一步向莫斯科进攻时实施突击的有利的桥头堡。
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对于我军正确认识敌人的防御战术很有教益。现已清楚，德国法西斯部队首先在居民点周围构筑防御，把居民点变成强有力的支撑点。支撑点体系主要设置在防御的前沿，但德军在纵深内的防御却不够完善。每个支撑点均可实施多方向的射击，因此适合于环形防御。这种支撑点体系能使单个目标的防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据德国人看来，因而也就能提高整个防御的稳定性。一个这样的支撑点失守，可以用附近目标和地段的火器顶替。
因此，我们在进攻支撑点时，必须可靠地保障自己的两翼，并压制其相邻支撑点的火器。否则，进攻的部队就有钻进火袋的危险。
我记得，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军一个步兵团（可惜番号忘了）在进攻叶利尼亚接近地的一个地区时，占领了敌支撑点维德里诺村。由于友邻部队前进迟缓，该团两翼村子附近地区的敌人没有肃清。这种情况迅速影响到团的态势。敌人利用这个机会，向该村集中附近各支撑点的所有迫击炮火力。结果进攻受阻。
但是，团长没有惊慌失措。他与支援炮兵联系，交给他们一项任务——压制阻碍部队前进的敌支撑点。只是在这项任务完成之后，该团才得以继续进攻。
我们还发现了敌人的弱点。我军的反冲击，暴露了法西斯德军步兵的动摇性。德军士兵在我军炮火的重创下，往往不进行瞄准射击。他们在慌乱之中钻进掩体，从那里漫无目标地射击，力图以此震憾进攻者。他们给进攻者造成的损失当然不大。我军战士很快就不再理睬这种人为的喧闹，顺利地消灭敌人。
我指示方面军司令部总结8月份叶利尼亚附近战斗的经验，并迅速向各级指挥员传达。我们要求部队和兵团指挥员深入研究德军的防御兵力和防御配系，要求他们不是“一般地”而是具体地进行侦察，要查明敌支撑点的火器和工程构筑的性质。
由于采取了加强侦察的措施，方面军首长和司令部很快就掌握了有关敌人及其火力和工程配系的完整情报。
这些情报和许多俘虏的口供，使我们有可能周密地、详尽地制定炮兵射击计划和航空兵突击计划，给各部队和兵团规定了全歼敌人的具体任务。
精通炮兵业务的П·А·戈沃罗夫少将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不仅仅精通炮兵业务，对战役战术问题也很熟悉。
虽然叶利尼亚地区的战事非常激烈，当前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也十分繁忙，我还是时常回想起7月29日在统帅部同斯大林的那次谈话。我们在总参谋部所作的战略预测对不对呢？
现在，关于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西南方向指挥部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基辅防御和将部队从合围威胁下撤往普肖尔河问题所持的立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所以我认为，应该在这里摘引一段1941年8月8日斯大林同西南方面军司令员М·П·基尔波诺斯的谈话。它证明，最高统帅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把苏军撤出基辅。
斯大林：我们得到消息说，由于防守基辅的兵力不足，方面军决定轻易地放弃基辅。这个消息确实吗？
基尔波诺斯：你好，斯大林同志！你得的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无论如何不放弃基辅。敌军以3个步兵师的兵力向筑垒地域南面展开进攻，在空军支援下突破了筑垒地域，楔入纵深达4公里。敌人昨天一天伤亡达4,000人。我方昨天一天伤亡1,200人。战斗很激烈，个别的居民点已反复争夺了好几次。昨天和今天已派出两个空降旅，去加强筑垒地域部队。此外，今天还派出了30辆坦克，任务是消灭突入筑垒地域的敌军，并恢复原来态势。还给航空兵规定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斯大林：你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肯定能恢复筑垒地域南段的态势？
基尔波诺斯：我想，我所掌握的现有兵力兵器可以保证完成交给筑垒地域的任务。同时也要向你报告，我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再也没有预备队了。
斯大林：可以从其他方向抽调兵力加强基辅的防御嘛。我想，等穆济琴科突围以后，你在那个方向上的进攻，意义就不大了……那末，你在那个方向上也就能腾出一些部队。也许能够用腾出来的部队去加强基辅以北或基辅以西的地区……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强烈要求你采取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措施保卫基辅。两周以后情况将要好转，因为那时我们能派精锐兵力支援你，而在这两周之内你必须不惜一切守住基辅……
基尔波诺斯：斯大林同志，我和军事委员会将全力以赴，不让基辅落到敌人手里。我们将把我们所掌握的一切用来保卫基辅，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
斯大林：那很好。热烈地和你握手。祝你成功！我讲完了。
基尔波诺斯：我讲完了。再见，感谢你的祝愿。
8月下半月，根据对整个战略形势和西部方向上敌人行动特点的反复分析，我再一次断定，我在7月29日向斯大林作的报告中关于希特勒统帅部最近可能采取的行动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我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有责任再次向最高统帅提出关于德军必然向中央方面军尔后向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的看法。
我们抓到的俘虏关于敌“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方向暂时转入防御的供词，更坚定了我的看法。敌人在这里放弃进攻，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我所知，这是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被迫在主要战略方向上转入防御。所有这一切，再一次证明我们以前所做的（读者已经知道的）预测是正确的。
因此，我于8月19日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敌人确信我军已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集结大批兵力，并把中央方面军和大基卢基集团部署在两翼，所以暂时放弃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转入对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积极防御，而把所有的快速突击力量和坦克部队用来对中央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作战。
敌人的企图可能是：粉碎中央方面军，进抵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地区，从后方实施突击以粉碎西南方面军。然后绕过布良斯克森林向莫斯科实施主要突击，并向顿巴斯突击……
为了粉碎希特勒统帅部这个险恶的企图，我建议斯大林最好能尽快在格卢霍夫—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突击集团，用以在敌人一旦想实现他的企图时，对敌人的翼侧实施突击。突击集团必须包括10个步兵师，3-4个骑兵师，不少于1,000辆坦克和400-500架飞机。这部分兵力可从远东方面军、莫斯科防区和防空区，以及内地军区抽调。
就在8月19日当天，我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复电：
“你关于德军可能向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方向挺进的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德军的挺进……意味着从第聂伯河东岸对我基辅集团的迂回，和对我第3及第21集团军的包围。为了预防和制止这种复杂情况的发生，已组成以叶廖缅科为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并正在采取其他措施（另行通知）。我们相信能够阻止德军的前进。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
遗憾的是，关于新方面军的战斗力和“其他措施”，电报中未作任何说明。
对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命运的担忧，始终萦回在我的脑际……两天以后，我决定给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打个电话。想问明白最高统帅部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免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陷入困境。
沙波什尼科夫向我谈了这几个地段的情况，以及最高统帅部为了对付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右翼部队的机动所采取的措施。
他告诉我说，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把西南方面军右翼一部分军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我基辅集团仍留在原地防守基辅接近地，对基辅决定竭尽全力加以防守。
沙波什尼科夫接着说，“我个人认为，新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无力阻止敌中央集团可能发动的进攻。虽然叶廖缅科中将同斯大林谈话时保证过要粉碎中央方面军当面之敌，不让敌人到达西南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
对于匆忙建立起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具有什么样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是了解的。所以我感到很有必要通过载波电话再一次向最高统帅坚决要求尽快把西南方面军整个右翼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
我这一次的建议还是毫无作用。斯大林说，他刚刚又同Н·С·赫鲁晓夫和М·П·基尔波诺斯商量过，他们两人使他相信，无论如何不应放弃基辅。他本人也相信，布良斯克方面军即便不能粉碎敌人，无论如何也可以阻止敌人前进。
大家知道，由于没有认真分析形势而定下的这些决心，使西南方面军后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敌人没有被阻住。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上的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科诺托普地段出现了十分危险的突破口。不得不从西南方面军火速调来骑兵，而该方面军本身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我在这里摘引一段此后不久，即1941年9月10日6时45分，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同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元帅的谈话：
接谈者：布琼尼。
谈话者：沙波什尼科夫。
沙波什尼科夫：你好，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最高统帅要我向你传达下述命令：火速派遣骑兵第2军到普季夫利地区，到那里归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指挥。它的任务是必须封闭西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在科诺托普—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段的突破口。执行情况请上报。
布琼尼：你好，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骑兵第2军是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方向上的唯一力量。你知道，敌人正力图向我战役地区推进。而我在佩列沃洛奇纳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段60公里的地区内仅有一个步兵第273师。敌人正从北面包围西南方面军的右翼。如果把第2军派到那里，那为什么又要转隶给叶廖缅科呢？我认为第2军面临的将是同第21集团军一样的遭遇。
我请你注意叶廖缅科的行动。他本来应该把这股敌人消灭掉，可是实际上他却一事无成。如果你们准确地了解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处境，并且不顾哪一个方面军也没有预备队这一情况，仍然决定把第2军调归布良斯克方面军，那么，我也只好下达让该军行动的命令。
我想简略地报告一下形势。
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步兵第4师在切尔尼戈夫附近陷入合围。敌人在切尔尼戈夫以东以及奥库尼诺沃方向渡过了杰斯纳河。在克列缅丘格及其东南地区渡过了第聂伯河。西南方面军右翼的态势你已经知道了。基尔波诺斯一点预备队也没有。
南方方面军。我已经报告过，8月25日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的我岸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卡霍夫卡地区的局势仍然很糟：敌人至少投入了3个师，而我方没有绵亘的正面。
沙波什尼科夫：这些情况我都清楚，谢苗·米哈伊洛维奇。但是，为了使西南方面军能够继续战斗，必须封闭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科诺托普地段的突破口。骑兵第2军必须行动。最高统帅已经责成叶廖缅科负责这次战役。请你立即把第2军派到普季夫利去。
布琼尼：好吧：我已给南方方面军参谋长挂电话，马上就给他下达骑兵军行动的命令。清把我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布良斯克方面军行动的意见报告最高统帅。再见！
沙波什尼科夫：我一定报告。祝你一切顺利！
从那以后，多少岁月过去了，可是每当想起这件往事，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我认为，最高统帅当时要求西南方面军竭尽全力扼守第聂伯河以西和基辅以西的防御正面，是不正确的。至于它的后果，我上面已讲过了。
当然，在当时哪怕是想一想基辅可能丢失，也会深深地刺痛每个苏联人的心。但是在决定乌克兰首府的命运时，需要的是从军事政治的全局出发考虑问题。战争毕竟是战争嘛，如果是出于必要，如果我重兵集团面临着被合围和覆灭的威胁，那么就应当尽快地把它从敌人的突击下撤出，以避免重大的失败和无谓的损失。
我一谈到叶利尼亚的战事，就不由得回想起我在那艰难岁月里的亲身感受。叶利尼亚战役，是我独立指挥的第一个战役，是对我在对德大规模战争中战役战略能力的第一次检验。每个人都会体会到，我是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如何慎重而又细致地着手组织和实施这次战役的。
我们很快就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训令。训令的第二点是：
“预备队方面军在以主力继续扼守奥斯塔什科夫—谢利扎罗沃—奥列尼诺—第聂伯河（维亚济马以西）—斯帕斯杰缅斯克—基洛夫一线的同时，应于8月30日以其左翼的第24和第43集团军转入进攻，任务是粉碎敌叶利尼亚集团，夺取叶利尼亚，然后在波奇诺克和罗斯拉夫利方向上实施突击，于1941年9月8日前进至多尔吉尼维—希斯拉维奇—彼得罗维奇一线……”
最高统帅部的指示，与我们向莫斯科上报的建议一致。由于敌人的阵地是一个面向我方的大突出部，我们就决定对敌突出部两边的根部，同时实施两个指向叶利尼亚以西的向心突击，拔掉这个钉子。另外我们获悉，由于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群的主力已向南运动，敌防御纵深内没有大量的快速预备队。为了使德军统帅部无法在我决定性的方向上集中力量，我们决定以次要兵力在其他一些地段上对整个叶利尼亚突出部发起进攻。
8月30日拂晓，经过短时间的炮火准备，预备队方面军转入坚决的进攻。К·И·拉库京少将率领的第24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该集团军的部队从东北方向对叶利尼亚发起进攻。第43集团军的几个兵团从东南方向进攻与第24集团军的部队会师。
正当叶利尼亚战役进行的时候，不出所料，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群的主力果然掉头指向科诺托普。希特勒统帅部正在遂行合围并消灭我基辅集团的计划。因此，对希特勒统帅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坚守叶利尼亚附近的防御，不让我预备队方面军前出到“中央”集团军群防御的翼侧和后方。
整个战线的战斗十分激烈残酷。敌人用组织得很好的密集炮火阻止我军前进。我们也使用了全部飞机、坦克、火炮和火箭炮。
我军使用了所有的战斗技术装备，并把火力与巧妙的机动结合起来。步兵、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密切协同，对敌实施猛烈的突击，打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敌坦克第10师、摩托化第17师和步兵第15师均被我军彻底粉碎。
希特勒统帅部对匆匆调到叶利尼亚的精锐的摩托化“帝国”党卫师（其编成内脊“德意志”“元首”“埃尔弗”三个精锐团）寄以很大的希望。在这个师的防御地段，我们拣到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许多传单，传单吹嘘德国士兵的所谓勇敢精神，表示相信他们能稳操胜券。
希特勒的奢望是注定要落空的。在我军的毁灭性打击下，党卫师和防守突出部的其他部队同样一败涂地。
1941年9月1日，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找我。
接谈者：朱可夫大将。
谈话者：波斯克列贝舍夫。
波斯克列贝舍夫：你好！我向你传达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你能否马上到莫斯科来？如果能来的话，请你把工作暂时交给拉库京或波格丹诺夫，然后动身。
朱可夫：刚刚接到在罗斯拉夫利地区作战的第211师的坏消息。该师后退了5-6公里，使步兵第149师陷入了不利的境地。由于情况复杂，我想在夜间去211师地段收拾局面。所以我请求，如果可能的话把行期推迟，要是不行，我马上动身。
叶利尼亚一带的情况不错……我军现已推进到叶利尼亚至斯摩棱斯克的铁路。如果命令我走的话，我就把工作交给副手波格丹诺夫，让波格丹诺夫把罗斯拉夫利方向的军队交给索宾尼科夫指挥。我等候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你好，朱可夫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推迟来莫斯科的行期，到阵地上去。
朱可夫：你好，斯大林同志！我是作好准备在近两天内到统帅部呢，还是按我的计划行事？
斯大林：你可以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朱可夫：明白了。再见！
但是敌人不甘心投降，他们利用每一个高地，每一个有利的地形作垂死挣扎。敌军统帅部又投入了新锐的步兵第157、178、268和292师。但是这些增援部队也敌挡不住苏军的进攻锐气。我军不给敌人以固守的机会，从两翼包围敌人，切断敌人的退路。叶利尼亚突出部的咽喉被我军的铁钳越夹越紧，敌军在咽喉部的情况越来越糟。
在同希特勒匪军激烈的战斗中，苏军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作出了英勇战斗的榜样。И·Н·鲁西亚诺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100师表现英勇顽强和富有组织性。该师受领的任务是从北面实施突击，在6公里宽的地段突破防御，粉碎当面之敌，切断敌集团从叶利尼亚地区向西逃窜的退路。
我很了解鲁西亚诺夫将军。1933年我们曾在白俄罗斯的斯卢茨克卫戍区共过事，当时他指挥一个步兵团。这是个精明能干的指挥员，他的团总是名列前茅。
第100师于8月22-29日进行了进攻准备。侦察了预定作战地带的敌情和地形。8月23日，鲁西亚诺夫将军同各团长、营长和连长一起进行了现地勘察，明确了战斗任务，组织了步兵与炮兵的协同。进攻开始前和战斗中部队和分队的政治工作贯彻始终，保障了所担负战斗任务的完成。
我在进攻准备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到过这些部队，因此我完全相信胜利在握。
8月30日晨，第100师同第24集团军其他部队一起转入进攻。敌人拼命顽抗。步兵第85团打得很顺利，经过夜战突破了敌人的防御。为了达到主要方向上的目的，师长于9月2日夜间把左邻的步兵第335团全部投入第85团的地带。
第100师于9月5日日终前克服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深深地楔入敌人的防御，并前出到敌军集团的后方路上，从而配合集团军其他兵团占领了城市。
为了表彰该第100师在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战斗中建立的战斗功勋和表现出的组织性和军事技能，步兵第100师改名为近卫步兵第1师。
在夺取叶利尼亚的战斗中作战英勇的，还有А·З·阿基缅科上校的步兵第127师，Н·А·加根少将的步兵第153师，П·Ф·莫斯克维京上校的步兵第161师。这些师也随之依次改名为近卫步兵第2、3和4师。
国防人民委员1941年9月18日在有关这次改名的第308号命令中说：
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在捍卫苏维埃祖国，抗击法西斯匪帮的多次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和富有组织性。在艰难的战斗条件下，这几个师不止一次地重创法西斯德军，打得敌人胆战心惊，狼狈而逃。
我们的这些步兵师为什么能成功地打击敌人，并迫使嚣张一时的德军节节败退呢？其原因是：
第一，它们在进攻中不是盲目地莽撞地向前推进，而是在每次推进前都周密地侦察，认真地准备，摸清敌人的薄弱点，加强两翼侧的警戒。
第二，它们在突破敌人的正面后不是只照直前进，而是向敌人的浅近后方和突破口的左右两侧突击，努力扩大突破口。
第三，它们在夺取敌人占领的地区后，立即巩固既得地区，在新的地点构筑工事，同时加强夜间警戒，并向前方派出有力的侦察，再次摸清退却之敌的情况。
第四，它们在占领防御阵地后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它们不是坐等敌人来突击和进逼，而是主动转入反冲击，以摸清敌人的薄弱点，改善自己的阵地，同时也使各团在反冲击的过程中受到锻炼，做好进攻的准备。
第五，当敌人的进攻压力很大时。它们就有组织地以突击来回敬敌人的突击。
最后，这几个师的师长和政委都是勇敢、严格要求的首长，善于督促下级执行命令，并能大胆惩戒违抗命令和违反纪律的人。
随着“第一批近卫军人”的诞生，红军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苏联近卫军。这是新型的真正的人民近卫军。它继承了我国各族人民最优秀的传统。在苏联近卫军的旗帜下战斗的还有许多国际主义战士，如西班牙人鲁宾，伊巴鲁里（多洛雷斯·伊巴鲁里之子）、捷克人奥塔卡尔·稚罗什，等等。
П·В·米罗诺夫上校的步兵第107师在叶利尼亚打得很英勇。早在和平时期，该师就曾因军政训练成绩卓著得过流动红旗。战士们在战场上没有辜负这一崇高的奖励。他们消灭了敌人步兵近5个团，包括“帝国”党卫师的“元首”团。
我曾从师长的观察所目睹了Н·М·涅克拉索夫中校指挥的该师步兵第586团的激烈战斗。
该团以迅速的突击占领了沃洛斯科沃村，但不料陷入包围。涅克拉索夫中校尽管受了震伤，仍继续指挥战斗。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在第107师其他部队以及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这个团不但突破了包围，而且击溃了当面敌军，夺占了火车站这个重要支撑点。该团Н·Д·科津（现为少将）指挥的营，打得特别机智。我后来在别尔哥罗德和柏林的战斗中，也曾看到过他的高度的战术素养和个人勇敢。
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出这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敌军残部利用夜暗从尚未被堵死的咽喉部撤出了叶利尼亚地区，丢下大量尸体、伤员、打坏的坦克和重武器。敌人在叶利尼亚地区的战斗中共计损失了近5个师，死伤4.5-4.7万人。敌人为了守住叶利尼亚突出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军于9月6日晨进入叶利尼亚。躲避德军的居民很快就拥上了大街小巷。
我把叶利尼亚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扼要地报告了斯大林。我汇报了表现英勇的兵团、部队及其指挥员，汇报了德军的损失。据俘虏供称，有些部队已根本没有迫击炮和火炮了。后一阶段敌人把坦克和飞机编成独立群使用，而且只用来在最重要的地段抗击我军冲击。看来敌人把坦克和飞机调到其他方向上去了。
我们的炮兵，甚至新编师的炮兵部打得很好。火箭炮弹能轰平大片地区。我察看了射击地区，看到那里的防御工事被完全摧毁。敌人的主要防御枢纽——乌沙科沃遭到火箭炮的齐射后被完全摧毁，掩蔽部被炸毁和夷平。
我军追击敌人，于9月7日进抵斯特里亚纳河，渡过了该河并奉命协同П·П·索宾尼科夫将军的西方方面军军队集群继续发展进攻。
由于粉碎敌叶利尼亚集团的战役获胜，军队的士气提高了，胜利的信心增强了。各部队更有信心地抗击敌人的冲击，以火力杀伤敌人，并协同一致地转入反冲击。尽管我军未能合围和俘虏敌叶利尼亚集团（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力量，特别是坦克），但是9月8日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在第24集团军左翼的对我们威胁很大的敌叶利尼亚突出部被铲除了。
当然并不是一切都顺利。我想谈一件令人懊丧的事情。第4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受领了在斯特里亚纳河西岸夺取登陆场的任务。该师渡河后没有采取措施保障自己的左翼，没有进行必要的侦察，就匆忙前进了。经验不足的年轻师长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战斗保障措施而铸成了大错。敌人立即利用这一错误。他们以坦克的反冲击打乱了该师的战斗队形。苏军士兵们顽强战斗，勇敢地击退了敌人的突击，使敌遭到很大损失。我军的反坦克炮兵和师属炮兵使敌人坦克部队遭到了尤其重大的损失。
现在很难评断究竟哪一方损失大。敌人的反冲击被击退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段上也被迫停止了进攻：这就是由于这个师的师长考虑不周而付出的代价。我不得不和师长在观察所一直忙到9月9日傍晚，以纠正所犯的错误。
白天，忽然接到沙波什尼科夫的电报，最高统帅要我在当天20点以前赶到最高统帅部。
电报没有谈到更多的内容，召我回去的原因令人莫测。应当动身。但是形势却需要我留下，把集团军左翼整顿好。而且我还要对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一系列其他的战斗号令。再说，到莫斯科的路程也不近。算了算时间，我可能迟到。
斯大林对应召迟到是从来不容许的。可是怎么办呢丫战场局势是不会迁就司令员的脾气的。需要的是正确地判定，哪个更重要——是把自己在战场上的任务彻底完成呢，还是不顾客观情况，在指定时间应召来到上级身边。
我认为，谁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不能担任司令员。我略微考虑了一下，给总参谋长发丁如下一份电报：“请报告最高统帅：由于这里的形势，我将迟到一个小时，”
坦率地说，我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一直在考虑，怎样向斯大林确切说明第24集团军左翼的情况，使他正确理解我迟到的原因。
我在黑暗中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剌眼的手电筒光束照到我的脸上，汽车停下了。我认出定来的军人是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我们互相问了好。
“最高统帅命令我接你并送你到他的宿舍。”
我下了汽车，跟在他的后面。
我没有向他打听情况，因为我知道反正也不会从他那儿得到我想知道的消息。
我上楼来到二层楼斯大林的宿舍寸，还没有想好怎样解释我迟到的原因。
我走进餐厅，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А·С·谢尔巴科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座。我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看看自己的表说：
“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又说，“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吃点东西。”
最高统帅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格勒形势图。人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我没有吃东西，也默默地坐着。斯大林终于离开地图，对我说：
“我们再次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敌人占领了施吕瑟尔堡，而且在9月8日轰炸了巴达耶夫食品库，毁坏了大量食品储备。我们同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居民的处境很困难。芬军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得到坦克第4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城市进攻。”
最高统帅说完，又转向地图。
一位国防委员会委员说：
“我们刚才报告了斯大林同志，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首长恐怕不能扭转那里的局势。”
斯大林不满意地看了说话人一眼，但仍然沉默着，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他突然问道：
“朱可夫同志，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军的形势。但我没有马上回答。
“我认为，德国人目前肯定要大力补充自己的军队。据从‘中央’集团军群捉来的俘虏供称，敌人伤亡很大。有些部队，损失达50％。此外，德国人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不与芬军会合，未必能够在莫斯科方向上展开进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特勒当局可能会有另外的打算和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莫斯科方向上必须随时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
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又问：
“那么，第24集团军打得怎么样？”
“打得很好，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特别是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
“而你，朱可夫同志，对这几个师的胜利和集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才能有什么看法呢？”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留神地听我讲了15分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说：
“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接着，他突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斯大林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我还是回答说，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很好。”斯大林说。
“不过请你注意”，斯大林继续说。“你要飞过战线或者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
说完，最高统帅默默地拿起放在桌上的便条本，用奔放有力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折起便条，交给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亲手交给伏罗希洛夫同志。”
便条上写着：“请将方面军交给朱可夫指挥，然后立即飞回莫斯科。”斯大林又补充说：
“最高统帅部关于你任职的命令，等你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
我明白，在这句话里包含着对我的旅途的担心。
临行前，我请求最高统帅允许我带两三位将军一起去，到那里任用。
“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斯大林说。
稍稍停顿了一会以后，他又说：
“西南方向的情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改组那里的总指挥部。你认为应当派谁去那里？”
“铁木辛哥元帅最近一个时期在组织作战方面受到了很大锻炼，而且他对乌克兰又很熟悉，我建议派他去。”我回答道。
“看来你是对的。那末让谁接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呢？”
“第19集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立即电话指示沙波什尼科夫召回铁木辛哥元帅，任命И·С·科涅夫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当我正要告别的时候，斯大林问道：
“关于敌人下一步的计划和可能性，你有什么看法？”
于是，我又一次有机会提清最高统帅部重视乌克兰的危险局势。
“当前，除列宁格勒以外，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地段是西南方面军。”我说。“我认为，不久那里可能出现严重的形势。‘中央’集团军群进抵切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区以后，可能击溃第21集团军而突进到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我相信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占领了桥头堡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同古德里安所部协同作战。西南方面军面临严重的威胁，我再次建议立刻把全部基辅集团撤回到第聂伯河东岸，用以在科诺托普地区某处建立预备队？”
“基辅怎么办？”
“斯大林同志，无论多么令人痛心，基辅也必须放弃。我们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摘下听筒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
“我们对基辅集团怎么办？”他问道。“朱可夫坚持建议要他们立即撤退？”
我没有听见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但斯大林最后说：
“铁木辛哥明天回来，你同他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晚上我们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商量一下。”
两天以后，9月11日，最高统帅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进行了这次谈话，内容如下：
接谈者：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图皮科夫。
谈话人：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
斯大林：你们关于把军队撤到你们知道的那条河一线的建议，我看是危险的……
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目前情况下，你们建议我军撤退，将意味着我军被合围，因为敌人不但将从科诺托普方面，即从北面向你们进攻，而且将从南面，即从克列缅丘格方面，和从西面进攻。因为一俟我军撤离第聂伯河，敌军将立即占领第聂伯河东岸并开始进攻。如果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同克列缅丘格集团会合，你们就将被包围。
看来，你们关于立即撤退军队的建议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应预先在普肖尔河构筑防御地区；第二，协同布良斯克方面军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实行猛烈进攻。我重复一遍，如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撤退军队的建议就是危险的，并可能招致惨败。出路何在呢？可能的出路是：
第一，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哪怕是从基辅筑垒地域和其他部队中抽调也行），在叶廖缅科协同下，并集中十分之九的航空兵，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发动猛烈攻击。我们已向叶廖缅科下达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今天也已命令彼得罗夫航空兵群转场到哈尔科夫，并接受西南方面军的指挥。
第二，立即在普肖尔河或这一线的其他地点建立防御地区，面向北和面向西配置大量炮兵，拨出5-6个师防守这一地区。
第三，在组成了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之后，在普肖尔河建立了防御地区以后，一句话，即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再开始从基辅撤退。应仔细做好炸毁桥梁的准备。
第聂伯河上不得留下任何渡河器材，一律予以破坏。撤出基辅后应固守第聂伯河东岸，不许敌人突入东岸。
最后，应停止寻找退却地区，而要找出抵抗的办法，只能是抵抗的办法。
基尔波诺斯：我们在得到就军队东撤提出意见并指明撤退地区的建议以前，甚至没有撤退军队的想法，而只有一个要求，由于我们的正面已加宽到800余公里，请派预备队加强我方面军。
根据9月10日夜间收到的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正从科斯坚科集团军抽出2个步兵师和炮兵，由铁路运往科诺托普方向，任务是同波德拉斯集团军和库兹涅佐夫集团军一起，歼灭在罗姆内方向突入的敌摩托机械化群。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再从基辅筑垒地域抽调部队，因为已经从那里抽调了两个半步兵师给切尔尼戈夫方向。从基辅筑垒地域只能抽调一部分炮兵。
最高统帅部刚才给我们的指示，我们立即执行。我的话完了。
斯大林：第一，关于从西南方面军撤退军队的建议是你和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提出的。这里引一段布琼尼的报告：
“沙波什尼科夫指出，最高统帅部认为，目前东撤西南方面军的部队还为时过早……如果最高统帅部不能在目前集中这样强大的军队集群，那么西南方面军的撤退就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
很明显，沙波什尼科夫反对撤退，而总司令赞成撤退，西南方面军也赞成立即撤退。
第二，关于组成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以及在那个地区准备肪线的措施，请经常向我们报告。
第三，未经最高统帅部许可，不得放弃基辅和炸桥。再见。
……在我飞往列宁格勒之前告别时，最高统帅对我说：
“我们是信任你的。”
我去看望了华西列夫斯基，他这时已担任第一副总长。华西列夫斯基负责西南方向的问题。我问他对西南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他答道：
“我想，我们把军队撤过德涅伯河，为时已经太晚了……”
我来到沙波什尼科夫处，同他讲好用现有的电话线路和无线电保持个人联系。我问他对当前战局和近期形势有什么看法。他很乐意地同我交换了意见。
我至今还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沙波什尼科夫，就是他常向我提出很有见地的主意。
沙波什尼科夫对列宁格勒的形势持乐观态度。
这里我想打断一下叙述。战争最严重的头两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损失巨大。仅在战争第一天，各边境军区的空军就损失了约1,200架飞机。敌人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继续前进，突入我军的接合部，对我军集团翼侧实施突击，破坏通信枢纽和通信线路。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和平民丧失了生命……
与此同时，从一开始，一切就不是按照德军统帅部的计划发展的。历史学家们还需要研究，在似乎是对德国法西斯有利的总的胜利形势下，希特勒当局的企图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破产的。所有这一切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德国法西斯军队刚一踏上我国领土就遇到了什么呢？妨碍他们以惯常的速度前进的首先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主要是我军的集体英雄主义，是他们猛烈的抵抗和顽强不屈，是军队和人民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军队一旦丧失精良的武器，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简单地说，就会逃跑。谁也无法把武器装备本身的作用同军队士气的意义确切地区别开来。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赢得大规模会战乃至整个战争胜利的是这样的军队，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夺取胜利的意志，了解作战的目的。意志坚定，忠于指引他们战斗的旗帜。
在这方面听听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敌人说些什么，看来是适宜的。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战争初期的，而不是后几年的，后几年里它们的作者可能受到政治的、宣传的以及个人的利益的影响。同时还要指出，在进攻苏联以前几年里，法西斯报纸、广播和文件所使用的语言，自然而然充满着胜利的调子。在这些资料中提到的军队在哪个战场作战或由谁指挥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正当我们遭到失败和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的时候，在估计形势和战事发展，谈到士兵和军官的行为时表现出的总的倾向。
当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苏联人民懂得，他们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战争，法西斯德国将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到东线，直到它们消耗殆尽。但是，读者将会看到，德国人在东线遭到初次战役战术失利后，他们那种胜利的调子是如何慢慢沉寂下去，而代之以惊异和失望的。
请看我们的敌人是怎么说的吧。
德军少将冯·希特拉尔在其《俄罗斯战争》一文中写道：
“第6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在科韦利以南地区突破俄军的边防工事，以保证坦克第1集群能进抵宽战役地区……
‘中央’集团军群各部队在取得某些初步胜利以后，便遇上了在既设阵地上进行防御的大量敌军。这些阵地有些地方并筑有混凝土发射点。敌人在扼守这些阵地的战斗中，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兵力，并对进攻的德军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突击。
经过持续数日的激烈战斗以后，我们才得以在利沃夫、俄罗斯拉瓦一线以西突破敌军坚固的防线，强渡斯特里河，迫使进行顽抗和不时转入反冲击的敌军东撤……
由于俄军的顽强抵抗，德军在战斗的头几天内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的损失，就已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在波兰和在西线作战时的损失。现已十分明白，敌人的作战方法和士气，以及该国的地理条件，与德国人在过去的威震全球的‘闪击战’中所遇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再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上将的工作日记中摘引几段：
1941年6月26日（战争的第5天）
由6月25日晚总结报告和6月26日晨报告得知：
‘南方’集团军群正在缓慢地前进，遗撼的是损失较大。‘南方’集团军群当面之敌，指挥坚强有力。敌人不断地从纵深调遣新锐力量，前来阻止我坦克楔入。不仅在该集团军群正面中央地段有敌预备队开来（这个以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其右翼也有敌预备队开来……
1941年6月29日（星期日，战争的第8天）
……前线消息证实，俄国人到处硬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
步兵少将奥特报告自己对格罗德诺地区战斗的感想说，俄军的顽强抵抗迫使我们完全按照我军战斗条令的规则作战。而在波兰和在西线，我们却掌握着一定的自由，可以不拘泥于条令规定的原则。现在这就不许可了。
看来，敌空军对我军的影响很小……
晚间情况：……利沃夫地区的敌人一边顽强战斗，一边缓慢地向东退却。这里首次发现敌人大规模地破坏桥梁……
1941年7月4日（战争的第13天）
……在我各集团军前进过程中，敌人的所有抵抗企图，显然都要被迅速粉碎。那时，接踵而来的就是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问题。我们将要看看，斯大林动员全国劳动者对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号召，是否能成功。这一点将决定我们用什么手段和力量去扫荡将要占领的广大的工业区……
1941年7月7日（战争的第16日）
‘南方’集团军群情况：第11集团军司令官的情绪已由乐观变成了失望。第11军的进攻又受阻。其原因不明。第17集团军进展顺利，并已集中其先遣支队，准备在普罗斯库罗夫方向上实施突击。
1941年7月8日（战争的第17天）
‘中央’集团军群情况：坦克第2集群正在同向第聂伯方向不断实施反冲击的敌人进行战斗。敌人以其步兵和坦克在奥尔沙方向上对我坦克第2集群左翼实施了特别猛烈的反冲击。坦克第3集群前卫已在几个地方强渡了西德维纳河，并企图击退敌军北面的反冲击，以便在维捷布斯克方向上发展突破……
……敌人甚至在最重要的方向上也已无力构成绵密的正面。看来，红军统帅部现在将对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将全部现有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实施反冲击，以便尽量疲惫德军，并尽可能在较西的地方阻止德军的进攻……
敌人组建新的兵团（尤其是大规模地组建）的计划，由于缺少军官、专业人员、火炮等，肯定是要失败的。
12点30分，元首听取汇报（在其大本营）。
首先是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报告前线的最近战况。然后由我报告敌情，并对我军态势作出战役判断……
最后讨论了所涉及的问题。
结论：
1．元首认为最合乎愿望的理想的决心是：
‘中央’集团军群应以两面钳击，合围并歼灭当面的敌军集团，从而粉碎敌人在其漫长的战线上的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当两个坦克集群到达在战略展开指令中规定的地区以后，可暂时留下霍特坦克集群（目的在于用它来支援‘北方’集团军群或用以向东继续进攻，但将不是用来直接进攻莫斯科本身，而是用来包围它）。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到达指定地区后，应在第聂伯河以东向南或东南方向前进，以支援‘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
2．元首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是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以彻底摆脱这两城市居民的麻烦，否则我们以后将不得不在整个冬季负责喂养他们。
1941年7月11日（战争的第20天）
‘北方’集团军群情况：赫普诺尔坦克集群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并集中主力于右翼，继续准备向列宁格勒东南地区发展进攻。
……奥克斯涅尔上校报告他去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坦克集群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1．俄军航空兵对维捷布斯克西南西德维纳河上的渡口进行袭击；
2．敌军统帅部指挥坚决而巧妙。敌人打得非常激烈而疯狂；
3．我坦克兵团的人员和武器损失很大。部队很疲劳……
1941年7月…山在辽阔的苏德战场上，战斗的规模和紧张激烈程度与日俱增。
哈尔德也不得不承认，苏军意外强大的抵抗已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不能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目的——以速决战在第聂伯河一线以西合围并歼灭红军主力，使之不能退向本国内地。
1941年7月26日，哈尔德写道：“向元首报告各集团军群的作战企图。从18点至20点15分，就丧失包围敌人的战机的问题辩论很久，争论得很激烈。”
7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在日记中写到，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就东线下一步的作战定下了新的决心，即：“……应在战场中部转入防御……”
这样，由于受到红军顽强抵抗的影响，许多德国法西斯的军事领导人甚至高级领导人，露出了信心不足的征候和明显的不安。
在战争的第29天，哈尔德写道：“我各独立行动的快速兵团进行的战斗十分激烈……加之，部队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断进行长途行军和顽强的流血战斗，感到极度疲劳——所有这一切，使我各级指挥官的士气变得比较低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情绪十分低沉的陆军总司令的身上。”
直到7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还在1941年7月18日哈尔德就在日记中写道：
“‘南方’集团军群进行的战役，越来越不象原来的样子了。科罗斯坚正面地段仍需以大量兵力加以扼守。敌人大批新锐兵力自北面开到基辅地区，迫使我们把几个步兵师调到那里，以改善摩托化第3军各坦克兵团的态势，然后替换它们。结果，‘南方’集团军群的北段被牵制的兵力比我们希望的要多得多。”
哈尔德对于“北方”集团军群的战果更为不满。
他在7月22日写道：“统帅部又在为‘北方’集团军群担忧。它已经再没有突击力量了，并且老犯错误。确实，‘北方’集团军群正面，与东线其他地段相比，并不是一切都搞得很好的。”
德军高级将领在关于尔后的各次战役的目的和主要突击方向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给部队下达的任务上，也可看出前后矛盾。例如7月26日，希特勒要求“以新建的冯·克卢格集群实施进攻，消灭敌戈梅利集团。”7月30日约德尔却通知哈尔德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决定：“战线南段暂不进攻戈梅利。”
敌人战略领导上的这种朝令夕改，是红军进行空前顽强的抵抗的结果。
从哈尔德日记中可以看出，德军早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几个星期内，即已遭到很大的损失。试举数例说明：
1941年7月20日，陆军总参谋部向最高当局报告：“……各坦克兵团的战斗实力如下：坦克第16师不到编制额的40％；坦克第11师约40％；坦克第13、第14师的情况稍好些。”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类似情况的部队。
还可以从英国著名军事作家约翰·弗·富勒的著作中摘引几段。他在其《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引用了法西斯德国报刊的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同样能说明问题。
早在6月29日《国民观察报》就有篇文章指出：
‘俄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超过了我们西线的敌人。他们沉着镇定，听天由命，只要他们不战死在战壕里，不丧生在刺刀下，他们就一直打到底！’
7月6日《法兰克福报》也刊有类似的文章，其中写道：‘德军的闪击战通常在西线造成的精神上的瘫痪，在东线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不仅没有丧失作战能力，反而企图包围实施钳形攻势的德军。’
这是一种新的战术和战法，对德军来说，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和伤脑筋的。
就象文章作者所说的那样，‘德军士兵遇上了这样的敌人，他们以疯狂的顽强精神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并对德国的闪电攻势进行全面抵抗。’
原来，俄国人并没有象德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把全部军队部署在国境线上。而且很快还发现德军自己在判断俄军预备队兵力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对俄战争开始前，德国情报工作主要是依靠‘第五纵队’来做的。但在俄国，虽然也有不满分子，却无‘第五纵队’……
这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一个来月所遇到的真实情况。确实，这完全不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原先指望的那种情况！以上各段引语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看法。现在再补充若干事例。
仅仅在对苏战争的头两个月中，德国陆军已损失约40万人。顺便指出，从1941年6月至12月，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在苏德战场以外的其它地方，总共只损失了约9,000人。当夏季秋季战局结束时，敌军精锐部队和兵团在苏德战场上共伤亡近80万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战争初期对我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知道，敌人的作战经验比我们丰富，因为它已作战多年。主动权也在它手里。敌人在主要方向上的军队和技术兵器的数量超过我们，因为它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准备，几年前就对侵略军加速进行现代化和机械化。用以进行首次突击的经济和资源也很丰富，因为欧洲的几乎全部军事潜力均已落入它的手中。
还必须看到另一个情况，就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在全速开动它的战争机器时，还远远没有用完原先为侵占欧洲所准备的一切。于是，这些巨大的潜在力量就被用来投入对苏作战。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谈过了——我们还面临着艰苦的斗争，我们还需要进行几十倍的努力，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夺取主动权，摧毁其暂时的优势，并在各个方面超过它，把它赶出我们祖国的领土，然后帮助欧洲各国人民砸碎法西斯主义的桎梏。
但是，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苏军在战争头几个月给予优势敌人的英勇抵抗（首先是佩列梅什利、斯摩棱斯克和叶利尼亚地区的激烈会战，以及在基辅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的会战）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在这些会战中，希特勒德国的与战争进程直接有关的各项计划和打算未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宣传和政策，它的整个万恶的社会制度面前，出现了许多希特勒德国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1941年9月10日，我遵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启程去列宁格勒。行前，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铲除叶利尼亚突出部的进攻战役的组织和成功实施，战争头5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异常复杂的工作，对于我提高战役战略指挥能力和掌握各种实施战役的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司令员，要顺利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究竟需要掌握哪些东西。我深刻体会到，谁能对所属部队进行良好的政治教育，善于向部队讲明战争和当前战役的目的，善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英勇作战，不畏艰险，信任部属，谁就能打胜仗。
及时地掌握敌军及其指挥官的弱点，看来也是获得战斗或战役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德军指挥官和军队特别墨守成规，缺乏主动性，只知道盲目服从命令。因此，一旦情况变了，它们就束手无策，表现得十分消极，坐等上级指示，而在战斗条件下，并不总是能及时得到上级指示的。
通过对战斗过程和我军行动的亲眼观察，我确信，凡是不单纯防守，一有可能就在昼间和夜间对敌人发动反冲击的军队，几乎都能取胜，特别是在夜间。因为德国人在夜暗条件下动作非常迟疑，应该说，打得很糟。
我通过实施初期战役的实践得出结论，不亲临部队即将作战的现场，只凭地图研究地形和下达书面命令的司令员，往往要打败仗。指挥员在完成战斗任务前，一定要熟知地形和敌人的战斗队形，这样才能利用敌人部署上的弱点并对其实施主要突击。
军事首长不对所获得的情报进行详细核查，不考虑提供情况人员的素质（军事知识、经验、自制力和冷静程度）就仓卒定下决心，这样做对战役和战斗的进程危害甚大。
不论在战役军团，还是在战术兵团，各军兵种在现地（或至少在沙盘上）认真研练协同动作，对于获得任何规模的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