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末，我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正与几个助手在明斯克地域实施首长—司令部演习。参加演习的有军区的骑兵兵团和几个坦克兵团的指挥员、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人员。
演习已结束，6月1日我们在位于明斯克的骑兵第3军司令部进行讲评。突然，军区军事委员И·З·苏赛科夫（师政委级）通知我，刚才莫斯科电话通知，令我立即动身，明天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到。
我乘上受命后通过此地的第一趟列车前往莫斯科。6月2日清晨，我走进К·Е·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在人民委员手下工作的Р·П·赫梅利尼茨基奉命接待了我，他告诉我，К·Е·伏罗希洛夫已在等我。他说：
“你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进门后，我向人民委员报告我已奉命来到。К·Е·伏罗希洛夫向我问好后，对我说：
“日军突然侵犯我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这是入侵地区5月30日的情况图。”
我走近地图。
“在这一带，”人民委员指给我看，“日军长时间的对蒙古边防人员进行小规模的挑衅性袭击，而在这一带，日军的海拉尔警卫部队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并袭击防卫哈勒哈河以东地区的蒙古边防部队。”
“我认为，”人民委员接着说，“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边去，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马上可以起飞。”
“非常好，”人民委员说，“你乘坐的飞机16点可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在他那里你可以拿到必要的材料，同时商量一下今后同总参谋部的联系问题。派给你几个专业军官，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和人民委员分手后，我去到总参谋部，会见了代副总参谋长И·В·斯莫罗基诺夫，我以前见过他。在他的桌子上也摊着一张与人民委员那里同样的图。斯莫罗基诺夫说，人民委员已经向我介绍了情况，他没有可补充的，因此我们只安排了一下今后的联系问题。
И·В·斯莫罗基诺夫说：“我请你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弄清当地的情况，然后，坦率地告诉我们你的意见。”
说完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不久我们的飞机起飞，向蒙古方向飞去。在离开国境以前，在国内停留的最后一站是赤塔。军区军事委员会邀请我们去军区向我们介绍情况。在军区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区司令В·Ф·雅科夫列夫和军事委员Д·А·加帕诺维奇。他们告诉了我们最近的情况，新的情况就是日军飞机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追逐我们的汽车，从空中对它们进行扫射。
6月5日晨，我们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57特别军司令部我们见到了军长Н·В·费克连科、军政委М·С·尼基舍夫（团政委级）、参谋长А·М·库谢夫（旅级）及其他人。
在汇报情况的时候，А·М·库谢夫急忙说明，对情况还没有进行充分地研究。
从汇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军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我问Н·В·费克连科，他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120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
他回答说：“我们坐在这里，当然，是远了一点。可是，在发生冲突的地域我们在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前面电话电报线路连一公里也没有敷设，也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
“面对这种情况，准备怎么办呢？”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
很明显，军的领导人中，除了政委М·С·尼基舍夫以外，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我建议军长立即到前边去，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一下情况。但是，他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他让М·С·尼基舍夫同志和我同去。
一路上，政委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军里的情况、军的战斗力、司令部，以及一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情况。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很称职，了解自己的部属，对他们的优缺点很清楚。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的观察，与我军和蒙军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的谈话，使我们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概念。另外，也发现了我军和蒙军行动中的缺点，主要缺陷之一就是对日军缺之周密侦察。
各种情况说明，这不是边境冲突， 日军并未放弃其侵略我远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疆土的企图，必须估计到，不久会发生大规模的行动。
考虑了全面的情况，我们得出结论：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57特别军的兵力无力阻止日军的军事冒险，特别是如果敌人同时在其他地域和从其他方向发动进攻的话，该军就更无能为力了。
返回指挥所，与军领导商讨之后，我们发出呈送国防人民委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简略地报告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哈河东岸的登陆场，同时准备从纵深进行反突击。第二天收到回答。人民委员完全同意我们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同一天收到人民委员的命令，解除Н·В·费克连科第57特别军军长的职务并任命我为该军军长。
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我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加强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我们炮兵的力量。我们认为，不加强这些力量，无法取得胜利。
又过了一天，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同意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增派了空军力量，还派来了二十一名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领队的是我在白俄罗斯军区已很熟悉的著名飞行员Я·В·斯穆什克维奇。同时送来了新型飞机——现代化的伊-16和“鸥”型飞机。
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我们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教育工作，他们把作战经验传授给新来的青年飞行员。不久这一工作即收到了显著效果。
6月22日，我们95架歼击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王上空与日军120架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有不少苏联英雄参加了此次空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飞行员一顿。6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进行密集袭击，也再次遭到痛击。失败后，日军指挥部极度混乱地将日机撤出战斗。
6月26日，近60架日机出现在“蒙古鱼”地域贝尔湖上空，与我方歼击机进行了激烈、残酷的空战。从各种迹象看，日军参加此次空战的已是较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们仍然未能取胜。后来证实，日军指挥部把在中国作战的所有部队中最优秀的空军力量调来参战。
从6月22日至26日的空战中，日军共损失64架飞机。
直至7月1日，空战虽然没有以前激烈，但几乎每天都有。通过这一系列的空战，我军飞行员提高了技能，锻炼了必胜的意志。
我常常怀着对士兵的感激心情怀念这些卓越的飞行员同志，如С·И·格里采韦茨、Г·П·克拉夫琴科、В·М·扎巴卢耶夫、С·П·杰尼索夫、В·Г·拉霍夫、В·Ф·斯科巴里欣、Л·А·奥尔洛夫、В·П·库斯托夫、Н·С·格拉西莫夫和其他许许多多的飞行员同志。他们的指挥员Я·В·斯穆什克维奇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他是个飞机专家，具有精湛的飞行技能。他极为谦逊，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共产党员。所有的飞行员都真诚地热爱他。
日军飞机的活动日益加强绝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很明显他们在追求这样一种目的：严重挫伤我空军力量并夺取制空权，以保障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
后来证实，日军6月份确实在哈勒哈河地域集中部队并正在进行准备以实施根据军事侵略计划制订的称之为“诺门罕事件第二阶段”的战役。战役的当前目标是：
——围歼哈勒哈河东岸全部苏蒙部队；
——镀过哈勒哈河，前出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我方预备队；
——夺取并扩大哈勒哈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为了实施这一战役，敌人把原定在已展开的第6集团军编成内行动的部队从海拉尔调来。
臼军指挥部打算，于？月上半月应完成这一进攻战役，以便在秋季到来之前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军事行动。日军指挥部对日军的胜利十分有把握，他们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邀清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有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
7月3日拂晓前，蒙军的苏联总顾问И·М·阿福宁上校到巴英查岗山视察蒙军骑兵第6师的防御，但完全出乎意外，他发现那里有日军，日军乘夜暗偷渡了哈勒哈河，正向蒙军骑兵第6师进攻。日军由于数量上的优势，在7月3日拂晓前占领了巴英查岗山及其邻接地区。蒙军骑兵第6师退至巴英查岗山西北地区。
考虑到新形势的危险性，И·М·阿福宁上校立即来到苏军（不久以后，到7月15日第57军即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员的指挥所，报告了巴英查岗山的情况。很明显，在这个地域日军可以毫不受阻拦地对我军基本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
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所有的预备队在接到战斗警报后立即出动，受命毫不迟延地向巴英查岗山方向前进并向敌人进攻。在М·П·雅科夫列夫旅长指挥下的坦克第11旅受命从行进间向敌人进攻。在И·И·费久宁斯基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步兵第24团加强了一个炮兵营，受命协同坦克第11旅向敌人进攻。在А·Л·列索维伊上校指挥下的摩托化装甲第7旅受命从南面向敌人突击。同时蒙军骑兵第8师的装甲营也向这一方向开进。
7月3日清晨，苏军领导人来到巴英查岗山地域。命令炮兵第185团的重炮营向巴英查岗山派出观察所并对日军集团进行炮击。同时命令位于哈勒哈河东岸用以支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巴英查岗山上的日军进行射击。我方飞机在接到战斗警报后全部起飞。
上午7时，我方第一批轰炸机和歼击机飞抵巴英查岗山，开始对敌人进行轰炸和强击。在我方实施反突击的预备队到达以前，用航空兵的袭击和炮兵的火力把敌人箝制并阻止在巴英查岗山，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渡河和在巴英查岗山地域集中兵力，命令加强对哈勒哈河渡口的轰炸和炮击。
上午9时左右，坦克第11旅前卫营的先头分队进抵巴英查岗山地域。
双方直接在巴英查岗山地域的兵力对比如下：
敌人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一万余人，而苏军只有一千多人。日军拥有近100门火炮和60门反坦克炮，而我们只有50几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从哈勒哈河东岸进行支援的火炮。
但是，我方投入战斗的有英雄的坦克第11旅（近150辆坦克），有摩托化装甲第7旅（154辆装甲车辆），还有装备有45毫米加农炮的蒙军装甲第8营。
因此，我们的王牌是装甲坦克兵团，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它们从行进间歼灭刚渡河的日军，不允许敌人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对敌人的反突击绝不能拖延，？因为，敌人在发现我坦克部队到达后，已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开始对我坦克纵队进行轰炸。可是敌人无处隐蔽，因为周围几百里，完全是开阔地，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
9时15分，我们见到了坦克第11旅旅长М·П·雅科夫列夫，他随前卫营的主力前进，指挥该营的行动。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召唤全部航空兵，加速坦克和炮兵的运动，不迟于10时45分向敌人发起进攻。10时45分，坦克第11旅的主力展开，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
下面是一个日本士兵中村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7月3日的情况：
“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空中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官兵上下都胆颤心惊。我们嘴里越来越常说的字眼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
7月4日，白天晚上战斗都继续着，直至5日凌晨3时，敌人的抵抗最后被粉碎，日军开始仓惶向渡口退去。但是，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我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军官全副武装跳入水中，我坦克兵亲眼看见他们溺死水中。
侵占巴英查岗山的日军残余部分全部被歼灭在哈勒哈河边巴英查岗山的东面斜坡上。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在这几天的空战中，日军损失飞机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冲飞机。
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据查，当时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是荻洲立兵，小松原道太郎是第23师团司令官。——译者注）将军（曾任日本驻苏武官）看到战争的发展不妙，于7月3日夜里即率领作战组退至河对岸。关于日军司令官及其随从人员撤离战场的情景，其司令部的小谷上士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小松原道太郎将军的汽车缓慢地、谨慎地向前开。月亮把平原照得如白昼一般。夜是静悄悄的、紧张的，象我们这伙人一样。月光映照在河面上，河水反映着敌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多么可怕的夜景。我们终于找到了桥，顺利地渡过河。据说，我们的部队被敌人大量坦克围住，面临覆灭的危险。真要特别警惕。”
7月5日晨，巴英查岗山和哈勒哈河西岸已无枪声。这一带的战斗以日军主要集团被粉碎而结束。这一仗是红军积极防御行动的典范。这一仗以后，日军再也不敢冒险跨过哈勒哈河。
此时，在哈勒哈河东岸战斗仍然紧张地进行着。在巴英查岗山被击溃的敌人把残余部队调到河东岸，企图支援担任箝制任务的安冈部队，这支部队也遭到惨重损失，没有获得任何进展。
我军粉碎了日军在巴英查岗山的重兵集团并守住了哈勒哈河东岸的防御阵地，这两个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和蒙军的斗志。部队的指战员真诚、热情地祝贺友邻和朋友的胜利。
在巴英查岗山这一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坦克第11旅、摩托化装甲第7旅、蒙军装甲第8营及同上述部队协同作战的炮兵和空军。巴英查岗山的作战经验表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带坚决目的的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
现在，敌人只限于采取战斗侦察行动；但8月12日，一个加强有炮兵、装甲车和部分坦克的步兵团，在22架轰炸机的支援下，向蒙军骑兵第22团进攻并占领了战线南端的大沙高地。
敌人沿全线积极建立防御：运来木材，挖堑壕，构筑掩蔽部，进行工程作业加固阵地等。敌人空军在遭到严重损失后（从7月23日到8月4日被击落116架飞机），只限于对我方中央渡口，炮兵阵地和预备队进行侦察飞行和小规模轰炸。
苏蒙军指挥部仔细地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总攻预计不迟于8月20日，目的在于最后粉碎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
为了进行总攻，根据第1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的要求，从苏联调来新的兵力兵器及物质技术器材。另增派2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2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到这一线，并加强了轰炸航空兵和歼击航空兵。
为了进行这一极为复杂的战役，我们还必须从供应站沿长达650公里的土路把下列物资运到哈勒哈河：
——炮兵弹药 18,000
——航空兵弹药 6,500
——各种燃滑油料 15,000
——各种食物 4,000
——燃料 7,500
——其他物质 4,000吨
要在战役开始以前把上述物资运来，需要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槽车，而当时集团军群只有1,724辆卡车和912辆油槽车。直到8月14日以后，才从苏联调来1,250辆卡车和375辆油槽车，但这两种车辆还缺少几百辆。
运输的主要重担由部队的汽车和队列车辆（包括火炮牵引车）承担。我们之所以决定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措施是因为，第一，没有别的出路，第二，我们深信我军的防御是相当坚固的。
我们的勇士——汽车司机做到了实际上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热风灼人的条件下，往来一趟1,200-1,300公里要费5天的时间！
在组织运输、后勤工作方面，外贝加尔军区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肯定，我们无法在极短期限内建立起战役所需要的物资技术器材储备。
我们认为，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决定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我们将以突然的行动使敌人既无法抵挡我方歼灭性的突击，也无法进行反击。当时我们特别注意到，日军没有良好的坦克兵团和摩托机械化部队，无法迅速从次要地段和从纵深调来部队抗击我方的突击集群（我突击集群的行动是突击敌防御阵地的两翼以达合围政第6集团军的目的）。
为了隐蔽我方行动，使行动绝对保密，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在制订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制了在战役战术方面欺骗敌人的计划。该计划中包括：
——媳蔽运输和集中为加强集团军群从苏联调来的部队；
——伪蔽调动在哈勒哈河东岸进行防御的兵力兵器；
——部队和物资储备隐蔽地渡过哈勒哈河；
——对出发地域，部队的行动地段和方向进行现地勘察；
——加此次战役的各兵种特别隐蔽地演练各种科目；
——各军种兵种隐蔽地实施补充侦察；
——发布假情报，欺骗敌人，使敌人弄不清我方的真实意图。
我们通过上述措施极力给敌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没有任何进攻性质的准备措施，使敌人认为，我们进行的大量工作是为了组织防御，也仅仅是为了组织防御。为了欺骗敌人，决定一切运动、集中、变更部署只在夜间进行，因为夜间敌人的航空侦察和目视观察都受到极大限制。
在8月17-18日以前，严禁部队进入出发地域（从该地发起突击，旨在使部队前出至敌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现地勘察的指挥人员必须穿着红军战士服装，只能乘坐货运卡车。
我们知道敌人会进行无线电侦察和窃听电话，为了制造假情报，我们拟制了全套无线电和电话通话计划。通话只涉及建立防御和秋冬战役的防御准备。无线电通话主要使用易于被破译的密码。
我方印制了几千张传单和一批战士防御须知，把它们投到敌方阵地，使敌人看到，苏蒙军队政治教育的重点是什么。
我方军队的集中（翼侧突击集群的集中）及进入进攻出发地域的时间预定于8月19日夜间。20日拂晓前，全部军队应隐蔽地进入沿岸树丛中预先构筑的隐蔽工事内。火炮、迫击炮、牵引工具及各种技术器材应小心地用就便器材制作的伪装网遮盖起来。坦克部队应在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开始之前以小群为单位从不同方向进入出发地域。坦克部队的行进速度很快，因而容许他们这样做。
部队的夜间调动皆以各种嘈杂音响（飞机飞行，火炮、迫击炮、机枪及各种枪支的射击）掩护。各部队严格按照根据调动计划制定的时间表制造各种嘈杂声音。
为了伪装部队的运动，我们还使用了各种音响器材。这些器材能逼真地模拟打桩、飞机飞行、坦克运动等声音。在突击集团开始调动以前12-15天，我们就开始模拟各种音响，使敌人对之习以为常。起初日军把这种模拟的音响当成部队真正运动的声音，于是向发出音响的地方进行射击；可是后来，他们也许是习以为常，也许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便对任何声音都不再注意。而这一点对于我们真正变更部署和进行集中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使我方进行进攻战役的消息不至泄露出去，在集团军群司令部内，总攻计划由司令员、军事委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和作战部长亲自拟制。各兵种司令员和首长、后勤部长只根据司令员批准的计划分别制定有关计划。战役计划、命令、战斗号令及其他作战文书的打印只由一名打字员负责。
随着进攻开始日期的迫近，从战斗行动开始前四天至前一天，逐次向各级指挥人员传达战役计划。在进攻前三小时向战士和军士下达战斗任务。
随后的情况及我们进攻战役的全过程都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各种专门的反情报和伪装措施，以及其他造成战役突然性的措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敌人确实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8月战役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对敌人进行仔细的侦察。许多指挥员、司令部和侦察机关在战斗行动开始时，表现出经验不足。侦察担负了过多的任务，有些任务是无法完成的，有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结果，侦察机关的力量分散了，有损于对重要侦察任务的完成。侦察人员由于仅根据某种征兆和推论得出一些假定的结论，往往自己把领导人员引入歧途。
当然，在过去的战斗、交战和战役中，也确有类似的推论被证实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把严肃的作战建立在可疑的情报上。在当前这一旨在合围并歼灭敌军的战役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敌军确切的配置和数字。
由于作战地域内没有居民，这就更增加了获取敌人情报的困难（从居民口中多少能了解一些情况）。日军方面没有逃兵，而跑到我方来的呼伦贝尔人通常对日军部队及兵团的配置和数目一无所知。用火力侦察得来的情报算是最好的情报，但这些情报只能提供前沿和浅近的炮兵和迫击炮阵地的情况。
我们的侦察机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有关敌人防御纵深情况的照片，但是，由于敌人通常广泛地布置模型并采取其他欺骗措施，所以我们在得出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并须反复核对，以分辨真伪。
由于日军对其军队配置地域进行严密的观察，我方难以采取用小股侦察群潜入敌人防御纵深的办法。
可是，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情况，我们还是成功地组织了侦察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情报。
摩托化步兵第149团在侦察方面搞得很好。团长И·М·列米佐夫少校对侦察业务十分熟习，他亲自组织团的侦察。我见过И·М·列米佐夫少校上课的情况。他给侦察人员示范，如何灵活机智地设伏抓俘虏，如何利用夜暗通过敌人的战斗警戒。列米佐夫在侦察方面有杰出的才能。侦察兵都非常高兴他们敬爱的团长能和他们一起操练。И·М·列米佐夫由于在哈勒哈河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而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我们认为，日军部署最薄弱的地方是其防御翼侧，同时他们缺乏快速预备队。至于地形，对于进攻部队来说，到处都难以通行。
我们还根据具体任务，拟制了战役的党政保障计划。该计划分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和实施阶段。
在准备阶段主要规定：保障执行集团军群军事委员会为实施当前战役集中兵力兵器而采取的措施，对国内调来的军队进行工作，向他们传授战斗经验。为了完成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员、政工人员和指挥员直接在班、排、连中积极工作。要特别重视后勤机关的工作，因为在战役中物资技术器材能否及时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机构。
苏联军队懂得，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就在于在严竣的考验时刻援助兄弟的蒙古人民。
《英雄红军战士》报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每一期上都宣传集团军群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战功及红军的战斗传统。战役一开始，编辑部全体人员主要从事印制并迅速散发传单，以供战士、指挥员阅读。
作家В·Л·斯塔弗斯基，К·西蒙诺夫，Л·斯拉温，Б·拉宾，З·哈茨列温，还有无处不去的摄影记者М·贝恩施泰因和В·捷明等都积极地为该报撰稿。我特别想提一下В·Л·斯塔弗斯基。他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宣传工作者，一生都和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战地记者。我同他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末。在1941年8月初，他来到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集团军，当时我正在那里准备实施反突击，以歼灭叶利尼亚的敌军集团及铲除敌人在此地的桥头堡。
我们见面后，相互拥抱，回忆起在哈勒哈河渡过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日子。他没有在司令部逗留，立刻去到前沿，在那里部队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第二天一早，他给战地报送去一篇通讯，向时给我一个便条，告诉我部队克服种种困难的情况。非常可惜，这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战地画家牺牲了，于1943年在涅韦尔附近的战斗中象一名战士一样牺牲了。
《英雄红军战士》报主编是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一位很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他善于团结编辑和撰稿者，并能吸引大量的战士、指挥人员、党政工作人员积极参加报纸工作。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Д·О·奥尔坚别尔格是《红星报》编辑，在作战部队中我不止一次见到他……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哈勒哈河战斗。
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队发起合围并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气暖和、平静。日军指挥部深信苏蒙军队不想进攻，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因而允许其将官和校官星期日休假。其中不少人在这一天远离自己的部队，有人到海拉尔等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决定就在星期日开始进攻。
5时45分，我方炮兵对敌人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开始进行突然猛烈的射击。部分火炮则对我航空兵要轰炸的目标发射烟幕弹。
在哈勒哈河地域，飞机由远而近，马达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在空中出现150架轰炸机和近100架歼击机。飞机的突击非常猛烈，战士和指挥员的情绪极为高涨。
8时15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对敌人目标开始急袭射击，充分发挥了它们的威力。8时30分，我航空兵再一次飞临上空。通过各条电话线和无线电台发出预定的密码命令—-15分钟以后，开始总攻。
8时45分整，当我航空兵对敌人进行突击，轰炸其炮兵时，空中升起红色信号弹，表示部队开始冲击。冲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奋力向前猛冲。
我航空兵和炮兵的突击非常猛烈，非常成功，敌人在精神、体力方面都被压制住了，在一个半小时内敌人炮火无力进行还击。敌人的观察所、通信联系及炮兵阵地均被摧毁。
部队的冲击是准确地按照战役战斗计划进行的，只有坦克第6旅未能全部渡过哈勒哈河，它只有部分兵力参加了8月20日的战斗。该旅的渡河和集中到20日日终才全部结束。
21和22日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大沙地域尤其激烈，敌人在这一带进行了比我们估计的要顽强得多的抵抗。为了弥补估计的错误，不得不从预备队中抽出摩托化装甲第9旅投入战斗，并加强以炮兵。
在粉碎了敌人的翼侧集团后，我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于8月26日日终前，完成了对日军全部第6集团军的合围。26日以后，开始分割歼灭被围的敌军集团。
由于流沙、沙坑、沙丘，使战斗行动极为困难。
日军极为顽固，战至最后一人。但是士兵们逐渐识破了官方的所谓皇军是不可战胜的谎言，因为日军作战四个月遭到极大损失，可是没有胜过一仗。
某些日军士兵和军官所写的日记反映出他们当时的心情，读起来很有趣。
这是福田的日记：
1939年8月20日。
从早天气就很好。敌人的歼击机和轰炸机50架，一群一群地出现在天空。6时30分，敌人的炮兵全力进行射击。炮弹在我们头上呼啸。
炮弹遮天盖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队使用一切力、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办法，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7时45分。
可怕。人们怨声载道，炮弹隆隆爆炸，简直象在地狱一般。形势十分困难，情况很糟，我们被围了。如果黑夜即将到来，全体人员应呆在交通壕里，排成一行……士兵的心灵是悲哀的……我们的处境不好，很糟，乱七八糟。
8时30分。
敌人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射击。躲到哪儿，都没有生路，到处是炮弹，只有在菩萨脚下才能得救。
14时40分。
残酷的战斗在继续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射击一直不停。
8月21日。
苏蒙空军大批飞机轰炸我们的阵地，火炮也不停地射击。在轰炸和炮击以后，敌人步兵投入冲击。死亡人数不断增大。晚上敌人的飞机轰炸我们的后方。
8月22日9时30分。
敌人步兵开始冲击，敌人机枪猛烈开火。我们处境极为危险，我们胆颤心惊。士兵情绪糟透了。所有军官死光了，我被任命为连长。这事使我非常不安，一夜都睡不着……
就在这个时候，福田的日记中断了。
当时日军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1905年俄日战争时的旧沙皇军队的水平。因此，日军士兵看到在哈勒哈河战斗中，遭到我军坦克、飞机、炮兵和组织良好的步兵部队的突击时，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日军当局告诉士兵，他们当了俘虏也得被枪毙，而且在枪毙以前还得折磨个半死。应当承认，这类宣传在当时对士兵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事实粉碎了这些谎言。我记得8月里的一天，天刚亮，我在观察所，带来了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象样子的日本俘虏兵。他是被И·И·费久宁斯基团的侦察兵在芦苇丛里抓到的。
我问他，是谁在什么地方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藏在芦苇里，暗中监视俄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蚊子袭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发现。这个俘虏兵说：
“可是俄国人一喊话，端起了枪，我就举手投降，因为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折磨了。”
我们非常需要了解他被俘的那个地区的日军情况。为了使他开口，我命令给他半杯伏特加酒。使我吃惊的是，他看了看这杯酒，然后说：
“请您先喝一口，我害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父亲开一个百货店，当然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我们的翻译说，根据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手册”，士兵应当口喊“万岁”英勇死去。俘虏笑了笑说：
“父亲嘱咐我，要活着回去，而不是死了回去。”
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的日军第6集团军被全部歼灭。Х·乔巴山同志来到我们部队表示衷心感谢，他感谢苏联战士以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们对所承担义务的忠诚。苏蒙军队的毁灭性反击，日军一个集团军精锐部队遭到前所未见的全军覆没，迫使当时日本执政当局重新考虑对苏联武装力量威力，战斗力的估价，特别是对苏联军人政治上坚定性的估价。
国防人民委员К·Е·伏罗希洛夫在1939年11月7日的命令中写道：“哈勒哈河战斗的参加昔——战士和指挥人员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参加哈勒哈河作战的军队，表现出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卓越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应受到嘉奖。”
我们军人英勇行为的灵魂是共产党及其前线机街——军队党组织。共产党员以其英勇的表率作用鼓舞军人建立战斗功勋。
必须指出，有些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他们以其卓越的组织活动、党政措施、灵活的指挥，加速了对日军的粉碎，使苏联军队获得荣誉。
对М·С·尼基舍夫（师级政委）我怀着亲切的怀念。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原则性很高的共产党员，他善于妥善处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无论情况多么复杂、紧张，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分歧。所有我们这些参加过哈勒哈河作战的人，听到他在卫国战争初期阵亡的消息时，都万分悲痛。他死于乌克兰，当时担任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军事委员的职务。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Я·В·斯穆什克维奇、С·И·格里采韦茨、В·М·扎巴卢耶夫、Г·П·克拉夫琴科、В·Ф·斯科巴里欣、В·Г·拉霍夫及其他飞行员的功绩，他们树立了英勇、无畏的典范。
一次在追击日军机群的时候，歼击机飞行员苏联英雄С·И·格里采韦茨发现自己指挥员В·М·扎巴卢耶夫的飞机掉队了。С·И·格里采韦茨在向逃窜的敌机打了几个点射以后，暂停追击，开始寻找不知下落的飞机。他在最后一次进行攻击的地域的上空打圈子，他发现那架飞机坠落在日军范围内的草原上。
С·И·格里采韦茨向下飞，进行超低空飞行，他看见В·М·扎巴卢耶夫躺在飞机旁边。很明显，是飞机出事了。怎么办呢？С·И·格里采韦茨不顾在敌人后方降落的极大危险，毅然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救出自己的指挥员。正如我们在苏沃洛夫时代已确立的信条：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伴。
这位勇敢并始终十分沉着的飞行员，熟练地将飞机降落在满是弹坑的场地上。他很快地滑行到В·М·扎巴卢耶夫的身旁，他把扎巴卢耶夫硬塞进单坐飞机的坐舱里。然后，С·И·格里采韦茨在惊慌失措的敌军士兵面前，把带着双倍负载的飞机迎风飞上天空，并顺利地飞回机场。
在一次对日军的侦察性战斗中，И·Л·卡斯佩罗维奇少校的支队里一辆嘎斯汽车被打坏。司机季莫欣列兵没有抛弃汽车，而是留在战场上，在中间地带，努力修车。日军发现我们这位战士大胆的行动，决定要活捉他。季莫欣象真正的苏联战士那样进行抵抗。他虽然身受重伤，仍然继续抵抗。
在这个时候，支队长И·Л·卡斯佩罗维奇，不顾当时严重的情况，定下了一个冒险的决心，抢救自己的战士。他命令直接瞄准火炮对敌人的火力点集中射击，他将全连展开，向敌人进攻，而他乘坐的装甲车全速向季莫欣的汽车靠拢，将损坏的汽车挂在装甲车后面拖回；当把季莫欣拖回驻地后，季莫欣含着热泪感谢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死亡中救回来的指挥员和同志。
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前，他说：“我毫不怀疑，你们是不会忘记我的，不会让我一个人遭受不幸。我亲爱的朋友，只要我稍加治疗，我就回来和你们在一起。”
飞行员、苏联英雄В·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敌我悬殊的战斗中，援救了自己的战友В·Н·武萨上尉，他大胆地冲撞日军歼击机并在击落该机后，又与另两架敌机作战。当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看出他们是在与什么样的人战斗时，他们转向自己的机场方向逃窜。В·Ф·斯科巴里欣，尽管飞机受重创，仍顺利地飞回机场。着陆后，在他飞机的机翼上发现有日军歼击机掉落的碎片。
在空战中表现特别突出的是苏联英雄В·Г·拉霍夫上尉。7月29日，他单个遇见了一个极有作战经验的日军空军飞行员——竹尾。旋转几次以后，В·Г·拉霍夫迫使敌人卷入战斗。在战斗过程中，日本飞行员竹尾使出其全副本领，但其飞机仍然被В·Г·拉霍夫击毁了。这个日本人跳伞了，当他发现降落在蒙古领土上时，企图自杀，但被俘虏了。
当日本飞行员竹尾从惊慌中恢复过来，受到红军军官良好的待遇后，他要求见一见能如此巧妙地作战并击毁了他的飞机的那位飞行员。当Б·Г·拉霍夫走近他时，这个日本人向他深深地一鞠躬，向胜利者致敬。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起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许多指挥员。在哈勒哈河地域战斗行动开始时，И·И·费久宁斯基是主管行政事务的副团长。当摩托化第24团需要指挥员时，第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就是И·И·费久宁斯基。我们没有看错。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定下正确的决心，当我军发起总攻时，该团在他的指挥下，仗打得很漂亮。
在哈勒哈河战斗行动近结束时，И·И·费久宁斯基被任命为第82师师长。这个师在卫国战争第一阶段在莫扎伊斯克方向进行了极为顽强的防御战。少将И·И·费久宁斯基曾成功地指挥过西南方面军的一个步兵军，后来又指挥过列宁格勒附近的第42集团军。
М·И·波塔波夫（旅级）是我的副司令。他肩负着组织各兵团和各兵种协同动作的重担。当我们开始总攻时，波塔波夫受命指挥集团军群翼侧的主要集团。М·И·波塔波夫异常沉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惊慌失措。甚至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他也能保持绝对镇定，这一点很受部队欢迎。他在卫国战争中，指挥西南方面军第5集团军时，也是如此。
通信联络在战斗和战役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想谈一谈А·И·列昂诺夫上校的功绩。他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保障对部队指挥所必需的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党组织在完成战斗任务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集团军群政治部主任П·И·戈罗霍夫（师政委级）：Р·П·巴比丘克（团政委级）、特别军党委书记А·М·波莫盖洛和政委И·В·扎科沃罗特内都始终站在政治工作的最前列。
在兵团一级的政治工作人员中间，摩托化装甲第9旅的政委В·А·瑟切夫（团政委级）表现特别突出，过去他是乌拉尔的一个冶金工人。瑟切夫能很好地帮助旅长，往往能在困难的情况下掌握住自己的部队并能以本身的英勇行为激励部属建立战功。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作为集团军的军事委员能以同样大无畏的精神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医务工作人员在困难的野战条件下，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他们救死扶伤，而且不仅对我们的指战员如此，他们还以极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被俘日军的伤病员。
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与М·Н·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的情况。有一次人们向我报告，М·Н·阿胡京教授在连续完成几个手术已累得几乎站立不住的情况下，命令在他身上抽血输给一个受伤的指挥员。我打电话给他，劝他从较年轻的医生身上抽血。可是，阿胡京教授简短地回答说：
“我没有时间去寻找合适的血型”，他请求我不要阻拦他。他立即把自己的血献给了伤员。
М·Н·阿胡京教授对后方医务体系的统一化考虑得很周到并组织得很好。他还对我们兄弟的蒙军医务工作人员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每昼夜工作15-18小时，但他对外科医生的训练和提高仍然非常注意。我认为，如果我说，凡是和М·Н·阿胡京教授一起工作并向他学习过的人，都在外科手术方面有很高成就，这一点也不过分。当今著名的外科医生、科学院士А·А·维什涅夫斯基就是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开始工作的。
在哈勒哈河地域行动的蒙军与苏军配合得很好。
我们在前线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到蒙军给苏军战士的动人的信：
亲爱的兄弟们，红军战士们！
我们，在哈勒哈河地域作战的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我们自己的名义，并代表全体蒙古劳动人民，向你们，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我们祖国的战士们，致以热烈的敬意，并祝贺你们成功地围歼了践踏我国土地的侵略者。
我国人民将把你们在哈勒哈河与日本匪徒英勇斗争的事迹用金字记入我国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史册。如果没有你们兄弟般的无私的援助，就不可能存在独立、革命的蒙古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就会面临满洲人民所遭遇的命运，日本侵略者就会粉碎并夺去我们的国土和劳动果实。但这一切没有实现，也绝不可能实现，因为苏联正帮助我们，把我们从日本的奴役下拯救出来。
感谢你们，感谢苏联人民！
蒙军战士为苏军的战功而欢欣鼓舞，我们，苏联军人也为蒙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而兴高采烈。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蒙军战士、指挥员树立的大量战功。我愿意举出有卓越表现的一些人的名字：战士奥尔沃，装甲车驾驶员哈扬希尔瓦，高射炮瞄准手丘尔捷马，甘鲍苏列纳，骑兵赫尔洛。以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司令）Ж·勒霍格瓦苏伦（军政委级）为首的蒙古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
在为纪念哈勒哈河牺牲的英雄而树立的纪念碑上，刻有如下公正的词句：
“为捍卫热爱和平的蒙古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保卫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哈勒哈河地域与日寇作战中献身的苏军英雄战士和蒙古人民革命军英勇的战士，永垂不朽！”
苏联政府为了表彰苏联军人反日本侵略的卓越功勋，授予其中70人以苏联英雄称号。飞行员С·И·格里采韦茨、Я·В·斯穆什克维奇、Г·П·克拉夫琴科二次荣获苏联英雄金星奖章。我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72年我因参加粉碎哈勒哈河地域日军的战役，按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的命令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哈勒哈河战斗行动结束后，于1939年10月底，集团军群领导人和司令部回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过去我对蒙古的了解只限于书本上和报纸上，现在我有机会亲自看看这个国家。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蒙古人民的纯朴、善良和对苏联的信任。无论我走到哪里，在帐篷里或是房子里，在机关里或是部队里，到处都可看到他们把列宁像挂在最庄严的地方，每一个蒙古人在谈到列宁时，都满怀崇敬的心情。
我们的战士常常拜访蒙古朋友，而蒙古同志也常参观我们的演习和作业，在这些场合我们总是努力把战斗经验传给他们。
蒙古人民十分尊敬和热爱Х·乔巴山。八月份当他来到我们在哈马尔—达巴山土的指挥所时，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个杰出的非常热情的人，是苏联忠实的朋友。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毕生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作斗争。最后一次我见到他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当时他给前线红军战士送来了蒙古人民赠送的礼物。
我们看到，Ю·泽登巴尔是一个有教养、很聪明的人，他与Х·乔巴山和其他中央委员合作多年。在1952年X·乔巴山去世后，Ю·泽登巴尔任总理，现在他是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兼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他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一切力量、知识和精力，为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而奋斗。
在尚未谈到卫国战争以前，我愿意先在这里说一说蒙古人民在我国进行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时期给予苏联的援助。
仅在1941年，苏联军人就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价值6,500万图格里克的140节车厢各种礼物。蒙古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10万美元及300公斤黄金。利用上述资金特别购制了53辆坦克（其中有32辆T-34型）。在这些坦克的侧面均写上了苏赫巴托及其他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名字。这批坦克中的许多辆曾成功地与德军进行了战斗，并在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2旅的编成中一直打到柏林。
除了坦克以外，一个“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交给了苏联空军。这一大队编入奥尔沙近卫航空兵第2团的编成内。这个大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胜利。
1941-1942年蒙古送给苏联红军3.5万匹马，这一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Х·乔巴山、Ю·泽登巴尔和其他国务活动家常常率领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访问我们光荣的军队。他们每一次的到来都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和蒙古人民之间的兄弟友情。
在哈勒哈河作战期间，Ю·泽登巴尔和苏联驻蒙古大使И·А·伊万诺夫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的关心，我们部队从来没有碰到过供应方面的困难。从那时起，Ю·泽登巴尔同苏联人民真诚地亲密合作，苏联人民通过他看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友爱的蒙古人民。И·А·伊万诺夫在蒙古人民中间，在蒙古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尽力用言语和行动帮助蒙古朋友。
我们的部队回到冬季营房后，进行战斗总结。我们高兴地看到，战士和指挥员的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了。作战部队向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部队派出了优秀的战士和指挥员，以传授与日军作战的经验。部队军事训练的政治保障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所有这一切措施在部队的训练和战备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1939-1940年在蒙古呆过的兵团于1941年调至莫斯科附近与德军作战，博得极高的评价，这绝不是偶然的。
1945年，苏联政府同反希特勒同盟国达成协议，为了消除来自军国主义日本的军事危险，它掌有针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远东地区的百万关东军，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的兄弟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本宣战了。
蒙古人民革命党、Х·乔巴山和Ю·泽登巴尔领导的蒙古军队加入И·А·普利耶夫将军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兵集群的编成，在苏军的右翼作战。据我军战士、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反映，蒙军部队作战勇敢、机智并能很好地同苏军协同行动。
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Х·乔巴山因战斗指挥出色，被苏联政府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副总司令员——蒙古人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Ю·泽登巴尔因出色地指挥蒙古人民革命军作战并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被授予库图佐夫一级勋章。26人被授予红旗勋章，13人被授予光荣三级勋章，82人被授予“勇敢”奖章。194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总共奖励302人。
蒙古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友情。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给自己的孩子起俄国人名字的习惯，如奥罗斯（俄罗斯）、赛赛尔（苏联）、沃洛佳（表示对列宁的尊敬）、尤拉（表示对Ю·加加林的尊敬）等等，这就是证明。
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工业、农业、科学和先进技术在迅速发展。苏联及其他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对蒙古人民给予了大力援助。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及其中央委员会。
……1940年5月初，我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去人民委员部另行分配工作。
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政府颁布决定，授予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将级军衔。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
几天以后，我被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
我以前没有机会见到斯大林，在被接见时，我非常激动。
除斯大林以外，房间里还有М·И·加里宁、В·М·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同我问好以后，抽着烟斗，立即向我问道：
“你认为日军怎么样？”
“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我回答说，“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
“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应当说，在战役初期，日军的空军比我们强。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改装的‘鸥’型和伊-16以前，他们的飞机比我们的优越。在以Я·В·斯穆什克维奇为首的一队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到来以后，制空权就很牢靠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应当指出，与我们作战的是日本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皇军。”
斯大林很注意地听我说的一切，然后他问道：
“我们的部队打得怎么样？”
“我们的正规部队打得很好。彼得罗夫指挥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和来自外贝加尔由加拉宁指挥的步兵第57师都打得很出色。由乌拉尔调来的步兵第82师开始打得不好。该师的战士和指挥员训练时间都很短。这个师在开赴蒙古以前不久才加以扩充，补充了刚应征入伍的新兵。
“我们的坦克部队打得很出色，特别是由苏联英雄雅科夫列夫旅长率领的第11旅表现突出，但БТ-5和БТ-7式坦克太容易起火。如果我没有这2个坦克旅和3个摩托化装甲旅，肯定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合围并歼灭日军第6集团军。我认为，我们必须大大扩充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蒙古部队从红军方面获得了经验，受到锻炼，得到支援，也打得很好，特别是他们的装甲营在巴英查岗山打得很好。应当承认，蒙古的骑兵易于遭受飞机袭击和炮火的杀伤，他们受到很大损失。”
斯大林又问：“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他们很有帮助。”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斯大林，可以看出，他在很有兴趣地倾听我的讲述。于是我继续说：
“对于我们所有的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哈河的战斗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也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你谈一谈，我们的部队在哈勒哈河遇到些什么困难？”М·И·加里宁参加了谈话。
我回答说：“主要的困难是物资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从650-700公里以外运来作战和生活必需品。离我们最近的供应站在外贝加尔军区。甚至烧饭用的劈柴也得从600公里以外运来。车辆来往一趟是1,300-1,400公里，这要消耗大量汽油，而汽油也得从苏联运来。
“在克服这类困难方面，外贝加尔军区军事委员会和什捷尔恩上将及其部属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在哈勒哈河蚊子非常之多，这使我们部队非常伤脑筋。一到晚上蚊子就毫不客气地咬我们。日本人有专门的防蚊设备，可是我们没有，一直到很晚才装备了这类用品。”
М·И·加里宁又问：“你认为，日本政府组织入侵，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目标是夺取哈勒哈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哈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斯大林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
当我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我没有机会仔细研究德国与英法集团之间战斗行动的过程。利用这个机会，我问道：
“如何理解西方战争的极端消极性？下一步战事将会如何发展？”
斯大林笑着说：
“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不愿认真对希特勒作战。他们仍然希望怂恿希特勒同苏联作战。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他们不想束缚住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自己得为这种近视的政策付出代价。”
我回到“莫斯科”旅馆后，久久不能入睡，这次谈话时的情景萦绕在我的脑际。
斯大林的外表，他那低沉的声音，对问题深刻和具体的分析，渊博的军事知识，听取报告时那样聚精会神，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