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曾经放弃信仰、学校，离开家去当保姆一样，我的生命中迎来了新的突变——我准备回家写一部小说。这些变化，或者说“转变”，其实并不唐突，它们只不过是在视野之外缓慢发生的新的物质或感觉积累的结果，不同于前一种处于主导地位的物质和感觉。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户人家，尤其是那个宝宝。对贾斯柏，我充满感激。在我看来，我的床伴就像一只纠缠不休的小狗或小猫，需要我的爱抚和轻拍。至于女主人，她对我而言再不是那个穿着农妇裙、留着辫子的单纯“少女”。不管怎么说，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当她心满意足地以主妇的姿态坐在沙发里、低着眉眼做女红时，难道不是我在替她做所有的事情吗？
很多年以后，我在候机厅里见到了她和她的丈夫贾斯柏，当时他们两个相对而坐。她已然是一位年老的少女，灰白的辫子上装饰着冠状头饰，眼睛一直注视着丈夫，她的丈夫俨然成了一个巨大而可怕的脂肪堆。从前，他一直以恩赐的态度对待她，可眼下，她正带着温和且真诚的笑意对他说：“亲爱的，该吃药了。药片在你口袋里……你能够到吗？需要我帮你拿吗？”
看到朋友的女儿举止粗鲁时，我会站在朋友的一方，心里升腾起愤怒，开始讨厌起那个女孩……可是等等，看到女孩生气地低垂着双眼，冷淡地紧绷着嘴唇，我问自己，你忘了自己过去是什么样吗？……于是我就会对可怜的朋友说，你没注意到吗？她觉得你在威胁她，因为你对她太强势了，她害怕被吞噬。“什么，我怎么会威胁她？”的确，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强势，尽管有一个脆弱的小生命正仅凭着一丝运气漂浮在暴虐的大海中。于我而言，威胁我的并不是父母的强势，而是他们的脆弱。
“我不要！我不要成为战争的受难者。”
许多个夜晚，我曾坐着听无线电里传来的纽约新闻，还有希特勒的咆哮和叫嚷，以及一些德国人高声的响应：胜利！胜利！我感到害怕。那个男人的身份、声音几不可察地拨动着我的神经，以至于别人的劝解对我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你怎么啦？那个人离我们有数千英里远呢！”
一同坐着的还有我的父亲，那个遭遇背叛的男人。他多年以来所说的话正在成为现实，但他不必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历史正在为他说。他曾说，瞧着吧，德国人会重新回到凡尔赛宫。可没人听他的话，也没人听其他老兵的话，就像现在没人在听丘吉尔说什么，但他却知道人们需要什么……我们还看到了史蒂芬·金·霍尔的《时事通讯》（Newsletter），里面披露了不少真相。
当时也有一些英国犹太人散发的煽动性小册子。对英国的上层阶级而言，这一派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称失踪的以色列一族去了英国，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不是犹太人吗？他们只是弄错了，仅此而已。）还说上帝已经选中了我们去统治世界，而大英帝国正在做的就是履行这个神祇。善恶大决战已经提上了日程，很快，耶路撒冷就会出现七百万具尸体，俄国和德国将结为同盟，而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则化身为邪恶的代表，与上帝决战。
这是最为简单的信条，只要以一个用途多样的文本作为依据，结合逻辑推理，就可以实现——例如借由《圣经》或占星家就能证明。如今，我仿佛仍可以听到父亲喋喋不休的愤怒抱怨，那是一个病患和失败者的声音。我仿佛仍可以看见母亲垂着眼睛坐在那里，用手指拨弄着耳边的灰白头发，身体僵直着；父亲则好像在强忍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几乎要从那张破败老旧的椅子里跳出去，随便逃向哪里都好，只要不再禁锢在母亲的噩梦里——日益病重的丈夫，粗鲁敌对的女儿，礼貌疏离的儿子。
除了希特勒，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墨索里尼。在我父母看来，西班牙的那场战斗正是欧洲战争的端由。
在田地的边缘，我倚着一棵树站着。这片土地上的烟草没能收获，但这种作物正在为其他农场主带来财富。我望着眼前暴烈红艳的落日，使劲儿想着西班牙，就好像我已经到了那个国度。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当时正有一支英国劲旅在为挽救民主而战斗，如果我试一试的话，也许就可以去英格兰，就可以……可我的车费从哪里来？我才十七岁，他们也不可能让我去……我读过的一些书中，法国、俄国、塞尔维亚的女性会开救护车、当护士、经营战地医院，我的母亲也对过去的皇家自由医院无限怀念——所有这些都发酵成了夹杂着忧郁的快乐情绪，成了青年人吸收的天然食物。狂热之情是战争酿造的有毒食物，它让人痛苦，但又暗自骄傲。这也是一名老兵的另一面。
“我从来不知道还有那样的伙伴！”
悲伤的韵律，哀伤的挽歌……
叶落了，
每一片我的手指都认得，
踩过去，
深色的叶脉随脚步绽破，
每一片都曾出现在我的日日夜夜，
我的血就是它们的……
这首诗叫《战争之后》，但似乎改为《战争之前》更贴切。
说实话，当时我已经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用的正是那台从约翰内斯堡寄来的大型打字机。这是一部造作又浮夸的短篇讽刺小说，内容是对纨绔子弟的取笑，虽然我也只是瞥见过那些白人青年的做派。然而过不了一年，我也会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他们虚荣做作、享有特权，跟黑人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当时并不具备写这部小说的知识，后来我因为羞愤而把它撕碎了。接着我又创作了另一部小说，在恍惚的状态下非常快地完成了。这一次我的灵感来自华兹华斯，他的小说简直无处不在。我心中有些忐忑，一是因为他的韵律限制了我，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作品不大可能是最佳的样本。
与此同时，人人文库出版社正在为我提供更好的读本——书籍一捆捆到了车站，再装进邮袋中送到我这里。在拆开包裹时，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我渴望看到新兴的文学作品。我读了很多，尤其是大卫·赫伯特·劳伦斯的小说。可他的文字肉欲感太足，对英格兰或意大利的再现也太过直白和强烈，因此在阅读《亚伦的杖》（Aaron\'s Rod）以及《彩虹》（The Rainbow）时，我好像真的置身在了那些地方，仿佛看到了意大利“凶猛的”山峦，进入了英格兰的蓝铃花丛。这些对我并无益处，它们自成一体，太过自我。
尽管受到了劳伦斯的影响，但我自己写的东西根本没法读第二遍。我撕碎了千言万字，继续练起了短篇写作。
未来的其它可能性也正在积极地涌向我。母亲说我应该做一名护士，就像她一样。我开车送她去了索尔兹伯里，父亲则被独自留在家里待了一整天。我当时已经得到了驾驶执照。十六岁生日时，我一个人开车去了班基特警察局。到了那儿，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新来的英国南非警察坐进了我的副驾驶位。“开到那儿去。”他下指令说。我沿着一条丛林路向前开了五十码。“停，”他说，“掉头开回去。”我按指令完成了动作。“现在开回警察局。”瞧，这就是驾驶考试。警察已经对农场主的孩子们见怪不怪了，知道他们早已有了多年的驾驶经验，只等着参加一场考试，很多时候甚至没开出几码就拿到了驾驶执照。
在索尔兹伯里医院，母亲穿戴着精致的帽子和手套，她坐着，把手提包平放在大腿上。正对她的是坐在桌子后的护士长。一个女孩正闷不吭声地望着这两个处于对峙状态中的女士，暗自嘲笑着。她既希望自己能被留下来，又希望被拒绝。
母亲说，我的身体结实得像头牛，当然，头脑也很聪明，虽然没有什么证明书可以证实，但不要紧，而且年龄小也不是问题。那位护士长并不怎么待见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护士的屈就，而且她也预见到我会成为一名违纪的、不听话的护士。
接下来……“你想成为一名兽医吗？”一位刚从英格兰过来的年轻男人这样问道，我开玩笑说自己对弯角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结果，我因自己的玩笑话吃了苦头，因为他邀请我参观了一场极其恶心的手术——我决定为读者们略去那些细节。我意识到，如果这就是兽医的工作，那这份职业，我可接受不了。不过，我本可以成为一名兽医，或一名医生。我甚至可以成为护士长，毕竟我和我的母亲一样能干。最好的情况是，我能成为一位农场主。怀着强烈的渴望，我也在私下里暗想过，如果幸运之神眷顾我，让我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物理学家、时代的冒险家，那么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我开启记忆模式对1937年做了描述。
那一年，我写了两部糟糕的见习小说。
那一年，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场伟大的爱情。他在近旁的一处农场当助理，二十五岁。他跟其他助理全然不同，内向、自重，态度中流露出一分神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不无所顾忌地表达想法。他从英国订阅报纸，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尽管不能挑剔片区里人们的举止和习俗，可他偶然说出的只言片语总能引起农场主和他们妻子猜疑的目光。他个头很高，长相英俊，皮肤呈深色，就像地中海橄榄油似的，在游廊里闲聊时，人们说他有那么点像焦油刷。他们看不惯这位冷漠阴郁的男人，这体现在那些窃窃私语里：“瞧他的眼睛……他的头发……指甲。”不用说，这种做法引起了我的强烈的保护欲，因此更爱他了。那一年里，每当去灌木丛打鸽子或珍珠鸡的时候，我都处在恋爱的恍惚中。落日的余晖从水塘里绒绒的粉色草叶上滑过，鸽子热情地咕咕叫着，一切都将我带入了……我的爱情梦想也许缺少那些真实体验所能提供的细节，但它们仍然是强烈的，几乎让我致病。
想必每一个姑娘都写过类似于这样的信：“我爱你，请带我离开这儿吧。”“我承认，你的信让我有点吃惊。”（虚伪！骗人！）“我承认自己对你的感情比友谊更温馨一些，但你年纪尚轻。”
那时我写了一封不可原谅的信。我在信里说：“所有人都愚蠢且抱有成见，但我并不在意他的肤色。”他的回信含蓄且得体，说他竟然不知道片区里的人们已经总结出他并非他们中的一员。事情过去之后的许多年里，我都羞愧难当，可又有什么用呢？事实是，我在事情发生时就已经非常羞愧了。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苦难，一半是因为社交时遭遇的尴尬，一半是因为自己似乎永远都桎梏于年幼的无能之中。无论怎样，这种情况总会以某一种形式伴随一生。“你难道是说……”中年或刚过中年以及进入老年的女士也许会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会跟五年前的自己一样愚蠢？”
他在两年后加入了一场战争，不久命丧北非。
那一年，我还有了一位爱慕者，就像姑娘们常做的那样，我无情地利用了他。他跟我同岁，是沃特金斯家的大孩子，长得很胖，性情迟缓、可爱亲切。如今，我真希望自己没有陷入那痛苦的爱情之中。每逢去舞会和赛马场的时候，他都陪伴着我。母亲因为我可能会嫁给这个男孩而倍感苦恼，因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比我母亲所期待的低了太多。
在我和弟弟看来，沃特金斯家的房子一直都充满了魔力。它坐落在一堆花岗岩小丘中，室内总是很热或很冷。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火球会沿着游廊一路弹跳，直到“叮”地一声消失在电话里。那个年代，这些球形闪电的存在还没有被科学所认同。有一次，弟弟在那儿时恰好赶上了暴风雨的天气。“就像小足球似的，”弟弟说，“它们像一切弹跳的东西。”但沃特金斯家的男孩对闪电和农场都不感兴趣，我根据自己的情况推想——他要的只是逃离，只是不再受限于这些童年的情景。
那一年，村子大厅里举办了不少舞会。突然之间，许多新生代的年轻人从方圆几英里之外的地方驱车到了班基特跳舞，在那儿，发条留声机里流转出三十年代的迷醉音乐。因为我太笨拙，男友又太害羞，所以都没能跳舞。我们两个只是站在留声机旁，给它摇满发条，放上唱片，瞧着眼前比我们稍长的年轻男女引导着对方，僵硬地倚在对方的臂弯中。平日里，这些年轻男人每分每秒都穿着破旧卡其衬衫和短裤，此刻他们穿的也是难堪的西服。跟他们不同，在这间尘土飞扬的丑陋大厅里，姑娘们就像冰激凌一样闪耀着。当时流行的样式是绉纱和绸缎布料的裙子，白色、淡蓝色、粉色最为常见，裁有斜纹，每一处弧线都平缓柔滑，胸前露出的V字型部分被遮以珠宝配饰，更有大胆一点的设计会将后背衣料裁剪至腰部，脖颈处系着的珠宝就悬垂到了那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有的在邮局工作，有的开着车库，有的父母是店铺的经营者、车站的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农场主。
运动赛（gymkhanas）里，一匹匹骏马飞驰而过，沃特金斯家的男孩和我正站在围栏旁边。他凝视着我，而我的眼神却略过他，落在了那位可望而不可及的爱人身上。此刻，那个无可挑剔的绅士正留心听着雇主妻子的话。这位夫人是一名温和愁苦的中年女性，她爱上了这个男人——父亲也这么说。可是这会儿，他正不由自主地在把目光投向那位苗条的金发女骑手。那位女骑手移开了脸，在几步之外的地方倚靠着围栏，等待下一场比赛的开始。拖着马鞭离开的时候，她朝他冷淡地笑了一下。这一幕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它被命名为“爱的喜剧”。我想，这可以算是一幅画家戈雅的讽刺画。
有时，我们会并肩坐在一起，听索尔兹伯里来的巡回演奏会。会场同样是在那座大厅里，但配上了椅子。尽管觉得这个表演会粗滥笨拙，但我闭口不谈自己的想法，因为它在他的眼里精彩绝伦。同样，他也参加了北非战场去对抗隆美尔，也在战争打响后不久便丢了性命。
整整一年里，父亲的糖尿病都处在危情之中。那时，我会载着他和母亲从糟糕的道路上行驶而过，开往索尔兹伯里。他的身影进入了医院，我就坐在树下的车里等待数个钟头。那时候，折磨父亲的不仅有糖尿病，还有随之而来的并发症。虽然现在病情已经好转很多，可仍然不容乐观。
那一年，我学会了快速打字，当然还有速记。
那是我最后一年作为灌木丛的“一部分”而存在，作为灌木丛生灵中的“一部分”而存在。尽管后来的岁月里我走过许多街道和小镇，但那儿才是最让我自在的地方。那也是我最后一年作为农场女孩而动手做一切事情——那时的工艺早已远去，如今所有的农场都拥有了像样的电饭锅和煤气灶、电灯、自来水和冰箱。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相较各国的重大事件，它称不上大事，可我仍然会时时想起，并且，它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原因在于，我们不仅会回顾那掌管着生命进程的精确时刻，也会回顾那刻薄又残酷的偶发事件。
因为父亲生病，邻居们载着我父母去了索尔兹伯里，而我则被留在了农场。家里的一个孵化器里装满了鸡蛋，即将孵出小鸡。父母一直无助地说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农场，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可他们还是走了。独自留在这个就像是我的另一层皮肤似的房子里，我的心中溢满了胜利的喜悦。外面是冬日严寒下干硬而尘土飞扬的高地草原，灌木丛化身成了幽灵，清晨的石子会让你的脚底发麻，你的双手也会变得粗厚和笨拙。
孵化器放在房子最末端的小屋子里。破旧的窗子和畸形的门不断地在漏着寒气，茅草屋顶就像盖住了一个冰冷的水池。孵化器下面有一个蜡烛灯笼，通过管道不断地向鸡蛋输送着热量，这些蛋再过五天就能孵出小鸡了。假如蜡烛熄灭了会怎么样呢？我能预见火焰会偏倒，继而汹涌地窜入管道里——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小鸡们就会死在壳里，而我则成了七十二条小生命的谋杀犯。我用毯子包裹了门槛和窗台。此刻，从未被拒之门外的狗们呜呜低吟等待着，而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猫们则在喵呜叫着发脾气。房间里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变化，而我几乎一直都守在这里。我躺在床上读着书，时不时抬起眼确认蜡烛依然在燃烧。万一蜡烛用完了呢？或者柴火用完了呢？我在孵化器旁放了一个衬有旧软垫的肥皂盒，到时就可以把孵化出来的小鸡转移到里面。室外的养鸡场里，那些还没察觉到自己未来命运的母鸡还在追着公鸡到处乱跑。每隔三四个小时，我会用温水把鸡蛋打湿，幻想着里面的胚胎（当然，我知道很丑）。母鸡总会翻动着鸡蛋，确认自己的大脚爪将所有的鸡蛋全部拂过，一个没落下。此刻的我也这样做着，并且还长久地凝视着它们，似乎未来就取决于里面的七十二只小鸡。
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里，我突然醒了过来，发现蜡烛已经熄灭了，只有灯光照着屋顶、白色的墙壁，还有鸡蛋。我急忙冲向鸡蛋，它们已经发凉，但还没有变得冰冷。我把蜡烛点起来，把软垫覆盖在了鸡蛋上。它们死了吗？只能等它们孵化出来的那一刻我才能知道。正在那时，我接到了从索尔兹伯里打进来的电话——父亲病得很重，也许会死，而我只能坚守在家里。就像频繁宣布这些消息时一样，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带着戏剧性的色彩……但我没有在听，也听不下去，灾难不该拿来如此频繁地宣布。
孵化结束的那天终于来了。我坐在那儿，眼睛紧盯着鸡蛋，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时间从没有过得如此之慢——确切地说是成熟的时间。这间小屋子里似乎充满了寒冷的空气，就像流动的冷水一样……突然，一颗鸡蛋上出现了一小块粗糙，这就意味着……我把它拿到耳边，听到里面的小鸡一下下敲打的声音。我喜极而泣，同时也安下心来。一只丑兮兮的小鸡扑腾着出壳了，身上干透后变得可爱起来。那边又跳出来一只……不消片刻，破碎的蛋壳上爬满了湿漉漉的小丑怪，在蛋壳之间，那些浑身干透了的小鸡正抖动着。我跑出去找到那只最老、最有经验的母鸡，然后把它放进了围栏。那围栏中早就放好了一个铺垫着稻草和羽毛的巢箱。当我取出几十只小鸡，并把它们一个个放进巢箱的时候，那只母鸡似乎还摸不着头脑。突然，它的脑子启动了开关，只见它咯咯地叫起来，迈着优美的步子走向那群小鸡，成了它们的妈妈。我又找来了三只母亲，重复了一遍步骤。
父母回到家后，我只看了母亲一眼就已经明白，这七十二只小鸡也就令我一个人激动了而已。鸡妈妈带着小鸡爬过山丘的岩石顶时，会抬眼警惕着老鹰……我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也总会想，假如我当时晚醒了哪怕十分钟，情况又会如何呢？
有一位旅行推销员称，索尔兹伯里的电话局正在为姑娘们提供工作机会。我知道只要有任何异议，父母都会跟我断绝关系。于是，我搭上麦考利先生的车去了索尔兹伯里。作为对这趟旅途的贡献，我一路上都跟他打趣，这可是“跳跳虎”的强项。抵达目的地后，我走进了电话局。尽管没经过任何入职程序，但我还是立刻就从经营电话局的两位年轻绅士那儿得到了这份工作。我没有经验，但他们却认为我能行。再者，他们也并没能从其他姑娘中收到足够多的求职书。之后，我从《先驱报》上的广告中联系上了一个住处，搬进了一位寡妇的房子——我在《玛莎·奎斯特》中提过这一点。
如今，那所老式的房子已经被“列入了保护清单”，这是因为拆除了许多老房子后，当局突然想到，恐怕很快就会没有东西能让人们回想起旧日时光。包括津巴布韦一些最荒蛮和落后的地方在内都在新建房屋，这些房屋的设计灵感（相似程度不大）来自英格兰的茅草屋——紧实的小房子，配有拘谨的小窗和极小的屋顶窗，没有游廊、庇荫处、掩蔽的通道。没有一位作家能想出还有什么跟“生活本身”一样无情，残酷的讽刺家却每天都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