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我应中国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开轩之邀到北京和教委谈中国教育问题。刚好中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后结束，各省市的教育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会议，而且有不少建议和提案，这是可喜的现象；因为光是经济提升，教育不能普遍，不能配合起飞的经贸，那么今后中国的前景是相当值得忧虑的。数年来我做了些推动和促进的工作，使我感触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当代人对于近代历史的肤浅认识，甚至可以说迷糊。推动教育，了解历史真是重要。
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50周年，美国在太平洋的珍珠港、关岛等地都会举行纪念典礼，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有何准备？
且看在美国，为了纪念1944年美军在法国诺曼地海滩展开登陆战，也是协助欧洲盟军收复失地，展开双管齐下的殊死战来对付德国纳粹军队，是盟军胜利的先声，也是德军败退的号角。为了纪念这一系列壮举的50周年庆，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和一些还健在的美国退伍军人也到欧洲向英雄烈士致敬。可见美国人对于欧战这段历史的重视以及美国人为协助欧战胜利的重大意义。
而海峡两岸因为中日友好，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在大陆的大量投资和给与某些贷款，在几个要地近乎有独霸和经济侵略的情势；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则更微妙，台湾企业不少是台日合资，但日本数十年来少有技术转移，买了日本的器材就只好永远依靠日本，大家公认的该是早年的裕隆汽车公司罢。后来台湾当局政策改变，不再让裕隆专利，吴舜文女士创造了飞羚汽车，但日本的汽车早就进入了欧美市场亚洲市场可说全世界的市场台湾被日本控制了近30年，何时外销，大有问题。最近日本官方还想一再尝试改写历史，口口声声说没有侵华，而是“协助中国改变中国的殖民地位”，使人啼笑皆非。
年轻的一代既少读历史，更不知道前人的壮烈牺牲和10多年的血泪，难道中国人就让日本人欺负，一点都不吭声，悲哉！
为了多了解，多看看历史陈迹，我应美国国防部第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委员会之请参加了他们的筹备小组，开始准备1995年在珍珠港和其他地区的纪念典礼。
为了多了解抗战后日军投降的详情，我请教了一些历史学家，大家都建议我该到湖南的芷江去看看。
芷江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要去芷江？
1994年春中国华南、华东水灾为患，洪水淹没了广东、广西、安徽、江西和湖南各省区。就在此时我要依照原订的计划到湖南长沙，再去访问湖南芷江。
芷江是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正式向中国军方投降的受降城。当年最后的一次大决战就在芷江，在历史上称为“湘西会战”。1945年春，中国经过8年艰苦抗战，对日军誓死抵抗，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使日军在空中、在陆地都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于是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败局，并从各方阻止中国全面反攻的序幕，企图作垂死的挣扎。而湖南芷江是华南铁路的要道，也是进入中国大西南的要道，除此之外也是当年中美空军合作的基地。美国空军总司令飞虎将军陈纳德的队员——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和美国十四航空队一部分即以此地为重要攻守基地之一。
湘西会战该说是中国军民8年抗战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中日双方围绕着夺取和死守芷江基地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争，双方伤亡惨重，结果是日军掺败、中国爱国军民胜利，1945年6月7日参加作战的日军被迫撤回原阵地。湘西会战结束后两个月，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两次用原子弹袭击日本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斯大林迅速正式向日宣战，并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同意（1943年开罗会议时波茨坦宣言内的协议，同意苏联以盟国身份协助中国接收东北），即日大队苏联红军进入东北。
我到芷江的目的是亲自到这个历史名城，一方面是凭吊，一方面也想看看美国空军当年在该地的遗址，物是人非，但我们对于现代历史总得有个交代，更不能任日本人乱言胡道，改写战史。日本人连在南京的大屠杀和在上海的大轰炸都想不认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知道今日芷江的机场早已作废，到芷江去只有乘坐飞机到湖南的长沙或乘坐火车到怀化。1994年7月湖南张家界机场已启用，比较方便了。
铁路局和湖南省府知道我去芷江的意愿后非常重视，不但派了芷江行政专员和宣传部主任和我联络，并发了专函邀请，同时安排专用火车和随行人员及安全人员10多人陪同我到芷江去。与我同行的除了我的私人秘书之外，还有好友3人，我们算是浩浩荡荡入芷江了。那一次乘坐的专用火车既舒适，而且时间较长，但江西水灾，大桥折断，我们的火车只好绕道而行，长沙、武汉、井冈山、张家界等地曲曲折折地走了32个小时，我是被强迫休息，倒也痛快，而且又有朋友聊天。
清晨及日落时，看着中国的农田、农舍、农人，大豆黄、玉米熟，牧童放牛、孩童追逐，和李可染大师画中的农村景象非常相似。
1994年10月中旬美国国防部长佩尔斯访中国大陆，他们一行要到飞虎队当年的基地重庆和昆明去致敬，可惜那些地方50年来失修，剩下的是断垣残壁，无可凭吊。于是他们去了重庆的史迪威研究所。这是史迪威的女儿和重庆市政府共同合作筹办的，规模不大。
芷江受降城是日本向中国正式投降的第一站。那儿一切维持原状，受降馆内还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受降碑刻着蒋中正、何应钦等人的题词，但馆址已老旧。我捐了些款项让该地政府重新修理该馆，以便来年让凭吊的游客参观。
我第一次知道国民党内不和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在云南昆明就发生了龙云事件。正当市民们狂欢胜利和平之际，一天早晨昆明市突然有了枪声，此起彼落，街上也戒严了。我们在中央社报社内大家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后来街头巷尾有些谣言说龙云叛变，采取反蒋行动，已被制服，送到重庆，龙云的职位由他的表亲卢汉接替……云云。
当年新闻管制非常严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作为一位小新闻记者是不甚了了的。
我离开昆明去上海之前，反而从美军方面听到一些消息，那消息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双方进行的谈判并不乐观，双方都不肯让步：而当年为了抗日，各地军阀勉强同意与蒋合作，现在把日本人打退了，各地头头对于蒋介石的大独裁主义并不苟同。龙云要重整他在西南的势力，而蒋介石先下手为强，要把他调到重庆工作，他不就范，中央军和云南地方军发生了对抗。后来还是由宋子文专程把龙云“请”去了重庆。这件事表明了中国内部的磨擦。
我和外子数次到北京。我是伴同他到北方视察民航公司的业务。每次到北京傅作义将军都招待我们。他和外子有两次私下谈话，是自我当翻译的。我记得他对蒋介石有很多不满的批评，他说蒋对他不信任，还派人对他监视。傅作义是山西人，出身保定军校，不是蒋的嫡系，也因此蒋和傅之间原本就有矛盾。我想当时共产党已对傅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949年正月北京城“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于1月31日举行入城仪式，这给后来长江以南及其他地区被解放军“和平接收”做了先例。
龙云的例子是有所不同的。龙云是反共也反蒋的。因此蒋先下手为强把龙云“引波”去重庆，便他“虎落平阳”，还都南京时也把龙云一同带去南京。在此情况下龙云已被软禁了。
不过龙云也有一些幕僚，仍为争取龙云的“自由”想尽方法。
最后他们想到了龙云的战友陈纳德将军，于是他们拿着龙云的亲笔信函来到上海找他的美国朋友——民航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陈纳德将军。
龙云之能“出走”香港，其情况是相当富于戏剧性和传奇性的。首先龙云的作者把龙云的情况向外子报告了，并恳请外子派飞机协助他去香港。当时外子答应协助龙云“出险”到香港，他将来可以到外国去，但要他不能投奔大陆，当时美国只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合法政府。这一点来人说龙云一定会答应，于是外子吩咐他的总机师设法安排，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外子派了他的两位飞行员到南京探问龙云，龙云个子瘦小，两名美国大汉，一左一右，把他挟在中间，守卫根本没有看到。他们先飞广州，再飞香港，神不知鬼不觉地，龙云由民航公司驾到香港。在香港，已有人替他安排了一个在浅水湾的秘密住处。民航公司的老板真是够朋友了，而龙云也对这位战友感激不已。
蒋介石方面又如何处理呢，他对此大发雷霆，要陈纳德将军向他解释一切。外子说：“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龙云不准出境，他要去香港，我只是义务送他一程，而且民航公司没有收他分文。”这倒是实话，蒋介石并没有说不让龙云离开南京。
1950年底龙云又找外子，那次约定在龙云浅水湾的住处会谈，当时也是由我做翻译。外子在中国多年，因为公事繁忙，没有时间学习中文，加以经常有助理和翻译，和我婚后他又靠我，因此一直不会说中国话，有得有失。
龙云避居香港，算是逃过一劫，没有遭遇到和张学良、孙立人的长期软禁和被监视的命运。但1950年初香港是各派系情报人员、暗杀集团密集的地方。有几位左派的、右派的代表在香港遭暗杀，但一直没有破案。龙云告诉外子他在香港感到非常不安全，他与“老蒋”（这是他对蒋介石的称呼）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到台湾去只是再入虎口；他也不能到美国去，因为龙云每天要抽鸦片，这是公开的秘密，在美国是犯法的。
他继续说毛泽东已找人来请他“回归祖国”，替“新中国”建设，也为他自己的家乡服务，他在香港既不能久居，与其将来被迫回大陆，不如趁此机会堂堂皇皇地回去。但他对外子以前有过承诺，他想向外子解释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外子劝他多加考虑，那是我们和龙云主席的最后一面。
桂系的组织较复杂，当时李宗仁不干代总统，和夫人郭德洁去了美国，后来他的助手程思远亲自秘密由北京到美国奉陪李宗仁夫妇“回归祖国”。龙云和李宗仁都已作古，但程思远仍健在，是政协委员，中央分配了一幢还算宽大的四合院给他，我到他那儿去过两次。他的夫人是作家，比他年轻，但身体不好，一直在生病前几年北京拍了两部电影，剧本还由剧作者寄来美国请我参阅，一部是“龙云与蒋介石”，另一部是“宋氏三姐妹”，大陆的老百姓对宋家三姐妹的一生充满好奇。据外子告诉我，在重庆时，宋美龄和宋庆龄两姐妹即因政见不同而时有争论，宋庆龄和毛泽东、周恩来、何香凝（廖仲恺之妻、廖承志之母）较亲密，倾向共产党。宋美龄是亲美派，和外子相处甚融洽，但和马歇尔、史迪威则处不来。这些复杂的政治因素，现在说出来还过早，我只想提一件事。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病危时由她口述，请我的舅父廖承志代笔写信，信由宋庆龄签了字，请我带回美国交蒋夫人。这封信说她已不久人世，希望宋美龄到中国见最后一面，若不可能也望宋美龄把孙中山的私人文件交还给她。我等了许久才有一句回话：“告诉宋庆龄信收到了。”
不久，宋庆龄在北京逝世。
自1980年以来，我到中国大陆来了几十次，各方面看了许多，也交了许多朋友。我认为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东方巨龙正在腾飞。
在中国大陆，我认识了许多省市的领导人，以及其他部门的负责人，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中年一代。他们这些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过对动乱的深切体会，他们的未来就在中国。我到中国大陆来的时候，不是经常住在北京，我到处去看看，给他们讲一讲，并且给他们一点鼓励。中国不是每一样都好，还有许多缺点。可是，每个国家都有缺点，包括美国在内也有许多缺点，所以我说，中国人不要急，要慢慢来，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好的。
我喜欢到学校去，喜欢跟学生们讲话，希望他们不要失望，要好好学习，报国之日方长。告诉他们能够有机会上大学，实在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地珍惜。11亿人口的大国，衣、食、住行都是大问题，能够搞得好，也确非易事。在今天的中国，基础建设、交通、电信、能源，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可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天一日的事。中国政府大胆改革，加大速度搞经济建设，搞沿海开发，搞特区，这当然很好，可是假如内陆地区不想办法开发的话，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还是很遥远的。所以，我认为中国西北、东北、东南、西南，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要，要尽量加快这些地方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地方很大，可是很多地方都是不毛之地，不能耕种。再就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内陆、海岸线很短，这是中国不幸的地方，这一点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所以，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缺点都要克服。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现在，许多年轻人到英国、美国等国家去，他们觉得那边机会好就不愿意回来，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我希望中国政府简化一下出国手续，就是说中国人出国不要这么难，对回国人员尽量多地提供一些机会，慢慢地，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台湾以前也是这样，出去的人就不愿意回来，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出去的人都想回去，台湾却不能够接受了，你就是拿几个博士，我也没有位子给你了。
我到农村去，发现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记得抗战时的中国农村，那真是穷得让人寒心，比如说当时的贵州，一家人只有一条破烂不堪的裤子的人家并不罕见。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好多了，至少可以说丰衣足食吧，人们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了。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教育最要紧。现在我们说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可是，各种学杂费并不少。有好多种田人家的孩子已经不愿去念书了，你还要收这么多学杂费，他们没钱付，当然就更不愿去念书了。所以呢，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各种各样的学杂费应该少收一点。
我看到有的中国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有时候脾气很暴躁，为什么？大家挤在一起，父母之间、夫妇之间，完全没有一个空间能够透气，这一点我很能够理解。
中国现在搞改革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长处，这很好。可是，外国并不是一切都好，外国人也有许多坏习惯，所以，中国人在接受外来东西的时候，要学会辨别良莠，不要好的坏的都要，一篮子收。比方说外国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啦，一切向钱看啦，等等，你就不要学。好的习惯带来，坏的习惯摒弃，这才是健康的道路。现在，大陆的许多人也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大家一切向钱看，尤其是许多年轻人，一心钻进钱眼里，别的甭跟我谈，我不要听。应该说赚钱，甚至于赚大钱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太看重钱也不好。还有，中国的家庭。
尤其是城市里的双职工家庭，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很多小孩被宠坏了，这将来也是一个大问题。
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来看，我认为海峡两岸统一之日已为时不远。随着经济、文化、教育、技术等领域的交流，海峡两岸的关系慢慢地就会好起来。现在，海峡两岸在许多方面不是已经从根本上统一起来了吗？
所以我说，中国人不要失望，慢慢地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巨龙腾飞，我相信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