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组团到大陆访问是1989年初，台湾方面报名的人不少，但后来备受各方压力而不得不放弃。
大陆之行的成员都可以自傲，着不是他们开风气之先，两岸的接触可能会迟一两年，因为没有人敢做开路先锋，开路先锋要有勇气，有胆量。第一次团员名单如下：罗焯、陈健心、陈雅芬、云震球、林士坤、刘北平、张慧文、谢明道、花宪章、顾大宗、刘传志、刘蔡淑美、许汝学、林仲言、筒文雄、黄成华、James E.Bronghton 夫妇、Lo Chin Yu、Morgam Chem等。副团长是朱伯舜与郝福满，领队晏明，顾问陈春发、刘春华，随团医师杨联胜，秘书张福贤，总务张中兴、刘水木。
我要北京当局给这些人最高的礼遇。我们住进钓鱼台宾馆的总统楼，总统楼是18号楼，比白宫还漂亮，除了接待国家元首外平时是不开放的。对各国退任元首和总理最高礼遇时也只招待住12号楼或第8号楼。但全体团员会住到18号楼，我和团员开玩笑说：“你们此生大概只有这一次住这幢宾馆，除非有朝一日你做了总统。”
团员们受到隆重的礼遇，如接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款待，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留下了足樱当时台湾还有点醋溜溜的，为此许多成员不敢把和李鹏、江泽民合摄的照片带回台北。我想现在官民都有大陆热，见到王兆国、丁关根和唐树备就皆大欢喜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这个团从北京到上海，也受到上海市的热情招待。当时上海市长是朱熔基，他设宴欢迎全体团员，又请外经贸正副主任沈被章和叶龙飞向团员做简报，交换意见。
汽车大王、上海工商联主委刘靖基老先生在他的会馆张灯结彩地接待我们一行人，而且请了不少工商界大佬出席，大家边唱边吃，好不热闹。大家称刘老靖公，是台北女企业家吴舜文的姐夫，刘夫人已去世。靖公家中收藏的古董与名画甚多，红卫兵大乱上海时被拿走了一部分，后来由政府追回。他的珍品使人目不暇接，我每次到上海一定先去拜望他，也藉此一饱眼福。
团员中有3位上海人，他们离乡已久。朱伯舜还特地去看望90高龄的母亲，母子分离近40年，真是“少小离乡老大回”，感人之至。
下一站是福建，我们访问了福州和厦门。在厦门的鼓浪屿可以看到对岸的金门，现在两岸已无炮声，只有歌声。团员们本就已有人在福建投资，但未能亲睹庐山真面目，如今知道福建是个大有可为的地方，离台湾近而且言语又相通，一见如故，当然是理想的投资地点。那时的福建省长是现任北京对台办公室的主任王兆国，这人很有魄力，中央选他来担任这项工作具有双重意义。
最后一站是广州。
当时的省长是叶选平，他是叶剑英的儿子，广东人，在广东颇有建树。中央数度要调他到北京，他都不愿离开，但1991年3月间人大开会后仍然调他到中央做政协副主席。在他的晚宴中有人到台上唱“梅花”，叶省长年轻的秘书走过来说：“你听，这是国民党的国歌。”叶省长也很幽默，他说：“国民党的国歌我听过也唱过，这是梅花歌，你不要乱说。”
有名的粤剧花旦红线女被请来了，她亦善于辞令，她对我说：“叶省长有命我可以不来，但今日听说是欢迎陈香梅一行人，我不请自来了，而且要为大家唱一曲。”
那天晚上大家极为尽兴。
1990年我再度组团到大陆访问，正式开始了海峡两岸的交流。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谁曰不然。
1990年9月，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台湾选手准备参加，从年初开始，两岸有较多的接触，新闻报道也不再畏首畏尾。我虽是本届亚运理事，却一概不参加商业方面的事情。台湾选手终于可以到北京一显身手。
海外的中年华人，无论是入了美籍、英籍或加拿大籍，多少有些怀乡心结，这种怀乡病使许多华裔外国人即使功成名就，仍不免偶然会“想家”，这是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家国忧思吧。家国忧思之外，童年的追怀每每与日俱增——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灯火、父母的恩情、师长的关注、青梅竹马的故事……历历宛如昨日，这更加深了海外中国人对故乡的牵挂与眷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许就是许多海外中国人要回乡去“看看”的原因吧。
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16号，后来搬到贡院。我在孔德小学上学，孔德小学在东华门大街，离东安市场不远，现已改为27中学。
华盛顿是我单枪匹马、历尽沧桑的战场，有血有泪、有悲有喜，但更似一片浮云暂时停驻的地方。
台北是我婚后的小窝，也是我和外子离开大陆后的“家”。三四十年来，我在美、台之间来来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愿做圈内人，因为地方虽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云，也可能被阴霾所掩盖。
我在北京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乡情怯，抬头只见灰色的云、灰色的天，感慨之余作了一首诗：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
别时我是青春的双十年华，
再来时我已饱经变乱，
尝尽人间的世故与辛酸。
……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出生，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两人都出自医科，当年随着民航空运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留在台湾工作。我要去大陆访问，他们比我还紧张，担心会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说：“我这辈子好像从来都没替自己想过，一切都是为了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别人’又何尝设身处地替我着想。”
1989年8月，我自华府去北京。
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台湾有许多理由不到北京参加亚运，但我想台湾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参加亚运，因为台湾非常讲究实际，非常重视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官话说完、人骂够了之后，最终还是一个字——“去”，然后再加三个字“我们去！”甚至大家抢着去。
1989年12月，我领了访问团自台北到北京。这个好事多磨的访问团是中小企业的开路先锋，虽然台湾有人表示：“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团员们还是到了北京、见了江泽民、李鹏。团员们在台北从未受到如此的礼遇。
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旧的民航大楼见胡逸洲局长时，他说：“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时见过面？
他笑说：“我是央行的，当年从香港驾机回国的机师之一，中国大陆称我们‘起义来归’，台湾说我们‘叛变’，而你先生陈纳德还帮蒋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飞机扣留在香港。唉，一转眼30多年了！”言下无限感慨。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先生多么冤枉，两边做人难，到头来大家都不领情，他实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卖掉替国民党打官司，3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100多部飞机风吹雨打，只剩下了空壳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这批美国公司的飞机运去台湾，只许整船运去美国，最后以废铁出卖，卖的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当时台湾当局和吴国桢先生闹意气，吴国桢出国后我们才知道他要反蒋，蒋介石以为陈纳德同情吴国桢而生气，有两三个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去找张群先生，他安排蒋介石接见陈纳德，才解了一个结。后来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场，还如此被误解。当年蒋介石派叶公超到香港，要陈纳德答应负责立刻把飞机接到台湾，以防全部被运去大陆，外子快人快语，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后患无穷，更没想到要打官司。
外子去世后，由于他在民航公司已无股份，我只好离去；离去是温和的说法，该说是“扫地出门”。外子一生喜爱航空，别无所好，假如他真的爱财，自大陆撤退时大可发财；他不但没有，还救济了许多医生、教士，我们到台湾后和大家一样苦。外子去世，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小女儿凄楚离开台北，那种心情，如今回忆起来仍不禁悲从中来。这就是“两航事件”留给我的灾难。
北京的民航局在老城区，那幢旧房子也真够破旧，4部电梯仿佛老牛拖破车，常常像快走不动的样子。有一天我问胡逸洲：“你们什么时候搬家？”他说：“搬到哪儿去？航空公司可以搬到新大楼，我们仍留在这儿办公。”
我多次建议他，民航局该政经分离，让各地区自组航空公司，不要全部由民航局负责，这样不但有竞争性，也可拓展航空企业的发展空间，后来他们接受了。如今中国有中国国际民航公司（总部在北京）、东方航空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总部在上海）、南方航空公司（总部在广州）、西南航空公司（总部在昆明），厦门航空公司，西安航空公司等等。较大的对外国际机场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主，其他的机场都在改建中。中国很需要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机场，这一点也是民航局和胡逸洲局长努力的方向。
我和胡逸洲讨论过海峡两岸的通航，他期待两岸直航。
我认为亚运是个好时机，建议韩国和台北都能正视此事。汉城很精，马上行动，韩国选手从汉城直飞北京。
开幕典礼时看见大家一起来竞赛总是好事。胡逸洲说：“总有一天，我这个民航局长和那边的民航局长会坐下来谈谈的。”但愿如此。
《传记文学》1990年12月号，刘绍棠所编《民国人物小传》中有一篇李可染的传记，根据关国煊和林铭章的稿件，对李可染的一生有很详细的报道，在此我不再赘述。但我在他去世前两年开始与他和他的家人结交，包括他的夫人和儿子李小可及两个在日本读书的孙女（也在习画）。最大的憾事是，我未能完成他到台湾开画展的愿望。他的同行黄君璧老师（本人是君璧老师不成大器的学生）的门人吴休（现为北京艺术学院——又称中国画院的专业画家和教授）和艾轩（名油画家，名诗人艾青之子）都为此事叹息不已。对李可染，我只能说：一万个抱歉，一万个对不起。而台湾的艺术家和鉴赏者，也是眼福错过，无以补偿。
我是在北京首先看到李可染的画的，后来经朋友引见才见到李可染其人，并且和他一见如故。中国近代书画家中，近年来我特别欣赏李大师的画、启功大师的字，当然，黄永玉也是个天才。他们三个的书画，我从1980年初开始收藏，其余黄君璧早年的工笔花卉，张大千的仕女和他早年的泼墨荷花，溥杰的秀丽书词，我都珍藏着。60年代，为了响应美国国家博物馆（Freer）东方博物馆的捐赠，我送了两张名画给该馆，一张是徐悲鸿30年代画的“八匹马”（长八尺，宽两尺半），另一张是溥心曾所画的工笔仕女图，现在仍由该馆收藏，未曾展出。
1990年冬节前，在北京和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见面，后来她又到我的住处“钓鱼台”来找我。据她说，徐悲鸿的画作及徐氏的收藏，都已捐给国家，现在由徐悲鸿纪念馆保管，她本人只留得一两张作为纪念。她送了一本徐悲鸿的画册给我。
李可染不但是一位出众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慈祥敦厚的学者，他的夫人更是他的贤内助，李氏虽已去世，在北京我还和李夫人往来。李氏的作品将来就是国宝，不能出国，除非国家特准到国外展览。我有一张何香凝和廖承志母子合作的“岁寒三友”图，是由廖氏生前赠送，特别从北京带回美国来的。
1989年初，我开始和李氏夫妇商谈把李氏的画作送到台北展览，李氏其时已到过日本开画展。他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夫妇俩能一同到台北，同时希望卖一部分作品做李可染奖学金基金会之用。在台北，我和一些朋友商量，大家都愿意支持，但对李可染夫妇访问台北一事，则无人愿意负责。大陆方面，经多次奔跑之后，李氏和中国文化部有关部门商量，官方同意让他的作品到台北展览，一共50张，图片都交给了我。但台北仍对李氏去台有意见，于是，我建议由他夫人与儿子李小可跟随李氏的作品到台北。这个妥协的办法还在商议中，12月6日我约他在其寓所见面，商谈细节。12月5日中午我到达北京，他却于12月5日11时左右在寓所去世。缘悭一面，痛哉，伤哉！
据李夫人后来告诉我，李大师为了作品能到台北展览非常兴奋，同时也一直和各有关方面商淡，做些准备工作。台北方面也有人经过其他管道与李氏联络，但李氏夫妇坚持“只相信陈香梅，假如陈香梅办不成，宁愿不把作品送出去展览”。
12月6日是我们大家约好的见面日期，12月5日文化部几位负责人先到李氏寓所商谈展览和李氏奖学金事宜。李氏本有心脏病，来客谈话过久，李氏也有些激动，刚好李夫人不在身旁，李大师谈了几句话后，头垂了下来，来客还以为老人倦了，等到见情形不对再去找李夫人，叫救护车来时已经太迟了！未到医院，李大师已呼吸停止与世长辞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第二天（12月6日）新华社发表了简短的新闻，报告李可染病逝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及《北京日报》等登载。他病逝的消息，我是5日下午才知道的，我中午到北京时大家还在抢救中，这些细节都是李夫人亲口告诉我的。
李氏去世后，香港曾有中国画展，据说有一张李可染的作品高价（100万港市？）卖出。但据李氏母子告诉我，李氏去世后，他的作品全部都由国家登记保藏，想是早年港人或新加坡人买去的作品，据说日本也有一些他的作品，都是他生前的画作，而今他的作品是不许被当成商品般拍卖的，全由李可染纪念馆保藏，我只希望有一天他的画作能在台湾做一次高水准的展览，让大家欣赏这一代艺人的神笔。
海峡两岸的风风雨雨，大家都想做中介者，我希望有人能为文化交流而努力，不为名、不为利，让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看看我们中国人中有多少国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