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和外子曾于1955年初访板门店。那时从汉城到板门店沿途戒备森严，汉城到汶山这段路还好，过了汶山之后，沿途都是崎岖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单行道，前面若有车辆，后面的就得饱吸黄土。后来局势渐趋和缓，虽然偶有争论，但双方正尽力改善关系。
有一次我到板门店时正是元月雪后，气温在零点以下。
北方的天气有一特点——四季分明，汉城美艳的菊花已盛开，虽是寒冷的晨冬，却有温馨之感。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对板门店的冬天。
板门店是中立区，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点，就如原东西柏林的围墙一样。如今柏林围墙已倒，朝鲜和韩国也开始接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在这所谓的中立区，双方代表每天都得开一次会，但据说只争议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问题谈何容易解决。
那天，驻该处的美军领了10个警卫，带我们去看他们开会的地点。那儿有几幢临时盖起来的房舍，是双方一起驻防的非武装地带，无论是哪一方，每人只许带一枝枪，分配一颗子弹。而所谓联军也者，几乎全是美军，因为暂时停战后，其他各国的军队都已撒离了。
我们站在冷风中，从窗外看窗内的开会情况。朝鲜共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将领头；联军也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尉领导。中午12时正，双方同时从反方向进入会议室，面对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换一些报告与公文，由双方的翻译传达，前后不到半小时。散会后大家又各自从来的方向离开会常由小会开到大会，许多的国际会议劳民又伤财，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天晓得！
会后我问联军代表：“你们今天谈些什么？”他说：“我们报告联军人员的更换，他们也报告他们人员的更换以及一些抗议，我们也回敬数项，如此而已。”
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局面相信是有史以来最长久的非正式停战协定。美军在该地驻守了30多年，简直是和平的耻辱，也是历史的悲剧。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宫出口委员会第一次访问原苏联，同行的有两位参议员，一位是共和党，一位是民主党。我对原苏联的认识除了来自报纸新闻之外，就是从一些到过原苏联服务的使节口中听来的。最多也不过是和原苏联使节在宴会上有短暂的接触，但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闻不如一见，而这一见使我感受极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体验到经济问题的严重。先谈他们的吃住环境。
我们住在红色广场对面的大酒店，是美国使馆替我们安排的。这酒店共有1000多个房间，但设备比三四流的旅店还要简陋；枕头毛毯都是稀薄的，不过还算干净，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个浴室内只有一条，洗手间的用纸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么多的劳工，不知在做什么。
酒店有一规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门钥匙，但外出时要把钥匙交给该层楼的管理员，然后换一张入门证，为了避免闲人进出旅店，所以门口派有守卫，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没有入门证者，甭想进去。据他们的解释，这不是监视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
我在晚宴中对美国大使报告了这个新的经验，他说：“这是他们的安全政策，我们进出一样也要出示证件。”旁边一位公使对我开玩笑说：“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把旅馆的钥匙带出来。”
他有点向我挑战的意味。我笑着说：“明天我试一试。”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们又要出门开会，我拿了两包香烟到柜台前面，管理员是一个又肥又大又凶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烟，我把一包香烟给她，她只拿了一根，以为我只给她一根吧。我说：“全包给你。”她笑了，于是把入门证给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烟，她乐极了，忘记问我要房间的钥匙。
两包香烟算什么，但在莫斯科却如此可贵，我虽然赌赢了，但我并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悲哀。大家都说中国人穷，但从大陆去原苏联的中国人常被原苏联人围着要穿的、吃的。
不少大陆朋友对我说，他们在原苏联临走时，原苏联人几乎什么东西都请他们留下。因为很多东西在莫斯科根本连排队也买不到。
我们到城外参观古教堂，那天是星期天，许多教徒在做礼拜，礼拜完毕，牧师请我们参观教室，用茶点招待我们，然后有一个小男童拿着劝捐箱到每一位客人面前鞠躬，我们把美钞放入盒中，牧师继续和我们谈话，这倒是别开生面的施恩。
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装了新式的窃听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据说当时曾有人告密，但美国使馆并没有太注意，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不久前，白宫也曾出了一段有关安全问题的小插曲。白宫的职员在晚间带了几个外国人到白宫的办公室去，这几个外国人后来就到处宣传说晚间进入了白宫。于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检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如原苏联、中国的使节若要到其驻节地50里外，都得预先向国务院打招呼，而美国驻原苏联及中国的使节也是如此。这大概是礼尚往来吧。
投资考察、投资访问团这种交流组织在美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兴趣，多少也与我有点渊源吧。
1969年初尼克松走马上任。第一任商务部长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长是约翰·渥尔贝（John Volpe），两人都请我当他们的义务顾问。我向莫尼斯建议组织国际贸易交流团，先请些外商和在国外工作的美商到华府来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也让他们看看华府的政经组织。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慎重地组织起来，得到很好的支持与反应。此后各部门认为商务部可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访问团，参众两院各小组也纷纷成立了访问团，商会更认为这是大好的谋利公关，岂可渔利于他人？同时欧亚国家各种团体也纷纷组团来美访问，风光一番。原来是商务交流，后来就有点变相，成为各公私团体营利的正常途径，这点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文化交流、贸易会谈有时变相为大旅游团就有点非牛非马了。
当时交通部长是我的邻居，我们商谈到每年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我说这笔钱每年让法国人去赚太可惜，我们何不每两年一次在美国举行？约翰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没想到提出后，法国人还没作声，美国航空界反对之声哗然，原来每年航空企业界连带参众院议员、空军将领等人都名正言顺地去参加巴黎航空展，参观之余又可在巴黎玩乐一番，若在美国举行岂不是把他们游欧洲游巴黎的机会平空取消掉，怪不得大家都反对。我当时真是太年轻，太天真了。
1972年，我们还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航空展览，各国都派航空界、交通界代表来参加，我还请华航来参加的空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做了一次贵宾。
1988年初夏，美国国际友好交流协会在香港召开国际会议，我是大会颁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及欧洲各国都有分会，周际会议两年一次，轮流在欧亚地区举行，其余的大会大多在美国举行。
每年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特奖颁给一个对世界和平服务有特殊贡献者，此外另有艾森豪威尔服务奖状给各国杰出人物，这个友好协会因为欧亚会员甚多，因此争取杰出奖章的人也不少。欧洲会员提出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亚洲会员有人提出邓小平，其余的提名则不足道哉。我提名修女德瑞莎，这位行医数十年的修女，一生为贫苦疾病之人服务，不辞劳苦、不求闻达，到普通人不要去的贫穷地区，做救贫救苦的善行；一身奉献圣主耶稣，终生努力解救人间疾苦。我的提名得到全体一致赞成，而修女德瑞莎也答应亲自来领奖，我们都在香港恭候她，但就在她准备自印度的一个小村落前来领奖时，尼泊尔发生地震，这位善心的修女又赶去救灾，她派了4名修女前来代她领奖，可见她对这奖项的重视。这几位修女只来领奖，却不愿参加盛大的晚宴，她们对我解释说，她们是现身说法的苦行僧，从来不参加宴会。这种出世入世的精神真使我们这些衣香珠光的参宴者汗颜。那次我也颁了奖给妇联会主任王亚权女士、铭传商专校长的包德铭女士，台湾代表30多人，韩国代表也不相上下，日本代表每年闹双包，那一年也不例外。香港的新闻记者对于友协大会新闻不太有兴趣，倒是天天向我追踪大陆新闻，可见香港人对1997年的运数多么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