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9年出版了《住事知多少》，十多年来已由《中国时报》印行了22版。1963年英文版的《一千个春天》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纽约畅销书，后来有多种中译本，还有韩文和日文译本，台视在四五年前还把故事编为连续剧。80年代我用英文写《陈香梅的教育》（Education of Anna），由纽约时报出版公司出版，并由美国华府的《华府晚报》连载。1983年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我的近作《陈香梅的散文与诗》。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又重印了我的长篇小说《谜》。
六七年来，国事家事，无一是处，每有开卷问苍天之感，该写的不能写、该说的不能说，能写能说的又不尽如人意，砚墨未浓，书不成章，每每掷笔。
近读《曾文正公家书》，这位清朝重臣做人处事正直严肃，从他致诸弟的家书及家训日记中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他说做人不可有骄气，也不可有暮气；又说文章学问之事以日知为要，而文章之助力是以多读书、多积理，才能达到敬和的境界。无骄、无暮、有和、有敬，这是今日文人比较忽略之处。
记得秋瑾烈士曾有一首遗诗：
绝城从罕计惘然，
东南幽恨满词签；
一箫一剑平生志，
负尽狂名十五年！
如今乱世已无秋瑾，但是我们在关心世局之余，安能无“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期待。
现在再谈谈我写《一千个春天》时的情怀。
外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开始写《一千个春天》这本书，原著是在美国用英文写的。1962年秋天在纽约出版，这本书是我为纪念外子而写的。当时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记之于文而已。书出之后，竟然成为畅销书（1962年《纽约时报》书评中的十大畅销书之一），这在我自己固然没有料到，就连我的出版商也没敢奢望，因为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认为这种纯情的作品在美国没有市场，不过他介绍我给一家中级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编，看了原稿后马上打电话给我，那时我正在东南亚，他半夜里打长途电话把我找到了。我记得他的长途越洋电话半夜里吵醒了我，他好紧张地说：“你的稿子我一夜读完，好极了，好极了。我要出这本书，现在特别打电话和你商量版权，你让我为你出版……”他一口气说了许多话，使我连答话的余地都没有。等他说完了后，我说：“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好吗？”我真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他说：“我叫艾诺逊，纽约出版公司。你的书稿现在我这儿，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么说？”
我想人家倒好热心，反正我也不懂这一行，就让他去做吧。于是我说：“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师谈淡，他在华盛顿。”
艾诺逊说：“没问题，没问题，那你是答应了。”
我说：“就算由你来出版吧。”
他说：“我很喜欢你这个书名，设计封面的人我也有数了……哦，对了，你什么时候回美？”
我告诉他日子，于是就这样出了一本书，没有谈价钱，没有谈条件，这是美国作家、经纪人、书商、出版家都会摇头大不以为然的事。
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事时，替他们编了两本简单的中英文字典，是为外国学生习中文用的，字典由该大学出版，自己也没有版权，只觉得字典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十分满足。后来《一千个春天》竟在美国出到第十版。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这个穷字该包含了许多注释。不一定光是物质上的穷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业的不顺意或情意上的伤杯。我想这个穷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种经验与感受，要时间，要求进取，要大彻大悟才会有好文章。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一千个春天》出版以后，我在美国渐渐有了名气，许多美国人请我去演讲。艾诺逊也因为出版了我这本书，而名声大震。他后来又给我出了好几本书，我们相处得很好，现在仍然是朋友。渐渐地，我觉得光写东西还不够，于是我重新进入航空界，到飞虎航空公司去做事。许多人认为飞虎航空公司是我的，其实不然。事实上，飞虎航空公司是陈纳德将军的飞行员在美国组织的。当时，美国航空界也很保守，女人在里面除了做航空小姐之外，其他的工作根本无份。经过试用，我进入了飞虎航空公司。因为我在航空公司与亚洲方面的业务交往中的成功表现，我被提升为航空公司的副总裁。这也是美国航空界第一位女的副总裁。我在飞虎航空公司一直工作了十几年，后来才慢慢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所以说，我在美国是自己单枪匹马打出来的天下。
旧欢如梦，外子去世已34个年头了。现将我1978年写的一篇怀念外子的文章附录于后，以示哀悼：1958年7月27日外子陈纳德将军国肺癌病逝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如今已有整整双十年头。
陈纳德将军生于1893年9月6日，逝世时论阳历只有64岁，在今日医学昌明时代不算长寿。而在他个人来说，有许多志愿未了就告别人世，也很可惜。而我呢，和他相聚只不过10个寒暑，恩爱逾恒，竟遭此大变，死别生离又岂是笔墨所能形容。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外子的一生也真是劳碌无已。外子祖籍法国，他的先人随拉斐叶将军来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兄弟两人在佛吉尼亚州落籍。外子的外祖母与美国南方名将李将军是近亲。李将军当年在南北战争时领导南方与北方对抗，其威武使北方将领也大为折服，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风云人物之一。外子年少时即以李将军为其心目中的英雄。
陈约德的祖父与父亲都务农，先在美国南方的德州，外子即生于德州东部的一个小镇，离开德州的大都市达拉斯约有百里。他还未上学，他的父母即移居路易斯安那州，仍是务农为生。外子共有兄弟4人，他居长，他的生母逝世后，父亲续弦，第一个继母因难产去世；父亲又再娶，这位我称为“婆婆”的老人家如今仍在世，已90多岁了。外子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世，其时外子正在中国作战，其父有子扬威海外，死亦瞑目了。
外子家境清贫，上小学时每天要徙步四五里路去上课。
过圣诞时，所得礼物也只是苹果一个、书一本、糖果少许而已。但他喜欢读书，又爱作户外活动，诸如钓鱼、打猎、赐足球、打网球等等都有兴趣。但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帮助父亲下田工作，有时还要附带帮助继母照顾比他年幼八九岁的两个弟弟。
据外子告诉我，他幼年时有机会就喜欢离群独处，周末常自己一个人带着鱼竿到河边垂钓，或带着父亲送给他的一枝旧猎枪到野外去打猎，要不然，在晚上一个人在寂静的户外看星星。当他只不过八九岁时已知道天上很多星星的名字。因为他爱看书，在那小镇上他也读到有关航空的新书籍，同时到处找寻有关在天空飞行的报道，他心中暗暗自许，有一天他也要飞向天空。
15岁，他中学毕业了，还未到入大学的年龄，但他长得又高又大，父亲不愿他虚度时光，于是替他虚报年龄，15岁报了18岁，考入了大学，是师范大学。他的父亲希望儿子不再作田里的工作，拿个学位，好去做教师，也可以改善生活。
他大学肄业时实际年龄只有18岁，马上得去找工作，他应征去做一所三家村学校的教师，五六年级的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那些学生们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入学较迟，所以虽然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但都是高头大马的大人，好几个学生比外子的年岁还大。他们看见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大人来做教师，马上联合起来和他捣蛋。首先，他们上课时不听讲，大家高声谈笑，根本不把老师看在眼里。
外子心想要和全班顽皮学生斗法，一定斗不过他们，于是他细心观察哪个是“祸首”，他找到了一个又壮又高的男孩，看来比他还高出一个头，但外子心想若不把此人制服，将来无法留下去。第二天一清早上课时大家又来给他过不去。外子把那个大男孩叫出来，他说：“来，我们到外面去一试身手！”
那个高头大马的学生不知道外子曾经学过拳击，而且技术不差。他们两人来到户外一较身手，其他学生也跟着走到外面看热闹。两人只不过打了一两回合，外子就把那个淘气学生打倒。于是大家喝彩，外子一摇身成为他们的英雄，那个为首捣乱的学生也服输，不再淘气了。外子一再调查，原来这群学生已撵走了好几位老师，那些老师都因受不了这些淘气的大孩子起哄，皆挂冠求去。外子想这些孩子们该有些运动来调剂他们的生活与时间，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球队，下课后教他们练球，并鼓励他们和其他校队比赛，于是这些本来爱捣蛋的学生都安心读书，而且对于这位只有18岁的老师也非常尊重了。
我特别提到这一件事，因为外子实在是一位很好的导师。
其后他在航校做教官时，对于习飞行的学生也是训导有方。
经过他教导的学生有好几位后来都特别出人头地。反过来说，他对于不该习飞行的学生也有很公正的一套，他说不具有飞行员才能的人，学习飞行只有害己、害人。不如趁早劝他们改行为是。数年前，我遇到一位大公司的老板，他说：“陈纳德将军劝我不要习飞行，我当时很气愤，但后来我想假如我做飞行员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该感谢你的丈夫。”
外子加入航校时美国的航空事业仍在襁褓时期，美国空军是在陆军部之下，而那些陆军将领对于倡导飞行的官员都有点不满，认为这是不足道的玩意儿。而外子对于飞行是无限向往，他已决定献身航空事业，他知道，终有一天空军会在国防与交通双方都有很大的贡献。
30年代，外子已是美国空军少尉，他在陆军部空军组做飞行教官，而且有许多飞行论文发表，并编有飞行教材和空防战斗术等书，为当年飞行员手册。
那时大家对于这位蓄有小胡子的陈纳德少尉都另眼相看。连苏联空军也耳闻其名，并派人来和他商议，聘请他到莫斯科去做空军教官训练空军。那是1935年的事，其时美国的少尉月薪260元，吃不饱，饿不死的，而苏联人的合同是月薪1000美元，还答应供应汽车与司机和其他杂费。那真是使人心动的合同，但外子婉拒了，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技术教与苏联人，他早知美苏绝不能成为友人。
苏联的将官盯了他一年之久，常常送些伏特加酒、鱼子酱和雪茄烟给他，但他不为所动。
1936年他接到蒋介石先生与蒋夫人的邀请书，请他到中国视察中国空军。他答应了，因为他已看到中日战事迫在眉睫，他知道美国也将被卷入漩涡。
1937年初春外子乘船自美经东京，转上海，赴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东京，也是第一次到中国。这一旅程，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本来的计划是到中国视察三个月，然后回美工作。但当他所乘的船抵横滨时，他已目睹日本人准备作战的种种，日本是一片战时景象，他知道战争随时可爆发。那时到东京去接他的是他多年同事与好友麦当奴。麦当奴已在中国服务，他是外子三人飞行技术小组之一员，两人交称莫逆。麦当奴说蒋夫人急于要和他们商谈，于是他们马上由东京去上海。
外子的美国护照上写着他是到中国“考察农业”的！
外子和蒋夫人的见面也是非常戏剧性的。蒋夫人给外子升了级，任命他为中国空军上校，并嘱他马上开始考虑如何改善中国空军的成长。于是外子和麦当奴到杭州笕桥、汉口及其他许多空军单位视察——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空军真要大大调整，他们有的是旺盛的空军精神，但没有飞机，缺乏支援。这是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些，外子都亲自向蒋夫人报告，并一直与周至柔将军会商。
来华不到一个月，外子对国人发生了密切的关心。——一个美国南方的飞行教官，现在决定要在亚洲对日抗战，这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展开了8年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南京外子亲眼看到日本空军向没有防卫的民房与学校、医院投弹，伤亡不计其数。他愤恨极了，他认为这是最不人道的事。蒋夫人和他谈，他们谈到美国志愿队来华参战的计划。但这只是计划而已，因为美国其时还未向日宣战。
蒋夫人促外子马上回美设法取得白宫与国会同意，让他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因为美国人仍保持中立主义，不愿牵连到中日战争的漩涡里去。
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柯伦律师，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愿意完成这份任务。葛柯伦不但建议罗斯福总统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予以武器及飞机的协助。这真是一项壮举。
使命完成，外子即返华报告。几经挫折，“飞虎队”终于在1940年初成立，在缅甸受训，1941年初正式参加作战，与中国空军名作，在天空上击落无数敌机，建立了辉煌的战绩。陈纳德本来准备在中国停留三个月，但他的居留竟延长到8年之久！
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方面承认，他们在华作战，在空中他们是大大地失败了——这是中美空军合作的结果。
外子常对我说，他在中国最宝贵的体验是和中国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可珍贵的是中美合作那一段永留史册的经验。
他去世后，中国友人在台北市新公园为他立铜像留念，这是台湾唯一的外国人铜像。外子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用什么来纪念这位我敬爱的人呢？在这风雨飘摇的世局，我用以下的诗句来追悼陈纳德：“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华盛顿4月的樱花不管谁来谁去，每到风传花讯，雨濯春尘的时候就会迎风怒放。日本人什么年月送来樱花，我不大清楚，但住在华府的人常开玩笑说，华府主人的面孔数年一换，华府堤岸的樱花却年年照旧，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政治是残酷而又现实的，当然住在华盛顿更有身受之感。
卡特总统上任之后说是要推行节约，首先是减少了白宫的私人座车与司机，后来又出卖了总统私用的游艇，但白宫的职员数目大增，而且薪金也大涨；那么减少两三部座车岂不是骗骗孩子，后来国会又提议要把游艇买回来，因为有历史价值云云。
这艘总统游艇“席瓜亚”使我想起了几段颇有历史价值的往事，如今事过境迁，我想道来也无伤大雅了。且让我慢慢道来。
1977年读到一则新闻：
从报上知道，总统游艇“席瓜亚”号业已卖给了佛罗里达房地产商人马洛埃，售价28.6万美元。这艘五二船龄的总统游艇，曾是许多美国总统和他们的知友游乐的场所。
我曾多次在总统游艇上作客，卡特政府拍卖这艘104英尺、桃花心木门窗游艇的决定，可说是结束了华府上流社会一个光灿的时代。
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及其内阁阁员都曾经充分利用这艘游艇。尼克松上台后，我更多机会应邀参加在艇上举行的宴会，许多内阁阁员也在那儿宴客，大家一同欣赏波多马克河上迷人的夜景，据我所知，胡佛总统（1929——1933）就曾在上面大宴宾客。
参院领袖也在上面举行宴会，我最后一次到“席瓜亚”上赴宴是1976年高华德参议员夫妇庆祝结婚40周年纪念。他们请了大约30位好友，我非常荣幸，亦为其中之一。那是初秋时节，总统大选前不久，大家都为这对结婚40载、恩爱逾常的夫妇感到高兴。“席瓜亚”带给人们的回忆总是甜蜜又温馨。
对那些没有上过这艘游艇的读者，让我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艘船是在60多年前建造完成的。
我听说尼克松总统辞职前，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在“席瓜亚”上度过许多个孤寂的夜晚。
福特总统夫妇也常用它，她们的掌上明珠苏珊有次用它在波多马克河上举行了一次月光晚会，少年男女在船上亦歌亦舞。
这艘美丽的游艇有12张床位，最多可容纳230人，150人在上面，毫无拥挤之感。
据报道，“席瓜亚”每年管理费用就将近百万美元，这当然包括维护、工作人员、船员、海岸防卫队、安全等费用在内。有次我问艇长一共要用多少人，他告诉我约50人。
美国总统有他们远离市嚣、清幽宁静的消闲去处，他们有夏季别墅，他们有大卫营，多一艘游艇，又算什么？
我想当时卡特总统是要表现给美国民众和纳税人看，他是如何努力在节省公帑。可笑的是，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急，说马洛埃先生非常懊恼，他付了游艇和家具的钱，但是当“席瓜亚”拿到他手时，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件全不翼而飞，马洛埃先生觉得自己受骗了。他告诉记者，他已要求政府“把所有该我的东西都放回原来地方。”他又说：“我不知道艇上居然会有扒手。”
马洛埃将这艘游艇开出海军船坞，航向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他原计划把这艘总统游艇改装成一座巡回博物馆，好好赚一笔钱，结果政府却把上面大部分家具搬走了，害得他只好根据照片，复制一套，他说人们喜欢在家里摆些纪念品，但是把纪念品从一艘具有历史性的游艇上搬走是太缺德的事。
据报载，当时有9人出标，马洛埃以最高价得标，他后来后悔得标时没有讲明政府可以拿走多少家具，如他告诉记者，政府是说一些家具要搬走，“你如何标明什么叫‘一些’，什么叫‘大量’？”报纸引述马洛埃的话说。“他们把餐桌还给我，却拿了其他桌子，把总统舱房的床搬回来，又拿走了两张小椅子和靠墙小几，杜鲁门那架钢琴说不定现在正摆在某某要人家里呢！”我想这世界上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偷鸡摸狗的小人，可怜的马洛埃！
好几个夏日晚上，我们在“席瓜亚”上共庆美好时光，波多马克河静静地流着，月色朦胧，耳边传来轻柔的音乐，一切是那样美好，叫人永难忘怀。
你支持的党执政，你也与有荣焉，觉得自己与大家英雄所见略同，此外又可享受某些特权，如果有人说他不喜欢特权，那一定是违心之论，机会平等固然不错，但特惠更胜一筹，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你有朋友在白宫，到白宫餐厅吃顿饭，或是安排友人参观白宫，只要一个电话，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偶尔，你会受到邀请，坐进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当然，更美妙的是，在总统和家人不用包厢的时候，你可以拿起电话，问问某天总统包厢有没有人用，假如没有，那就是你的了。你可以带着朋友到肯尼迪中心，坐进艾森豪威尔戏剧厅、歌剧厅、或音乐厅的总统包厢，舒舒服服地坐着观赏。1972年我曾用总统包厢招待过华航的空姐。在每个总统包厢里，都有8——12张红丝绒的座椅，旁边有一间小客厅，可以在休息时招待朋友，冰箱里有香槟、冷饮，只要前一天派你的秘书去白宫取来钥匙，第二天，你和你的朋友就可以享用这些东西，用完之后，锁上冰箱，差人将钥匙送回白宫，附上一张谢条。
卡特政府当政后，这方面已与前大不相同，他们甚至规定进总统包厢该穿什么衣服。有些人连怎样才算是适当的穿着都不知道，把总统包厢弄得一团糟，啤酒罐和空瓶随处乱扔，以往这种情形从来不会发生，但时代变了。
当我初到华盛顿时，人们眼中的华府是个政府机关城，至少50％的人，不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就是在业务上间接与政府机关发生关系。
华府的政府机构首推总统和内阁阁员办公的白宫，其次是坐落在所谓“雾底”的国务院及五角大厦的国防部。
各部之中，以健康教育福利部预算最庞大，超出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运输部、劳工部、房屋都市发展部之上。后者的用度也大得惊人。
此外还有司法部、最高法院、参众两院，参院办公室在狄克逊大楼、罗素大楼，众院办公室在雷朋大楼和朗涯斯、坎农大楼。访问华府的人想都到过这些地方。
除了公务员外，华府尚有为数众多的律师、游说者、会计师及新闻记者，各国驻美大使馆也座落于此。真是壮哉，盛哉。
华府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住在那儿的人把周遭的美景不当一回事，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它和纽约大不相同，市中心有许多喷泉和小型公园，雕像比比皆是，很多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杰佛逊纪念堂是众人皆知的名胜，反光池之出名，是因为传闻一个女孩与一议员争吵而跳进池中。但我最欣赏的还是史密松尼安这类的博物馆、柯克兰画廊、佛瑞安画廊，以及肯尼迪艺术中心。
60年代我初到华盛顿时，与其说它是城市，倒不如说像乡下地方。午夜过后，全市寂然无声，一直到现在，华盛顿城内的国家机场夜间10时后，即不许飞机起降。
那些曾任职政府机构的人，很少迁离华盛顿，即使白宫易主，他们仍然做他们的公务员。每隔4年，我们就会收到许多原在白宫及内阁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寄来的通知，说他们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公共关系事务所任新职，或是替各种企业作游说工作，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信然，信然。
对那些才气横溢的青年男女，只要肯苦干，华府有的是绝佳的机会。在这里，人人玩弄政治，追求权力，乐此不疲。
华盛顿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这些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不同，因为大多数的宴会都是在家里、大使馆举行，有时也在政府机构举行，不过，近些年，乔治城区和附近地区已开了许多家相当不错的馆子。白宫对街的Sans Souci餐馆是共和党、民主党权贵之士经常光顾之处，有些人午餐时间在那里长期订有桌子，经理保罗对那些老顾客都直呼其名，一派相熟的样子。但陌生人则无法订到位子，有时要预早两周先订好，不然休想问津。
华盛顿还有许多私人俱乐部，诸如F街俱乐部、宇宙俱乐部、大学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乔治城俱乐部、碧茜俱乐部等。
我到华盛顿时，卡维特街与康涅狄克大道转角的笑涵旅馆蓝色舞厅还开放，乐团奏出动人的舞曲，绅士淑女翩翩起舞，气氛高雅，指挥鲍伯柯罗斯和谁都熟。夏天，笑涵屋顶花园为我们这些爱跳舞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去处，但这一切现在都已成为过去。
十几年前“协和式”飞机已从巴黎与伦敦，飞杜勒斯国际机场，他们也获准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降落。
华盛顿还有其他引人入胜之处，现在游客到华府，航空与太空博物馆也成了必游之地，这是华盛顿最美丽的一幢建筑，里面展示了航空史上最杰出的科技成就，每天排队参观的游客比参观白宫的还多。夏季里海军陆战队大游行是值得一看的节目，当我的朋友华特将军任海军陆战队司令时，我常去捧场，也做过座上客。
改朝换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之死，他的未亡人对于葬礼的安排有条有理，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元首一律步行到阿灵顿墓地。在那墓地特别装置了永恒不灭的火焰。
读者们可曾在电视上看到卡特总统上任时，夫妇两人携手同行的那一段，本来总统就任是坐着车子去游街的，安步当车还是创举，这也是迎合大众的心理，所谓民主，这也是一招。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在华府谋生住家，和异性朋友建立友谊并不困难，但是要与同性保持良好关系，则非易事，这或许因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们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轻妇女为劲敌，有时甚至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不过，我却很幸运地在这里赢得许多异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谊。
我这一生有幸认识两位胡佛，两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国总统胡佛、一是创办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当我初到华盛顿认识他们时，两位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外子陈纳德的挚友，他喜欢和我谈亚洲方面的问题，他的秘书海伦·戈蒂追随他逾40年，由她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
我常到胡佛办公室去看他，和他谈亚洲问题，他好奇心极大，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他晚年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他常把使他烦恼忧心的事情讲给我听。
当1968年总统大选，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电话遭人窃听时，我跑去见他，当面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恼地对我说：“没人窃听你的电话，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我下的命令。”这答复分明话中有话，难道他是在暗示命令来自他的上级？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诉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听命于上级，窃听我的电话，这无疑是他判断能力上的一个污点，但是我总相信胡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选举结束后，我还是常去看他，可是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1976年调查联邦调查局部分活动期间，报上提到此一窃听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约翰逊总统直接下令，有的说是司法部长蓝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似乎大家都极力规避这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他们心中有鬼。
我再与胡佛见面是1969年。那时大选已经结束，胡佛和尼克松的手下闹得很不愉快，米契尔下面有些人想要请他下台，可是胡佛并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哪个敢碰他。
1973年，胡佛在家里于睡梦中去世，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另一位是胡佛总统。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总统自纽约打来的电话，要我去看他，后来我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为重听，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别人。我们约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从华府飞到纽约，在他华尔道夫大酒店寓所共进下午茶。华尔道夫三十一楼，三十一A号是胡佛总统的办公室兼寓所。
当我抵达时，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书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个很诚恳的人，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在客厅，我见到了胡佛总统，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说陈纳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问我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帮忙，要不要帮我找份工作等等。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彼时我虽然已在乔治城有一份工作，他还是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要来找我。”
胡佛总统与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国，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大陆前后待了3年，他告诉我他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他们夫妇在中国这段期间非常愉快，并且爱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后拥有不少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后这份珍宝转赠与加州斯坦福大学。
那次拜访后，我们时有住返，只要我去纽约，一定去看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为止。
他的丧礼是在家乡爱荷华州西湾举行，应邀参加的只有至亲好友，他家人知道我们的交情，特电报邀我参加，不数年，当地的胡佛图书馆竣工，我再度应邀参加落成典礼。
1969年1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就职，身为就职委员会高级委员之一，我应邀参加在不同的饭店举行的7个盛大庆祝舞会。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长华伦·诺尔斯，诺尔斯州长与妻子离异将近一年，我们有时聚一聚，就谣言满天飞，我们只好尽量躲开记者的耳目，但那并非易事。
七个就职舞会分别在“五月花”、“喜来登公园”、“希尔顿”、“柯克兰艺术馆”、“史密生博物馆”、“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坚酒店”七处举行。当尼克松总统一家前来向观众致谢时，米契尔和妻子玛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台子上。米契尔看见我和诺尔斯州长，招呼我们上台，他对诺尔斯说：“我能否和安娜单独谈一会儿，有点私事。”然后他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对你非常之感激。”
就职典礼之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出版了一本关于1968年大选的书，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党如何利用陈香梅，影响越南政府迟迟不参加巴黎和谈，因为这个缘故，共和党始克获胜，这不失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上，共和党也曾加以否认，可是新闻界始终没有采用共和党的否认声明。
《芝加哥论坛报》罗伯特·麦考米克的遗孀玛莉莲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后，她移居华盛顿，起初在R街买了幢房子，经常宾客盈门，热闹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后来她买下麻萨诸塞大道2501号旧日本大使馆，我们相处甚欢，自1960——1972年她迁回芝加哥这段期间，常有往还。
玛莉莲很喜欢狗，她有一条名叫“小情人”的拳师狗，还有两三条非常讨人喜欢的北京狗。她女儿有年圣诞节送她一只长尾鹦鹉，她替它取了个“山姆”的名字。司机、厨子、女仆、秘书、狗、鸟，加在一起，玛莉莲家人口还真不少，她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缘，参加她宴会的多半是华府权贵之士。
她心直口快。不论远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麦考米克上校——大家都这样称他——是死硬派的共和党员。1952年，麦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脱竞选总统，因为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太过倾向“自由派”。不过，玛莉莲对尼克松始终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党，可是不赞成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她常对我说：“你不能信任那家伙！”
麦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华府著名女主人柏儿·梅丝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认识梅丝塔，就是在玛莉莲的晚宴上，梅丝塔很想知道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打算在华府做什么。当我告诉她我在乔治城大学工作时，她说：“像你这般年轻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该到别的地方去闯，可是如果你想做点事，应该留下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忠告，后来几年，我用同样的活劝告过许多年轻朋友。
初到华府时，如果没有许多朋友的友谊和支持，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特别是空军里的朋友给我的帮助。
另一对朋友是卡杜里夫妇（Dr.Mrs.Majid Khadduri），两人都是见重于士林的中东问题专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对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时年纪尚轻，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执教，已经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东问题的书籍。
大卫·李后来和楚蒂·鲍尔（Mts.Trudie Ball）合开餐馆，“帝后饭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诞生。现在我们有大卫·李的“帝后饭店”，又有楚蒂·鲍尔的“帝后饭店”，两家菜肴不分轩轾。
杰克和我也拥有“帝后饭店”一小部分股份。
1963年我开始公开演讲有关亚洲问题，柯斯顿·列是我的经纪人。
1968、1969年间，美国各大报几乎不约而同地抨击越南问题，指我是越战中的鹰派。安德森在写关于越南的专栏，或涉及有关越南的传言时，偶尔会先来问问我的意见，查证一下，我记得当战俘问题成为大家激烈争辩的问题时，杰克·安德森写了一篇关于战俘家属的专栏，文章刊出之后，本地战俘家属团体的会长噙着泪水来找我，说那篇文章报道不实。我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这种情形，他立刻请我陪那位战俘的妻子去他那里，好坐下来，大家谈一谈。几天后，他的另一篇专栏出现在报端，对自己先前的论点做了一番修正，战俘及其家属因此获得一点公正的报道。这件事情显示，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我们可有不同意见的权利，可是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地有容纳别人意见的雅量。
另一个对我不错的记者是玛克芯·齐歇尔，她虽然希望采访到我的社交新闻，可是从不和其他记者一样，乱打高空，凭想象力写文章，她能在《华盛顿邮报》有一番作为，我为她高兴。
当莎莉·奎恩初次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学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数几位我认为具有十足潜力的女记者，她写作的风格能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对她的看法是否伺意，总是读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决定留在报社，不愿去电视上做个明星，这点我觉得是对的。
雅曼达·狄克森最初在《华盛顿明星报》开始写专栏时，很吃了一番苦头，她有次对我说，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也许她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张牙舞爪。或许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人们似乎能从阅读别人的不幸当中，而获得乐趣。雅曼达·狄克森的丈夫乔治也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专栏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喜欢小型聚会，晚宴人数在8～12之间，至多不超过14人，周末看完戏后的宴会多半很有趣。每次参加鸡尾酒会，看来看去也就是那几张熟面孔，大家嘴里动着，可是没有人真正在听别人讲些什么话，实在无聊。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也许就是华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举行宴会，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做过主人，他们只出席别人的宴会，吃别人的，喝别人的，最气人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觉得他们来你宴会中露露脸，是给你面子。这些人我少惹，他们是不该被请的。
多年来，我的宴会一直遵守一个原则，即酒会最久不过一个小时，太迟来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后放点音乐，增加气氛，我始终觉得让那些准时到会的客人等上个一二小时，是不公平的、至于有些参众议员为公务耽搁，我通常建议他们的夫人先来，我们先坐下来吃着等，绝不久等。
晚餐后来点音乐可以便气氛更加轻松，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饭后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尽可以留下来，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这是一道经验之谈。
一次一位记者访问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回答：“当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样尽兴，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谈来谈去，就是风湿、背痛，再不就是儿女问题，那宴会也就该结束了。
参议员约翰·陶尔夫妇是我在华盛顿的好友。露·陶尔在我办公室工作过一年，约翰是南北战后德克萨斯州选出的第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当他初抵华盛顿时，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参议员。陶尔夫妇离异后，约翰再娶康明斯太太，康明斯太太也是我的朋友，是位能力高强的律师。现在政治场中的离合已不足为怪了。
参议员史卓姆·塞蒙（stronm Thurmond）和他太太南茜也一直与我维持良好的友谊，他们的小女儿茱莉是我的教女。当史卓姆决定让他那秃头上长点头发时，他问我该怎么办，是买顶假发来戴，还是费点功夫植发呢？最后他选择了费事的方法，后来他头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头发，好不高兴。
阿拉斯加参议员泰德·史蒂芬斯（Ted Stevens）夫妇是我在华盛顿另一对时常往来的朋友，泰德·史蒂芬斯曾在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下面做过事，当他出来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远赴阿拉斯加州为他助眩泰德·史蒂芬斯曾学过柔道，段数相当高，走夜路不用害怕。
我一直很钦佩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高华德，1964年，他的一群朋友聚在我家，拟出竞选总统的战略。我的看法是，像他这样的人永远当不了总统——他太诚实，太率直，而且不愿轻易妥协，我希望他能继续做共和党的发言人，在碰到重大问题时，出来仗义执言。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民主党人士，如前众院议长卡·艾拔（CarI Albert ），他对我十分友好，每次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他总是邀请我坐在特别席上。
当然，我也怀念我的朋友曼穗尔，瑞佛斯（Mendel Rirers）和他的遗孀派琪。十几年前派琪住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布市，我们常有书信住还。当我应邀到哥伦布市主持曼德尔·瑞佛斯公园破土典礼时，派琪在她自己的花园里摘了些花，放在我旅馆房间里，美国南方那种好客的美德，令人温温的，我将长记这份情谊。
古语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不是大丈夫，也做不到大丈夫，所以我有时难免流泪，有时不但流泪，甚至会痛哭，不过总是避免公开流泪，或公开地哭，不敢说“珠泪偷弹”，最低限度不愿对人落泪。
一个人在世上活了几十年假如没有点情感上的波浪，没有爱而被爱，那么不管他封候封官，总是白活了。因为即使享尽了富贵荣华，假使没有人和你分享，那又算什么。中国人说升官受禄，为的是光耀门楣，但当你独处之时，能得几个知心？
男女之间的情与爱有的可圈可点，有的无一是处，但同性之间的友情则是另一回事，而真挚的友情颇不易得。我30岁以后的岁月大部分在美国，时间流转，我在华盛顿的岁月中，从东方的生活气氛转到西方的生活习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教育，而在这项教育过程中，我很幸运没有失去我自己固有的东方文化传统，在异邦真是可以立足。
苦闷的成果是自己算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须寄人篱下。在交通与航空方面是走出了一条路，但这路还很长很远，一步一步地来吧。
如今虽然世界不安定，读报纸的人除了关心中美关系，中东又出什么乱子，谁又在竞选，黄金、奖金价格等等之外，最使人感到兴趣的该是有关男女之间的新闻了。比方说十几年前，摩洛哥公主的婚礼这段新闻就连载了好几天，她穿的什么礼服，如何打扮，到哪儿去度蜜月等等都是大家有兴趣的新闻。
电影明显伊莉莎白·泰勒新婚之后和她的夫婿约翰·华伦到我家作客多次。于是大家问长问短，对于她的一切比对总统的新闻还要关心。英皇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这虽是多年前的事，但至今还使人迫怀不已。
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近代史的演变中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真有说不尽的感怀。
我在美京华盛顿住了30多年，1992年为止我的半辈子就消磨在华盛顿的万花筒中。
很多朋友问我：“你住华府多年，华府的特色是什么？”我肯定的回答：“是人。”
为什么？因为华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半世纪以来，不只是美国的京都，也是国际性的都市。华盛顿的人种类繁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比任何国家的首都都复杂，他们所做的事小则是地方消息，大则是世界新闻。瑞典有货真价实的金发女郎，巴黎有特别的时装，好莱坞有伊莉莎白·泰勒，伦敦有披头歌星，雅典有使人玩味的皇旅新闻，东京有女人，印尼有苏卡诺，古巴有不刮胡子的男人，纽约有摩天楼，阿拉伯有油田，香港有水的问题，许多地方有学生游行请愿……以上所述，华盛顿无一不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有时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已。
每一年在华府召开的国际会议数不胜数，诸如世银会议、美苏高峰会议、中东会议、泛美会议……不一而足。此外，每年世界许多国家的元首也都要求来华府作客。当然，做总统的客人，一切细节都由白宫的礼宾司配合国务院的札宾司来安排的。但富如美国，用在招待贵宾的预算仍有其限度，白宫如此，国务院和国防部亦复如此，其他如商务部、交通部等，光是靠有限的预算要招待外宾是捉襟见肘的，为此许多宴会就靠一些较有名望而且肯花钱的社会人士出面做东。这个不成文的惯例从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后有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等都有几位可以随时派上用场的女主人。布什总统上任之后，因为经济不景气，大宴小宴都不如往昔，而新闻媒体对社交新闻亦不多报道，同时社会治安日败，大摆排场可能招惹是非之外，亦不甚安全。于是布什上任后，可说没有正式委任哪一私交做非官方的女主人。两党为了募捐筹款而举行的宴会不在此例，因为政治筹款的宴会外国人是不能参与的，除非做不付款的客人，但这也很不方便，一经对方查询，可能会有麻烦。为此，华府说客虽多，但其效能的运用是非常谨慎的。
华府每年出版一本“绿皮书”，名曰Green Book，里面除了总统府的重要人物清单，外交使节和参众两院议员的人名地名外，就以英文字母先后顺序把华府有地位有资格的人选入册中。挑选标准相当严格，闹离婚或出了丑闻的一定除名，这和世界名人大辞典不同。册子页数不多，物以稀为贵，因此这本绿皮书是华府社交秘书的圣经，人手一册，很多大宴会、筹款会等都以此为参考书。
华盛顿到处是单身男女，有人说，华府男人比女人少得多，其实这只是男人编造的鬼话，不过事实上，大多数单身男女到华盛顿来，都是抱着投机心理，或是想追求更好的事业发展机会，其中大多数希望找到一个比自己强的伴侣，提高名望，增加财富。可是有钱有势的人哪里有那许多，于是乎，许多男女的终身大事就这样磋跎下去。以前说两人过活和单身一般者，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何况单独奋斗要比两个人互相拖累来得容易呢！想到华府找个权大位高对象的女孩，通常都会失望，因为这样的人多半家有妻室。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人大多生活得不愉快，只好把精力放在事业上，追逐权势，不然就是让酒精来麻痹自己，以酒消愁。
来到华府的年轻男子耳濡目染，自然不免受到权力的诱惑与影响，结果他们一个个变得野心勃勃。他们想尽办法参加社交宴会，特别是由一些大名鼎鼎的女主人开的宴会，只为了和白宫官员、国会议员、大使、将军摩肩接踵，握个手，打个招呼，想在其中找到进身之阶。
聪明的女人会选择去爱一个没有太大野心的男人，因为野心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
杜鲁门总统时代，名女人大出风头，尤其是一位叫柏儿·梅丝塔的，她后来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卢森堡大使。人人都以参加她家的宴会，为无上光荣。百老汇还以她的生平写了剧本，名曰《称我夫人》（Call Me Madame）。这位名女人嫁的是俄亥俄州的油田大王，夫婿去世后就到华盛顿定居。
杜鲁门总统喜欢弹琴，女儿喜欢唱歌（当年名报人杜尔·皮尔逊写了一篇文章说马格利达的歌喉太差，不该公开演唱。杜鲁门为此大为愤怒，指名道姓地在记者会上把皮尔逊臭骂一顿，当时是一条大新闻），杜鲁门偶尔到梅丝塔家作客，这位夫人的身价就此水涨船高，她不但替民主党筹募基金，也常常大宴宾客，她的房子后来卖给美国政府，做为副总统官邸，约翰逊当副总统时住的就是梅丝塔的房子。60年代副总统是没有房子可住的，到了卡特时代才把美国海军总司令住的房子要了过来，改为副总统官郏房子位于麻州大道与英国大使馆隔邻，基地甚广、草木扶疏，确是华府黄金地点，中央政府要取用，海军当局只好退让，这就是现在美国副总统的官邸，布什任副总统时也住在那儿。
我记得我初次见她，她问：“你的大名是不是登记在绿皮书中？”当时我根本不知绿皮书为何物。自然，1960年，我名不见经传，梅丝塔夫人再问我一遍：“我要打电话给你，你的大名是否收录在绿皮书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如果我告诉她，我连绿皮书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的友谊也就到此为止了。于是我说：“我相信你可以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她的确打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推荐我的。两年后，绿皮书上，我算榜上有名了。
柏儿·梅丝塔是个风云女人，不过比起其他名女人，她还算是温和派。
华府过去另一位著名的女主人波斯特太太（Mrs.Merriweather Post），她承继了父亲的财产，华盛顿的房子其气派可与白宫相媲美。丈夫曾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家中收藏苏联帝俄时代的古董与名画甚多。她前后四度结婚，每年在家中举行的大小宴会无不车水马龙，有时连总统和副总统都大驾光临，当然各首长也恭逢其盛。她有的是钱，而且仪态万千，每一位国务卿和知名人士都稍作拜倒石榴裙下之势。波斯特夫人去世时已年近80，只有一女。她在华府的私宅和在南方的别墅都送给美国政府保管，华府的大宅是博物馆，南方的别墅做开国际会议之用。但听说光是维修费已让政府有点吃不消，将来如何处理是一个谜。
葛薇·卡弗瑞兹亦为其中之一，她的大夫凯是华府首屈一指的地产商，许多华府的高楼大厦、办公楼寓都是凯家的产业。葛薇喜欢跳舞，她的丈夫就是和她在私寓的舞池上舞兴正浓时，一命呜乎的。
凯老板去世后，葛薇仍住华府大宅，也照常请客。她梳的是比较旧式的头型，头发向后梳，后面一个大髻。据说她的母亲是匈牙利人，本来凯老板要娶的是葛薇的妈妈，后来移情女儿。葛薇在世时和柏尔·梅丝塔不睦，两人各争雄长而不交谈。当年华府上流社会都能见机行事，凡有宴会总是尽量不让她们有面对面的机会。1969——1976年间我因替共和党效劳不少，升为“共和党的女主人”，我把这两位结怨20年的仇人请来家里吃晚饭，并请她们两人与我站在一排迎接贵宾，我对她们而人笑说：“我们三人行，没先没后，我还得向你们两位多多学习。”于是这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当时华府记者都目瞪口呆，拍案称奇。其实世间事何必太认真，如今这两个人都过世了。葛薇的儿子为争家产已打了3年官司，被控的是前任国务卿罗杰斯的律师事务所，他被委任管理凯氏的遗产。葛薇的3个儿子意见不同，官司可能会拖得很久，这是古今中外常有之事，到后来谁都没好处，最后的赢家还是律师。
60年代在华府，哪个要人的宴会邀请了你，或哪个要人参加了你的宴会，仿佛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真正的要人任何人的宴会他都不必要参加，问题在于华府想要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人委实不少，这些宴会提供了他们大好机会。
当时，大使馆的宴会颇爱人欢迎，不少人会打电话到某些使馆，说：“我没有接到请帖，请你再寄一张给我，好吗？”使馆的社交秘书对这些人，必须应付很得体。有个在华府住了很久的老太太，父亲非常有钱，她本人除了嫁给一位外交官外，一无所成。每次大使馆举行酒会，她是不请必到的客人，女主人明知没有请她，但只好假装不知道，为的是可怜她。她来喝杯酒，吃两块三明治而已。此乃华府一景。
通常，只要你的照片或有关你的报道上了报纸与电视，每个人都成了你的朋友，但是一旦你病了或是声望下跌，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你。柏儿·梅丝塔夫人就碰到了这种情形，她一病才发现自己的朋友如此的少。这时有些报纸就说我已取代她之位置，成为华府社交圈最成功的女主人，这自然有点挑拨离间作用，其实我对女主人的头衔无兴趣。梅丝塔夫人在《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甚至《纽约时报》上都看到了这则报道，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不喜欢记者们关于我的报道，我要和你谈淡。”我到她家，要她“别为报上的消息烦心，无论共和党或民主党当政，你都是大家公认的华府女主人”。这之后，她对我亲切极了，我发现只要你以诚待人，别人也会以诚待你。
梅丝塔夫人生病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她，去看她。不过，后来几年，她闭门不见容，并且迁回老家俄克拉荷马，和弟弟相依为命，然后，她寂寂地离开了人世。名与利，所值几何？
1965年，约翰逊总统在位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名曰《华府万花筒》，载于1965年7月27日及28日的《新生报》，现在重读，仍有不胜今昔之感。
在华盛顿这些年，我注意了第一家庭与民众接触的情形，得到一个结论：总统夫妇和各阶层民众保持接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华盛顿。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一夫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交际，今天的第一夫人身负更重要的责任。当年卡特夫人对心理卫生有很大兴趣，我认为这是好现象，她应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努力。当时我在电视上曾作此表示，同时我还说：“我希望她继续在心理卫生方面有所贡献，把外交事务留给国务院去处理。”
尼克松夫人对志愿工作兴趣颇浓，当然在华盛顿与全美各地，这问题已与往常大不相同。今天，有些人认为志愿工作已经过时了，既然做了事，理所当然应当获取报酬，他们所持的态度是，志愿工作者之所以志愿，是因为缺乏工作能力，当然也并不一定如此。只是我们也要知道，今天，我们负担失业与社会福利经费，为什么对那些真正在工作的人，反而不给予报酬呢？
我从未见尼克松当众跳过舞，但约翰逊总统，大家都知道，常和美丽的女士翩然起舞，福特总统夫妇更喜欢和他们的宾客共舞。我相信尼克松夫人一定喜欢跳舞，但那些年，为了帮助丈夫一步步爬升，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喜好，她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在多位第一夫人中，我较喜欢平易近人的福特总统的夫人芭蒂，我初认识她时她只是密西根州众议员的夫人。有一次我在家中请客，她问我有什么事可以帮忙，我请她在门口请来客签名，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今天就暂做我的秘书吧。”
福特做了20多年众议员，芭蒂身兼父职教养4个孩子，真是难为她了。后来她很有勇气地承认自己借酒消愁，上了瘾而不能自拔，退出白宫后在加州得到不少私人和团体的捐助，而成立了“芭蒂治疗所”，专为酒鬼服务，不少名人、艺人、政客和默默无名的人都曾在那儿歇过脚戒了酒，这是芭蒂的社会贡献。约翰逊夫人爱好园艺，她的“绿化美国计划”大受欢迎，如今华府许多地方春花怒放、绿树成荫，实该感谢她的推动。
布什夫人是个道地的家庭主妇，对儿童教育、国民健康等问题最表关切，也鼓励身旁的人多做点务实有益的事。她和里根夫人不同，南茜想降低全国吸毒人数，名曰Say No To Doug（“对毒品说‘不’”），钱花了不少，但毫无成效。布什夫人比较朴素，因此在衣着方面并未被那些时装专家利用来做广告；南茜夫人则爱试新装，许多名贵服装店都以南茜穿着他们的新装为号召，后来因为接受时装专家的衣物赠送，牵涉到税务纠纷，又因为雇用星相家而遭非议。这些事件多少都使里根蒙受阴影，但里根夫妇两人确实是恩爱夫妻。
南茜的女友多半是来自加州的女明星，没有一个是被华府上波社会认为配做华府女主人的，因此围绕南茜身边的男人与女人除了利用她之外，并没有在华府成气候。加以时代改交，社会需求有别，妇女们要为环保游行、为人权抗议，社交感会朝花夕落，接棒无人，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呢？
华府地区总共有167个使馆，虽然鸡尾酒会通常是6时半到8时半，或6时开始，8时结束，可是许乡不是挺受欢迎的客人会早到迟退——有的时候比预定时间多一小时。大规模的酒会，通常主人根本没法分辨谁是应邀而来，谁是不速之客。因此，无可避免地、总有一些白吃白喝的人，把烟蒂掉在你的地毯上，碰坏家具，打破杯碟等等。也许因为我受的是东方式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大庭广众间，喝醉酒，露出各种丑态，是最不雅观，也最丢人的。但几乎每次鸡尾酒会，都会发生这种事，有些人酒喝得太多，有些人话讲得太多，有些人两样毛病都犯全了。
华盛顿的使馆各有千秋，肯尼迪总统时代，法国大使馆经常冠盖云集，是大家喜欢去的社交场所，肯尼迪夫人甚至还有位法国厨子。60年代初期，法国大使是赫伯·阿尔方，阿尔方大使本人似乎谦和有礼，可是他的夫人我实在不敢恭维，十几年前他们就劳燕分飞了。记得我在一个月内三度经人引荐给她，可是到了第三次，她仍然装出似曾相识的样子，因此后来在一次社交场合中，我也还以颜色，视而不见。
约翰逊入主白宫，西班牙大使馆取代了法国大使馆的地位，西班牙大使瓦勒侯爵（Marquis de Merry des Val）夫妇在华府人缘甚佳，他们经常将大使馆开放，作慈善用途。后来他们奉调日本，我还在东京碰见他们，那是在他们退休之前。
尼克松刍选总统，菲律宾浪了一对最迷人的夫妇驻节华府，那就是恩奈斯托·拉达米奥大使夫妇（Ernesto Lag-dameo）。早在他出使华府之前，我们就是朋友，拉达米奥是菲律宾数一数二的商界名人，和马可斯总统私交甚笃。他们一来，风靡了整个华府社交界，也给菲律宾使馆带来新的生命，他们的宴会乐声不断，而且充满趣味。1973年，5年任期届满，他们束装这回马尼拉，给朋友留下无尽的怀念。大概华府每一位大使都会告诉你，他们预算有限，的确，如果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在华盛顿当大使是一件苦差事，拉达米奥曾经告诉我，在华府5年，他贴了不少钱，除宴客外，装修大使官邸也用了不少钱。
华盛顿有好几个上流社会“公用”的人，一个是经常被各使馆雇用的听差，他是个又白又胖的高个子，使馆请客总由他来做“唱名”。他当这份差事已多年，因此对于华府的熟面孔，他都能称名道姓。有时私人举行较大的酒会，他也“出差”。他总是站在客厅的大门口，把客人的姓名弄清楚后，再大声地往里面报告。这对请客的主人的确是很大的帮助；不然的话有时生张熟魏，识与不识，一时见到了人忘记莫名，实在是件非常尴尬的事。因此，这种职业性的“司仪”，在华盛顿是绝不可少的。
这个胖子“司仪”是个犹太人，还有一个黑人“门僮”也是华盛顿的宝贝之一。我想凡是在华盛顿有点声望，或是常常参加盛典的人一定不会不认识亨利。亨利也是上流社会公用的仆人，专管替客人开汽车门，搀扶女客人上下汽车。亨利除了笑脸常开外，还有过人的记忆力，他对人名可说是过目不忘，比许多外交人员还有办法。假如当他为你开汽车后你塞到他手里的小帐是个大花边数目，那他对你的名字更记得清楚。你若要采访新闻，那么亨利的资料一定比任何人都丰富。
许多要人对于亨利也特别客气，不把他当仆人看待。他为你开汽车门；会说：“某某先生，某某夫人您好！”认识亨利的人当然也回答说：“亨利你好！”
无论是100或1000人的宴会，只要有了亨利来管制交通，那就万事停妥。亨利连什么人坐什么汽车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美国，除了特殊阶级的人有司机之外，其余的人大都自己开车，因此替客人停车放汽车，又把交通处理得有条有理不是件易事，由此可见亨利的确是个天才。
华盛顿共有167个外国使馆，光是每个使馆每年大宴客一次来计算，亨利就够忙的了，何况还有许多私人的宴会也要找他，因此亨利真是能者多劳，席不暇暖。
说到门房与听差，美人统称之为Footman，我想中文可译为跑腿。华府的大酒店跑腿与纽约的大酒店跑腿两样。纽约太大了，跑腿们是只认衣冠不认人的；在华盛顿的跑腿，有些一做二三十年，不但认人，而且连汽车号码都清清楚楚。
比方说华府的五月花酒店，有一名跑腿，他做了40年开关汽车的工作，不但见过了数任总统，而且和许多大亨开玩笑，道家常。他每日的收入也颜可观，儿女都进顶好的大学读书，他退休时，许多客人还依依不舍。
华府最名贵的旅店萨恒（Sharhan Hotel）的两名跑腿，一个是小个子，一个是大个子，他们对于常来的客人都熟记不忘，客人的汽车牌子也了如指掌。萨恒的夜总会“蓝厅”不错，乐队算是华府顶够气派的，我想许多中国朋友们也到那儿去过。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外来的朋友到那儿去，那天我开的不是自己的汽车，刚好又下雨，到了门口，我的朋友先下来，请跑腿代我们把汽车放到停车处（这是跑腿们对特别客人的优待），那个高个子说：“请先生自己停车，我们今天很忙。”
这时我也下了车，我说：“查利，你今晚怎么不认得我了？你是不是只认汽车不认人？”
查利这时才看到我，他非常难为情地说：“陈纳德夫人，这不是你的汽车嘛，你开的是白色的林肯。对不祝”查利还是替我停了汽车，而他的袋子里也多了几块钱。
佣人是华府的大问题，不但在小宴会上你可以听到主客之间讨论佣人之难找，有时在办公厅里，男人们也谈到佣人问题。于是老练的公用男女仆人是大家争取的对象，这些人有一个节目表，今天到张家帮忙，明天替李家做菜；凡是要借重他们的人，必须预先和他们约好，不能临时拉去，因为他们差不多天天有事，男的出差一个晚上15至20元，女的也是10元以上。按3个钟头计算，时间多的，再以钟点计算。他们对于哪位部长喝的是白酒或黄酒，哪位将军的威士忌放苏打或是放冰，哪位夫人只喝蕃茄汁等等不用吩咐，都会一一替你安排，实在方便。
这是冠盖京华中的一个特色：公用的男女佣人，不单知道你喝什么酒，连你哪天生日，交什么女朋友他们都清清楚楚，再加上那多如过江之鲫的所闻记者天天制造新闻，因此想在华盛顿有何秘密是很难的。肯尼迪总统葬礼完结后，肯夫人就搬到纽约去卜居，华盛顿是个是非之地，也是她决意离去的原因之一。纽约也是个大城市，但纽约的社交圈子是多方面的，不如华盛顿那么狭校有人说，华盛顿是许多小乡村组合而成的大城市，这话一点都不错。
约翰逊总统与肯尼迪的作风完全两样，肯尼迪年轻有为，可惜在位时日太短，未能尽量发挥才华，同时因为他到底比许多议员们年轻，有时他要做的事未必一定行得通，推得动。约翰逊在华盛顿已经有30多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在华盛顿有一句话：“约翰逊要的，约翰逊就能得到《Jobnsonwants.Johnson gets.）”。
熟悉约翰逊的人知道，约翰逊要做一个使人佩服的总统，他是一个喜欢受人称赞的人，他要慢慢地把肯尼迪的影子除掉。当肯尼迪死后，约翰逊第一次发表书面文告时曾说，他要继续完成肯尼迪未竟的任务，对于这一点，大家绝无怀疑，但约翰逊不是一个跟在人家后面走路的人。当他竞选获胜，而且以极多票数把他的劲敌高华德击败之后，他要做一个不借重别人的领袖。肯尼迪夫人所做的事，不一定是以帮助她的丈夫为出发点，但约翰逊夫人则不同。约翰逊夫人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帮忙自己的丈夫成为成功的领袖，同时把白宫由肯尼这时代改为约翰逊的德克萨斯时代。约翰逊夫人很会处世，她把白宫的玫瑰园改为肯尼迪花园，并请肯尼迪夫人来参加命名典礼，但肯尼迪夫人没有到十几年以前，肯尼迪夫人写给为翰逊夫人的一封信，被纽约一家专卖古董及名人事迹的犹太商店公开拍卖，惹起了一场风波。这封信是肯尼迪竞选总统对，他的夫人亲笔写给约翰逊夫人的一封请柬，约输逊夫人当时没有亲自作答，而把那封信交给了一名女秘书。那女秘书于三年过后却想以1500元的代价把那墨宝变卖。报纸传闻后，白宫马上派人去向那商人索回那封信。信几经波折才物归原主，而这在约翰逊夫人与肯尼迪夫人的友谊上不免又加了一些暗影。
约输逊夫人会说西班牙语，肯尼迪夫人擅长法语；前者喜爱黄色，后者喜爱白色。她们也是女人，他们也和其他女人一样。
中国人形容官场的老话：“狐假虎威”和“树倒猢狲散”，也能适用于华盛顿。
这儿举一个例子：约翰逊总统就职，当然来华府参加的贵宾不知凡几。美政府为了处理就职大典各项节目，特别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有一天，一位来自西北部的农人，手中拿着的翰逊总统的亲笔签名信，信上总统答应他假如他当选的话，一定请他来观礼。
那位农人对招待人员说：“如今约翰逊获选，我也来观礼了。请问票子在哪儿？”
这一来可把负责人急坏了，不招待他吧，总统信内己答应了他；招待他吧，把他放到哪儿去？而且此例不可开，消息传出去若是总统竞选时写过很多封类似的信，岂不是更了不得？如何去安置那些不速之客？
在以前，那个巴基斯坦沙漠的驼夫岂不是也来过了！谁叫美国总统如此好客！
到后来，作好作歹，还是送了一张免费票给那个种田的人。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十几年前《新生报》王民社长到华盛顿看我时，曾问起我关于约翰逊总统统职大典时的请帖。因为报纸上曾说，华侨中只有一人收到请帖。这是不正确的。我的女儿坐在特别座位的第四排，而我虽被邀却因伤风没有去参加。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所以索性在家里看电视还看得更清楚些。
女儿回家后，我曾问她的观感，14岁的女儿说：“妈妈，他们都说话说得太多，连总统在内。”
今日在华府有些只与约翰逊有一面之缘、或是握过一次手的人都要到处宣传，美国人形容这种人为Name Dropper，最是不受欢迎的人。
记得十几年前民主党参议员陶德（Dodd）曾来远东及东南亚访问，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很想和陶德谈谈他对越南的观感。我说：“让我约他到家中来吃晚饭，你们也可以谈谈。”
我的朋友说：“你和陶德原来相熟，为何不告诉我？”
我说：“你没有问起，我怎么告诉你，我又不是Name Dropper。”
大笑而罢。
肯尼迪在白宫时，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名女人，白宫宴客从来没有她的份；还有一位不受欢迎的女记者，她是写社交新闻的，不入白宫如何能写头条花边新闻。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两个人后来都非常活跃，而且开口闭口离不了约翰逊总统，离不了白宫，此华府倒胃口事之一也。
身经两个朝代而地位不但不变，而且更为稳固的当推彭岱（Bundy）二兄弟。大哥二哥分任助理国务卿及总统特别助理。大权在握，却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他们是跟着肯尼迪入白宫的哈佛学者，但因为有过人的智慧，而且脑筋清楚，对于约翰逊的确帮助不少。
美国人对于“民主”与“自由”这两个名词非常重视。美国宪法规定战时美国总统是当然的三军统帅。朝鲜战争美国派兵参战，是杜鲁门总统的手谕；后来不准麦帅渡过鸭绿江，并把麦帅撤职，也是杜鲁门的命令。但左右美国元首的各机构力量都很大，总统的各项任命以及提案都得参众两院通过才可执行，所以做总统的人也常常得敷衍两院的中坚分子，使他们和他合作，并支持他的各项提案。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国防部长麦纳玛拉、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彭岱、中央情报局长（最近由雷班继任）是经常在白宫会议的座上客。
总统的提案有时为了要两院快点通过，或是不受阻挠，就得总统对某一部分议员进行“疏通”。我们用“疏通”两字并非过甚其词，总统喜欢找某些议员单独谈话，希望有对化敌为友。比方说参议员邱池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位年轻的议员是个“和平论者”。总统一面加强越南军事，他却天天在后面打退堂鼓，主张美军退出越南，而且不断地公开攻击约翰逊在越南的政策，使约翰逊非常懊恼。据说有一天总统请参议员吃饭，邱池也来了，于是总统问他：“你近来发表很多对越南政策的议论，请问你曾和谁谈过话？”
邱池说：“我和华德·李普曼（美国有名的专栏作家，但对越南是主和不主战）谈过。”
约翰逊说：“你们以后造大铁桥也去问李普曼好了。”
说完之后，不等那参议员回话就走开了，那位邱池先生大窘。
后来约翰逊去旧金山开会，在联合国20周年纪念大会上演说，也把邱池带了去。那位先生与总统同机一次之后，后来的确比较沉默了。
记得多米尼加政变后，约翰逊总统晚间召开紧急会议，派海军陆战队去多国。那实是一件大事，当天晚上共和党人正在华府的沙利顿大酒店为参院共和党领袖狄克逊做生日，来宾一千多人，每人捐助美金500元（各日餐券）来参加这盛典。狄克逊刚来不久，白宫就有紧急电话找他，于是我们只好一边吃，一边等他回来，10点钟寿星回来了，同时向在场的共和党员宣布总统的决策。当时他说：“我们虽是反对党，但假如总统的政策是对的，我们愿以反对党的地位支持他。今天晚上，总统作了一项贤明的决断。”
于是全场一致鼓掌。
约翰逊时期，华府的人事变动很大。白宫一连串地发表了不少新任命。因为还有不少空缺尚待决定人选，于是想做宫的人大忙特忙，到处找关系，到处拜托，到处找人推荐，看来非常有趣。但约翰逊的抉择有时是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下面是一个例子：前美国的民航局局长何乐彼（Horuby）不但是一位喷射机的驾驶员，而且很有才干与抱负，肯尼迪当了总统后他也走马上任，美国的民航局规模甚大，权力也重，所有民航机构都受它辖管，是份重要差事。局长有专机而且常常自驾专机到各地出巡，约翰逊被选为三十六届总统后，阁员们循例是一致应景儿地向新总统递辞呈，然后再由总统决定留用或另派新人。
何乐彼递辞呈时不是例行公事，他真的要挂冠不干。可是总统请他暂留，等找到了接任的人再走。这么一等就是半年。有一天何乐彼到南部总统的老家德克萨斯州出巡，忽有长途电话来说总统找他说话。
“我们花了3个钟头才找到你！”这是总统的第一句话。
“对不住，总统有何吩咐？”何乐彼只好道歉。
“我已找到了新的民航局长。你看麦琪（Mc Gee）将军如何？”总统在长途电话中问何乐彼。
那位请辞的局长说：“总统你是问我对麦琪的意见，还是告诉我你已决定任命麦琪呢？”
总统说：“三个钟头以前我已决定用麦琪，我现在打电话先通知你，然后再发表。”
以上的事未有见报，而是当局者的亲身经验，由此可见约翰逊有时在用人时取舍之间是很出人意料之外的。
我曾坐在何乐彼的专机上和他的部属一同自纽约飞回华盛顿。那天晚上，何乐彼自己驾驶，他说：“我有一天将不做办公室的事，回去驾驶飞机。”
他如愿以偿了。
在华盛顿每一个人都是被役于人的，连高高在上的总统在内。
我卜居华盛顿时，是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时代。共和党被置散在冷藏箱内20多年，于1952年把艾森豪威尔将军捧了出来竞选总统，击败了民主党的史蒂文生而搬入白宫。前前后后在白宫共两任8年。1958年秋我到华盛顿时，共和党的黄金时代已过，大家正忙着准备尼克松的竞眩民主党方面后起之秀是肯尼迪，他那时只不过一届参议员，但少年英俊，口才犀利，而且老父多金，广交游，网罗智囊，有孟尝之风，而太太又年轻漂亮，兄弟姐妹全家总动员，在票数相差不多的竞争下击败了尼克松，于是民主党又再上台。
肯尼迪就职大典那两天，华盛顿下大雪，可是从世界各地来参加典礼的人，并不因冰雪而不前，整个华盛顿的交通简直成了僵局。就职后当天晚上有一个大舞会，我也被邀参加了。
与我同坐的一位太太是个百分之百的民主党员，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以前的总统就职盛典，她问我艾克就职时可曾参加？我告诉她我在外国，没有回去。她说：“参加艾克就职大典的人，他们身上所穿的燕尾服都有一股樟脑味儿。”
我当时还不大明白她所谓“樟脑味儿”的意思。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她是讥讽共和党人闲散20多年，连穿燕尾服的机会都没有。到了艾克上台，才从箱子里把多年未穿的大礼服拿出来穿用，吐气扬眉一番。
她那句话来得幽默而又刻薄，对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冷暖，实是“一针见血”的描画。
约翰逊总统登宝座，华府面目又来一次大革新。肯尼迪时代，总统左右，白宫上上下下尽是哈佛口音，说那时是哈佛的天下并不为过；肯尼迪夫人少时在法国读书，精通法语，于是法国大使夫人终日到白宫左右串门子，得意非凡。肯尼迪夫人穿的是法国时装，用的是巴黎香水；肯尼迫夫人成为女性的偶像，后来少女们流行的短短的简单的直发式，就是这位美国第一夫人的理发师为她别出心裁的产品。
有一阵子，谣传肯尼迪夫人还有意在巴黎另找一名厨师，后来各方有所评议，乃作罢论。
肯尼迪在美国历史上像是昙花一现。但他为华盛顿带来了蓬勃的朝气，为美国文化开了一条新路。他的是是非非我们且不去评论，但40多岁的美国最年轻的总统，的确为白宫开了新纪元。是他首次大规模地在白宫的玫瑰园招待文化界、艺术界人士，是他提倡政府官员减肥，做远足旅行，是肯尼迪夫人把白宫重新布置，并发起美国历史古物回白宫运动，白宫因此收到许多有历史价值的家具（例如华盛顿的书桌、林肯夫人的椅子等等都有人亲自捐送回来）。这是别开生面的创举，当时有些年纪较大的人，曾批评肯尼迪夫人标新立异，但比起前几任的第一夫人，她的确做了不少事，最低限度，使美国人对于总统的官邸有了新的评价。
美国总统竞选所花金钱不可数计，而且愈来愈厉害，这对选民真是一项严重的负担。不捐吧，伯那人将来真的做了总统，岂不坐失机会；捐给他吧，他可能把钱用光了，而且失败，一去不回。为了两全之计，美国的大公司多半采取公平对付的方法，即两党来相求都一律应付，那就不怕将来吃亏。这在富有的机构来说不难，但此外还有市长、州长、参众议员的竞选，他们也得请老百姓掏腰包，一个参议员的竞选费三四百万不足为奇，选民们真是叫苦连天。
在美国，另一个有趣的事情，便是许多美国官员到国外访问，外国人都是多礼的，常常送些礼物给那些大员。我想，很少人知道美国官员是不准接受礼物的，但为了不让主人面子过不去只好勉强收了下来，回到美国，一张清单，全部给政府保存，自己一点也不能保留，连勋章也不例外。许多军人受了外国勋章之后都得交给政府，由政府决定是否可以保留，如今政府的保藏室内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礼物。
有人主张把这些礼物来个大拍卖，那才有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