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5日民主党卡特总统宣布正式与中国建交。那天是星期五，刚好共和党领袖们都集中在华府西北区第十五街的梅德逊酒店开财务会议，我也是召集人之一：这个酒店就在我的办公室附近，只过一个路口即到。我们早上8时就开始会议，为了充分准备共和党下届的总统大选，而且为了加紧筹募日益上涨的竞选费用，财务委会的大财团老鹰委会召开秘密会议。当时老鹰委会的会费每年是1万美元，另外每一会员还要招募会员5～10人，现在的会费已增至20万。十五六年前会员只有200多人，现在差不多有1000人；当时亚裔会员只我一人，现在有20多人。
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前任总统福特夫妇，还有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哈护贝克（当时他是参院少数党主席，后来又出任里根总统的末期幕僚长，现在华盛顿设有律师事务所）。早上11时贝克宣布下午会议议程有些改变，因为福特和贝克都要到白宫去，卡特总统有事相告。
福特两天前在白宫和卡特见过面，而且答应卡特，当卡特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福特会以前任总统身份支持他这项外交政策。
午餐前，贝克和我私下交谈了几分钟，他说：“你想今天的事是中东还是伊朗？”我说：“都不是，大概是宣布承认中国。”
这时其他会员也各自猜测，议论纷纾。
下午2时半贝克打电话给我：“今天晚上总统有要事宣布，你猜对了。”他没有再多说。下午4时左右我打电话找沈剑虹先生，他刚好出差到亚利桑那州去了。当天下午已有许多记者找我，我家中和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我说：“一切要等卡特宣布，现在我也不便发表意见。”
狄华在里根任加州州长时，即替里根做公关。1976年里根也有意问鼎总统大选，但共和党内大多支持福特竞选连任，因此从加州来到德州参加竞选大会的里根队伍并没受到太多的礼遇与重视。福待竞选总部的总指挥还一再吩咐不准福特的部属和里根的部属有所交接，以免有“遍敌”之嫌。
我是支持福特的，但与里根夫妇也是朋友，我认为串串门子无伤大雅，可说是少数“不服从命令的人”之一。里根夫妇走入会场时，为了奏乐欢迎之事也有所争议，当时狄华对此非常气愤。他对我说：“你告诉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些家伙，里根总有一天会做总统的，到那时他们也别来找我！”其时福特的手下大将是罗伯哈门，是爱尔兰后裔，也有些趾高气扬的架势，他对我说：“安娜，这一次他们来争宝座，太不够意思。”我说：“这是民主政治嘛，何必大动肝火。”
当然事后两败俱伤，1976年10月，民主党的乔治亚州长卡特当选总统。福特退休，搬到加州做寓公，过他打高尔夫球的悠哉游哉生活；里根回到加州，准备卷土重来，狄华和一些人马也默默地在加州做更好的准备工作。1964车高华德参议员以保守派主脑，被选为共和党总统侯选人，惨败给政治老手约翰逊；里根虽然也是保守派的代表，而且大家都及高华德替他做了开路先锋，但狄华不代表保守派，而且和里根的保守派支持人常有意见，但他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职责是把里根推进白宫，做宾州大道1600号大厦主人。”
1980年秋，里根击败了民主党的候选人麦高文参议员，一帆风顺地做了两任总统。而狄华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臣。
大概是缘分吧，狄华对别人爱理不理，但对我却非常友善，我们总是保持联系。他未入白宫时如此，入白宫后也如此，等他离开白宫后受到不少挫桥时，我们仍然是互相关怀的朋友。狄华少年得志，做了总统府的幕僚长之后，当然更有一番雄心大志。里根身旁有的代表保守派、有的代表自由派、有的是代表自己的私人名利，走南茜夫人路线的亦不乏人，而南茜对丈夫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假如说米斯是里根的人，那么狄华则是夫人派，他除了每天要安排总统的重要节目外，南茜夫人也经常打电话到东厢去，直到狄华离开白宫，另组自己的公共关系公司为止。
现在华府的公共关系组织真是五花八门，有以律师事务所兼公关的，有财团以协助投资名义来做公关的。日本人、英国人、以色列人都有人替他们跑腿。狄华就是因为替韩国、加拿大做公关而遭眼红的人告了一状，台湾也刚好准备和他签约，代价从5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一年。我当时对他把新租来的办公大楼布置得如此富丽堂皇有点意见，我说：“米可，小心点，姿态不要太高。”他说：“我们夫妇替里根辛劳工作一辈子，现在也该让我们赚些钱了。”
狄华出事后还有些朋友替他筹款付律师费，去年狄华的夫人前露莲又再被召回到国务院做副礼宾司长，我替他们两人高兴。茄露莲曾因乳癌开刀，后来算是康复了。狄华也在慢慢地东山再起，他50刚出头，来日方长。
里根总统上任后，人事部主任James Pandotan请我到白宫商谈我的出路，其实里根未就职前就亲自和我谈过，但我不是做官的料子，而且在华府多年，看尽宦海浮沉，真有点惊心动魄。尼克松上任后也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出任马来西亚、新加坡或泰国的大使，我都婉辞了。我有两个孩子，身兼父职，责任重大，无法到衙门去打工。于是尼克松给了我一两个有职无薪的工作，而且常常代表他去参加外国的就职典礼或葬礼、婚礼；国内有些隆重的典礼也要我去参加，代表总统说几句话，算是回报帮他竞选的汗马功劳吧。
1981年2月初的早晨，我到白宫去，那时我刚从台北回华府。当时的人事处地位比现在重要，效率也比现在高，对每一个支持里根总统而且有相当分量为人为背景及功过都很清楚。詹姆斯是我的好友，他、我、后来做了大法官的米斯（EdMeese ）和已故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契斯（Willam Casey）都常在一起开会。那时我又刚刚被少数民族全国委会选做第二任主席，走马上任时所有阁员都到酒会来祝贺，这该说是共和党族裔委会的全盛时期。当时我也邀请许多亚裔的新生代入会，做些草根工作，然后鼓励这些亚裔移民进入主流、参与政治。这份工作很吃力，但成效不错。假如美籍华人没有一步登天的想法，并且不自相残杀，那么华裔公民的地位会比现在更高更好，只可惜不少中国人爱搞小圈子，爱自相残杀。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国人不需要敌人，中国人就是自己的敌人。”真是一针见血。
James先把一本红皮书给我看，党内叫Plum Book，即桃李册，又叫红书。这本册子把新总统所有比较考虑分派的工作单位和职务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当然，像总统的幕僚长及几个不需要国会通过的重要职位，在总统未正式就职前，早就有腹案了。新任总统很少留任旧人的，因为那些人并非他的班底和亲信，再者许多人帮总统选举而立了大功，正等着论功行赏呢。最好的例子是布什总统把白宫最重要的职位给了前任新罕撒州州长苏奴奴，此人只是一个小州州长，但该州对布什的提名做了很大的努力，因为当时布什本来在中西部和其他竞进人角逐的结果并不太理想，但到了新罕撒州时却一路领先，于是在共和党的提名大会上90％的各党代表都支持布什，苏奴奴功不可灭。本来是布什参谋长的福来因只好卷铺盖走路了。
苏奴奴大受党内党外和新闻媒体检举，因为他假公济私，到处旅行都搭白宫专机，两年内共用了100多次，受到警告之后还不道歉，还用白宫司机和汽车到纽约参观邮票展览，据说买了一份价值5000元的邮票。苏奴奴夫人的工作也是由政府派任的。虽然群情大哗，但布什仍说支持他。不过许多人预测，苏奴奴在白宫还能待多久得端视布什对1992年竞选连任为看法了。当然有不少官员也常利用自己的权位做些不合法的事，假如没有被新闻界发现，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苏奴奴的越权行为，实在有损布什的声誉，因为布什在竞选期间一再向选民保证他的内阁要用最守法、最清廉的人。
当时华府有人开玩笑，说布什天天跑步，以步当车，是因为他的白宫轿车被苏奴奴拿去使用了。虽然言过其实，但权势、金钱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引诱，如何自善其身就得好自为之了。
James又再旧事重提问我愿不愿意入阁，当时各部长都已内定，副部长和大使尚有空缺，但我还是坚持不做委任官。
我们商谈许久之后，他建议我做白宫出口委员会主席。我问他现任主席是谁，他说：“这人是奇异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不久他什么，你若愿意做主席，我们就给他一封信谢谢他即可。”
我说：“算了，就让我做副主席好了。”他说：“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哦！我会向总统报告。”两星期后里根亲自在白宫委任我做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共有20人，这份差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在任期间我多次组织美商海外访问团，到过欧、亚许多国家，也到过非洲和苏联，并且两度去中东，为美国争取了不少商业市场，也有机会见到不少国家领袖和商界名人，跟许多国家签了不少投资和合资条约。记得1981年我到台北时，台湾鞋业公会对我说，台湾出口的鞋子是廉价鞋，美国本身并不出产，因此下会对美国鞋业有何威胁，希望美国不要对台湾鞋子的进口设限。我听了他们的汇报后，觉得颇有道理，回美后我便向有关当局建议不对台湾鞋类进口设限，这对当年靠出口的鞋商我算是做了一件公平的好事。后来我再到台湾时，还有一两家鞋商要送我鞋子，可是我并没有接受。
我做了6年的出口委员会副主席，这期间美国对外来的挑战已渐感沉重，但美国企业界还有点优越感，不肯以破釜沉舟或快刀斩乱麻的精神自求多福，出口委员会的问题开始复杂，商务部、财政部、对外协调处都来插手，大家对这个工作虎视眈眈。免费服务还招来不少麻烦，我告诉白宫说，我无法再做下去了。于是我转任白宫学者委员会委员，委员共24人，每年花两三天时间看卷，选出100多名杰出青年（每州两人，一男一女，再加上华府特区、关岛、海外区也男女各一，和20名艺术成就奖）。这100多名青年每年6月初受邀到华府4天，并到白宫拜会总统，由教育部长亲自在白宫的玫瑰园颁奖，其他节目如前往国会参观、副总统参加他们的午宴、在肯尼迪中心表演等，并由他们的家人同来庆祝，我倒觉得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在考卷中最少有10～20名是华裔青年，可见中国家庭对子女的学业比其他民族的家庭更为关切，而影响也更深厚。
我第一次回北京时，负责全部行程安排的是外交部冀朝铸，那时他是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但我想他的工作与欧美关系较密切。
冀朝铸是山西人，但说话没有山西口音。他的童年是在纽约过的，小学到中学都在美国读书，后来还入了哈佛大学，因此八年抗日战争他一点也没有经验。他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国的。
在北京有机会和冀朝铸交谈，他告诉我，他的哥哥是冀朝鼎，曾是抗战时期孔祥熙的左右手。这些人物我不清楚，因为抗战时期我只是一名流亡学生，对孔祥熙一无所知。他说：“朝鼎是我的大哥，跟我年龄相差20岁，怪不得你不认识他。”
1983年冀氏出任中国驻美公使。他到华盛顿时带来了我的舅父廖承志的一封亲笔信，要我多多协助冀氏。在大陆大家称廖承志为廖公，他为人豪爽，对上司与下属都很亲切，而且能诗能文，又诙谐幽默，因此人缘甚好，凡是追随过廖公的人对他都心存敬爱，冀氏当然不例外。
冀氏夫妇来华府时，柴泽民是大使，柴泽民也是山西人，山西口音甚重，他是我在华府正式接触的第一位年共高级干部，中美建交后第一位被派到美国当大使的外交官，是中共绝对信任的党员，曾任驻埃及大使。柴氏虽然不懂英语，但出入有翻译，口若悬河，笑口常开，因此在外交圈中很活跃。他喜欢和朋友讨论问题，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见解，他也从不发怒，只会说：“这个，这个值得研究。”有时他也会说：“这是不同的观点。”但他从来不在美国人面前批评美国人不了解中国。
柴泽民在任的那5年，算是美、中关系较为密切的时代。
他只带夫人上任，没有一个孩子跟他来美国，这在外交圈中是少有的事。他一直住在使馆里，冀氏夫妇来华盛顿后，他们常到我家中作客。柴泽民在任时，馆内有些空地用来种花种菜，每逢有新鲜的瓜菜他都会亲自写张条子让秘书送到我家中。
后来章文晋大使接任，他们搬入了大使宫邸，章大使夫人张颖常常让园丁送盆花来，最漂亮的是菊花，比市面上的艳丽得多。
冀朝铸最喜欢吃朱古力糖，也喜欢吃冰淇淋，每次饭后就连吃多颗朱古力。他说儿时在美国常吃这个东西，回国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国，吃朱古力糖使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童年。他和章文晋都是周恩来和廖承志的爱将。
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不到3年，我党得章氏夫妇非常平易近人，两年的感恩节他们都来我家作容。章氏逝世于1991年3月。他喜欢游泳和跑步，还打网球。那天他从外面跑步回家，跌倒在搂梯下，就这样逝世了，去得很快，没有一点痛苦。
他们家中，没摆任何的照片，只有一张他们夫妇和周恩来的合照。
冀朝铸离美后，改任斐济岛大使，我认为是大材小用，果然后来被派到英国当大使，在英伦期间表现优异，外交部和中央领导对他都不错。冀氏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直属联合国，由联合国支薪，这算是冀氏迟来的福分吧。
现任大使是朱启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外交部服务40年，在欧洲及非洲都当过大使。他一到任就处理天安门事件带来的困扰和冲击。虽然布什总统支持和中国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并延续优惠国条款，但参众两院以推动人权与民主为借口的反华声滚，一波接一波，直使这位熟练的外交使节难于招架。
当中国在华府建联络处时，就在华府的麻州大道找房子。英、法、英菲律宾、韩国和越南的使馆都在这条大街上，当年伊朗和美国外交关系密切时，也在那条大道上设有使馆，因此就被称为“使馆大道”。
中国在麻州大道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但却在附近的住宅区买了两幢。一幢是大使公馆，另一幢由新华社使用，后来新华社在维州买了房子，有办公室，么有职员宿舍，原新华社的房子，就改为公使公馆，现任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回国前即住在那里。柴泽民带着夫人来华府上任，但却不愿住大使公馆，大使不住公馆，公使也只好陪着住在使馆的楼房内。中国的使馆设于华府的康州大道，原是一所叫温莎旅店的建筑，60年代只花了美金约500万，如今已经水涨船高。中美双方的使馆问题己达成协议，北京提供土地给美国盖大使馆，但中国想在闹区找商务部及武官处的办公楼房却有困难，不是没有房子，而是价钱问题，中央约预算就是那个数目，实在难于找到合适的楼房。不像台湾一掷千金，最近在纽约成立的文化中心位于络基大厦，年租百余万，连日本人也自叹弗如。此外，蒋经国基金会的把门人个个神通广大，让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们趋之若鹜，还找了中国之友丁大工做董事长，这位好好先生深谙中国处世哲学，四平八稳，实在难得。
1959年当我最初想在华盛顿找幢公寓时，一无可取，最后我的姐姐替我去找，她告诉我，有些公寓不租给有色人种，有些则排斥东方人，我身为陈纳德太太，在这方面，当然是占了点便宜。但是那时美国人对东方人如此歧视真使我非常不舒服。歧视中国人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过已大有改进，在华盛顿也不例外。比如说致力学术研究的中国人待遇比美国人低，就连在所谓做亚洲研究工作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见也经常得不到重视。其实令我觉得诧异的是，这个圈子里大多数所谓东方专家乡是卷发蓝眼睛的犹太人。我问过一些中国教授和专家，他们为什么没有论文发表，他们的回答是不是没有，只是文章有时被冠上了别人的名字，如果提出抗议，饭碗就可能不保。这种情形今天仍然有，但已大有改善。中国学者出人头地者颇不乏人，不过，有的时候，问题出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他们往往只顾自己，不像其他团体一样，互相团结、关切，以及彼此合作。
前几年，我向美亚协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人已对替人洗衣服和做蛋皮春卷等事感到厌倦，日本人也不愿再多替人整理花园，我们必须走出这个小圈子，为争取社会平等、机会平等奋斗。就为了这，我被某些人称为急进派，并有人对我说：“你太激烈了”，而且指出，“你错了，因为中国人毕竟还是有他们的机会。”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寻找机会的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人，应该享有和其他美国人同样的机会。”
过去20多年中，我一直在发表这类的言论，某些人说我过于好辩，但对有些问题，我不是好辩，而是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些问题正在此间逐渐形成。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为了越战失败，不得不收容一些难民，可是这许多越南难民，因为离乡背井来到异邦，当然他们没有归属感，这种情形尤以在种族成见过深的小地方最为明显，这些越南人，他们必须做许多方面的适应，他们需要教育和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反过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在美国已有长远的历史，除了开洗衣店，和卖杂碎之外，他们该有同工同酬的机会。我在全美各地以此为题，发表演说，我说：“让我们给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因为当他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这些年轻人可不会像我们这样逆来顺受，若仍受歧视，他们将会成为问题人物。”
但是，某些少数民族在这方面已有长足的进展，如西班牙人，波多黎哥人，尤其是黑人，中国人就没有这样幸运。在一些联邦政府的条规里，中国人甚至不曾被列为少数民族。在美国200周年时，我建议修改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因为其中给人的印象是，东方人来到美国，只是干些挖矿和修筑铁路的工作，然后就抽大烟。当然所谓美国西部的开发，中国人的功劳实在不小，多少中国劳工死于矿中和铁轨之下。我提议政府提供一些基金会的经费，纠正一些教科书上的错误观念，使美国人对东方人有比较正确的印象。但是我的提议没有得到多数支持，没有政治实力，一切都谈不上。十几年前在国会中，没有一位华裔参议员或众议员，郑友良议员那时已退休，日本人至少还有井上、松永、早川，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至张。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感到西方船坚炮利，积极整建海军，本世纪初国力已强，也觊觎中国的领土。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一方面要和军阀作战，另方面又得对抗“洋鬼子”，他们固然羡慕外人为洋房汽车和一切现代化装备，同时却对外人在中国土地上享有的种种特权，怀有无比痛恨。中国人的心情是多么的矛盾。
1931年，日人侵略东三省，当时父母带着姐姐和我逃离北平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们这一代，有太多沉痛的回忆。
战后，外子和我重游最大的一座防空洞，桂林的七星崖。
从洞的这端走到另一端，约需45分钟，可以想见其大。日人入城之后，将两个洞口封闭，灌入烟雾，将近1万人因此丧命，我们看见有人从防空洞里将尸体拖出来。战争固然可怕，但是人类的残酷更加可怕。犹太人被迫害，有电影，有小说，有电视未为他们作证，可怜的中国人，他们所受的灾难千万倍于犹大人，可是有谁来代他们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