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共和谈向何处去是人们都关心的事。
毛泽东发表《新年祝词》指出：1947年将是光明与黑暗继续斗争并取得比1946年更重要胜利的一年。解放区人民为粉碎反动派进攻，正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的群众运动日见高涨。着重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虚伪性，指出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的指使下，正在忙于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粉饰自己，以便使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奋斗，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元旦，蒋介石也发表广播词，声称对中共问题不关闭和平之门，愿以政治方式解决，并且期待中共参加政府。
1月2日下午，邵力子来到梅园新村，兴高采烈地对董必武说：“蒋介石打了电报给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今日奉蒋介石令已回到南京，看来和谈又有柳暗花明之可能啊”。
董必武听说张治中回到南京很是高兴，他说：“我一定抽空去看望他，不过，”董必武望着邵力子充满希望的眼神又说：“和谈之事能否柳暗花明还要看蒋介石是否有诚意呵！”
6日上午，董必武专门安排时间和王炳南一起到张治中家中，亲自登门看望了张治中。
张治中非常热情地把董必武、王炳南请进客厅，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董必武首先对张治中如期践约，释放了我党在新疆的政治犯表示感谢，并征询了蒋介石对重开国共和谈的打算。
回南京前，张治中对重开国共谈判还是有信心的，他的理由是在抗战和重庆谈判期间，曾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与周恩来签订过一系列的协议。回来后，他发现一切事过境迁，国共合作的蜜月已经成为过去。
张治中耐心听取董必武关于中共对重开国共和谈的立场，他诚恳地说：“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战争的结果，只会使民族受害，两败俱伤。”
董必武列举了停战谈判进程中，中共的一次次让步，以实现停火协议，而蒋介石得寸进尺的一再逼迫，重申了中共的主张：蒋介石要彻底消灭人民力量，人民惟一的道路不是去向蒋介石投降，而是坚决将爱国自卫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的实现为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切虚伪的和平空谈，都是卑鄙的无耻的勾当，而只有爱国自卫战争才是神圣的。他又说：政协决议是国共合作的基础，从沧白堂扔石子、较场口血案、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再到一党“国大”的召开，哪一点实施了政协决议，蒋委员长并非真的想停火，而是另有所图。
经过这一席长谈，张治中也感慨良多。他在给蒋介石一封长信中说：“详细分析政府威信的低落，党政军种种弱点的暴露，请主席务必改革领导作风，检讨各项政策，特别着重改善外交政策——对苏联政策与对中共政策，对外联苏，对内和共”，觅取各种有效途径，把握时机，争取主动，一心追求和平统一之目的。
自12月初马歇尔、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会谈后，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继续争取美国援助的需要，蒋介石发动了使人头昏目眩一连串的“和平”攻势。
王世杰在访问司徒雷登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说，国民党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立即改组政府和恢复交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也对记者发表谈话，大讲所谓对停止冲突及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并称甚愿与中共竭诚商谈，以期和平统一早日实现。随后孙科也发表书面谈话，提出各党派负责人再来一次圆桌会议。
针对国民政府大员的一系列讲话，王炳南就此事发表谈话：政府一方面大规模进攻解放区，一方面侈谈和平，如对和平真有诚意，则应接受中共所提两项要求。
为抵制和揭露美蒋和谈闹剧，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指示，董必武1月8日去了上海。直到回延安前，他没有再回南京。双十政协会议周年纪念日，政协代表董必武、张澜、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张东荪等在上海欢聚一堂，并就时局发表谈话：惟有政府彻底觉悟，根据政协原则及精神，始能解决中国问题。董必武有针对性地指出：“政协路线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路线，也是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桎梏下求得解放的路线。今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仍非遵照这条有历史意义的路线不可。”他还说明，有人企图违反“政协”路线是行不通的，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变更其过去对华错误政策，促成政协精神之恢复。”
这时，民盟正在上海召开二中全会，张澜先生专门来信，重申了民盟的基本目标与使命是坚守政协立场。虽然，民盟中多数人对国民党的“和平”攻势不予理睬，但是，也有人发生思想动摇，只求停战和平，不顾及当时国民党在军事处于有利地位的事实。一部分人对马歇尔的各种谬论认识不清，说什么“在现在的内战之中，双方都是错的，”幻想“重开和谈”。这期间，为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董必武在应邀和民主人士的座谈时，紧紧围绕“促成政协路线实行”这个中心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政协路线是有第三方面人士广泛参与的国共重庆谈判的重要成果，是国共谈判成功和破裂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不叫‘政协决议’而叫‘政协路线’呢？因为政协决议已被他们破坏，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
在黄浦江畔，董必武总是那样坚定、刚毅、沉着、从容。他对内，要部署中共办事处和地下党的工作；对外，要广泛联系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他还化名为张敬三经常冒着风险，不顾及个人安危，出入龙潭虎穴，同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联系。有时为了会见进步民主人士，不让特务发现，常常在晚上十二点钟后开车出去。有几次到宋庆龄那里去，就是如此，去之前打电话和廖梦醒联系好，车在离宋庆龄住所几里远的地方就关灯行驶。有时会见地下党的同志，也是深夜闭灯开车出去。为了保证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董必武总是要司机在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停车，一人摸黑步行前往。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董必武就安慰说：“这样虽然自己不太安全，但党的机关和同志们更安全了。”
1月15日，国民党和谈骗局越演越逼真，蒋介石竟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重开谈判的4点方案，要求司徒雷登和共产党在南京的代表接触，但不要提出这4点建议，如果共产党提出具体方案，就说明政府已初步确定派张治中组成代表团，代表政府和中共讨论一切重大问题。
第二天，司徒雷登即把国民党派张治中赴延安的决定通知中共驻京办事处。
董必武把这情况迅速报告了中共中央。
周恩来接电后，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电示董必武：根据目前形势，蒋提出恢复和谈，只有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和美方在3月莫斯科会议上粉饰太平。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美、蒋只能靠原班人马开其圆桌会议，改组政府，将其一切王牌打出去，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使我们在这半年内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而更有力地推动蒋管区的斗争。
20日，周恩来又致电有关中央局和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党组织的领导人：目前正是揭穿美蒋和谈欺骗、将群众对蒋美斗争提高一步的关头，望各地加紧进行统一宣传与活动步骤。
根据中央的指示，王炳南把中央“关于坚持过去所提的两项条件”的答复，通知了司徒雷登，并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和谈可以在南京继续举行，否则即使派人到延安也无补于事。
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所谓《政府对和平商谈之愿望及其经过之说明》，抛出了就地停战、改组政府的等4点所谓“和平方案”。
25日，中共中央以我党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名义，对国民党中宣部的声明加以驳斥，指出声明的全部内容是拒绝中共提出的两项条件，这四条是蒋介石经美方转交中共办事处的所谓蒋介石的提案，就蒋介石这一行动本身看，就可以知道，所谓和谈，完全是欺骗，既然不要真正可以保障和平、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又有什么诚意可言？又有什么和谈可言？
民盟总部也在上海发表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提出努力促成和谈、重开政协、实行政协决议、成立联合政府等4项主张。在招待各界人士座谈会上，民盟发言人坚称：民盟决不作假和平工具，决不参加政府。
董必武也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中共对民盟从来就很尊重。政协决议已被蒋介石破坏，惟有民盟在坚持。有人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这是恶意诬蔑。民盟领袖中有很多人在中共成立前便致力于民主运动。
1月29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其对三人小组之关系和终止其对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关系，军调部的美方人员要尽快撤退。”中共驻京办事处发言人梅益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美国退出三人会议及军调部的悲剧性下场，是美国反动政策与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必然结果。并声明，美方虽然退出军调部，但也不能逃卸助长中国内战的责任。
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叶剑英，指出：美方退出军调，是中美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胜利，并提出取消军调部后的有关工作处置意见。
2月6日，司徒雷登通知我驻京办事处，声称美国政府将协助我方人员回到“共产党区域”，直至3月5日为止。这就是说要中共代表团最迟于3月5日撤退完毕，否则他们不负任何责任。国民党也不断放出风来，要把南京、上海、重庆三个办事处的人员撵走。
这时，办事处事情不多，工作人员都加紧学习。董老经常去书店搜集图书、杂志，陈家康每天学习俄文，潘梓年、华岗、韦明从事写作。为抢在国民党迫使中共办事处离开国统区的之前尽可能地为解放区争取一些救济物资，延迟黄河堵口合龙，董必武和伍云甫、林仲等人与联总、行总、水委会代表，又开始新一轮的谈判。由于国民党尽快合龙方针已定，会谈只达成向解放区拨付部分抢修河堤工款等部分决议。联总借口国民党飞机轰炸解放区及沿海，行船不安全，拒绝向解放区运送物资，一面加紧堵口，一面破坏解放区复堤工程。值得说明的是，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合龙，黄河水全部向黄河故道流去，淹没解放区村庄237个，良田27万亩。至此，国民党当局借黄河归故之名，行分割解放区的阴谋，也被这场惨剧彻底揭穿。
《中美商约》签定以后，大量廉价商品通过“合法”、非法渠道涌人中国。从小麦、奶粉、水果、罐头、香烟、纺织品，乃至牙刷、火柴、香水、香皂，充斥中国市场。上海各大商店货架上80%以上都是美国货。半年中，上海有1600多家工厂倒闭，300多家制药厂倒闭200多家。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废除《中美商约》”。经上海地下党批准，百货业地下党书记周灿绅决定以2月9日上海国货公司开业14周年纪念日之际借新都剧场召开大会，成立“上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请各业工会代表、工厂、商店业主代表参加，并邀请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赴会演讲。由于混进工会的密探告密，会议尚未开始，预先埋伏的数百名流氓、打手便涌入会场大打出手。混乱中，永安公司一名职工被国民党特务打死，受伤者有10人，发生了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又一起血案——劝工大楼血案。
消息传来，董必武气愤难平，忧心如焚，在周公馆他写下了一首七律诗文：
场口横行到劝工，一年仍旧又春风。
燃箕煮豆情何急，覆雨翻云技已穷。
堪叹饿鸱矜腐鼠，剧怜猿鹤化沙虫。
沪江波浪兼天涌，满目疮痍在水中。
并加序说明：去年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发生特务殴人惨案。今年2月9日沪上劝工楼又有特务凶殴爱国人民惨案。
针对国统区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状况，周恩来在给国统区地下组织的电报中提出：今后国统区斗争方式要从为生存而斗争，联结到政治口号来发展。这期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数份指示，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学生运动成果，应付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以及城市斗争之外的农民武装斗争等问题，给予切合实际而又十分具体的指导。并预见：“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继续遭受失败，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条件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周恩来还再三告诫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在领导、组织群众斗争时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上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的基础，把握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原则，并希望各地党组织要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
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会上，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指出在这个“第二战场”，反美斗争发展很快，和平民主口号正一步步被人民所接受。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人民解放战争的主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