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联总上海分署，周恩来的汽车行驶在回周公馆的路上。
周恩来见时间还早，想顺路拜访一下一位国民党人士，章文晋提醒他说：“周副主席，斯特朗女士已经与上海工委约好，今天在马思南路将要与你见面。”
“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吗？”周恩来问。
“是的，就是那位美国知名的记者。”章文晋说。
“好，赶快回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了。她1885出生于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1925年起多次访华，这是她的第5次访华了。在她1940年第4次访华时，恰巧是皖南事变爆发前后，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连续几个晚上彻夜长谈，向详细阐述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并交给她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资料，请她回国后在适当时机发表，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斯特朗不负中共期望，冒着危险将采访笔记和周恩来交给她的资料带回美国，并在《先驱者论坛报》予以发表。这些第一手资料的发表，是继斯诺报导之后的又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美国政坛，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她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先后写作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人类的五分之一》和《中国人征服中国》等书，宣传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业绩。1958年后定居中国。这次她到中国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想详尽了解中国内战的原因和内幕，也曾耳闻过中国红军长征的奇闻，想亲眼见一见中共的领导人。而周恩来的行踪总是那么飘忽不定，好不容易在周公馆找到了华岗，才定下这次采访。
斯特朗女士与华岗联系上以后，由于这几天周恩来因黄河堵口和解放区善后救济的事务缠绕在身，确实太忙，周公馆的于产同志奉华岗之命带了些土特产和上海城隍庙的小吃，几次去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看望斯特朗。见面后，于产向她表示欢迎，并表示将尽量满足她提出的要求。
斯特朗对此表示非常感谢，并要求：希望尽快会见周将军。于产当即说：“我们已经报告了周将军。我认为周将军一定会很高兴见到您的。他到上海后，我将很快通知你到周公馆，你看好吗？”
斯特朗通情达礼地说：“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周恩来的汽车刚在马思南路停下，华岗等人就迎了出来。
华岗说：“斯特朗女士已在会议室等待多时。”
周恩来大步流星地走到一楼会议室，握着斯特朗的手说：“欢迎你哪，斯特朗女士，让你久等了。”
会见时，章文晋、华岗、乔冠华在场。
周恩来首先对斯特朗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道义上的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并向她详细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进展及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态度。为了便于斯特朗对解放区的情况和当前内战局势的了解，周恩来还特地让工作人员取来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军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在谈到为什么原来东北的情势严重，关内比较平静，而现在反过来了的原因时，周恩来运用逻辑推理解释说：这更证明，凡政府军队增加的地方，战争就会起来的事实。现在，东北政府军队没有增加，而且比较分散，力量是比较不够，就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正说明一个真理，究竟谁是进攻的一方。斯特朗担心地问：“周将军，你看有无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中共方面对内战的态度如何？”
周恩来详细向她介绍了目前形式上是边谈边打，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的局势，阐明了中共要求全面地长期地停止内战的态度。他强调指出：把已经谈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方案签字，召开政协，改组政府，这才是和平民主的轨道。
当周恩来介绍到解放区、根据地人民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周恩来发现斯特朗对解放区的来由及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情况很不熟悉，便以极大的热情推荐她到解放区去亲眼去看一看，走一走。斯特朗愉快地答应了。
周恩来还向斯特朗女士介绍了解放区的救济和民主人士被暗杀等问题。
不久，经周恩来安排，斯特朗女士从上海，取道北平乘坐军调部的飞机到延安采访解放区和毛泽东主席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一安排，毛泽东才有机会与她会面，并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斯特朗乘军调部的飞机到达延安后，先在延安住了几个星期，了解了延安的基本情况，并与中共许多领导人和各界人民广泛接触。
8月6日的下午，斯特朗在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陪同她去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一个是长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担任临时的翻译工作。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来到院里欢迎。
几个人一起坐在窑洞前苹果树下的一张石桌周围，娓娓而谈。
毛泽东先向斯特朗询问了许多美国国内的情况。
斯特朗惊奇地发现：“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
毛泽东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观点。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可怕的，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原子弹当然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最后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这次谈话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谈话开始后不久，斯特朗发现附近的草丛中发出响声，吃惊地问：“那儿有谁？！”“是一家老百姓家的孩子”，毛泽东笑着回答：“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这件小事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年后她回忆说：我很少见过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一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人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后来，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这篇文章中，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次谈话。文章说：“毛主席是14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第二天，周恩来、邓颖超驱车来到国民政府监察部委员杨虎的家中。
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曾下令追捕并屠杀了一批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革命者。抗战时期，周恩来与杨虎相逢于重庆。杨虎面对这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者满脸愧疚。谈及往事，周恩来宽容大度地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杨先生是奉命行事，知道错了就好。共产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对一个人不但要看他的过去和现在，更要看他的将来。对于杨先生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也必一视同仁。杨虎深为周恩来不计前嫌、宽容豁达所感动，政治倾向日趋进步。
抗战胜利后，他受国民党内部派系排挤，正在上海闲居。
杨虎再也没想到周恩来会来看望自己，喜出望外地把周恩来请进屋内。
“杨将军一向可好，我们到上海有几天了，今天特地前来看望。”周恩来亲热地说。
“嫂夫人也在家吗？”邓颖超说。
“老朽了，不中用了，有劳周将军记挂，惭愧，惭愧！”年过60的杨虎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言语中明显使人感到一股怨气。
桌上一张打开的报纸，赫然印着《宋庆龄发表时事声明》的大标题。
谈话中，周恩来知道，杨虎已闲职住家。听周恩来介绍谈判桌上进展后，杨虎忧郁地说：“战前十年混战，抗战八年，国民又残遭涂炭，泱泱中国又要遭受一次大劫呵。”
“孙夫人讲得很好，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周恩来指着桌上的报纸说：中国的和平、民主不能靠蒋介石的恩赐，要靠人民来争取。人民，包括杨将军和国民党的上层一起动员起来，和平才有望，民主才能有望呵。
谈兴正浓，突然，一名身着警服的国民党军官闯了进来。周恩来、邓颖超嘎然收住话头，副官何谦也警觉地握紧枪支。
杨虎一见，忙说：“不要紧，老部下。”
原来，这位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的阎锦文，也是来探望杨虎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不失时机地对阎做了耐心的劝说工作，表示欢迎他站在人民一边来。
阎锦文被周恩来的真诚、坦率所感动，站起来说：“是，是！”三年后5月初，上海战役打响，蒋介石抵达上海，下令密切注意民盟负责人张澜、罗隆基的行踪，以防被共产党转移，必要时就地予以处决。周恩来当时正在陕北的转移途中，得知这一消息后，从千里之外急电中共中央社会部吴克坚，要他通过杨虎设法保护张澜和罗隆基两人的生命安全。吴克坚派人与杨虎取得联系，转达了周恩来的重托。杨虎即与阎锦文商量营救张、罗的办法。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的前夕，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阎锦文于当晚10时将张澜、罗隆基绑架至十六铺码头的船上投入江中。阎将计就计，全副武装驱车将躲避在虹桥疗养院的张、罗两人护送到杨虎寓所保护起来。从而避免了黎明前的一起大惨案。
离开杨虎家，周恩来看时间还有富余，对邓颖超说：“刚才听杨虎讲国民党元老，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也卧病在家。离这里不远，我们再去一下吧。”
“多做几个人的工作，和平、民主的希望就大一些。”邓颖超说。
黑色小汽车，驶出了杨虎家后就一直往覃振家急驶而去。
晚上，周恩来在周公馆又约见了解总驻沪办事处的伍云甫和林仲。
周恩来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内战很可能在各地蔓延，你们要尽快想办法把同联总、行总争取来的救济物资送到解放区人民手中。在工作中，要注意团结联总、行总的工作人员。”“是，周副主席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讲话，在联总、行总中已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好几位外籍人员还向我们要有关材料呢。”伍云甫说。
“外籍人员对国民党政府及一些高官滥用职权，浪费和腐败现象很有意见，多数人对中共解放区的救济表示同情。我们已经和联总的外籍人员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美籍农业官员李马萨还向我们提供了联总仓库物资清单，并带纪锋进仓挑选解放区需要的物资。”林仲补充说。
“孙夫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联总有过合作，她还同联总的一些美国官员有关系，你们可以与她们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周恩来说。
不久，解总又在解放区的烟台、开封、淮阴、天津、会采圩等地设立了解总办事处。
在解总上海办事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努力下，争取来的大批救济物资通过租来的外国运输船和美国唐纳德航空运输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上海运往解放区。
在黄浦江码头，宋庆龄、伍云甫及解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亲自赶来，为装满十轮卡车、面粉、机械以及解放区急缺的药品等运往解放区货船送行。
解总上海办事处虽然成立前后仅一年多时间，但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具体部署和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配合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斗争，使联总、行总的不公平和歧视政策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通过揭露和驳斥国民党的诬蔑和造谣，使全国和世界人民从一个侧面认清了美蒋的反动面目，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加强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同时，为解放区争取到数以万吨的联合国救济物资和黄河复堤工程物资，以及数以百亿元（法币）的现款，仅从山东沿海港口收到的救济物资就有8万余吨。截止1947年11月，解总账户上共收到联总救济物资价值约法币1000亿元，虽然仅占联总对华救济总额的2%，但这对于加强解放区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支持解放战争的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