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没有一个调停人会像张作霖这样，不“调停”还好，一“调停”，曹锟方面的条件反而变得比保定会议时更加苛刻了。当张作霖带着八条办法再回团河找段祺瑞时，段祺瑞自然很不高兴，他表示除其中的靳云鹏复职以及撤换曾毓隽等内阁三总长两项不成问题外，余者皆予以严词拒绝。
张作霖立刻摆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说：“不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撤换王揖唐，不罢免徐树铮（八条办法中的核心三项），曹吴是不肯罢休的，吴佩孚在保定会议上早已有声明在先。”
“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罢了，居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这还成什么体统！”不提吴佩孚便罢，一提吴佩孚，段祺瑞分外激动，“他（指吴佩孚）要不服，大可以和我兵戎相见，决一雌雄。我还怕他吗？”
张作霖悻悻地说如果段祺瑞不能答应八条办法，他就不能再负调停人的责任了，但会永保中立以固边疆。临行时，他还声言日后如果还有需要他奔走之处，仍愿遵命办理。
张作霖随即辞出。段祺瑞送至殿门，目视其上车后才返回。
张作霖到北京向徐世昌告辞，准备回转关外。徐世昌赶紧拉住他，恳请他再到保定去和曹、吴做最后的接洽。
张作霖给徐世昌这个面子，便又到保定去了一趟。曹、吴一听段祺瑞不肯就范，态度也同样强硬：“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换王揖唐，还可以通融。如不罢免小徐，决不能承认。”
吴佩孚自命文武兼资，一向不可一世，也从来不曾真正把段祺瑞这样的“老朽”放在眼里。他说：“老段要和我们兵戎相见吗？他倚仗有日本的后台，想凭借日本的势力吓唬我们，我们堂堂中国男儿，是他吓不倒的。我们正准备在疆场上和他见面呢，看看到底谁是孬种。”
张作霖最反感吴佩孚喋喋不休的书生腔调。虽然曹、吴都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过，不打则已，一打必赢，可要真打起来，孰胜孰败还是件说不准的事，毕竟西北军的装备和官兵素质摆在那里，谁也不是吃素的。
为了赶紧回去调兵遣将，做好应付大战的准备，张作霖以调停失败为由，匆匆返回奉天去了。
对于兵戎相见，吴佩孚早有准备，可是段祺瑞却没有做好充分的计划和准备。他之前竭力阻止吴佩孚北返，也主要是考虑南军会乘虚而入，根本没有想到吴佩孚敢于直接发难，总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吴佩孚与徐树铮一样都是秀才出身，平时以吟诗作对为能事，就在他率部从湖南撤防经过武昌时，曾写了一首五言古诗，其中有两句是：“不图辇毂下，妖孽乱京畿。”
西北军参谋长张藻宸在报上读到了吴佩孚的这首诗，反复吟诵之后，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对自己的同事说：“吴佩孚这次回师北上，显然是向我们宣战。何以我们一点准备也没有？”这位同事的回答相当乐观：“他敢与段先生作战，准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等到调停失败，段祺瑞认识到直皖大战已经难以避免，吴佩孚随时将指挥直军由保定北指，这才发现周围形势是何等严峻，而皖系的军事实力也远非原来估计的那么强大。
皖系内部对此也议论纷纷，傅良佐来找曾毓隽商谈，说战则两败俱伤，张作霖对“老总”的私人感情还不坏，如果让“老总”开口，示意张作霖入关武装调停，或者能挽救危局。
曾毓隽听了，便和傅良佐一起星夜乘汽车赶到团河，向段祺瑞说明了他们的想法。此时段祺瑞对张作霖尚抱有幻想，听了觉得不无道理，起码也是一个向直系施加压力的办法。当下，他就写了封亲笔信，用边防督办处的名义，请张作霖入关共商军事，其中也就隐含了请张武装调停之意。
曾毓隽受命拿着信去奉天，车到秦皇岛，段祺瑞就又发来急电，下令沿途截住曾毓隽并让他赶紧回京。原来徐树铮反对这一提议，认为张作霖当初调停直皖时，就声明必须满足八条办法，如今要他帮忙，条件也只会多不会少。
很快，报纸上出现的一条爆炸性消息，让段祺瑞终于明白了寄望于张作霖有多么荒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督联衔发表通电，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即“祸国殃国、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大局、以下杀上、以奴欺主”。在通电中，三督声称一定要“谨厉戒行”，“扫清君侧”。
看了通电，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张雨亭（张作霖的字）分明是跟曹、吴沆瀣一气，通谋倒皖，甚恨自家瞎了眼，还把他当调停人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