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们还不知道！梁秋水就告诉他们协议开会是为了反对签订和约。他接着侃侃而谈：“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开会。”
警察们都没话说了。梁秋水遂请他们进屋休息，抽烟喝茶。
坐了一会儿，为首的头目突然想到上峰那里难以交差，便赶紧对梁秋水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
梁秋水毫不退让：“俗话说得好，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这时会员已来了一百多人，他指着这些会员说：“自来送死的越来越多了。”
警察头目口中的“死人如麻”不过吓唬吓唬人，哪里敢真的开枪。见相持许久，协会的人仍难以搞定，他只得央求梁秋水帮他想个办法，好让他对上面有所交代。
梁秋水沉吟了一下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那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警察头目听了便向上司打电话，反反复复打了几次后，他终于告诉梁秋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警察也就散掉了。外交协会的会员们随即整队向天安门进发——说好不在公园开会，也没说不到街上游行。
在新华门前，会员们与刚刚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合兵一处，沿路一边高呼“反对巴黎和约”，一边散发传单，至下午四五点钟方散。
五四运动不仅没有就此停步，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除北京学生继续上街游行示威外，上海、南京等地还实施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市和抵制日货行动。
1919年6月3日，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周后，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呈，虽然未获批准，但其不堪重压之态已显露无遗。
尽管如此，府院双方仍认定签约为正确选择。徐世昌在递交辞呈的同时，就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也再次给代表团发电，指示可以签约。
6月28日是和会规定要签约的日子。当天，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
就算是留学生们不包围寓所，代表团也未必敢签约。五四运动的消息早已传到巴黎，各处要求拒签的电文更是如雪花般一封接一封。其中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的全文赫然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外交协会的电文尚不算最凶最猛，后面喊打喊杀的还有的是。
代表团中除团长陆徵祥有“好好先生”之称外，其他如顾维钧等，都堪称人精中的人精，他们即便专为个人着想，又岂肯背负签约责任，来蹈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覆辙？
好了，反正现在寓所已被学生包围，想去凡尔赛宫签约也不可能了。大家于是索性哪儿都不去，只向巴黎各报社发去一个正式声明，历述前后原因经过。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
五四运动的汹涌浪潮非但挡住了和会签约，还震垮了内阁。总理钱能训早在5月就一再向徐世昌请辞，但因为国际国内都处于多事之秋，更换内阁不易，所以一直拖到6月，徐世昌才接受其辞呈，派龚心湛暂代。
就在这时，北京政府突然接到中央驻库伦都护使陈毅的报告，说外蒙古已有回归中国之意。
直到清末，外蒙古仍在中国的疆域范围之内，其北端与俄国贝加尔省相接壤，共立有中俄国界标牌九十六处。辛亥革命后不久，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受沙俄政府的唆使，才宣布外蒙古独立，其后便一切听命于沙俄。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了解决这一分歧，中国、俄国、外蒙古三方进行了多轮曲折复杂的谈判，最终签订“中俄蒙协约”。根据协约，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协约又规定外蒙古对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仍未脱离俄国的势力范围，中俄两国在外蒙古也都分别驻扎着军队。
从那时候起，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外蒙古撤治准备条件。袁世凯为了显示国家威信和实力，还特地从国内挑选人高马大的骑兵作为驻军。这些驻军全部配发黄呢军服和新式武器，军纪也很好，颇受驻地百姓的欢迎。
最大的障碍仍是俄国，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却自动为中国消除了这一障碍——原驻外蒙古的沙俄军队陆续撤回国内，闹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又因忙于内战而无力兼顾外蒙古。
随着俄国在外蒙古的统治暂时陷入真空，一部分外蒙古王公担心日本乘虚而入，便联系陈毅，表示愿意撤治（撤销自治），重新回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