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爱财，乃是北京政治圈内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据说他有一次饭后散步，看到中南海的池塘里养着很多漂亮的鱼，就问随从：“这都是些什么鱼啊？”
随从回答说什么鱼都有，最近放进去的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由河南进贡的黄河大鲤鱼。这些鱼全部为珍稀品种，最令人称奇的是，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搞放生活动，被放生的鱼的鱼鳍上都拴有作为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
冯国璋听了不由脱口而出：“嗯，不错，把这些鱼卖了肯定能得不少钱吧！”
随从以为他只是开玩笑。不料这位总统真的动了卖鱼的念头，过后即开价十万出卖中南海的捕捞权，最后以八万元成交。一时间，北京的饭馆里都开始出现并竞卖“总统鱼”。
徐树铮将“认贼作父”、“总统卖鱼”等直接作为文章标题，并放大成头号字在报上刊登，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对冯、王的声誉进行极力贬损。
除了冯国璋、王士珍，被徐树铮列入黑名单的还有“长江三督”中的江苏督军李纯，因其对冯国璋跟得最紧，“和平统一”的调子也唱得最高最响。
徐树铮在报纸上把李纯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说李纯是北洋的叛徒。有一次李纯要召集各省议会代表到南京开会，以“协商和平”，徐树铮便让京师警察厅具呈，以违法为由请求取缔，同时通知各省督军不许参议会派代表前往参加。
在报上损人固然带劲，但更有效的显然还是让北洋军人们直接站队发言。北洋以杂牌居多，皖系或亲皖军人又主要集中于杂牌，如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等。这些杂牌督军早已响应段的号召主战，可是他们在实力和声势上仍远不及那些嫡系将领。
当时的北洋嫡系部队一共有六个师，这六个师实际都是由清末的北洋六镇演化而来。第一师原为“京旗镇”，驻于北京，既然段已下台，当然就指望不上了。第二、第四、第六师的师长即“长江三督”，徐树铮判断第四师师长陈光远、第六师师长李纯都是铁杆直系，无法拉拢，只有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因身在湖北，如果被南军逼紧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倒还可能转过头来跟皖系一道主战。
剩下来的两个师中，第六师师长曹锟身兼直隶督军，本身属于直系，不过徐树铮认为可以拉也应该拉。原因是曹锟与皖系也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号称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另一方面，第六师近在直隶，兵力又最多，可以随时威胁中央。若把这部分力量用上，让他们到前线去攻城略地，胜了，皖系沾光；败了，反正不是皖系的嫡系部队，对皖系而言，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为了拉住曹锟，徐树铮亲自跑到天津对其进行游说。他先对曹锟许诺，说明只要曹锟肯站在主战派一方，不久召集新国会时，一定想办法捧他为副总统。接着又举反证，指出如果曹锟想站到主和派一边，则不会再有出风头的运气，因为“长江三督”以李纯为首，早就在主和上拔了头筹。如果南北和平真的实现，李纯的政治地位必然提高，而曹锟却必然一无所得。
曹锟听后大为动心，于是立即单独发表“马电”，主张以南军首先退出长沙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六个师中的第五师师长张怀芝驻于山东，虽然该师战斗力并不强，但是资格老，而且听从段祺瑞，让他跟着走没有问题。
1917年12月2日，在曹锟和张怀芝的主持下，全国七省三区的督军和都统代表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这次会议除“长江三督”未派人到会外，几乎囊括了北洋系所能控制的各个省区，其规模和声势之大，不亚于过去的徐州会议。
天津会议是主战派的大联合，也是皖系对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一次有力反击，而冯国璋在这种反击面前又几乎找不到什么抵御的借口——说好要“和平统一”，可是南军却仍旧没有要与北军立即实现“和平”的迹象，不仅湖南方面的南军已攻至岳州附近，而且入川的滇黔军也攻克了重庆，吴光新已被迫弃城东下。
冯国璋曾责成李纯与陆荣廷接洽，主张南北军在湖南先行停战。陆荣廷倒是答应了，但南方联军中的湘桂军还想夺回岳州。岳州为湘北门户，驻守岳州的北军又属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部队，王占元当然也不肯轻舍。
冯国璋派人携自己的亲笔信到天津，要求天津会议本着“有备无患，先礼后兵”的精神进行，然而主战派已在会上占据绝对优势，一致要求组织强大兵力讨伐南方。
冯国璋被南军和主战派夹在中间，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忍不住对女婿陈之骥说：“瞧瞧我都被他们弄到这个地步了，想想黎黄陂（黎元洪），也真难为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