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长年在政治场上摸爬滚打，岂是可以任人揉捏的。沿着他所提出的意见，就会涉及很多极为复杂的内幕。比如王、范通电议和究竟是自作主张还是奉有政府的命令？若是前者，王、范作为军人，在发电之前就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若是后者，到底是谁代表政府下的命令？
负责傅案的人初步查了一下。段祺瑞是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但国务院和陆军部可以断言没有下过命令，这样颁发命令的人就只可能是冯国璋了。
按照法律，一旦确证冯国璋曾向王、范下达过明令，那么不仅王、范可以不负责任，傅良佐也能够得以完全脱罪。退一步说，即便搜集不到冯下达明令的确切证据，作为总统，他最低限度也应该出席军事法庭作证。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对段祺瑞而言都是有利的。可真要彻查下去，伤及国家体面不说，在南北分裂的形势下，北京政府估计也存在不了几天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段祺瑞不会走到这一步，冯国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冯段心照不宣，谁都不再提及军法会审傅良佐的事了。具体经办的人见状，自然也不敢继续深入。于是乎，这桩公案就遵循北京官僚圈子里的“潜规则”，先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接着就不了了之了。
段祺瑞罢免傅良佐，容忍王汝贤、范国璋，为的是让后面这二位能够将功折罪，卖把力气将南方联军逐出湖南。可是王、范自恃有冯国璋撑腰，对此并不领情，只是一味想与南军谈和；更有意思的是，南军对王、范的谈和请求也不领情，上来照旧是一顿猛揍。
王、范慌忙抵挡，但他们麾下的北洋军早就因谈和而失去了斗志，稍一开仗便纷纷溃散。王、范见势不妙，也只好双双逃走。不久，南军便长驱直入，控制了长沙。
面对被直系搅得一团乱麻的湖南局势，作为负全责的总理，段祺瑞自感责无旁贷。这天，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到总统府盖印，盖印的时候便转述段祺瑞的话，说段祺瑞深悔用人不当，准备“引咎辞职”。冯国璋听后，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了一个“噢”字，没有丝毫慰留的表示。
非但如此，过了三五天之后，张志潭又来盖印，冯国璋竟然问他：“总理还不辞职吗？”此语一出，连一旁的恽宝惠都感到总统问得实在有些冒昧。因为不管冯段之间有什么仇什么怨，段祺瑞毕竟还是一个责任内阁的总理，在总统还没有找到继任人选之前，怎么能够任由总理递交辞呈呢？
恽宝惠怕张志潭感到难堪，但从段祺瑞到张志潭，显然对冯国璋的态度都早有准备。当着冯国璋的面，张志潭表情严肃地回答道：“辞呈就上来！”
辞呈果然很快就送了过来。这时冯国璋才意识到段祺瑞的替代人选还空缺着，于是加紧物色。
他首先想到的新总理是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此亲自坐着汽车前去拜访，请陆徵祥出面组阁，但却遭到了拒绝。
接下来，冯国璋又请熊希龄和王士珍一同来府商谈组阁问题。熊希龄在袁世凯时代曾出任总理，可他也无心再续前缘，并且郑重声明：“我是决不做冯妇的！”王士珍跟着开了句玩笑：“你不做冯妇，我倒可以做冯道！”
熊希龄马上笑容满面地说：“聘老（王士珍字聘卿）既然愿意做冯道，这件事还不好办吗？”
王士珍发现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急忙微笑着一再向熊拱手作揖，表示只是玩笑话，没有做总理的打算。
此后，冯国璋单独对王士珍进行劝说，请他顾念多年交情，勉强出面组阁。王士珍则说自己和段祺瑞也是几十年的交情，怎好卖友？
不管冯国璋如何苦口婆心，王士珍始终予以婉拒。事实上，为了顾及和段祺瑞的那“几十年的交情”，他甚至连陆军总长一职也称病不肯就任。
一圈人问过来，最后冯国璋找到了外交总长汪大燮。汪大燮正在生病，也不太愿意跳此火坑，为了摆脱冯国璋的苦求，他便在病榻上提出了一个就任条件：只做几天总理，只签署两个公文。
汪大燮以为这样古怪无比的条件会令对方死心，未料冯国璋一口答应下来。
冯国璋的这些情况都传到了国务院。看到“四哥”逐走自己的心情竟然比原来的黎元洪还要急切，段祺瑞的脸上无论如何都挂不住了。他马上赶到总统府面请辞职，冯国璋又假意请他荐贤。段祺瑞推荐的也是汪大燮，并表示愿意亲往劝驾。
1917年11月22日，冯国璋下令准予段祺瑞辞职，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