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北京政治圈中有两个派系都站在段祺瑞一边：其一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自马厂誓师以来，他们一直在给段祺瑞起草函电，献计献策。另一个就是交通系，系从事政治活动的交通界人士所组成的派系。讨逆期间，整个交通系共通过交通银行向段祺瑞预借军饷两百万元，从而在讨逆战争中扮演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角色。
叶恭绰即为交通系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对政治机智到近乎敏感的人，早在复辟前夕他就看出张勋不能成事，遂主动从北京赶到天津，站到了段祺瑞一边。
虽然叶恭绰脱离了交通部，但凭着在交通部的强大人脉和资源，几乎没有他办不到的事。与段芝贵谈话后，叶恭绰马上与京奉铁路局的局长联系，弄来一大货车的面包咸菜，同时从徐州方向调来兵车一列，另外还朝交通银行借了十万元。
有了这些物资，又经叶恭绰一再催促，“光杆总司令”才穿上军装去了廊坊。
叶恭绰在讨逆之役中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由于他的策划安排，交通系所掌握的所有电报、电话、铁路均优先服务于讨逆军，给讨逆军带来了莫大便利。
有人评论说张勋不但不懂政治，其实也不懂军事。在他发动复辟之初，讨逆军尚散布各处，并未能集合，如果张勋能够指挥津浦铁路一带的“辫子军”抢先北开，必然会使讨逆军处于不利境地，但他却计不及此。
不过也有资料表明，是张勋手下的第一号大将、留守徐州的张文生误了他的大事。据说张勋与张文生曾约定一个暗号，只要张勋在电报中说“速运花四十盆来京”，张文生即调四十营兵开往北京。及至张勋宣布复辟，并给张文生发来电报，张文生认定复辟必败无疑，为保存实力，就不肯再轻易调兵北开了。
张勋收到的不是四十营援兵，而真的是徐州花园里的四十盆花！张勋气得浑身颤抖，连说：“坏了，坏了，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叶恭绰抓住张勋内部的这一弱点，成功地说服京奉、京汉、津浦各铁路局暗中服从其号令，不再为“辫子军”担任运输，同时各大车站的机车也被调离，只将客货车集中北段听用。
到讨逆军集结时，徐州附近的空车皮已被完全调离，就算张文生肯调兵都调不成了。其余地区也是如此，外省军队根本无法对张勋施以援助。
讨逆军还在马厂车站设立稽查处，陆续扣留了在北京至徐州间往来乘车的张部官兵达三四百人。参与讨逆之役幕后策划的靳云鹏向李长泰提出，应将几个扣留在车站的“辫子兵”先行悬首示众，以振军威。李长泰让他请示段祺瑞再办，靳云鹏便在吃晚饭时跟段祺瑞提了一下，段祺瑞当场未做任何表示。
第二天吃午饭，靳云鹏又唠叨这件事。段祺瑞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有什么用处？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有好结果呢？”
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战后所有被扣留的张部官兵均被分别编隶于第八师或给资遣回原籍。
段祺瑞不想多杀伤，如果能够兵不血刃、以必胜之势迫使复辟派屈服，在他看来是最好的结果。为此，他屡次电劝清室自动退位，可是均被张勋所阻止。
观察内外情势，认识到不诉诸武力难以奏效，段祺瑞只好以速战连胜为原则，下令东西两路军向京师推进。
张勋虽然梗着个脖子扮强硬，但其实自宣布复辟的第三天起，他所面临的局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对于复辟，各省既无人响应，连贺电也很少，倒是各地报纸“无不以三寸之管口诛笔伐，痛斥叛国”。讨逆军还没有发动什么强大攻势，北京城外的非“辫子军”就全都倒戈相向，反过来把枪口对准了“辫子军”的阵地。
张勋对此非常气愤，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拼命亦得跟他们干。咱怕什么，到时候咱就抖搂抖搂，是我一个人要出来保皇上复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