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名册，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在继任总统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除了“临时约法”和“民三约法”所提供的法律依据外，由于黎元洪被认为是一个与南方有一定关系的人，所以他还得到了南方的拥戴和支持。早在护国军要求袁世凯退位时，“以黎代袁”的主张在南方就颇盛行。
徐世昌、段祺瑞等人随后在中南海春耦斋内开会，讨论究竟由谁出任总统。徐世昌明确表示：“最好是请黎副总统出来。现在南方独立，收拾时局是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黎副总统的声望有助于推动南北统一等问题，他做总统比较合适。”
段祺瑞起先默不作声，思考了几分钟后才说：“既然相国这样说，就这样办吧！”
徐世昌、段祺瑞也是袁世凯指定的“法定”候选人，他们退出竞争，是因为各有各的顾虑。徐世昌资格最老，但他不是军人，和虽是军人出身，手中却无一兵一卒的黎元洪境遇相仿，而且南北支持他的人都不多，因此在竞争力方面，他尚不及得到南方支持的黎元洪。
三人之中，竞争力最强的其实是段祺瑞。袁世凯死后，军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段祺瑞手中，而且他的学生、同僚和旧部遍布军政界——令段祺瑞自己都感到得意的是，当时全国的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皆为其门生故吏。
在重建共和方面，三个候选人应该说都无可挑剔，但段祺瑞更为引人注目：作为清廷大吏，毅然发出共和通电，“一造共和”；作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敢于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二造共和”。
无论自身拥有的实力还是社会舆论的接受程度，段祺瑞要挤掉黎元洪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他也不是真的不想继承老袁的衣钵，犹豫的那几分钟已足以说明问题。
可是作为一个经验丰富、务实老练的政治家，光有获得权力的欲望还不行，他还得考虑到现实的可操作性。
正如徐世昌所言，南北统一是新一届政府即将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南方的护国军已多次表态拥护黎元洪继任总统，并且将此视为阻止北洋系继续独霸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举措。换句话说，只要新总统不是黎元洪，他的日子就不会好过。
自“庚子事变”以后，凡中国的执政者要主持政局，无一不希望取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地位的认可。各国从其在华利益出发，都希望中国政局能够保持稳定，而保持稳定的最佳途径无疑就是按照法律程序，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纷争，犹如是中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便日本也不例外，其政府也在竭力劝说南北势力支持黎元洪。
1916年6月6日下午1点，各国驻京公使一致表态欢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声明将给予黎“道义上的支持”。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段祺瑞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支持黎元洪。早在袁世凯病重在床、命在旦夕之际，就派曾毓隽奔赴南京，与冯国璋商量“袁死黎继”的事。冯国璋认为黎元洪本为副总统，继任总统顺理成章，非其莫属，很快就复电赞成。
冯国璋虽是北方政要，但他在护国运动中较为接近南方，相对而言，工作要好做一些，别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大多数北洋军人都反对南方人出任总统，而黎元洪就包括在所谓的南方人之中。与此同时，打算攀龙附凤、拥段登基者也不在少数，一些人甚至主张在袁世凯还没死的时候就动手，通过“一切由内阁代摄”的方式，让段祺瑞抢班夺权，只是因为段祺瑞本人“力持不可”，才勉强作罢。
袁世凯去世当天晚上，北京城内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批在京的北洋将领涌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提出要举徐世昌或段祺瑞为总统，并坚决反对北洋系以外的人当总统。黎元洪在家中也不断得到报告，说城外北洋军正在调动，行踪殊为可疑。
黎元洪非常不安，特地把自己的湖北同乡张国淦找来商量。张国淦安慰他说：“段总理已经表了态，我看不会出什么乱子。”
在黎元洪的要求下，张国淦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接电话的是段祺瑞的副官，对方称段祺瑞太忙，没有工夫听电话。
黎元洪愈加焦躁，又催促张国淦赴国务院和段祺瑞当面交谈，还说：“你快去告诉他们，我不要做总统，我不要做，这样总可以了吧！”
张国淦驱车赶到国务院的时候已是午夜，国务院却是灯火通明，尤其总理办公室更是挤得水泄不通，里面全是身穿军装的高级军官。段祺瑞身着陆军上将服装，站在军官们中间正忙得气喘吁吁。
得知张国淦的来意，段祺瑞面色异常冷峻地说：“他（黎元洪）担心什么？我姓段的主张姓黎的干，我说了就不改变。不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我姓段的可以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国淦走后，段祺瑞继续向军官们晓以利害，终于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化解了这场令黎元洪为之心惊肉跳的风波。
可以这样说，黎元洪的总统其实就是被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祺瑞不支持，黎元洪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