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冯国璋这个榆木脑袋开窍，袁世凯除了一日连发七份电报外，又特地遣使火速赶往汉阳，继续对冯国璋进行暗示。
第一次派来的使节自己没有露面，只是暗中指使冯国璋的亲信向冯进言。这位亲信找不到其他不进攻的理由，就极言攻武昌之难，比如武昌倚长江之险，须有海军进行协助，但此时海军已经归附了南方政府。
冯国璋不以为然：“我打汉阳不是也没用着海军吗？不能从正面进攻，难道不可以从湘赣两省进兵，取迂回包围之势？”
亲信赶紧说，迂回包围不是不可以，可是用兵太多，而现在后方已没有多少可增援的部队了。即便能调一些过来，也旷日持久，不能像汉阳那样速战速决。
任亲信怎么强调困难重重，冯国璋仍然一门心思沉浸在扬名建功，为清室和袁世凯同时效力上——没有援军，我自个儿也扛得下来；援军来得晚，没事，我能等！
见旁敲侧击不顶用，第二次派来的使节只好直接去见冯国璋，当面劝他应“权衡轻重，量力而行”。冯国璋不但听不进去，还以当代文天祥、史可法自许，声称：“倘有不测，我当为国尽忠，以报天恩，他非所欲也。”
袁世凯第三次派遣的使节原本是去武昌的。此人名叫朱芾煌，系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日本东京，获悉起义的消息后才即刻回国。
在当时力主与南方和谈的袁府人物中，袁克定乃中坚分子。他与朱芾煌有旧，于是便派朱芾煌前去与黎元洪接洽和谈。
事情办完后，朱芾煌由武昌返回江北，不料却被哨兵当成“奸细”给抓了起来。冯国璋听完报告，对他的参谋长张联棻说：“交军法处正法得啦！”
冯国璋满脑子都是如何跟革命军打仗，如何直取武昌，对其他细节漠不关心。张联棻则注意到朱芾煌手上还拿着“直隶总督袁”所填发的护照，这种护照四边周围印着很多龙，故称龙票。
虽然一时难辨龙票的真伪，但张联棻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回答冯国璋：“这件事且慢来。他既然拿着袁宫保（袁世凯）发给的龙票，还是问一问的好。”
冯国璋觉得张联棻言之有理，便亲自对朱芾煌进行审问。不料朱芾煌一看到他就说：“宫保叫你班师回京。”
冯国璋感到十分突然，忙问道：“有命令吗？”
“宫保大人叫我口头传达。”
见事情如此蹊跷，冯国璋只得出面发电报给袁世凯，问朱芾煌所言是否属实，以及请示究竟该如何办理。
袁世凯看了电报不由暗暗叫苦。他不能明言朱芾煌所说皆实，就在回电中说：“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我们弟兄的名誉，请你按军法处理。”
可在电报末尾，他又加了一句看似莫名其妙的话：“克定（袁克定）不在北京，此事也可以问一问克定。”
冯国璋虽然迟钝，人却也不傻，一看后面这句就知道别有隐情。他依言再给尚在彰德的袁克定发报，很快就得到了袁克定的回电：“朱（朱芾煌）就是我，我就是朱，你们要是加害朱，我就到汉口与你们拼命。”
发完电报，袁克定犹恐不妥，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冯国璋，说：“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
朱芾煌终于得以虎口逃生。通过这件事，冯国璋也总算了解到袁世凯暗地里在和南方议和，其真意是“不打”，自此以后就不敢再给袁世凯频发电报催着进军武昌了。
手下将领们跟冯国璋原先的想法一样，都认为武昌唾手可得，恨不得立刻过江“穿黄马褂”。现在发现冯国璋突然不起劲了，他们不知何故，纷纷跑来司令部请战。大家讲着讲着，就在司令部里吵闹起来，其中尤以标统张敬尧吵得最凶。
冯国璋心里本就窝着一团无名之火，见状不由大怒。他一把将桌案推翻，正告诸将：“如再抗违，决以军法从事。”张敬尧等人至此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尽管冯国璋已没有那么冲动，对手下也进行了约束，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想通，对已经形成的南北议和局面也反应冷淡，以至于当袁世凯再派代表试探他“革命军一旦反攻过来，你将如何办”时，他的回答居然还是“只有忠心报国，不知有他”。
袁世凯再也忍受不了了，他下令将冯国璋召回北京，任命他为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被调走后，湖广总督段祺瑞同时兼任第一、第二两军军统，掌握了湖北前线的全部军事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