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1872年，我写了另外一本叫做《艰苦生涯》的书。那时候我已经将《傻子国外旅行记》出版了，版税是百分之五，也就是说大概每册两角二分钱。现在又有好几家其他的大公司为我提出了更加优惠的出版条件，其中一个公司愿意出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另一个则愿意将全部收益都归我，条件非常简单，只要在我的书中为他们的公司印些广告就行了。
于是我连忙写信请布利斯来对这件事情进行商讨，他来到了埃尔迈拉，如果当初我对出版行业的了解能像现在这样多的话，我肯定会向布利斯要求获得除去成本之外全部收益的百分之七八十，而这个数目再公道不过了。不过对于生意，我一直都是一窍不通，并且也不愿意去学，我只是告诉布利斯说，我不想离开这个公司，也不想提过高的条件。我说，除去成本之外，我想获得一半纯利润，听完之后他兴奋地说那是完全应该，完完全全应该的。
他回到了自己的旅馆，拟好了合同，下午便带到了我家。我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合同上并没有出现“一半利润”这样的字眼，取而代之的事百分之七点五的版税。我让他解释一下，我说，当时的说法不是这样嘛。他说：“是啊，不是这样，但是，为了简便起见，就写成了版税多少——因为这百分之七点五的版税正好代表了一半利润，还能够略多一些，并且这还是按照卖十万册来计算的，只有销售量超过十万册时，出版公司所得的那一半收入才会略多于你所得的。”
我有些怀疑，有些疑心，但也不能确定，于是我问他能否就此进行赌咒发誓，他立刻伸出手来，进行赌咒和发誓，又将他刚才所说的话，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一遍。
啊，我花费了九年或是十年的时间才清楚他所发的这个誓是假的，只有对虔诚信教的人或是真正的君子来说，赌咒发誓才有效力，事实上，那百分之七点五的版税都不到利润的四分之一。但是这段时间之内，我已经将自己的几本书全部交给了布利斯出版，抽取的版税为百分之七点五，非常明显，在这之外的钱都被他骗走了。
1879年，我自欧洲回来之后，又有一本书将要出版，那便是《国外流浪记》。我请来了布利斯，他就到了我家来对这本书的事进行商量。我说，对于这个版税我不满意，我不相信“一半利润”那个托词，说这一次他必须在合同上将“一半利润”的字样写明，而不用提版税——否则的话，我就要去别处出版。
他说他非常愿意写上去，因为那样做是对的、公道的，假如公司董事们想要对此进行反对、刁难的话，他就会退出这家公司，他自己亲自来将这本书出版——他说得多好啊。不过我知道这家公司他是大老板，只要他签过的合同，公司都必须接受，所谓别人的反对根本就不存在。
这份带有他亲笔签字的合同放在那张用来打弹子球的桌子上。从《傻子国外旅行记》出版以来，他便已取得了在他们公司的发言及决定权，他总是不管其他董事怎么说，自己干自己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他强迫董事们去做他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扬言如果他们不听从的话，他就要离开公司，同我一起干。
我真是不理解在当年，为什么我已经那么大了，还会那么单纯、天真，以至于相信他的一切谎言。我早就该想到，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便是他确信我是傻瓜。然而，事实证明后一种情况是正确的，我才是个纯粹的傻瓜，竟然连如此简单而又起码的智慧都不能掌握。
我提醒他说，他的公司也许不会对他签了字的合同横生枝节吧，接下来，他那少了牙齿的嘴巴笑了一下，用一件被我所忽略的事情来对我的担忧进行证明：那就是合同是与伊莱沙·布利斯私人签订的，合同里面，并没有提到过美国出版公司的名字。
后来他对我说，他将合同给其他董事们看过了。除此之外，他还说，他准备将书转给公司去做，利润是这本书的四分之一，还有他要求为他和他的儿子弗兰克加薪，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被满意地解决，他便准备脱离公司，自己去出版这本书。这样的话，董事们便同意了他的要求，将合同收下了。布利斯亲口向我讲了这些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毋庸置疑的证据，说明这些话并不真实。在距离此书正式发行还有六个星期时，有一次，布利斯告诉了我真实的情况，想看一下我的反应，看一下我的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不过他过于紧张，死了。
在书出版三个月后，公司的股东们举办了一次年会，作为该书的半个合伙人，我参加了这个会，会在我的一个邻居家举行，那个邻居名叫牛顿·凯斯，在公司一开办时就是董事。会上宣读了有关公司营业的一份账目，对于我来说，这是个莫大的启示，书共卖了六万四千册，而属于我的利润的一半应是三万二千块钱。1872年，布利斯是这样对我说的，即版税为百分之七点五，约合每册两角钱多一点，那就是利润的一半！而实际上如果在先前，这钱还不到利润的六分之一，这是因为虽然现在的光景不太好，但还得五角钱才算是利润的一半。
啊，布利斯已经死了，我没有办法同他清算十年里他诈骗压榨我的陈年旧账了。如今他死了已经快有二十五年了，我对于他的怨恨也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减退消失了，剩下的一些情绪，也只是对他的可怜，从心底里对他这个肮脏而又龌龊的骗子感到可怜，如果能有一把扇子将地狱之火扇得更加旺盛的话，我肯定会送他一把。
收支平衡账目将这些年来美国出版公司对我所做出的流氓行径揭露了出来，我气愤难当，站起来便高声训斥了牛顿·凯斯以及他的同谋犯——其他的那些道貌岸然而又行为猥琐的董事们一顿。
其实那个时候正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可以同出版公司将问题摊开，进行彻底解决的好机会。但是我当初显然是看不到这点的，对于机会，我一直都是等到它远离了、消失了时才能看到。现在我对出版公司的内幕已经非常清楚了，本来我是应该坚持的，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坚持要求公司付给我一笔赔偿金，这笔钱应在一直收到版税同一半利润之间的差额自公司的口袋转向我的口袋，从而令公司对我的掠夺全部勾销时为止。不过在当时我自然没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当时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相当幼稚，唯一想到的就只是洁身自好，只想要早点从这个肮脏的氛围里脱离出去。我想要做的就是从公司里取回那些书，拿到别处去。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找牛顿·凯斯——就像过去那样到他家里找他——并提出了我的主张，就是将同公司签订的合同取消，公司则将书完好无损地还给我，而先前公司从我的《艰苦生涯》、《新旧杂记》、《镀金时代》和《汤姆·索亚》等书的盈利中诈去的钱财，则作为一种谅解，仍旧归公司所有。
对于我的这番话，凯斯先生表示异议，不过我告诉他，我的话不可能改变，还指出来，对于布利斯在1872年对我所做出的欺诈行为，他以及圣经班的其他人是知情的——做的时候是知情并且默许的。他反对我将董事会叫做圣经班。我说，如果这样的话，以后董事会在开会时就应该将以祈祷开始这样的程序停止——尤其是当董事会正准备对一个作者进行欺诈时。
我原本认为凯斯先生会对自己知情这个说法进行否认，并且表示出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进行否认：这令我坚信，我的指控是有根据的，所以就又重述了一遍，并对他那个神学院讲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我说：“你们已将七万五千块钱放入自己的口袋里了，还因此非常受夸奖，对于我的那份捐献却是提也不提——但我明明是应该有一份的。你们放入口袋的每一块钱，其中都有一部分是偷自我的口袋。”对这些话，他既没有表示感谢，也没有表示道歉，他是个迟钝而又没有眼力的人。
到了最后，我想将自己的合同买下来。不过他说，让董事会考虑将合同出卖，那是无法做到的，这是因为他们公司的生计，十有八九是靠我的书来维持的，如果我将书拿走的话，公司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后来有一次，一位董事，暂且不管他的名字是什么吧，告诉我说，我所说的是对的，布利斯对我进行欺诈的时候，董事会是完全知情的。
正像我刚才所说的，我本来应该坚持同他们清算这笔账的，但我没有。我洁身自好，下定决心要从那恶臭的氛围中脱身出来，将下一本书送到了位于波士顿的詹姆斯·勒·奥斯古德，也便是过去的那个菲尔德·奥斯古德公司。我所说的那本书便是《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这本书由奥斯古德公司印制，我来负担费用，在征求订户后，书出版了，从我的版税中扣除了经办费用。
奥斯古德是这个星球上最为亲切、甜蜜和可爱的人，但对于征订出版的事情他却一窍不通，事情也做得没头没脑，笨手笨脚。他非常善于交际，我们在一起打过很多次弹子球，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玩得非常高兴，这个时候，他手下的办事员为我们办事。我想，我们两个谁都没有去过问他们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清楚他们正在做些什么。
这本书的印刷周期特别长，我在付出最后一笔款子时，才清楚为了将这本书出版我付出的钱已经有五万六千块了。说老实话，这笔钱如果由布利斯经手的话，足够他用来造一座图书馆了。后来，又过了一年，我才收回了这五万六千块钱的成本，而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我的第一次独力经营的尝试是失败的。
奥斯古德又进行了一下尝试，他出版了《王子与贫儿》。这本书被他印得非常漂亮，不过我的所有收益却仅有一万七千块钱。
到了后来，奥斯古德认为自己通过零售便能够搞成出书的事，他自认为自己向来都有零售出版的经验，对于征订的试验一直都有些不高兴，希望能够对零售出版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下尝试。我将《被偷走的白象》给了他，这主要是一些无趣的小品文集子，我同他打赌，说在六个月之内，他推销不出去一万本。他接受了打赌，赌注是五块钱，但是后来还是他赢得了那笔钱，只不过赢得有些勉强。然而我认为，我在出版上一本书之后就没有继续弄下去，那种选择是错误的。
我想，这应该说是奥斯古德的首次试办，而不是第三次，奥斯古德经手《王子与贫儿》没能取得成功之后，我本应该和他继续合作的，因为我特别喜欢他。但他失败了，我也就不得不去了别处。
与此同时，除了写作之外我还进行了一次接一次的商业冒险。
第一次，一位有些特别的老朋友转让了自己所投资的一个专利给我，价钱为一万五千元，实际上这个专利没有任何投资价值，所以这一两年来他不断在亏本。但是我并不清楚这些真相，因为他忘了讲，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总之他忘了讲。他说，如果我买进这个专利的话，他就可以帮我负责制造和销售，听完之后我信以为真，便傻乎乎地承接了下来。接下来现金便开始外流，流量为每个月五百块钱。每三十天，这只大乌鸦便会定期从方舟里飞出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却没有带任何东西，而鸽子则永远没来报到。
经过一段时间，又经过半个阶段，再经过一段时间，再经过一个阶段，我终于丧失了耐心，将我的朋友辞退了，并将这个专利托付给了查尔斯·勒·韦伯斯特。他同我的一个侄女结了婚，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干练的年轻人，为此，我给他开出了一年一千五百块钱的报酬。但他接手之后，还是每个月都将大乌鸦放出去，结果还是同先前一样，得到的全是失望，情况并没有得到丝毫改观。
后来，当我因为这个专利而损失掉了四万二千块钱时，我终于清醒过来了，将它转给了另外一个人，对于这个人我向来都非常厌恶，我也希望他顺便能够因为这个专利而倒霉甚至破产。
不过在内心里，我仍旧对投资事业蠢蠢欲动，满怀期待。我又四处进行张望，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冒险事业可做。还是那位有些特别的老朋友，他又将另一项专利准备好了，又一次将我说服了，而我却为此在八个月间花掉了一万块钱。然后我就将这个专利给了一个人，我非常关心这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我希望他快点儿输光全部的积蓄。显然他非常感激我，但是这一次，他好像对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了经验，多少有些怀疑那些赐恩惠给他的人，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所以我也只好随他去了。
与此同时，我的另外一位老朋友也带着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来了，那是一种引擎，或者叫它熔炉，或者是某一种机器，它依靠每磅煤所产生的蒸汽，能够将百分之九十九的那类东西提取出来。我去了理查兹先生那儿一趟，他在科尔特军火工厂。我同他讲了这件事，想向他讨教一下，在这方面他是专家，他对有关煤和气的知识都特别精通。
对于这个机器，他似乎有些怀疑，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一磅煤所能产出蒸汽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是能够一五一十算得出来的，我的那位发明家朋友百分之九十九是将这件事情搞错了。他将一本全是数字的书拿给我看，上面的数字将我弄得头昏眼花，晕乎乎的，他想借此对我证明的是，我那个认识的人的机器可以达到的，不可能接近于百分之九十九。我告辞了，有些灰心丧气，不过我又想，或许是那本书错了，所以我还是没听劝告，带着强烈的致富愿望以及一丝侥幸心理，将那位发明家雇用了来制造机器，每星期付给他三十五块钱薪水，我来负担全部的费用。
结果是他用了好几个星期才造好了那个东西。在此期间，他每隔几天就将进展情况向我报告一次，但是，自他的呼吸以及举止上，我早就注意到了，每个星期，他要在威士忌上花费三十六块钱。只是我实在搞不懂，他那另一块钱是如何搞到的。
最后，为了这项事业，我花去了五千块钱，才将这部机器完成了，但机器并不灵。它确实能将每磅煤所产生的蒸汽省下百分之一，但这算不了什么，这可是连烧茶水的吊壶也可以做得到的啊！后来我便准备将机器转给某个人，他的家庭是否将要破产也是我所关心的，但我没有成功，他不接受。
所以，我只好将这件事情扔到了一边，再看一下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供我折腾。但是此时此刻，我已经对蒸汽变得特别的热心，在这种热心的促使下，我购买了一些哈特福德公司的股票，这是因为这家公司正在准备对一种带有新式蒸汽滑车的东西进行制造、出售和革新。这个蒸汽滑车可实在是不简单，因为接下来的短短十六个月当中，它就将三万二千块钱从我的口袋里拖走了，结果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为此，我再次变得形影相吊，甚至连个职业都没有了。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终于，我又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业。这次，我自己发明出了一种剪贴簿——如果按照我自己的说法，迄今为止，这应该是世界上能见到的唯一一份合理的剪贴簿。我获得了专利，将这项伟大的发明给了我的那位特别的、向来对专利抱有浓厚兴趣的老朋友，很自然地，他从中赚了不少钱。
但是不久后，正当我将要分得我所应得的那份收入时，他的公司破产了。当时我对这个情况并不知情，因为他没有向我透露过任何信息。直到有一天，他要我借五千块钱给他的公司，并说愿意出七分利，用他公司的票据作为担保。我说这没问题，不过要有保证人，他听完之后大为诧异，说如果保证人那么容易找的话，他就不会向我借钱了，随便去哪儿都可以借到钱。我想他的说法也有道理，就将五千块钱爽快地交给了他，但没到三天，他们就垮台了。两三年后，我只找回了两千块。
话说借给他这五千块钱，还有段颇为曲折而又令人心痛的历史。那是1872年的年初，乔·古德曼自加利福尼亚给我写信，说我们的朋友，参议员约翰·普·琼斯要在哈特福德以及旅行保险公司唱对台戏，琼斯让乔拿出一万二千元的股金，他说自己保证不会让乔吃亏。后来，乔想要将这个机会转送给我，还说，假如我干的话，琼斯一定会对我进行保护，让我不受损失。所以，我便接受了股票，成为董事。曾经，琼斯的舅子莱斯特在旅行保险公司做了非常久的统计师，现在他转到了我们公司，于是我们便开始营业了。我们共有五个董事，其中的三个人出席了一年半以来董事会的所有会议。
可是，到了一年半时，公司实在是撑不住了，终于彻底垮了台，这次我从口袋里再次掏出了两万三千块钱。琼斯就在纽约，在圣·詹姆斯旅馆里面停留了一些日子，于是我便派莱斯特到那里去要那两万三千块钱，不过他回来报告说，琼斯将钱全部投进了各种式样的企业之中，目前手头非常紧，要我最好能够等一下。等到两三年后，我们煤矿公司的斯利先生提出，让他去找琼斯谈这件事，我允许了。斯利前去拜访了琼斯先生，非常机灵地逐渐将话题引到我的事情上来，不过话还没有说出口，琼斯就往上瞪了一下眼睛，说：“你是不是说直到目前为止这笔钱还没有付给克莱门斯先生？”他立刻写下了一张两万三千块钱的支票，还说这笔钱早就该付了，如果他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在款子到期的那天就会按时支付的。
这件事发生在1877年春天。口袋里有了这张支票后，我开始再次打算发笔什么洋财。读者们可能会因为受到我前面所说的和冒险行径有关的话的骗，马上推断出，我肯定是马上又找到了一个能够发财的机会。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进行寻找，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被烧伤过的孩子最怕火，我发现自己不是干投资的料，也没有发财的命，于是便决定对它敬而远之，不再愿意问津投机事业了。
一天，霍利将军让我去《新闻报》报馆，我去那里时，那张支票正好在口袋里装着。那里有一个年轻人，说自己曾经在普罗维登斯的一家报馆里做过记者，但现在在做其他的行当。他目前在格雷厄姆·贝尔那里做事，他在为一种叫做电话的新发明做经纪人，他觉得这个生意有可能发大财，劝我接受一些股票。
我没有接受他的这个提议，说我再也不干冒险的投机事业了。他的出价为每股二十五元，我回答说，不管是什么价，我都不会再要了。他着急了，坚持让我接受五百块钱的股票，他说，他能够按照我的要价将所有的五百块钱的股票都卖给我——他让我收起来，放到高帽子里——说全部这些股票以及帽子总共五百块钱。但我是个被火烧过的孩子，我那些足够多的痛苦的教训令我坚决地将所有这些诱惑都拒绝了，我抵制得非常顺利，非常成功，走开时支票还非常完好地躺在我的口袋里面。第二天，我便从中取出了五千块钱给我的那个朋友，而所收下的则是没有任何保证人的票据，三天以后，我的那位朋友便破产了。
大约在这年的年底（也有可能是在1878年年初）时，我扯了一条电话线，自我家通到了《新闻报》的报馆，这是市内的唯一一条电话线，也是在这世界上应用于私人住宅的首根电话线。
那个年轻人没能将五百块钱的股票向我推销掉，但他倒是成功地将五千块钱的股票推销给了哈特福德的一位老年纺织业伙计，而这五千块钱正好是那位伙计的所有家当。他省吃俭用一辈子才将这笔钱积蓄下来，这笔钱就是他的一切，并且他这个傻瓜又急着想要发财，所以便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将这前途渺茫的股票买了下来，这事情是多么的奇怪啊。当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里非常替那个人难过，我想，如果我事先能够有机会将我的经历告诉他的话，也许是能够搭救他的。
1878年4月10日，我们坐船前往欧洲，共去了一年零两个月。当我们回来时，看到的头一件事便是那位伙计已经坐着豪华的四轮马车四处转悠了，那些身穿制服的仆人在他身旁伺候着——他所买的那个电话公司的股票令他的钞票滚滚而来，多到他必须要用铲子去铲才行。
啊，这个世界可真是奇怪啊！愚蠢、没有经验的人经常会得到了他根本就不配拥有的成功，而那些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却经常要迎接失败，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奇怪啊！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我将纽约州邓科克村的侄子韦伯斯特引了进来，来替我经营管理先前的头一个专利权业务，每年的薪水是一千五百块钱。这个交易并没有替我赚到钱，当它整整让我损失掉了四万两千块钱时，我终于觉得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同时我也认为自己已经被别人诈骗够了，所以想自己来出版自己的书，并准备让年轻的韦伯斯特来管这个事。他提出，他这是在对一个陌生的行当进行重新学习，所以他的薪水应该涨到每年两千五百块钱。
我对这件事进行了一两天的考虑，进行了一个全面且又透彻的研究。就我所见过的所有新闻来说，这确实是个非常有创意的新主意。我记得自己当年做排字学徒工时压根就没有薪水，后来我通过调查，得知石匠、泥瓦匠、白铁匠等全部是这样，学徒工都是白做。我还进一步发现，甚至实习律师或是实习医生这种所从事的职业带有相当脑力含量的人，在刚入自己的行业进行学习时，也是没有薪水的。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密西西比河上时，一个见习领港不仅没有薪水，而且还要给某些领港一笔现款，而他自己掏不出这笔钱——这笔钱数目还很大呢，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曾经，我给了比克斯比一百块钱，这还是从我姐夫那里借来的。那时候还有一个自称正在学习怎样做牧师的人对我说，甚至在开始航行的六个月，诺亚都没有薪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好的天气，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还处在学习领航的阶段。
我进行这种思量与研究的结果，便是认为韦伯斯特已经给我们的劳资历史创造出了全新的篇章。除此之外我还想到，假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佬，试着前来纽约开始生活，但又没有什么能耐，没有什么可以确定的长处，也没有长进的可能，但是他却能够连眼都不眨一下地公开主张花别人的钱来对一个新行当进行学习，还要恩主每年付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而这笔钱又恰好比美国一位总统，从对这个星球上除去爱尔兰外最难对付的国家进行经营所得的薪俸中剩下来的钱还要多些，那么这样的人才则肯定是举世难觅的了——非要马上招揽才行——不然的话他便会跑掉了。我看，如果能将他对首个行当的巨大兴趣转向保护第二个行当上来，那么，对我来说简直是发了大财了。
我将韦伯斯特安置到一家公司里面——名字就是韦伯斯特出版公司——还将他安排到统一广场下面（我记不清具体位置在哪儿了）一座楼房中三楼的几间写字间里面，租金非常公道。还为他配了助手，其中的一个是女孩，另外一个是男的伙计，他们的薪水都是差不多每年八百块钱。韦伯斯特还曾雇佣过另外一个助手，这个人长期从事征订书籍的工作，业务十分精通，能够带一带韦伯斯特——后来的确也教了——但是学费是由我付的。
以上我所说的是1884年年初的事。我将一笔充足的资金给了韦伯斯特，同时，还将《赫克贝里·芬》的手稿给了他，韦伯斯特的任务就是担任总经纪人。具体来指定全国各地的经纪人，是他的事。那个时候我们共有十六个代办所，代办所下面又有一些推销员，专门进行推销。在纽约市，则是由韦伯斯特亲自兼任经纪人。
上面提到的这些具体计划实施之前，细心的韦伯斯特便主张在没有真正开始做之前，先制订一个合同，签好字，盖好印，便令一切都有了一个凭据。这样做似乎是头脑清楚的表现，虽然我自己竟没有想到这些——我的意思是说想到这样做是头脑清楚的表现，因为我自己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些。
于是，韦伯斯特便找到他自己的律师起草了一份合同。从那一刻起，我便开始特别欣赏韦伯斯特，并且因为事情正在进行当中，我由于一时高兴，慷慨大度的脾气便再次发作起来了。在根本没有进行仔细思量之前，便宣布除去薪水之外，将公司所获利润的十分之一无偿地送给他，精明而又诚实的韦伯斯特马上便将这一馈赠谢绝了——当然照例表示了对我的万分感谢。
他的这一举动令我越发地赏识他了。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我的这个决定便是给他一份合伙的股金，非常明显，几个月后，他所收入的钱便能是他薪水的两三倍，只不过他自己不清楚罢了。我曾经预言过，《赫克贝里·芬》将会在读者中拥有非常大的市场，具有非常高的商业价值，韦伯斯特冷静地而又明智地对这个预言打了一个折扣。这便又是一个新证据，说明有了韦伯斯特，的确是有了一颗明珠，有了一个不会随便激动，不会轻易丧失理智，遇事小心谨慎，不会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内冒险的人。当然，我要进行补充说明的是，这全部都要除非是在对别人利益进行牺牲的条件之下。
正像我所说的，合同是一位叫做惠特福德的年轻律师起草的。他是纽约州的邓科克人，这地方出了他，也出了韦伯斯特，至今为止，这个地方还在出产他俩这样的人，还是同样的一种风气。
惠特福德享有那样的一份光荣，能够在自己的简历中标注像“亚历山大和格林公司”这种富有威力的字样。这个公司是个大公司，生意做得大，又很赚钱，远近闻名，他们简直就是天理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良心方面有些差劲，从来不肯让自己受损失——上个月发生的地震便是一个突出的事实证明，那个地震简直是震出了其他三大保险公司的五脏六腑。亚历山大和格林公司的办公地点在互济大厦，他们花钱养着一批廉价律师，总共是二十五人，其中有一个便是惠特福德。这个人的脾气特别好，对人亲切，只是非常无知，他愚蠢的程度，小而言之是能够绕地球四周的。
头一个合同一切太平，没有产生什么意外。合同将全部的义务、开支、负担和责任都放到我的身上，认为亏了本由我负责。
韦伯斯特同他的律师结合得非常愉快。对于我来说，如果这两个人无知的程度被加到了一起，那简直是到了令人万分恐惧的地步，就像亲眼看到银河垮了下来，一片片、一块块地从天空中穿过那样。平时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但是当真正遇到需要勇气，不管是道义上的还是生理上的勇气时，他们就不行了，丝毫不敢前进，总是迟迟的退后不前。
生意方面，韦伯斯特非常胆小，胆子小到不敢冒任何险，除非有律师来保证他不会吃官司。有事没事，他总是去请教律师，以致律师简直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像那个小姑娘助手以及征订专家那样。不过既然韦伯斯特、惠特福德都没有什么管钱的经验，他们的胃口就还不是很大，所以他的律师费用也不会太多，虽然也许他认为凭借他那些本事，这些费用已经算非常不少了。
到了秋天时，我和乔治·威·凯布尔到东部和西部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朗诵旅行——这是我在美国所做的最后一次旅行演讲了。当时，我便下定决心，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要靠演讲来掠夺老百姓了，除非是经济困难、我被逼得非干不可。不巧的是，十一年后，我果然陷入债务危机当中，我再一次地为经济所迫，又开始做了已被我丢失多年的老本行，不过这次旅行演讲的地点已经不再是美国，而是全球各地。
转眼间，距离我上次作全球旅行演讲又有十年之久了。在这十年当中，我再也没有因为钱而演讲过，我只为公共慈善事业进行免费演讲。上个月的十九日，在罗伯特·富尔顿纪念碑基金捐献演讲会上，我做出了一件过去自己从没有做过的事，我公开地、正式地向人们宣布了自己将要离开讲台的消息。
我这样说，似乎同韦伯斯特和惠特福德的事情离题甚远了，但这没有什么，因为这只是像远距离观赏的景物会显得更加迷人那样吧。韦伯斯特对《赫克贝里·芬》经营得非常成功，一年之后，他将公司五万四千五百块钱的支票交给了我，我原来给他的一万五千元资金也包含在其中。
啊，我又一次经历了一次新生。在我看来，我再生的次数多于任何人，只是除去讫哩什那。
韦伯斯特的心里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想法，他一直认为我是被他发现的，被他介绍给这个世界的，所以他是我得以在文坛拥有地位和名声的第一推手。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还是表现得比较谦和，不算大声嚷嚷，尤其是同韦布以及布利斯他们比较起来，韦伯斯特孵蛋时那咯咯嗒的唠叨声要显得小得多。
我成立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目的是令我自己的作品能够“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对自己的书是有信心的，事实上，一直以来，除了自己的书以外，我压根没有想过要帮助别人出书。不过，后来由于很偶然地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离开了这个宗旨，那便是格兰特将军那值得纪念的回忆录。
那件事发生在一八八四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结束了在奇克林大厦的演讲，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下雨天，路上根本看不到几个人。走在两盏路灯之间的黑影里，我发现有两个模糊的身影正好出了大门在我前面走着，只听到其中一个说道：“你听说了吗？格兰特将军终于下决心要写回忆录了！今天他就是这么说的。”
我只听到这么一些——而正是这句话——让我有了一点好奇心，之后甚至连我的出版原则都改变了。现在想来，我能无意中听到这句话，可以说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第二天一早，我便专程去拜访了格兰特将军，想打听一下他的写作情况。最终我来到了他书房里见到了他，他的儿子弗雷德·格兰特上校也在。将军对我说：“请先坐下来，稍等一会儿，等我在一份合同上签个字。”——接下来又说，这份合同是为了他正在写的一本书而签的。
弗雷德·格兰特显然是亲自审查过这份合同。他对这份合同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也是这么对他父亲说的。格兰特将军于是就走到桌子边，拿起笔准备签字。当时，如果我能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任凭他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话，也许结果会更好一些，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我阻止了他的这个举动，说：“将军阁下，请等一下，请让弗雷德上校将合同读给我听一下。”
弗雷德上校耐心地把合同为我读了一遍。合同的另一方是世纪公司，合同上建议让他们为格兰特将军出版回忆录，他们提供给将军的版税仅为百分之十。这简直就是瞎搞！是乱说！——不过据我推测，这样一个愚蠢的建议被提出应该是由于出版公司的无知，而不是不老实。听完我马上表示很高兴能及时干预并阻止了这件事。
不可否认，规模庞大的世纪公司对出版杂志是相当内行的，我想谁都没有资格就这一方面来批评他们什么。不过在当时，对于征订出版图书这件事，除了零售，他们大概没有任何经验。甚至连在零售方面，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具有价值的经验，否则的话，他们也不至于按照对待一位不知名或是没什么声望的作者的版税办法来对待我们所尊敬的格兰特将军了。
我又进一步地说明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版税标准完全是错误的，不公正、不公道的。我建议道：“划掉百分之十，改成百分之二十，或者干脆改为纯利的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将军听了我的话后很不以为然，并且态度非常坚决地表示，世纪公司绝对不会同意出这个价的。
我说，他们一定会愿意的，因为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有着好名声的出版商会不愿意出这笔钱的。
但是将军还是直摇头，他仍然想照合同上原来的条文来签字。
我指出，如果按照合同原来的条文，在原有的百分之十中还有一项更令人不愉快的细节，那就是最不知名作者的规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骇人听闻的规定——这个合同不仅对格兰特将军规定了百分之十这样充满了侮辱的版税，更规定了这百分之十中还需要扣除一些杂七杂八的额外费用，例如给办事员的工资、房租、清洁费等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名目——他们简直是在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严肃地告诉格兰特将军说，他理应得到纯利润的四分之三，而至于平常的开支，则完全应该由出版商来支付。
我的这话让格兰特将军颇为烦恼，他担心，这么一来，自己会被陷于不义的地位，成为一个卑鄙的掠夺者了——出版商的掠夺者了。我劝他说，如果他认为这是一桩罪过，那完全是因为他所受到的教育有限。我反复地对他说，这不是罪过，而是与他的声名以及地位相匹配的正当而又合理的权益，这是在天堂也要用两轮光圈来酬报的事情——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两轮光圈的话，肯定会得到这种报酬的。
但是将军仍然无动于衷，他甚至要我列举出愿意跟他做这件高尚的事的出版商名字。于是我便随便提了哈特福德的美国出版公司，但是将军随后便要求我证实自己的说法。我承诺可以通过电报，在六小时内拿出能说服他的证据来——发报到哈特福德大概需要用三个小时，而由布利斯兴高采烈地回电表示接受提议，也要用三个小时左右——要是他希望更快地得到答复，我甚至可以自己到哈特福德跑一趟，亲自把合同拿回来。
虽然将军还在坚持，但是弗雷德·格兰特上校开始被我说服了。他主张将世纪公司的合同先放在桌上二十四个小时，而在这段时间里，不妨把情况研究透彻，讨论清楚。他说，现在绝不是动感情的时候，现在应该是纯粹地做生意，只需要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理智的生意人都不应该在自己的生意中掺杂私人的情感。他有关感情和生意的劝告明显起到了作用。
因为格兰特和沃德经纪行——其中包括格兰特将军、沃德先生（一度曾被封为“金融界的小拿破仑”）以及沃德的同伴菲什三人——已经把格兰特将军的所有钱压榨得一分钱不剩。有一段时间，当将军已经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面包吃的艰难时候，世纪公司的头目罗斯韦尔·史密斯要求他给四家杂志写关于内战中的某些战役的文章，每篇付给他五百块的报酬。对于正处于绝望中的老英雄来说，像这样一个提议无疑于就像溺水快死的人看到了传说中的那根稻草。所以他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写出了那些文章，并交给了世纪公司。事实上，老人凭借这些文章完全可以得到一万块钱一篇的报酬，只是他自己并不知晓罢了，在他看来，轻松愉快地随便写一写，却能得到每篇五百块钱的报酬，这简直是神话般的事了。
所以，他如今非常不情愿背弃他的这些大恩人，这对他那经过训练的军人的心来说，这就是对他人的不忠诚。但是，他大概根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第一篇文章的发表就令世纪公司的征订册数由十万册猛增至二十二万册。就拿他刚开始发表文章的那个月来讲，世纪公司杂志上刊登广告的那几页就比过去任何一个月增值了至少一倍以上。据我估算，仅那个月主顾的增加就能值八千块钱，而且这还是非常可靠的、保守的估价。
而最大的效益还在后面，因为鉴于那个月增订户数量增加了一倍的趋势，肯定会持续好多年，这注定会令这家杂志的广告收入六年内都以每个月都增加八千块至一万块钱的幅度上升。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格兰特将军的文章，每篇都值一万块钱，而绝不是只值可怜的五百块钱。我甚至还可以说，他那四篇文章每篇都可以值二万五千块钱，而且这个价钱一点也不过分。
于是，我开始为美国出版公司游说格兰特将军父子。争论说，这家公司是所有同行里首个要求出版格兰特回忆录的，理应比世纪公司更应该得到优先出价的机会，这个消息对于格兰特将军来说仿佛是个新闻一样。于是，我提醒他说，在格兰特和沃德经纪行生意兴隆的那些日子里，我曾有一天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拜访过他，并且陪他共进午餐，还请求过他写回忆录、并交给美国出版公司出版。当时他拒绝了我，而且非常坚决，说他不需要钱用，而且他不是个文人，更不会写什么回忆录。
就这样，我们暂时把合同的事搁在了一边，想等到第二天上午再提出来讨论。在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清楚地知道，美国出版公司绝对是非常乐于得到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的，而版税也绝对是四分之三利润归他，而其余四分之一归他们。但是，我也知道，全国再没有一家出版商——我是说那些了解征订出版这一行当的出版商——会不愿意按照这样的版税条件把书接下来的。所以，我很希望立即就把这本回忆录交给弗兰克·布利斯（美国出版公司的负责人之一），让他们那帮爬虫发点小财，可是转念一想，这家公司掠夺我都已经掠夺了这么多年了，甚至他们用掠夺我的那些钱造起了神学工厂。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帮他们赚钱呢？如今也轮到我出出气了！
于是在我第二次同将军和弗雷德商量此事时，将军同样表现出了非常谦逊的态度，这是他的天性。之前谢尔曼将军已经出版了两卷集的回忆录，都是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的。实际上，那本书的出版现在已经成了颇有名的事件。格兰特将军说：“从前，谢尔曼跟我说过，那本书的纯利润是两万五千块钱，不过，你觉得我的书也能收益这么多吗？”
我告诉他说，我不仅仅是相信这本书能收入这么多，而且还是非常确信他的收益会大得多——因为谢尔曼的书是在出版后零售的，但是那本书原本是更适宜于征订发行的，原本是应该按照事先征订的方法来出版的。而适宜于这种出版方式的书并不是很多，但像谢尔曼与格兰特这样著名人物的回忆录，则特别适宜于这种出版办法。一本书，如果其中的内容确实适宜于用这种方式出版的话，能赚到的钱比出版后零售赚得的要高出八倍到十倍不等。
将军对于自己的回忆录是否能够真的收入两万五千块钱这件事仍然很怀疑。他的理由是他自己已经试验过了，并且已经找到了不可能实现的证明与结论。我很诧异他是从哪里如何找到的证据与结论。他解释说，他曾经向罗斯韦尔·史密斯提出，将自己的回忆录全部卖给世纪公司，作价两万五千块钱，但是这个提议却把史密斯吓坏了，而且吓得他连气都喘不匀了，甚至连拒绝的话几乎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我自己不帮将军出书呢？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自己也是一个出版商啊，很奇怪我之前却偏偏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急忙说：“将军，要不您把回忆录卖给我吧，我本人就是一个出版商，而且我愿意出双倍的价钱。我口袋里现在有一张支票，你可以现在就拿到一张五万块钱的支票，让我们马上签订合同吧。”
但是格兰特将军当场就拒绝了我，就像当初罗斯韦尔·史密斯拒绝他一样。他说自己不想听这类事。他说，我们是朋友，万一我不能从这回忆录中收回成本的话——他说到这里就停下了，他绝不愿意看到一个朋友为了自己冒这样的风险。
我对他说：“要不你按照我刚才所说的世纪公司本应该给你的接受条件把书卖给我吧——也就是抽取版税的百分之二十，或是换个说法，就是这本书出版后纯利润的四分之三归你，其他所有日常费用，则由我的那四分之一来开支。”
他为此大笑着问我，这样一来，还能剩下多少利润给我呢？我很正式地回答说，六个月内十万块钱。
要知道，他现在正跟一个文人打交道。他清楚地了解文人轻浮、罗曼蒂克而又不切实际的特点，所以文人在生意方面，往往就只凭一腔热血与一股傻劲，却不懂得如何扬长避短、躲避风雨。但是他并没有说我这个想法是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的、毫无价值的之类的话，这只是因为他为人太仁厚，而不愿说这样伤感情的话。事实上，他也不必说出来，因为他的神情非常坚决，而这个坚决的神情恰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据我看来，或许只是为了把谈话进行下去，他问我这个想法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有什么根据的话。
我回答说：“我的根据就是你我两人的作品在商业价值方面上存在的差异。就像我最早两本书每本都卖出了十五万册，按照平装本每册三块五，精装本每册四块钱来计算，扣掉成本最后可以净赚十五万块。但是因为你的作品的商业上价值至少比我多四倍，所以你的书至少能出售六十万册，也就是说可以净赚五十万元，而作为出版商的我大约可得纯利十万元，即使这样也还是相当保守的估算。”
就这件事情，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格兰特将军发电报给他的好友——费城《纪事报》的乔治·威·蔡尔兹，要求他到纽约来为自己提供一点建议。蔡尔兹来后，我说服了他，让他相信了韦伯斯特公司的机器设备是完整无损的，印刷能力是绰绰有余的，营销计划更是有理有据的。最终蔡尔兹为我们作出了裁断：“把书交给克莱门斯。”这个提议马上得到了弗雷德·格兰特上校的支持。于是，我们当场签订了合同，而我的韦伯斯特则马上将所有力量投入到了这项新业务之中。
我是在1866年秋天或是冬天首次见到格兰特将军的，那是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招待会上。那时他是陆军五星上将，我也只不过是随着一大群人同他见了一面，握了握手，并没有同他谈话的机会。也就是在那儿，我头一次同谢里登将军见了面。
我第二次同格兰特将军见面则是在他的首任总统任期内。内华达参议员比尔·斯图尔特提出带我去看望总统，我便和他一起去了，我们看见总统穿着办公的服装，身上披着一件破旧短小的亚麻布灰外衣，上面布满了点点的墨水痕迹。我曾在纽约的《论坛报》上发表过几篇通讯，对一些我乘“教友市号”周游世界途中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报道，因而稍微有些名气。我同格兰特总统握了下手，接着我们便都沉默了片刻。我不清楚此时此刻自己该说些什么，所以便只是默默地望了下将军那严峻的面孔以及坚毅的神色。我们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工夫后，我打破了沉默，说道：“总统先生，我觉得在你面前自己有点儿发窘，你呢？”他微笑了一下，那神态假如能够见之于铁铸的塑像的话，对塑像应该也算不上什么辱没。在那之后我又连珠炮似的对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之后才告辞。
后来我整整十年都没有再见到他，而这段时间里，他的名气仍旧那么大，我的名气似乎也比原来更大了些。
然后便是1879年，那年将军完成了他的欧亚之行，刚刚回来，他自旧金山向东部来时，一路上不停地受到群众们的热烈欢迎和崇拜，田纳西州的那些陆军退伍军人——那是受他指挥的第一军——预备在芝加哥对他进行宴请。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周到而又殷勤，应该说弄得同这次宴请的重要性以及隆重性非常相当，祝词委员会的人给我打了电报，让我参加盛会，并且到时向女士们致祝词。
我回了电，并且说道，祝词这东西已经老掉牙了，至于在宴会上向女士们致祝词，只要是能说的，前面的人们都已说过了，我实在是找不出任何新鲜的话语，也不愿意去花费那个心思。不过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往往在这样的场合中被忽略了，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可以向这个阶层致祝词——向婴儿们致祝词。他们认为我的提法非常有新意，立刻就表示同意，所以我便准备好了祝词，动身前往芝加哥。
宴会举行之前，要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根据事先的准备，格兰特将军将在检阅台上进行检阅。检阅台是特地为了这个节日而修建的，建在位于帕尔默大厦的二层楼的阳台上，检阅台上面铺上了地毯，还挂着旗子之类的东西。
要对游行队伍进行参观，最好的地方肯定就是检阅台了。所以，趁着台上还空荡荡时，我便逛了过去，希望人家可以准许我坐在那儿进行观看。那里的确非常显眼，因为人们的眼睛都盯向那里，而下面也是人山人海。隔了一会儿，便有两位绅士自旅馆沿窗的地方出来，走到了检阅台上，又朝前走，走到了正前方。台下广大的人群里立刻便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以及兴奋的欢呼声，我认出了两个人中的一位是格兰特将军，而另一位则是芝加哥市市长卡特·哈里森，这个人我也认识。他恰好也看见了我，于是便走了过来，还问要不要将我介绍给将军，我说要。他便同我一起走过去说道：“将军，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克莱门斯先生。”我们握了下手，按照惯例沉默了片刻。之后将军便说：“我倒没有觉得发窘，你呢？”
哈，真是没有想到，多年以后，我们的总统先生仍旧将十多年前见面的场景记得如此清楚，这个细节也表明，他对于一些小事的记忆和对于大事的记忆同样好。这次宴会是我出席过的最著名的一次，大概有六百人到场，参与者主要是田纳西州的那些退伍军人。谢尔曼将军，和内战中几乎全部还在人世的将军，他们都一律坐在贵宾席上，围着格兰特将军。我想，光这一点就足以令这次宴会成为我出席过的最著名的一次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事情也为宴会增了不少色。
致词的人都是那些非常著名的以及才能特别出众的人。
我在那天晚上头一次听到了一句土话，在当时，这句土话已经非常流行了，但我过去还从来都没有亲自听人家说过。
致词于十点钟左右开始，我离开了桌子走到大宴会厅的正前方，在那儿可以一眼望到全场的来宾。除去其他的人，维拉斯上校也要致词，他是威斯康星人，是个非常有名的演说家，他为在此致词做了特别好的准备。自然还少不了异教徒，能言善辩的英格索尔上校，这个人是自伊利诺斯起的家，他在那里特别受人欢迎。致祝词的十五个人的名单上，维拉斯排在第一位，罗伯特·英格索尔则是第九个。
我于军乐队前的台阶上占了个位置，因为站得高，所以能够清楚地望见全场。没过多久，我便注意到了在我边上有个长得非常朴实的年轻人，他穿着士兵的服装，别着田纳西州陆军的符号，靠着墙，他似乎因为什么事显得有些不安。一会儿，第二个人致词时，这个年轻人问我：“你和维拉斯上校认识吗？”我说，人家介绍我们认识过。他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便说：“听别人说，当他激动起来时，会不顾死活！”
我说：“究竟是怎样的激动法？你说不顾死活的意思是什么？”
“演讲！别人说他的言行举止就像是闪电。”
“是的，”我说，“据说他是个大演说家。”
一段时间内，那个年轻人坐得都很不安稳，似乎心里总是有事的样子，之后他说：“他能战胜罗伯特·英格索尔吗？”
我说：“那我倒不知道。”后来我们随同大家共同鼓掌，但这位年轻人似乎只是无意识地跟着大家鼓掌。
他又对我说：“在伊利诺斯这里，我们认为，没有谁能够赶得上罗伯特·英格索尔。”
我说：“是这样吗？”
他说：“是的，在我们看来，没有谁能够超过罗伯特·英格索尔。”接下来，他便有些忧郁地说，“但是，人家的确是说维拉斯也几乎是顾不上死活的。”
终于，维拉斯站起来开始致词了。这位年轻人立刻显得劲头十足，急得像什么似的。维拉斯说得兴奋了起来，于是人们开始鼓掌，他说出了一句警句，人们便大声地叫道：“站到桌子上去！站到桌子上去！在桌子上站起来，现在我们看不见你！”于是便有许多站在那儿的人将维拉斯抱了上去，让他站到了桌子上，让全场听众看个清楚，之后他便继续讲下去。那个年轻人同其他人一起鼓掌，但我可以听到那位年轻人在嘴里嘟嘟囔囔的，不过听不清他具体在说些什么话。过了一阵之后，维拉斯似乎抛出了什么精彩的话语，全场立刻掌声雷动，于是这位年轻人便用略带些绝望的调子说：“没办法，英格索尔无法爬这么高。”
在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里，他一直保持着自己那靠着墙的姿势，似乎失魂落魄了似的走了神，显然早已忘了身在何处。再后来，罗伯特·英格索尔走上了台，他的这位崇拜者只不过是显示出全神贯注的样子罢了，也没有明显地表示出对他抱有多大的希望。
英格索尔长相英俊，肤色漂亮，行为举止落落大方，看起来确实是一表人才。
他要向“志愿军”致祝词，他的第一、二句话便显示出了他的能耐，第三句话刚出口，全场立刻掌声雷动，很显然，我们的这位士兵一下便高兴起来了，头一次显示出了有希望的神情。但只因为刚才担心得确实太厉害了，所以并没同大家一起鼓掌。
过了一会儿，英格索尔又讲了那么一段，说志愿军们流了鲜血，冒了生命危险，目的就是让妈妈们能够不失去自己的孩子。这话说得简直太好了，不管他具体是怎样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加上演讲的姿态也好，所以刹那间，全场群众便像一个人似的忽地站了起来，欢呼、跺脚，还纷纷挥舞着揩嘴布，就像雪片飞舞那样。这种大场面的欢呼持续了差不多有一两分钟，英格索尔在那儿站着，等待欢呼声平息下来。这个时侯，我正好看了那个士兵一眼，当时他正在跺脚、鼓掌、欢呼、还打着手势，就像真的疯了似的。之后，再次安静下来时，他泪眼汪汪地望着我说道：“啊，他没被打败！”
我的演说很荣幸地被安排到了非常受优待的地位，我是名单上所有讲话人中最后的一个，不过也许这个荣誉从来都没有人追求过，要到清晨两点才能轮到。但是，当我站起来时，我无论如何，情形是有一点对我有利的：我的演讲肯定能够得到在场男子中的十分之九的人，和挤在门口的每一个已婚或是未婚女子的同情：
我预料自己的演讲会非常顺利，结果的确非常顺利。
在演讲中，我抓住谢里登将军不久前刚生了双胞胎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事大做文章，力争能令演讲别开生面，旗开得胜。其中仅有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而且即便是万一发生了不幸，这句话也是绝对不能去掉的。
那便是演讲的末一句话。
我对五十年后人口达到两亿时的美国进行了描写。我说在这未来的伟大时代中，那些总统、海军上将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如今都正躺在摇篮里面，分散在这个国家的广袤国土里。
我接着说：“在这时，在美国国旗下的某个地方的摇篮里面，美国军队未来显赫的总司令并没有为将来的威信和责任而发愁，而是正在将他那充满战略思想的心思整个儿放到如何将他的大脚指头伸进自己的嘴巴里这个问题上。这不是对今晚到此的显赫贵宾有什么不敬，只是在说，五十六年前，他正在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到这个上面。”
说到这里，正像我所预料到的，笑声停了下来，只见出现了一片沉默，令人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因为这样说确实有些太过分了。
我等了片刻，让这个沉默蔓延开来，让它深入人心，然后便转过头来对着将军补充道：
“假如说，儿童只不过是人类之父，那么便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对他的成功进行怀疑。”
这句话让全场都放下了心，因为见将军笑得什么似的，他们也便大为兴奋，学着他的样子笑得异常开心。
按照我同韦伯斯特订立的合同，他每年只有两千五百块钱的薪水。他果断地谢绝了将公司部分利润无偿给他的提议，因为他异常谨慎，不喜欢担任何风险。如今，我又一次建议要将公司利润的十分之一送给他，这可不是小数目，明白人都应该看得出来——与此同时合同中的其他细节均保持不变，该付给他的钱照样会付。
可是，韦伯斯特十分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建议：他的年薪应被提高到三千五百元，我们公司自格兰特的书中所获取的百分之十的利润也归他，而由我提供全部的资金，利息为百分之七。
我说，好的，我很满意这个安排。
之后他将他的同伴惠特福德叫了过来，由他起草了合同。我不明白这个合同——任何合同我都不明白——我便请一位有经验的生意人，也就是我的内兄兰登将军来帮我看一看这个合同。他将合同读了一遍，说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于是我们便签了字，盖了印。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合同是单方面获利的，它将从格兰特的书中所获的百分之十的利润以及全部营业利润的百分之十都给了韦伯斯特——但却只字未提有可能遇到的亏损。
将军要出自传的消息像雪片那样传了出去，说格兰特将军将要写回忆录了，而书的出版公司则是查尔斯·勒·韦伯斯特公司。正像我所预料的以及希望看到的那样，这个新闻立刻便在全国引发了轰动，全国人民都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这种心情在全部的报纸上都有所表现。
就在昨天，年轻的韦伯斯特还默默无闻，似乎是个还未出生的婴儿，今天，他便俨然成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美国的每一家报纸都刊登了他的名字，他显然真的成为一个明星了。他还年轻，也具有人类的常情，自然要将自己一时间的名气误解成为声名远播，声望卓著，结果便是帽子必须越戴越高才行。看到年轻人如此爱慕虚荣，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韦伯斯特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搬出了他那相对较为朴素的住处，找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以便能够和他国内最为显赫的出版商这一重要地位相匹配。他的新居位于一座高楼的第三或是第四层，这座高楼正好面对着商界的豪华所在——统一广场。他原来的住处两开间不到，现在的新居却足有整整一个楼层。不过在我看来，韦伯斯特真正需要的不过是一条后街上的一处小房间，能够容得下起锚上锚架的长形滑车就可以了，这间小屋还能够用来做办公室。至于什么储藏室和地下室，他是根本就不需要的，因为那本伟大的回忆录的装订者、印刷者们会为公司将那些纸张和本本保管好的，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负责收取保管以及保险费用，伟大的作品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实际上，格兰特将军的出版者们也无处可逃，推销员、经纪人们肯定会找到他。所以，一个小房间便足够了，差不多全部的业务都能够通讯办理，而通讯又只是同十六位经纪人，而不是同一万名推销员通讯。
不过，我们将门面弄得那么宽敞而又显眼，也倒是不错，这样给人的印象深刻——也就是说，门前没有遮挡，特别开阔。在我看来，这样一个有着浮华外表的地方，非常容易让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上当，然后便将他们吓走。我曾经提过这样的建议，为了不至于将那些潜在客户吓走，韦伯斯特可以在门内注明：“这里不是走索卖艺之处，请进。”
说实话，同韦伯斯特搞挖苦是错误的。这将他的虚荣心严重地伤害了，最为主要的是，他的武器库中，没有任何知识可以作为武器来对别人的挖苦进行反击。我用一个有关于智力的武器，来对这样一个没有丝毫智力武装的人进攻，实在是有损豪侠风度。事实上，我也曾尝试过想要改变一下，但就是改变不了。本来，我应该宽宏大量地对他那样一个头脑一般年轻人的虚荣心进行容忍，但我没有这样做，要知道，有时哪怕是我想原谅自己的虚荣心，也很困难。
再者说，韦伯斯特有一个让我最为愤怒的弱点，因为我自身没有这个弱点。那便是，如果提到一件他不懂的事情，他不但不会说对于这个自己不太熟悉来保护自己，反而会想尽办法去说很多，就怕别人将他的无知看出，连保持沉默这种慎重的态度都不明白。他老是会这些那些地说些什么，好让听者误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他是懂一些的——这种情况其实几乎没有，因为他的无知，就像一张罩住整个地球的大毯子，这张毯子上连一个洞都没有。
一次，有些人在一家生产私人卧铺车的公司内谈起了乔治·艾略特以及她的文字作品。我看出韦伯斯特又想要发议论了。当时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够用来阻止他的办法，如果一块砖头，或者是一本《圣经》，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能用来砸中他的头，将他砸昏过去，从而将他搭救下来，那就好了。不过那样做的话，又实在是引人注目，所以我只好看着他丢人现眼。不出我所料，人家的话音刚刚落下，他便立刻丢了人。他非常得意地说：“因为成见的问题，我从来都没读过他的书。”
在新住处安顿下来前，韦伯斯特便建议将原来的合同取消，去改签一个新合同。这样很好，我便照办了。对于这所谓的新合同，大概我从来都没有认真看过。也许我稀里糊涂地便签了字，从那之后，便再也不去理会这件事了。后来我才知道，按照头一个合同，韦伯斯特是由我出钱雇佣的佣人；而按照新合同，我反而成了他的奴隶，不给薪水，彻彻底底的奴隶。
我掌握着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公司全部的资金由我提供，所有风险也由我来承担，未来可能产生的所有损失都由我负责，但韦伯斯特却是公司的唯一一个主人。这个新情况，再加上我爱挖苦人的坏脾气，令整个儿气氛都变了，大家相处起来也特别尴尬。我不仅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唯我独尊，发号施令了，甚至连可能被接受的主张都很难提出了，我简直成了一个局外人，一个傀儡。
格兰特将军身体有病，但写起回忆录来，便会像负了伤的战士重返战场那样，斗志再次被激起，激情又一次焕发，意志决定他的体能，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人，并且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在那个走索卖艺般的屋子内，韦伯斯特终于登上了至尊的宝座，他如愿以偿了。他自美国的十六个地方召集到了十六个经纪人来签合同。他们都来了，韦伯斯特就像在西奈山上那样向他们颁发了律令。他们耐着性子，没发脾气，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他们提供出了需要的债券，接下来他们又签订了合同，欢欢喜喜地走了。按照通常的情况，他们会对年轻人的那份傲慢表示不满的，但这回的事情却非同一般，对于每个经纪人来说，这份合同能值好几千块钱，这点他们是清楚的，而这就足以让他们自动压下他们的怨恨之心了。
惠特福德也在场，他一直都在韦伯斯特身边待命，出谋划策，这是因为韦伯斯特如果没有法律方面的参谋就不敢做任何事。如今他所需要的任何法律方面的参考意见，是都能够听到的，因为他已经将惠特福德常年雇佣了。他每年付给他一万块钱，这钱是由我付的。
自然惠特福德也的确值点儿钱——二百分之一的钱。这是他头一次能够赚到数目还可以说得出口的钱，于是他也便接受了，心满意足的。“数目还可以说得出口”这话是多余的，确切一点说，惠特福德从没有赚到过什么钱，惠特福德注定永远都不会赚到什么钱。这一万块钱，或者是这个数目的几分之几，都没有花费力气便赚来了。有两件事情，他的做法令公司在经济方面遭受了损失，至于其他的工作，那都无关紧要，只要是管账的便全都会做。
也许在此时此地对韦伯斯特进行咒骂并不合适，不过咒骂却是必需的，这份责任我无可推卸。让我们继续讲吧，在这本对历史进行记载的书上，我不是要向任何人表示什么恶意，我已经死了，不再是个活人了，这一点我希望能向读者们说清楚。
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便会依照通常的那套来写自传。自然，我还会对韦伯斯特心存怨恨，就如同此时此刻我的态度一样——虽然我死了——但我却不会如实地、自由地将它说出来，而是会尝试着掩盖：试图欺骗读者而又一直无法欺骗成功。他们会读到我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怀恨心情，所以便会不赞同我，不过如果我将自己的怀恨心情原原本本地表达出来的话，那就又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了。
我自坟墓里向外面说话的唯一原因，便是为了有时候能一一讲出心里的话，而不是要将那些高兴或是悲伤的事一个个全部收藏起来，只留给自己享用。我自坟墓里向外面说话，能够说得比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更加坦白一些，因为他们不会有死的体验，不管他们是如何想要也不行，而我却可以做到。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假死，不过对于我来说，那却不是假装。
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凭借一种可以说得过去的方式体会到，在坟墓里对他们进行代表的，是有知觉的实体，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对别人进行议论，是个能够感觉到羞耻的实体，是个不愿一五一十说实话的实体，这是因为他们还相信灵魂不灭。他们觉得，死亡只不过是睡上一觉，之后便会很快醒来。他们的灵魂能够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正在有什么事情发生，会对他们所爱的以及不爱的生者的快乐和忧愁继续表示关注。
但我却早已将所谓的灵魂不灭的信念抛掉了——甚至对于这个说法本身，也早已丝毫不感兴趣了。如今我能够将我活着时所不能说的话全部说出来——能将那些令人听了感到震惊的事，也就是我活着时所不能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在那时我自己不会感受到那种震惊，所以就必然会令自己免于遭受那种痛苦。
当我们相信灵魂不灭时，我们总是有个理由的，倒不是有什么真凭实据，或是以貌似有理有据的事来作为原因，因为这些我们都不具有。我们之所以愿意对这种梦幻表示相信，原因还在于，因为我们不明白的某些缘故，我们的内心深处老是希望灵魂不灭。
但是我倒并不具有这种希望。这样漫长的今生为我所经历，已经足够了；至于来生，那便又是另一次实验了，但我想还不是同这一次的一模一样，换汤不换药罢了，对于来生，我并没抱有多大希望。如果我能够幸免，不用参加这另一次的大试验，那就真的是谢天谢地了。
对于我来说，毁灭并不可怕，这是因为我早在出生之前便已经做过试验了——那大约是在一亿年之前——而且在今生的这个时刻，我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在一亿年当中所经历的全部痛苦的总和还要厉害。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另外还有一种太平、宁静，一种无愁无恼、无忧无虑、无失落也无困惑的境界，一种一亿年才有的节日的欣喜以及满足之情。我对此无限地向往和渴望，希望只要机会一到，便能够再享受一次。
能够理解的是，当我自坟墓中向世人说这话时，并不是作为一个有感觉的实体在说，也不是作为一个灵魂在说。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虚无，是空洞，是浑浑噩噩，既没感觉也没意识，更不清楚正在说些什么，或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说话。所以我便能够老实、随便地讲讲，这是因为没有办法知道是在引起何种痛苦、不安或是冒犯。
我毫无拘束地谈到了韦伯斯特，因为我预期自己将来的编辑们会具备充分的判断力以及充分的慈悲心肠，将本书早些版本中的那些章节全部不予发表，在今后的一个个版本中也是这样，直到那些可能因此而感到痛苦的人都安息在坟墓中的那一天。但在这之后，还是要印出来的，这就是我的愿望。到那时，日子已经离得很远了，再也不会对其他什么人造成任何伤害了。
在美国的历史上，只有唯一的一个军官拥有这样一个最为崇高、庄严，并且只用一个词便可以描述的称号：“将军。”但也可能是两个军官享有这项殊荣，我有些记不清了。自美国独立革命直到南北战争的这段漫长岁月里，还没有什么人拥有过这样的称号，这个职称的性质相当特殊，它不属于我们的军衔授予范围。而只不过是根据国会所通过的法案，以及法案中特别提起的名字才可以授予的，是不能被继承的，也不能由提升而取得。
这个称号授予了格兰特将军。不过他却将这个称号放弃了，他做了总统。如今他生命垂危，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齐声哀悼——只要是他愿意将自己的某些希望表达出来，人们是什么都愿意给他的，以借此来将全国人民对他的感谢表达出来。他的朋友们都清楚，在内心深处，他是希望以将军的身份死去的。在阿瑟先生任期将满的最后一天，在国会开会的最后一天，在即将结束时，关于授予格兰特将军称号这一法案被提了出来。
时间非常紧迫，提议者派人急急忙忙赶往白宫，阿瑟先生也急急忙忙赶到了国会大厦，只见气氛激奋而又紧张。这件热心的事毕竟来得有些太迟。在法案投票声中，国会任期满了，不，实际上已经满了——亏得有个细心人将时钟回拨了半个小时，法案才顺利地通过了，阿瑟先生立刻签署了文件，并且最终派上了用场。
这个消息立刻通过电报通知给了格兰特将军。当这份电报被交到他手上时，我同其他几个人全都在场，每张脸上都流露出兴奋和激动——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便是格兰特将军自己。他读过那份电报之后，铁一般的面容依旧那么威严，丝毫没有欣喜的表情。我相信，他的感情激动的深度，要深过全部在场人的总和，但是他能将自己控制住，不表现出来。
这本来就是他性格中的特点之一。在一次比较重要且又值得纪念的场合上，我曾亲眼见识到了格兰特将军掩饰自己激动情绪的本领有多高。那是1879年，在芝加哥，他环球旅行凯旋之后，由芝加哥各界人士和受过他指挥的第一军——田纳西军——共同欢宴三天。在一座剧院的舞台下面，剧院里挤满了属于这个军的活着的英雄们和他们的夫人，那时候我的座位正好和他的座位非常靠近。
当在内战中声名显赫的那些将军们陪着格兰特将军走向前面来就座时，全场立刻起立鼓掌，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那声音持续了足有两三分钟之久。在这样的场景下，台上的军人没有一个不被此深深感动的，只是除了那个被欢迎的格兰特，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然后颂词便开始了。那时候，谢尔曼和谢里登都在场，谢菲尔德、洛根和半打的军界著名人物也都在场。演说家们一直将种种光荣倾泻到格兰特身上，就像尼亚加拉瀑布那样。他们总是走过来，站到他身边，近距离地将荣誉的尼亚加拉瀑布自上而下地向他身上倾倒。但是他仍旧无动于衷，似乎是一尊铜像，岿然不动。每个演说者总是逐个地从格兰特谈到谢尔曼，之后再谈到谢里登和其他一些人，他们总是向他们身上倾倒一桶桶炽热的颂扬之词。
我们清楚，在这种场合，似乎总是演讲人将一团团火倒往别人的身上，那些赞美之词就像是某种特殊的武器令人猝不及防，但牺牲者却总是在烈焰中进行辗转挣扎。在三英里之外，我用小望远镜，正好能够望得见谁成了牺牲者。在烈焰一般的颂扬声中，很显然，没有谁能够坐得住，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只有格兰特除外。
每隔十五分钟，便会有尼亚加拉瀑布般的颂词向他身上倾泻，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之久。不过一直到这场考验结束，他还是保持着开始就座时的姿势，不管是手、脚、头还是身体上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从来没有移动过。亲眼见到一个人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一直一动不动地坐着，坚如磐石，心若止水，也没有什么激烈的言辞能够打动他，也没有谁能令他为之动容，这简直是一件令人非常惊奇的事。一个人在如此可怕的迫害之下，能够连续两个半小时坐在那里不动，可真是了不起，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的。
他们将校样或是修改稿送到格兰特将军手中时，也顺便送给了我一份，这格兰特是知道的。我有时也偶尔会翻翻校样，但却没有看具体的内容。后来，格兰特将军家里有个人告诉我说，将军对我从来都没有对回忆录的文笔发表过意见而感到颇为不安与失望，还说，我只要说一句鼓励的话，都将会对他的写作产生很大的帮助。
我感到非常诧异，就像看到哥伦布的厨师在指导哥伦布应该怎样航行而感到大为诧异那样。我无法预料，别人的帮助以及鼓励能对格兰特将军要做好的事情起什么作用。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很谦逊的人，当他试着做一个新行当时，正如新船员在陌生的海上行驶，需要听到鼓励的话语，就如同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他居然想听一下我的意见，将军期盼着听到我的意见，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敬重，于是一有机会我便将谈话巧妙地引向这个方面，既提出了意见，又不至于显出扯着耳朵朝里灌的样子。
有一次，我偶然将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同恺撒的《纪事》作了比较，从而令自己有条件来作出判断。我诚恳地说，两本书都有非常大的特点——明晰、朴素、直率、诚实，不装腔作势，对于朋友、敌人的评价都非常公正，具有战士所应有的满腔热忱与朴实无华。我认为两本书的水平不相上下，至今我都还是这个意见。后来我得知，对于我的这个判断，格兰特将军感到非常高兴。这就表明他正如其人，是一个具有人性的人，是一个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对于赞扬的话总是非常看重，即便说的人有没有资格这么说还有待研究。
虽说格兰特将军的病情越来越重，但他仍旧笔耕不辍，顽强地坚持着写了下去，直到后来整本书大功告成。那个时候，他被送往了麦克格雷戈尔山，生命危在旦夕。再到后来，他便已经说不出话了，需要说话时，就用笔将要说的内容写到小纸条上。
在他临终时，有一次我去他那里看他，他用笔将想对我说的话写了下来，很明显是非常担心地问我：他的书是否能够对他的家庭有些帮助。
我说，推销工作目前正在大力进行着，一切工作全都处于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咨询的、征订的、寄钱过来的，正在络绎不绝地不断涌入。如今推销运动的一半还都没有完成——如果等到全部都被完成，他的家里至少能够收进二十万元。他听了之后，流露出特别欣慰的神态，用笔写出了感激之情。
我进屋时，看见南军将军巴克纳正在准备离开。他和格兰特是西点军校的同窗，那大概是1840年的事情，而稍迟的某个时候，他们又共同参加了墨西哥战役。在那次战争之后，格兰特（当时属于正规军中的一名上尉）奉命前往俄勒冈任军职，但是不久他便辞职来到了东部。在纽约的时候他身无分文，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巴克纳，并从他手里借了五十块钱。1862年的2月，巴克纳负责对多纳尔森要塞的南军进行指挥，而正是格兰特率军将要塞攻占了下来，俘虏了一万五千人。在这之后，这两个军人就没有再见过面，直到二十三年之后，在麦克格雷戈尔山那天。
当时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在场，于是大家便说笑开了，有些话是用来取笑巴克纳的。
巴克纳将军在最后说道：“我特别钦佩格兰特，而这种钦佩是要追溯到我们还是士官生涯的那个时代。他同我的任何熟人一样，具有非常多的优点和品德，不过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便是，在借钱方面他简直不可救药。他借钱时，只知道一个限度——只要你有的他都要借过去。在我穷时，他从我这里借走了五十块钱，在我好不容易才富起来时，他又找到我借了一万五千元。”
格兰特将军在7月23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在麦克格雷戈尔山逝世的。九月或是十月时，他的回忆录正式交付印刷，我们制作了几个版子，分发给几家大的印刷厂承印，大批的蒸汽印刷机都在连夜赶印这本书，几个大型装订厂也在忙着装订。书为两卷本，那种大的八开本在市面上要卖九块钱一本，精装的更贵些，还特别制作出了两千套定价为二十五块的木纹小牛皮精装本。
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在12月10日公开发行了，结果没有超出我的预料，之前我曾经向格兰特将军说过，他的书会销六十万册，结果真是这样。一开始我们便卖了二十万套。付给格兰特夫人的首张支票为二十万元整，几个月后产生的第二张支票为五万元整，至于后来的那部分支票有多少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在我看来，付给格兰特夫人的总数差不多在五十万块左右。
这个时候也正是韦伯斯特万分得意的时候，当他还是小商人，默默无闻时，他的帽子号码为六又四分之一，到了后来他开始得意时，他的脑袋甚至连一只桶都套不进了。他喜欢对这本书的奇迹进行滔滔不绝的叙说；他喜欢对统计数字进行列举；他喜欢说书皮上的烫金字是用了十三英里长的金箔印成的；他喜欢讲三十万套书相当于多少吨。
当然，捎带着，他的老毛病便又犯了：韦伯斯特觉得正是他将书推销出去的。他认为，虽然和格兰特将军的巨大名声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书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韦伯斯特的这些匪夷所思的妄想都能够说明这一点，那便是，他只不过是个平常人，只不过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出版商人。
要清楚，全部出版商都是哥伦布，那些成功的作家就是他们的新大陆，与此同时他们也同哥伦布一样——并没能够发现他们希望发现的东西，至少没有发现他们在出发时希望发现的东西。不过，他们都对此视若无睹，丝毫都不为此感到烦心，他们唯一记得的便是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的这个壮举。他们忘记了，在他们出发时，是怀揣着能够发现印度的某片土地或是印度的某个角落这一梦想的。
早先在对经纪人进行挑选时，韦伯斯特曾挑中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一个人来担任西部经纪人。那个人过去做过牧师，是一个职业的福音传教士，是上帝有鉴于衣阿华州所犯过这样或是那样的罪孽，才将他特意安顿到衣阿华州的。全部经纪人的其他候选人都凭借自己的种种亲身经历对韦伯斯特进行警告，让他千万不能去沾他的边。他们对他说，不管是惠特福德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他们怎么聪明，都敌不过这位福音传教士与生俱来的偷盗本性。
不过他们的好心劝说很明显是无效的，韦伯斯特还是坚持己见挑选他做了经纪人。我们后来将书给了他，果然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兴旺，他在这次格兰特回忆录的买卖当中，总共赚取了三万六千块钱，不过最后韦伯斯特连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格兰特夫人能自这本书中获益五十万块钱，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值得惊奇的事，这本书并没有将她害得负债累累倒是一个天大的奇迹。我们只有一个韦伯斯特对于她来说是幸运的。在这之后，我没有再找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来管理公司，那是我不应该有的疏忽。
尽管有万分的不愿意，但是，为了将整个事件完整地叙述一遍，还是让我写完这个令人痛苦的故事吧。
一直以来，一件事情总是在日日夜夜地对韦伯斯特的心灵进行着侵蚀与毒害，那便是这越来越让他感到烦闷的状况：他，查尔斯·韦伯斯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伟大的出版商——简直能够说是美国出版商中最为伟大的一个——虽然在任何的正式文件上我都从没有作为公司成员出现过，但在公众的心目中，却总是认为只有我才是这家公司的实体，韦伯斯特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影子罢了。
这件事情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凡是有什么书想要出版的时候，别人总是会先找到我，而不是韦伯斯特。我连续接到了几本好书，但是韦伯斯特——居然拒绝了这些到手的香馍馍，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主人，才是能够决定一切的领导者。但是，如果有人带着书来找他，将他奉承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便会看都不看就将书接下来，问题是，他从来都找不到一本能够站得住脚的书。
乔·杰斐逊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将自己的自传写好了，希望能由我们公司来出版，我自然是一口就答应下来，接受了那本书。接下来，我将他的自传拿给了韦伯斯特，要他好好安排一下事情。韦伯斯特没有直接拒绝这本书，但他采取了迂回战术，对书稿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丝毫都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到心上。
他联系、接受并出版了两三本关于内战方面的书，但是没有赚到什么钱。除此之外，他还接受了另外一本书，为此他将经纪合同分别寄了出去，对价钱做了规定（市面上的价格为每本三块五毛），还同意将提前两三个月将书印好。
有一次我去纽约，顺便进到了公司里面，要求看看书，我问韦伯斯特这本书有多少万字的时候，他居然说不知道，我只好让他粗略地估算一下字数，他估算了一下告诉了我。我被吓了一跳，说道：“字数同书价以及大小简直是太不相称了，估计差距有五分之四吧，非要垫上一块砖头才可以，要不我们干脆办一个砖厂得了，并且立刻就办，因为自己造的砖总要比在市面上买的便宜得多。”
可能是这句讽刺的话将他惹得怒火中烧、歇斯底里了。这样的几句话，这样一桩小事，竟然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简直是令人震惊和感叹！而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韦伯斯特确实是我所见过的最敏感的人，他生来便有这种气质，通常拥有这种气质的人都比较智慧，但他却是例外。
在他手上有几本没什么价值的书。他非常欢喜地接下了，因为这些书是别人直接推荐给他的，而没有向我推荐过。我发现，这些书他一本都没有读过，看都没看一眼便接了下来，就连这些书中有多少个字他都不知道。韦伯斯特作为经纪人算是比较称职，但对于出版行业本身，他确实是一窍不通，对于和这方面有关的事，他没有任何天赋，丝毫都学不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已经同意宣告复活亨利·沃德·比彻所写的《耶稣的一生》，我倒是建议他应该尝试着去做有关于拉扎勒斯的著作，因为这一度曾被试验过，我们有将它做好的把握。但这便再一次将他触怒了，显然，他是个最为敏感的人，生性的确是如此。
当时，比彻先生的经济情况不佳，他便预付给了比彻五千块钱的版税，由比彻先生将原书修订好，在我看来，还不如说是将书继续写完。我能够看出，他先将两卷中的第一卷发表了，但后来却发生了要命的丑闻，令出版计划遭受到了破坏。在我看来，第二卷还没有开始写哩，目前比彻先生正在着手进行第二卷的写作，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写不成，他就要将钱退回来，果然，后来他没有写成，钱也最终被退回了。
韦伯斯特做得最为过分的一件事，便是尽可能地将我的一本《亚瑟王宫廷里的康涅狄格美国佬》扣住不发，后来终于悄悄地印了出来，害得我的那些读者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最终弄明白了我到底有没有写过这样的一本书。豪厄尔斯同我共同汇编的《幽默丛书》也被他扣下了，并且扣得特别久，后来印时他仍旧那样偷偷摸摸的，直到今日，我都还很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谁知道有这样一本书。
威廉·姆·拉芬对我说，巴尔的摩的沃尔特斯准备弄一本包装精美的书，将他所收藏的珍品以插图的形式来做细致的介绍，还说他准备从巴黎请最优秀的画家来作插图，并且书由他亲自来负责，使之能够完全同他的艺术风格相符。同时，为此他准备花费二十五万块。他希望发行时能够将价钱定得高些——书本包装非常华美，书价也相应的贵一些。至于书所带来的收入，他决定不要一分，出版商只是负责发行以及收取全部的利润，别无他事。
拉芬说：“马克，就此，你可以发一笔财，没有任何麻烦，也用不着冒任何风险，并且不需要什么开支。”
我说我准备将韦伯斯特派去巴尔的摩。我看准了这次好机会，试图将这件事情搞好，但却始终没有做成功，这是因为韦伯斯特连碰都不碰这件事，就好像跟钱有仇似的。假如沃尔特斯想要出版的是本平庸的书的话，其实他只需要同韦伯斯特说一下就行了，韦伯斯特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内赶往巴尔的摩亲自处理这件事，一切都会被弄得妥帖顺利的。但沃尔特斯先生选错了人，要清楚，我们的韦伯斯特虽然才能不足，但傲慢却是有余的。
韦伯斯特的脑神经痛得非常厉害。他服用了德国新出产的一种叫做非那西汀的药物来止痛。对于服用此类药物的剂量医生是有规定的，但韦伯斯特却有办法大量搞到。我们这种制度自由的国家里，只要肯花钱，不管是谁，就都能自己毒害自己。这个药，他服用的次数越来越多，剂量也越来越大，实际上，药物已经将他麻醉了，将他弄得就像在梦中一般。平常他不上班了，只是隔一天来一次。他一来，就肯定要对自己的权威进行行使，令营业遭殃。像他的这种情况，其实他也无法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总要想个办法出来才好。据惠特福德说，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将这一危险因素去掉，除非出钱令韦伯斯特将那个职位放弃。不过这事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对于应该属于他的钱，韦伯斯特总是赶快收下。至于我的书款——那十万块钱，已经早就被他浪费掉了。生意已经被做得快要断了气，所有生意都不值一块半钱。那样的话，用股金的十分之一来计算，我要付多少钱才算是公道呢，经过反复的磋商和通信商量，从其他的什么人那里透出来一个口风，说韦伯斯特愿意用一万两千元钱来凑合了结，离开公司。于是我便开了支票。
我让韦伯斯特的一个可怜的候补者在一段时间内担任了经理，他是个年轻人，叫做弗雷德里克·杰·霍尔，也是一个邓科克人，我们的所有人才全部来自那里的种马场。可怜的霍尔用心很好，但他根本就不称职，他凭借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和敢作敢为，发狠似的干了一阵，但却有一项障碍早晚会导致他的失败。这个可怕的障碍是这样的：
几年之前，诗人斯特德曼搞了一个叫做《美国文学丛书》的集子——为九卷或是十卷的八开本，一个辛辛那提州的出版商看好这个选题，曾经试图将这个买卖搞成功，但结果却是这套书吃光了那个出版商本人和他全家的钱。假如斯特德曼让我出这本书，我便会说：“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靠征订和分批的办法出书的话，版税则无法超过百分之四，但在事实上，不管版税是多少，我们都会被它弄垮，因为像这样的书，需要几十万的现款来作为资金，但我们却连十万元都没有。”
不过斯特德曼非常明智，并没有将书拿来找我，而是去找了韦伯斯特。顿时，韦伯斯特认为自己非常有面子，心里感到特别高兴，也便立即接受了这本书，版税为百分之八，从而保证了查尔斯·勒·韦伯斯特公司的慢性自杀。实际上，因为背上了这个要人命的沉重包袱，我们足足挣扎了两三年。在韦伯斯特之后，可怜的小霍尔也被拖了进去，不得不前往惠特福德任董事的一家银行借钱，凭借我做担保的期票去借钱，动不动就要求延期偿还。
这些期票被不时地寄往意大利，要求我延长偿还期限，我看都不看便签字将它寄回美国。到了后来，我发现借款的数目又增加了，但事先却没有谁告诉过我，也没有得到过我的同意，于是我便开始发怒了。为此我写信给霍尔，说自己需要一份和营业情况有关的详细报告。
当我收到下一批邮件的时候，我也同样收到了霍尔寄过来的详细报告，根据报告所说的，企业的资产同负债相抵，还盈余九万两千元。看到了这样的数据，我终于觉得好受了一些。但是却还不是能够好受些的时机，因为那份报告应该倒过来去读。不久之后，可怜的霍尔便来信说，需要更多的钱，并且立刻需要，否则的话，公司就要垮了。
于是我便第一时间前往了纽约。我将靠笔杆赚得的两万四千块钱倒入了钱柜，我看了看四周，看从哪里能够借到钱，但却没有发现一处，那正是1893年，发生可怕的经济危机的年代。我赶往哈特福德去贷款——但却没有借到一分钱。我提出，将我们的房子、地皮以及家具做个抵押，以便借到一小笔款子，我的房产价值为十六万七千元，用它来抵押，借笔小款应该够了吧。亨利·鲁宾逊却说：“克莱门斯，我告诉你吧，凭借你这份产业做抵押，你连三千块钱都借不到。”好吧，我清楚了，如果这样的话，即便是凭着一篮子的政府公债，我也无法借到一分钱。
韦伯斯特公司倒闭了，彻底地。公司大约欠我六万块钱，是和我借的钱，也欠克莱门斯夫人六万五千元，是向她借的钱，除此之外，还欠九十六位债权人差不多平均每人一千块钱的样子。经济恐慌一来，我妻子便没有了任何收入，我的书的收益也不再有了，在银行里，我们只有九千元钱的存款，因此我们没有分文用来偿还韦伯斯特公司的那些债权人。亨利·鲁宾逊说：“将韦伯斯特公司的所有东西全都交给债权人，让他们同意用这些东西来清偿欠债吧。他们会同意的，你看好了，他们会同意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债务不该由你个人负责，而是应该由公司来负责。”
对于凭借这种办法来摆脱困境，我并没有多加考虑，我同克莱门斯夫人说时，她更是连听都不肯听。她说：“这房子是我的，应该还给债权人。你的书则是你的财产——你应该将书也交给债权人。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尽量偿还债务，能多还些就要多还些，只要你的人还在，就能够再干起来，将余下的欠款赚回来并且还清它。不用怕，欠下的每一块钱，我们到时会偿还它一百分。”这一段预言说得非常有道理。正在这时，罗杰斯先生站了出来，用尽一切办法来对那些债权人进行规劝。他说，他们一定不会要克莱门斯太太的房子——他们说她应是优先债权人，韦伯斯特公司的六万五千块钱的期票，那笔借自她手的钱，应该放弃。接下来他又说，他们不会要我的书，我的书并不是韦伯斯特公司的资产，但是对于那些韦伯斯特公司的东西，他们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他还说我借给公司的那六万块钱应该一笔勾销，当前我的任务便是竭尽自己所能地来赚钱偿还韦伯斯特公司剩余的债务，如果可能的话，每块钱应偿还一百分，但绝对不能将这当成诺言来看待。
到如今，这么多年来一直同我亲密友善的罗杰斯先生已经逝世好几个月了（写于1909年），但是如果让我用适当的语言来将对他的感情以及评价表达出来，我仍旧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不知该从何说起，这是因为他的离开同我们太近了些，他的精神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也太强烈了些，至今我仍旧没有走出他在世时的那种感觉。
经过这一生的经验和教训，我懂得了自己平生最容易上那些小气鬼和冒险家的当。这种人通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到我身边来，对我撒谎，将我狠狠地掠夺一把，然后便溜了。紧接着另一个又来了，做着同前一个骗子一样的勾当，唯一有所不同的便是，他没有得到那么多，只是将前一个剩下的东西又都刮去了。
记得六年前，我正是掉进了这样一个人的圈套中，而那个时候是罗杰斯先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搭救了。我们相遇时互相还是陌生人，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分手时，彼此却已是朋友了。我们的会见纯属偶然，是两个人都没预料到的，但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值得怀念的，是我交上了好运。
那次他搭救了我，并且后来又第二次拉了我一下——那是一两年之后——第二个人比第一个还要狠。罗杰斯在默默地做这些好事对我进行帮助时，非常注意方式与分寸，既没有损害我的自信心，又没有挫伤我的自尊心。对啊，他一直都是将事情做得这么艺术，就像是我自己做的那样。他从来都没有留下过一丁点儿痕迹，从来都没有给予过丝毫的暗示，也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透露一些有恩于我的意思的话。
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如此伟大过，更是从没见过像他这么伟大的人。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达到过这种水平，这种高尚的境界，我相信，在属于人类的品质当中，这是最崇高的。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当你两手空空时，人家只会对你不理不睬。无论买什么东西，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都要比别人多出百分之五十，受到五百的恩惠，就必须付出一千元的价钱。实际上，当我们受到恩惠的时候，也便负了一笔债，通常这笔债是越积越高，似乎遭到了敲诈勒索一般，你越付，债便越高。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别人给你的好处只不过是害了你，而这时候你会但愿从来都没有过这回事。
你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就会像若干年前我一个朋友的朋友w先生的处境那样。那个人既有钱，心又好，还有眼力，而他妻子的那条性命则是被一家杂货店的年轻人给搭救的。一天，她骑的马突然间狂奔起来，幸好那个小伙子拖住了马。她的丈夫自然万分感激，感激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感激得情愿用一切的行为来进行报答。他认为感激是一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绪，但他却并不知道这个感激是有价的，并且这个价钱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慢慢懂得了。然后他向杂货店的那个年轻人说道：“这五百块钱你拿去吧，从此你走你自己的路，你以及你们这一伙人驮在我的背上已经整整三年啦！如果还有一个人救下我老婆的这条命的话，他则需得买个棺材，留给他自己用。”
罗杰斯先生非常伟大。从没有人否定过对他这个人的评价。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伟大——这些“很多方面”也有其他伟大的人，他并不是唯一的，但是在我所说的特性方面，他确实是伟大的、独特的，几乎是独一无二、无可匹敌的。如果能够给予性格崇高的人一枚勋章的话，我看毫无疑问地，他应该被授予嘉德以及金羊毛勋章。
但是，我要向那些对他并不熟悉的人说明的是他的心地，是他那独一无二、善良宽宏的好心肠。
九十年代初期，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彻底垮掉的时候，负债足足超过总资产的百分之六十六。在道义上我对此负有责任，虽然不是法律上的责任。那个时候，经济恐慌正闹得凶，四处都有企业在倒闭，那些债权人纷纷对资产进行瓜分——有多少便分多少，其余的另当别论。同行业的老友对我说：“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这是生意，将资产交给债权人，这样便了结了，人家别处有些债权人连百分之三十三都捞不回呢！”
罗杰斯先生自然是个生意人——这一点无论谁都不用怀疑。只要是那些仅靠铅印报告来对他进行了解的人，肯定会认为对于这件事，他要采取同上面那些劝说者相同的态度，但是他们错了。虽说罗杰斯先生是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但他却站在我与我的妻子这边，他是唯一能够将形势看清的人，他看出了这次的事和类似的情况具有不同之处。
他给了我们一些自己的建议，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生意有生意的规矩、习惯和法则，那是正确的，但文人的名誉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假如一定要进行选择的话，他能够忍受在钱的方面穷一些，但在品德方面却不能差了分毫，所以你必须一分一毫地赚回来，将欠债还清。
我的侄子，也就是故去的塞缪尔·伊·莫菲特——本身也是个文人——他也这么看，他认为这事非常自然。此时此刻，我提到他，只不过是为了将他那句已经传遍全球的名言回忆一下：“荣誉不是法令所能管得到的事情。”
事情便这样定了下来。我不能一直闲散下去了，必须振作精神，东山再起，再次干起来。我必须写出一本接一本的书来，我必须重新返回讲坛去。我的妻子鼓励我说四年中我便能够将所背的债还清。而罗杰斯先生则更为谨慎、保守些，也更加大方。他说，我希望多少年便是多少年——开始的话，不妨是七年。他这是在说笑话，如果他不开玩笑的话，那便是睡着了。我在私下里想，其实他所说的七年，可能会比克莱门斯夫人所说的四年要更切合实际一些。
我向来都对自己的复出充满信心，不过有一天，我却被吓了一跳——这一次可将我吓得非常不轻。那天，我在无意中听到了罗杰斯先生以及两个有经验的实干家的简短对话：
头一位实干家：“今年克莱门斯有多大啊？”
罗杰斯先生：“五十八岁。”
头一位实干家：“一个五十八岁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是再也起不来了。”
第二位实干家：“你不妨说成是百分之九十八，那样会更加正确些。”
原来生活竟是如此残酷！原来我不被人看好竟是如此地有理由！
好多天以来，他们这些真实的对话都一直在我心中回荡，激起了种种令我感到不安的凶兆，任我怎么排解都排解不开。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像我这样的情况，能够说是没有什么排解的余地了。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议论的那样，一个58岁的人，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失败了便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我还能拥有百分之九十九和百分之百的运气吗？
然而，这种焦虑而又忧郁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过去了。因为在克莱门斯夫人了解了我的烦恼之后，便拿起她经常备在手边的笔和纸，非常清楚地、令人信服地将我们在四年中多能够预料到的进款算了出来，算清了结局会是多么的顺利。我可以看清楚，她是正确的。确确实实，她一直都是对的。不管是论远见，还是论智慧，论盘算的准确，还是论将问题看得全面，在我所认识的人中，除去罗杰斯先生之外，便没有任何人能够赶得上我的妻子。
为了给自己的全球旅行演讲做细致的安排以及事先的约定，我必然要花去不少的时间与精力来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但是后来这费劲的事情终于搞好了。于是我们在1895年7月中旬出发，开始实施为期一年的计划。
与此同时，同债权人有关的事，则交由罗杰斯先生做主进行安排——从一开始，我们便是这样安排的。公司总共有九十六个债主，他经常会见到他们，同他们一起进行讨论、争辩，可就是从来都不吵架。克莱门斯夫人要将哈特福德给她造的房子，那座归她所有的房子，转交给债权人，但是他不允许；我又要将我的版税收入给他们，他同样不允许。在韦伯斯特公司垂死的时光里，克莱门斯夫人借了六万五千块钱期票给它，希望能够救它一命，目前罗杰斯先生坚持让她作为优先债权人，将版税归她所有，用来偿还期票。他坚持不让步，终于，债主们也接受了。
除了让我不要放弃版权的事之外，罗杰斯先生还对这两件日后对我产生意义重大的事情进行了坚持：当前债权人必须要以韦伯斯特目前所拥有的资产为限；债权人必须要给我时间，以便想办法来对公司其余的债务进行偿还。他将他们说服了，他将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他的态度、声调、口吻，以及他的眼睛所流露出来的好心与诚意，都自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独特魅力，足以让每个有头脑的人为之心服。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九十六个债权人当中仅有三四个主张对我采取苛刻的方法，并坚决不肯让步。其他的人都说不妨让我自便，慢慢来，他们还表示，绝不会对我进行阻挠，也不会对我进行起诉。他们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算数的。至于对另外那三四个人的敌意，我则是从来都没有进行过抱怨，除了在我的《自传》当中。但即使是在这里，我也从来都没有怨恨过他们，对他们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说得有些直率罢了。我绝对不可能伤害他们，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本书出版之前，他们便已经会到地狱报到去了。
现在，我必须要说，罗杰斯先生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啊！当为了我的版权的事情，他不屈不挠地斗争，坚决捍卫我们一家的权益时，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他将这件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他一直在强调，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资产，但我却并没有将它们的价值看清，我说这压根就算不上什么资产，甚至即便我心里一百个愿意，版权也不太可能送得出去。他说，你要耐心，再等一等，等经济恐慌缓和过来，生意也复苏起来时，你便会懂得这些版权会比先前更值钱。
这是他的见解——一位金融家的见解，一位对金融界非常熟悉的人士的看法，一位同铁路、银行、汽油、铜、钢、电报等关系很深，也很熟悉的一位资本家的见解。但是，在我看来，关于书籍，他能懂什么呢？如果他对版权价值的观点同有经验的老出版商的观点出现了矛盾，那还会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实际上，他的看法的确是无比睿智的。韦伯斯特公司垮台后，我的书便有七本抛到了我的手里，当时我请三位一流的出版商收进，但他们都不要。如果罗杰斯先生任凭克莱门斯夫人与我的主张实行的话，那么版权便早就给了出版商了。
对于他的种种好心以及大力帮助，我始终都感激不尽，而尤其感激的便是他帮我保住了我的版权——这件事可真是将我和我的全家都搭救了，这令我们不至于贫困，也保证了我们能够长时期地过上这样舒适而又称心的生活。
当由于职业以及平时训练的关系，那些利欲熏心而又鼠目寸光的出版商们，注定瞎了眼，对我的作品看不出丝毫价值时，为什么偏偏他能够看到未来，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呢？这只不过是他心灵所有的奇异之处中的一例罢了，对他熟悉的人还能够举出非常多的事例来。
和金融方面有关的事，我从来都没能为他指点些什么，尽管我也曾经努力尝试过，但却丝毫都不能将他打动。只有一次，事情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事情是这样的，美孚石油公司发出通告分红，照例引起了一股怒潮。这一次，它通告的一亿元资本中百分之四十或是百分之五十分红，这照例又引发了一场风暴。对于局外公众来说，百分之四十或是五十的分红只意味着一件事——这个托拉斯巨人穷凶极恶地从孤苦伶仃的老百姓身上榨取了一笔很大的利润。事实并不是它所宣布的那样，那托拉斯巨人只不过是取出了实际投资总额中的百分之五或是百分之六，而投资总额要高出一亿元八倍或是十倍。
按照我这种金融外行人的看法，我主张增加名义资本到十亿元，这样的话第二年的分红便能够跌到百分之四或是百分之五，同年的利润能够照样不变，而那些通常的风暴就不至于发生了。假如我的记忆没错的话，我记得他提出反对意见说，税收增加十倍有些过重了。
我回答道，自他那想要掩盖但又掩盖不住的狂喜眼神来看，我知道他觉得我的主张非常有价值，他自己也在对摆脱支付佣金的某些似乎可行的办法进行设想。我经常自告奋勇地为他提一些关于金融方面的新主意，而反过来，他也经常自告奋勇地——为我提一些将文章写得更好的主意。不过，结果仍旧是毫无所得，我们两个人还像原来那样穷困。
不自觉地，我们都有一个对别人进行衡量的标准。如果仔细看一下，便能够知道其实我们那个标准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总是因为别人具有自己所缺乏的优秀品质而对人家表示钦佩和羡慕。英雄崇拜的道理大概就在于此。我们的英雄们正是做了我们所不得不进行首肯的事，以及我们所无法完成因而经常暗暗地引以为羞的事情。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多少值得夸耀的东西，私下里，我们总是希望变得像其他的什么人。如果每个人都对自己心满意足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英雄了。
罗杰斯先生有不少优秀的品质都是天生的，其中我最羡慕的一点，也是我经常因缺乏而感到内疚的一点品质便是，一旦朋友有难，或是事关道义，他便会显得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之心，总会挺身而出，排除万难。而我则生来懒惰，吊儿郎当，做事拖沓，对人对事都很漫不经心。总而言之，我实在是个懒骨头。所以对我来说，他实在是了不起而又令人喜欢——他从来都不逃避责任，脑子敏锐，手脚勤快，困难越大，负担越重，反而心里越轻松，激情越充沛，干劲越来越大，越忙越快乐。
他不怕麻烦，但我却最怕麻烦，不管是自己，还是人家的，只要是足以妨碍我安闲、舒适的事情，我全都怕得要命。而我唯一的应对方法便是躲得远远的，哪怕因此得来耻辱以及骂名我也都在所不顾。所以，眼看着他自找麻烦，年年月月，无止无休，又如此有耐心，如此有智慧，如此安详和镇定，如此心甘情愿，如此全神贯注——即使事关旁人，也一直是如此真心实意——这些不能不令我惊叹。也许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以此自夸，不，他所想到的，只不过是爱慕人家所应具备而自己身上却缺乏的优秀品质。
1895年7月15日，克拉拉、克莱门斯夫人以及我开始了我们的环球演讲之旅。在一年又零一个月中，我们边演讲边掠夺，赚到了不少钱。我写了一本书，也出版了。演讲收入和书款一抓到手，我便尽快地将钱款寄给了罗杰斯先生，他将钱存入银行储蓄起来，用来应付那些债权人。我们对他进行恳求，让他马上对那些户头小的债权人进行偿还，因为他们急等钱用，但他不肯。他说，他要等我挤干了这个世界上所能赚的钱，然后再总的进行结算，按照比例将钱分给韦伯斯特公司的那些人。
1898年年底，也有可能是1899年年初的一天，罗杰斯先生拍来了一份电报，那时候我正在维也纳：“所有债权人的欠款已被不折不扣地如数清偿，尚余一万八千五百元，怎样处理，盼告知。”
我回电报说：“投入联邦钢铁公司”——他按照我所说的做了，只留了一千块钱没有投入，两个月后将钱取了出来，利息有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啊，我是多么感谢上帝啊！曾有上百次，我试图用笔将这一桩桩难受的事情记录下来，但却做不到。总是在我还没有写到一半时，就感到非常厌恶，写不下去了。但这一回，我发狠了，和盘托出了所有的内容，一吐为快，希望从此我能够不再提这些令人痛心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