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蔷薇雨。
如果女性注定与花有缘，那么开在暮春的最后的蔷薇恐怕该属于我。过了盛期，不见缤纷，却有兀傲；不见娇柔，却有单瓣野蔷薇的清芬与野气；自然，还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儿。
而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则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
我跟蔷薇雨有缘。
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自选集四卷本，含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陈香梅传》。2005年晚春，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又由21世纪出版社再次推出，像是生命的二度春，前四本之外，加了长篇小说《怀念瓷香》与论著《我论女性》。有意思的是，2012年蔷薇花开时，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第三次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回，将论著《我论女性》换成《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这部近80万字赘著曾让责编先生莫展一筹，可最终还是没有割舍某部分而让她整体诞生，算是勉为其难了。
其实，还是16年前的那句话：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怀念瓷香》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瓷都景德镇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和《怀念瓷香》，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有人叹说《蔷薇雨》“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则俯瞰日“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昧”！1991年6月我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终于1997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28集电视连续剧，1998年暮春季节，热播于大江南北，颇获好评。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蔷薇雨》与我的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一样，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
《怀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语》，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因为陶瓷的烧炼，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与水，在火的炼膛里，揉合撕掳、爱恨交加、难解难分，当天地归于平寂时，结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的艺术峰巅，还可能是次品，乃至废品，但不论结晶成什么，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永远不再！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经不起碰撞，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怀念瓷香》将我从22岁到30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伤怀其问，是走过岁月仍难以忘怀的追梦。1991年我作为4集撰稿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景德镇》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首届研究生拍摄的9集电视系列片《瓷都名流》，于2005年元旦始在江西卫视播放，被瓷都陶艺家称为：“格调最高、艺术性最强。”“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实，且感人。观人多日：好看！太短了！还没看够！”的确，瓷都景德镇，溶入了我太多的挚爱。当然，在《怀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管怎么说，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
我的传记，其实也应该称为传记小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因种种原因捱至90年代初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该长篇传记源于童年听来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主席团成员——工商界的代表，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己达正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己达便是1939年早春在信丰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在南昌时则于一偶然的机缘，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1938年我父、母两家族皆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两家族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人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在赣南时，我的父亲胡江非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沉渊》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2011年10月20日，蒋孝严先生在台北亲口对我言：“你的这本书是最早的、第一部全面深刻写我母亲的书，我从头至尾、从头至尾读了，很感动。”该书原名《章江长恨歌》，后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现恢复原貌)杀青于1992年，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我想此书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发评论连载等跟这不无关联。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但我的心并不狂喜。想张爱玲人生，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未能见着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应纽约大学之邀，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非常遗憾，又未能联系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她？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一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本事一经叙述就成了文学。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传记可以说是一种怀旧，一种追忆逝水年华，一种人类对人无长久的无可奈何的哀悼！传记就像一张沉人岁月的河里的网，到得一定的时机，便迅猛地将它扯上岸，作一检点，作一总结，以为网住的都是精华，都是最实质的，其实天晓得。网眼有大有小，再说适中的也并不一定是最本质的。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人生近不惑时才与编小说纠葛在一起。只是我述说我的人生时人们说我在编小说，我编出小说时人们却说那是我的人生！我的真实人生不乏传奇，我的虚构小说却编不出传奇。
在数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2005年、2012年的自选集，都力图打个平手，《我论女性》的前半部为论说，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赣地·赣味·赣风——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前面为论说，后面是我创作的影视文本；仿佛想作个见证，赣地老女子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也像是犹在镜中，虽然红颜早已老去，但自己仍自在地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当然，心并不满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人”，我心依旧。
蔷薇雨中的女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会像“流言”般撒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蔷薇雨中，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老朋友张秋林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2012年蔷薇雨中，六卷本胡辛自选集三度登场，仿佛总也没过气，总也不见老似的，怎么说都是件高兴的事。感谢江西出版集团副总傅伟中先生，感谢责编熊侃先生，他们始终尊称我为老师，其实，我与他们亦属忘年交。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我信：清泉汩汩，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我自信我留着一份懵懂的真诚，对人对己。
爱读惠特曼的诗：“我愿意走到林边的河岸上/去掉一切人为的虚饰/赤裸了全身/我疯狂地渴望能这样接触到我自己。”
胡辛于南昌大学
原序写于1995年12月27日
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自纽约大学归来
再补充于2012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