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原子
在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之前，鲍林只在俄勒冈农学院上过三学期专门为化学工程师设计的物理学入门课程。课程极少涉及欧洲最新的物理思想，比如由一位年轻的丹麦人尼尔斯·玻尔率领的一小组物理学家正在探求世界的构成。
玻尔希望了解原子，所以在战前来到英国追随卢瑟福学习，当时卢瑟福刚刚提出电子围绕原子核飞行的动态太阳系原子模型。玻尔第一个伟大成就在于把卢瑟福的原子与其他物理新发现联系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元素会令人不可思议地释放或吸收特定的、不连续的能量——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在1901年把这些能量束命名为量子。
普朗克的理论耸人听闻地提出，能量与光和热一样，不像牛顿所认为的那样是连续光滑的，而是以一种不连续的能量单位形式存在的。普朗克的理论可以解释诸如黑体辐射等奇特现象，但与许多传统物理概念大相径庭。尽管越来越多的事实支持量子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结果是由一个名叫爱因斯坦①青年理论家提出的——但是物理学界对量子论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许多人认为它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而杜撰出来的概念。
①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美籍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创立狭义相对论（1905）和广义相对论（1907—1916），提出光子概念（1905），创立光电效应定律，曾参加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反对使用核武器，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玻尔却胸有成竹，他认为量子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认识原子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于191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一种原子模型。与卢瑟福的模型相似，电子在扁平的圆形轨道上围绕原子核旋转。但是玻尔提出，轨道只可能具有一定的大小，而且受量子规则约束。获得一定量能量，玻尔电子就会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能量较高的轨道；回到较稳定的轨道，玻尔电子会释放出能量，有时候还具有可见光的形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物理学家利用分光镜仔细研究了发光体发出光线时产生的一种神秘现象。受热时，不同元素发出的光线在光谱中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而是相隔特定的波长。每个元素表现出的波长图是独特的，好比发光的指纹。这些图样本身令人着迷、催人遐想。它们似乎很有规律，预示着一定规则，但同时又异常复杂，难以作出解释。透过分光镜，每个元素似乎都以光的形式展示了某一独特和谐的指法。但是，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原子会发出这些奇特的音调。
玻尔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玻尔原子模型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观察炽热气体时，他把电子在量子轨道的跃迁与通过分光镜观察到的亮纹的频率联系了起来。
至少在氢元素上玻尔理论是相当成功的。氢是最简单的元素，只有一个电子，玻尔的原子模型可以用来计算最明显的氢原子光谱。但是尽管经过多年努力，他的理论仍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氢原子光谱的一些精细结构，更不用说解释比氢复杂的元素了——当然，任何别的元素都要比氢复杂。
但是在氢光谱上取得的成功促使其他一些物理学家——其中主要有劳厄以前的导师、德国理论家阿诺德·索末菲，慕尼黑理论物理研究院院长——来改进他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两位作为敌对国公民扣留的助手的帮助下（其中一位是出生于俄国，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保罗·爱泼斯坦），拓展了玻尔的原子模型。在简单的圆形轨道之外，他们又增加了椭圆形的互相穿插的轨道，对于电子在这些轨道上的运动又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修正。结果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原子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氢光谱的大多数精细结构，并可以推广到多电子的原子。
这一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在战后占据了主导地位，鲍林从托尔曼那儿学到的正是这一模型。这是一个电子快速运动的动态原子模型，完全不同于鲍林在俄勒冈农学院为之入迷的路易斯和朗缪尔那种静态的、立方体原子模型。到鲍林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化学家的静态原子已成为物理学家的笑谈，就像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在1924年的一次讲话中讥讽的那样，“游手好闲的电子坐在干货盒子的角上，准备握手，或是抓住其他原子中同样游手好闲的电子。”物理学家知道，电子得不停地运动才不致于撞向原子核。
与此同时，物理学家的动态原子也渐渐为化学家所接受。索末菲延伸的椭圆形轨道赋予玻尔原子一些化学家必需的三维特性：如果椭圆的一头距离原子核较近的话，电子的轨道就会像胳膊一样从原子核伸展出去，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以特定的方向围绕其他原子。玻尔在20年代早期也重塑了他的原子模型，把扁平的轨道变为三维的壳状轨道，更接近于路易斯的立方体模型。妥协同样来自于化学家方面。路易斯设想他的静态电子可能代表运动离子的平均位置。到1923年，距他自己提出立方体原子模型仅过了七年，路易斯已准备接受玻尔—索末菲模型——至少在对氢原子的解释上——尽管还不能解释原子是如何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最精妙的阶段，完全是想象力造就的引人入胜的工艺品。在按照玻尔的规定画出来的图案中，原子看起来像一朵美丽的几何花，花瓣是互相交叉的精细的电子轨道。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的几年中，这些复杂的原子结构，周边的跃动、旋转、和谐的电子轨道，加上和弦般的光谱线，照索末菲的说法，似乎代表了“球体上真正的音乐”。
但是这种音乐完全弹错了地方。电子怎能从一个轨道消失，在另一个轨道重现，而不在中间什么地方存在呢？经典物理学所说的“量子跃迁”是绝对不可能的。无人知道答案。按照牛顿对带电物体运动的理论，带负电的电子在围绕带正电的原子核运动时怎能不损失能量呢？大物理学家密立根也只能说，“上帝没有那样来创造电子。”即便索东菲作了修正，这一模型仍然不能解释某些光谱现象，特别在较为复杂的原子中。这一理论存在缺陷。在原子层次上，经典物理学看来无能为力，但是玻尔的量子理论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正如物理学家乔治·枷莫夫所写的，“一时间似乎物理学家和物理学都神经错乱了。”
有关对玻尔—索末菲模型所作的批评，鲍林有些是在托尔曼的课上听到的，有些是从来访的欧洲物理学家的讲座上听到的，特别是从保罗·艾伦费斯特关于量子物理的课程处听到更多。然而，作为研究生，鲍林尚没有能力评判玻尔的模型，也没有能力创建一个新模型。每一方面都有那么多的数据，每天都发生那么多的变化，需要消化那么多新思想。在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接受课堂上的内容，包括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的一般正确性。在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化学讨论会上，鲍林认为这是托尔曼讲授的最重要的课程，老师和学生一章接一章地阅读索末菲影响深远的德文教材《原子结构和光谱线》最新的第四版。在书中，这位德国物理学家详细阐述了他的原子结构的思想。索末菲本人在1922年—1923年美国访学时提出了自己的原子模型。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听了他的讲座，并成为一名信徒：一天下课后，鲍林截住索末菲，一边沿着加州理工学院的拱廊走去，一边向他讲述自己对原子结构的想法；他甚至用铅丝和木块做了一个模型，向索末菲展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如何用玻尔—索末菲轨道来解释碳的四面体结构。在那时，鲍林还不能够辨别哪些是量子理论的缺陷，哪些是自身学识的短缺。
自身学识的短缺有时候是显而易见的，这使鲍林很痛苦。在一次讨论会上，托尔曼问鲍林，为什么大多数物质置于磁场中会短暂地表现出与磁场相反的磁性——一种称为抗磁性的现象。正确答案是，磁场改变了物质中电子在轨道上的运动。但是鲍林并不知晓最新的发现，回答说抗磁性不过是“物质的一般特性”。这一回答逗乐了托尔曼，他又向鲍林提了更多的问题。另一次，托尔曼问了一个鲍林无法回答的问题，鲍林只能干巴巴地回答：“不知道，我没有上过这门课。”课后，一个老成精明的博士后把鲍林拉到一边，给了他一些友好的忠告。“莱纳斯，”他说，“你不该这么回答托尔曼教授。你现在是研究生了，你应该什么都知道。”
鲍林希望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带上了理论性。
科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理论家和实验家。实验家在实验室里开展工作，从自然界中一点一滴地验证经验性事实，最终搜集起大量的资料来确切说明物质的性质。理论家在大脑中开展工作，试图从实验家搜集的事实中理出头绪，寻找决定个别事件的自然法则。实验家确定发生了什么；理论家解释为什么。在托尔曼的影响下，鲍林更加沉醉于理论思维带来的兴奋中。这适合他的性格和才能。他的兴趣很广泛，而理论科学家正需要宽广的思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可以在好几个领域中旁征博引。他喜欢猜谜，而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实验数据中发现内在理论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谜题。而且鲍林雄心勃勃。成功的理论家是科学之星，是如爱因斯坦、路易斯和玻尔那样的巨匠。这是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这一诱人的前景，加上鲍林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分子结构在认识化学性质中的关键作用，促使他确定了一个目标：他要发现分子中原子结合的规律。原子与一定数目的其他原子按一定距离形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分子。为什么这些数目、距离和形状是一定的呢？化学键，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将是解决问题的钥匙。量子物理学既然在发掘原子内在构造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那么可以逻辑地推断，它最终也可以解释化学键。把量子理论同化学键联系起来的那个人也将在物理学家的动态原子和化学家的静态电子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为化学（仍然是一门描述性科学）带来数学物理新方法之火的那个人将有机会重塑这一学科，造就真正的“物理化学”，从而可以直接从物理定律定量地预测化学现象。这将是一项非凡的重要成就，鲍林在研究生阶段的早期就瞄准了这一项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鲍林需要掌握新物理的所有知识。他开始阅读有关量子理论的其他书籍和论文，而且一次不落地参加每周两次由物理系单独举办，或与天文系联合举办的生动的研究讨论会。有时由研究生发言，汇报他们最近阅读的收获；有时则由任课教师或访问学者介绍他们自己的科研成果。讨论会上充满了探讨和辩论。正是在这些讨论会上，鲍林学到了德布罗意关于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思想。在另一次讨论会上，一名研究生查理·里克特（后来发明了里氏震级表）冲进教室宣布两名青年荷兰科学家高德史密特和乌伦贝克发现电子会自转。“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激动——甚至地震也没让他这么激动过，”鲍林回忆说。“其他人也同样兴奋。在物理和化学领域不断发生着重大的事件。”
感谢密立根，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紧跟——并越来越多地贡献于——这些变化。当初吸引密立根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的一揽子方案中包括一笔从欧洲引进一位参与量子革命的青年物理学家到帕萨迪纳来的经费。1921年，密立根请来了索末菲以前的一名助手，数学物理学家保罗·索菲斯·爱泼斯坦，正是他带来了伟大的欧洲科学中心的远见卓识、崇高声誉和激动振奋。爱泼斯坦认识欧洲物理学界所有稍有名气的人。与此同时，密立根自己的声名也达到了顶点。1923年他获悉（在他向鲍林等学生授课时）自己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第二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
到了20年代早期，加州理工学院已经获得了国际性声誉，外国物理学家到美国讲学时少不了要到此停留。将学生时代的鲍林听过的讲座人名单列出来，就十足是一部物理学名人录。除了索末菲和艾伦费斯特之外，还有物理界的元老亨得里克·洛伦兹，他研究了磁对光的作用；杰出的德国数学物理学家马克思·玻恩，他使自己在哥廷根的学院成为世界量子力学的中心；玻恩的朋友，实验家詹姆斯·夫兰克，他用电子轰击气体从而证实了原子的量子性；英国的C·G·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子，一名卓有成就的数学物理学家）；还有印度的C·V·喇曼。洛伦兹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玻恩、夫兰克和喇曼最终将各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鲍林的研究生时代，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学习新物理学的最佳场所。
要学习量子理论，鲍林必须懂得量子理论赖以栖身的高深数学。他一头扎进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的所有数学课和研讨会：高等微积分、矢量分析、积分方程、复分析和场论。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是不错的，“但是我从来没能喜欢上它，”鲍林回忆道。“数学家试图建立一种完全符合逻辑的论断过程，首先提出几个假设，然后从这些假设推出所有的数学公式。数学家试图精确地求证，而我对精确从来就不太感兴趣。”
他的兴趣在于用数学这一武器来解决他认为更为有趣的问题：鲍林靠自己过人的记忆力在大脑中建立了三个浩瀚的图书馆：一个是传统化学图书馆，主要是在俄勒冈农学院期间收集的；一个是从Ｘ射线研究中积累的原子大小、化学键距离和晶体结构的资料；第三个是数学公式和量子物理学论断。当他的研究生学习临近结束时，在托尔曼的影响下，鲍林在这三方面的兴趣开始融合成新的思想：鲍林最初的理论。
这一过程是从几个方面同时发生的。1924年末，诺伊斯让鲍林修改他准备发表的几篇论文。对于一个硕士研究生而言，这不啻于一种荣耀，特别是鲍林此时正师从于另一位教授。诺伊斯对带电的原子或离子在溶液中的形态极有兴趣，他的论文是对彼得·德拜和欧内斯特·胡克尔关于稀释的离子溶液的新理论提出的商榷。对“亚瑟王”的尊敬并没有妨碍鲍林提出直率的评论。“我发现（在诺伊斯的草稿中）许多地方值得商榷，而且我指出，诺伊斯的有些说法并不真正符合理论，他随即作了修改，”鲍林回忆说。之后，鲍林运用诺伊斯的论文作为他本人理论的基础。“我想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呢，难道不可以把这一理论推广到浓缩液上吗？”
鲍林埋头工作了几个月，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浓缩离子溶液的理论，并把论文呈交给诺伊斯审阅。诺伊斯恰巧邀请德拜于1925年春天访问帕萨迪纳，正好安排鲍林自己向德拜提交论文。当时德拜传奇式的科学生涯正处于巅峰状态。他出生于荷兰，放弃了自己的电机工程专业而转攻物理，在慕尼黑索末菲手下获得博士学位，然后接替爱因斯坦出任苏黎世理论物理教授。但是德拜的研究兴趣在于化学。他发现了一种测定分子极性的方法，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声誉（一头带正电、一头带负电的分子是有极的，或被称为有偶极矩；多年以来测量仍极矩的单位都被称为德拜）。他是最早认识到Ｘ射线晶体学巨大潜力的科学家，也是首批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粉状固体和整块晶体的人。甚至在他1923年发表稀释离子溶液理论之前，密立根已经决定邀请德拜来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德拜婉言谢绝了。四年后，当他来到帕萨迪纳访问之时，他已经牢固树立起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化学家之一的地位。
鲍林紧张地站在包括诺伊斯、托尔曼和德拜等人的一小群科学家面前，用了两个小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新理论。说完之后，房间里一片令人难堪的沉寂。托尔曼首先打破沉默，提了几点保留意见，随后大家就散了。德拜一声不吭。鲍林最终了解到问题出在他的数学公式上。他对此问题的回答从物理角度来说是相当有力的，但是支持论点的数学公式难以令人满意；他过多地作了没有根据的假设。他在这一理论上又花了两年时间，但是最后托尔曼与数学教授哈利·贝特曼对其计算结果的不断质疑迫使他放弃了努力。鲍林写信给诺伊斯说：“我处理问题的方法是物理的、直觉的，而非数学的、精确的，……我已经认识到，即便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能驳回批评意见，就不应该发表论文。”这一经历带来了苦涩的遗憾。鲍林知道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他感觉得到这一点。
德拜还是相当赏识鲍林的。在帕萨迪纳访问期间，他邀请鲍林帮他一同研究其他问题。他建议鲍林研究一下一个液滴在另一个液滴中状态的变化，鲍林努力工作了几星期，但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又共同研究了磁场对稀释离子溶液的影响；研究成果在1925年发表。
与本领域内最杰出的一名科学家合作写一篇论文，对鲍林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过，这并不是他唯一的工作。他的思想时常会游离到别的地方。有一个时候他甚至写下了一些想法，试图在德拜一胡克尔理论与白矮星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他还开始与托尔曼合作研究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问题，这是鲍林提出的，涉及过冷液体在绝对零度的残嫡。这一想法最初是由鲍林提出的；他以“并非十分复杂的形式’响托尔曼提出这一命题，后者指导他进一步阅读其他论文以获得更多的背景知识。在鲍林完成第一稿后，托尔曼问他这篇合作论文应按何种次序署名。显然这个年轻人还需要更好地理解尊重导师这一点。他说，既然原始思想是他提出的，他应该是第一作者。这一观点很有道理——提出原始思想的人应该有优先权——托尔曼同意了，也许对自己弟子的冲动鲁莽还感到有些好笑。许多年后，当鲍林回想起这件事情时说道：“那时我不太习惯考虑别人，更多地是想到自己。”
托尔曼日后将在鲍林身上发现更多的这种倾向，他的态度也将最终由好笑变为冷峻。他们再也没有合作过一篇论文。甚至后来当鲍林成为托尔曼的系主任时，他也从来不称呼托尔曼为“理查德”，而总是“托尔曼教授”。不过托尔曼毕竟是鲍林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鲍林后来感谢迪金森传授给了他细致的实验工作技巧，但是托尔曼将他引入了由量子物理学家最初发现而为化学家开创的更广阔的科学领域中，可以说托尔曼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我的许多老师都是极其出色的，但是托尔曼对我事业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鲍林这样说。
诺伊斯就不同了。鲍林从没有认为诺伊斯像托尔曼和迪金森那样影响了自己在科学事业上的发展，尽管诺伊斯是最终负责指导他研究生学习的人。这种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科学兴趣的不同。鲍林不无轻蔑地把诺伊斯的热力学称为“黑盒子”，化学家只管往里输入数据，得到结果而并不知晓为什么，而且诺伊斯从来没有像鲍林那样能够熟练地运用量子理论这种新方法来研究化学问题。鲍林还认为诺伊斯在为化学系谈判的时候态度不够坚决。最后，鲍林喜欢“男子汉”，而诺伊斯在某些方面太浪漫、太谨慎、太女性化。（并不单是鲍林有这种看法；他记得托尔曼就曾称诺伊斯为“老处女”。）至少在鲍林一方，他与诺伊斯保持着距离。
但是诺伊斯对鲍林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他看着这位天才青年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复杂的Ｘ射线晶体学。他看着他在迪金森外出访学时掌管实验室。他看着鲍林毫不客气地质询德拜的理论，然后又改弦易辙与他愉快地合作。他看着鲍林在实验和理论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对一个研究生而言这是不同一般的成就。1925年，诺伊斯给了鲍林最后一次考验，要他指导十几个本科生进行一些创新的研究——这是诺伊斯让未来化学家尽早接触实验室计划的又一组成部分。在这项工作中，鲍林又一次获得了成功。本科生们干得相当不错，其中一名一年级新生埃德温·麦克米伦还与鲍林合作写了一篇论文。（麦克米伦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先于鲍林。）
到了研究生三年级，鲍林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表现出来的独立思维和动手能力给诺伊斯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以前发表过的五篇论文汇集为一篇博士论文，题目是“用Ｘ射线确定晶体结构”，并在1925年6月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辅修物理和数学。
鲍林的出色表现源出于他的勤奋。他记得在加州理工学院第一年的日程安排：“我想，我一周上45个小时的课（在某些大学里算15个学时），主要是高等物理和数学课程。后来系里规定兼课的研究生只能上30小时的课。另外我还花大量时间进行研究。晚饭后我就回到实验室，一直工作到大约晚上11点。周六和周日我总是全天工作。”
他第一年的室友埃米特记得，鲍林的工作比他说的还要多。他们合用一张床，轮流睡觉。照埃米特的说法，鲍林总是凌晨3点从实验室回来，那时埃米特正好起床开始学习。
每天晚上在实验室里，鲍林都要给爱娃·海伦写一封信。绵绵书信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鲍林发现自己非常想念爱娃。不出几个月，他们就决定不再等待，也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在鲍林入学的第一年底结婚。
1923年春天，鲍林花50美元买下了迪金森用了七年的T型福特车，在街上转了几圈算是学会了驾驶。6月，他一路北上俄勒冈参加婚礼。“我原打算天黑就休息，”他回忆说，“但是我急切地想早日回到俄勒冈，所以就想，为什么不一直开下去呢？”半夜时分，鲍林驾着旧车在西斯基由山脉的崎岖山路上疾驰。为了让头灯发光，他得保持高速行驶，不小心一下子把车开进了路边的一个大坑。车最终停了下来，人也被颠倒了过来，一块车顶支架的碎木片还扎进了他的大腿。他挣扎着爬了出来，包扎了伤口，熬了一夜等待别人来救援。第二天一早，救援的人终于来了。刚把车修好，他又上路了，回到家刚好赶上婚礼。
婚礼在塞勒姆爱娃的姐姐家中举行。这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婚典，双方母亲都暂时把不悦放在一边参加了。鲍林高中时的朋友杰夫列斯是他的男傧相。在俄勒冈小镇科瓦利斯度过了一天的蜜月之后，鲍林又开始了暑期打工，还是测试铺路材料。新婚夫妇先在波特兰与鲍林的母亲一起生活，爱娃尽量地讨好贝莉——但她从未完全成功过。随后她又和鲍林一路追随筑路工人穿行于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每到一地都住在临时租来的房子里。
爱娃的才智早就打动了鲍林。比如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写给爱娃的一封信中提到泡菜中含有醋酸；她回信说：“谁都知道泡菜中没有醋酸，而是乳酸。”指出以前的教授在他本人专业中的错误是需要有勇气的，而且这类情况以后还会发生。一天工作下来，为了打发时间，鲍林翻开一本从当地图书馆借来的智力测试书，与妻子一起解答其中的问题。“我吃惊不小，”多年以后，在一次与爱娃同时接受采访时他说道，“我发现自己的新娘解数学题的速度比我还快，而且在多数场合答案比我的要正确。后来我想幸好没有在结婚前就发现这本书……不然可能会影响我的虚荣心。”
“你指的是伤害你的自尊心吧，”爱娃回答。
1923年秋天，鲍林把新娘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搬进了校园边的一套小公寓。鲍林又恢复了老的工作习惯，选修了许多课程并把大多数晚上和周末都扑在实验室里。爱娃把一部分时间用来盘算如何用微薄的研究生津贴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时间用来设法与辛勤工作的丈夫呆在一起。她精力旺盛，静不下心在家等鲍林结束一天的工作回来。她同鲍林一同上学，陪他听周五晚上的物理讲座，在实验室里帮忙，帮他做晶体模型，描绘球心投影，帮他计算公式，还在实验室纪录本上听写鲍林读出的衍射测量数据。鲍林在1923年的实验室纪录本上随处可见爱娃的手迹，包括在一页顶端写的“我爱你”。在实验室工作是和自己丈夫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可能也是唯一方式——而且这也让爱娃得以熟悉他的工作和专用词汇。她需要这些知识，以便和丈夫谈论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她不应该妨碍鲍林对工作的乐趣，妨碍他获取成功的抱负，她同样也不允许这一雄心将他俩分隔开来。
不过，工作并非唯一的生活内容。鲍林夫妇一同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与迪金森一家野营，一同去海边。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取名小莱纳斯，诞生于1925年3月10日。他们甚至还一同密谋，帮助鲍林的旧时朋友杰夫列斯与一位父母不赞成其婚事的姑娘秘密举行了婚礼。当时杰夫列斯正在伯克利攻读心理学硕士，鲍林夫妇时常去那儿拜访他。
1924年，鲍林又一次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来到化学学院，把自己介绍给了路易斯。后者关于原子分享电子对形成化学键的论文曾经给了鲍林非常深刻的影响。路易斯当时不到50岁，正处于科学创造与个人权威的巅峰。自从1912年离开诺伊斯来到伯克利开设化学系之后，路易斯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管理两方面都表现出了杰出才能。1923年，也就是鲍林首次拜访他之前不久，他刚出版了一本热力学经典教材（路易斯在推广现在早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自由能概念方面功不可没），而且还撰写了一本总结其他原子分享电子对的思想，是一本具有巨大影响的专着。在校方的支持下，路易斯在过去十年中重组并扩大了伯克利的化学系，使其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
尽管诺伊斯和路易斯两人同是美国物理化学方面的领袖，而。且家庭背景相似——两人都是17世纪移居美国的英国人后裔，两人的父亲都是具有学者思维的律师——然而两人在其他方面可谓是迥然相异的一对。诺伊斯生长于新英格兰，浸润在清教徒的传统中长大；而路易斯则生活在美国中西部，自学成才，独立思维。诺伊斯沉稳谨慎，喜欢在幕后操作；路易斯直率好辩，总是冲在最前沿。诺伊斯吟诵诗歌；路易斯爱说笑话。路易斯领导下的化学系像一个辩论协会，面对挑战和答辩他兴高采烈。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他就像个顽童，总要寻找机会打击保守的偏见。”这位伯克利的化学家在海象唇髭下总叼着一支雪茄，“不管是否喝过酒，不管身处何地，他总是热烈讨论的焦点，总是欢乐人群的中心。”路易斯和鲍林一见如故。在第一次见面时，鲍林向路易斯介绍了自己在晶体方面所做的工作，并问他可否在毕业后到伯克利来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后。和诺伊斯一样，路易斯慧眼识英雄，高兴地答应要考虑。
诺伊斯听说此事后忧心忡忡。对鲍林，他有自己的打算。早在鲍林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诺伊斯就写信给海耳说：“我这里有一个来自俄勒冈的学生，已经证明不同一般。”在鲍林即将结束研究生学习时，诺伊斯已经赞誉他为“学院历史上最有资格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诺伊斯惯于在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一毕业时就提供他们任教的职位——他对迪金森和其他早期的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就是这样做的——早在鲍林拿到学位之前，诺伊斯就决定把他留下来。但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最优秀的新博士总要设法取得博士后奖学金到别的院校呆上一两年，向别的大师们学习新的技能。最有声望、数额最高的奖学金是由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具备鲍林这样能力的毕业生，自然希望能赢得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到别的学校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加州理工学院谋求一个教职。
唯一的问题是路易斯。诺伊斯深知伯克利化学系的实力，也深知路易斯的个人魅力，他不想冒险让鲍林到伯克利去与路易斯形影不离地过几个月。他建议鲍林申请国家委员会奖学金，同时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要求，要鲍林在母校攻读博士后。鲍林希望进行Ｘ射线晶体学研究，诺伊斯在推荐信中强调，除了加州理工学院，其他学校都没有像样的晶体学实验设备，他还提出指派几个研究生协助鲍林工作，并暗示以后将安排鲍林的教职。“我担心，如果鲍林现在到了别的学校，这个杰出的青年研究人员就会失去一个绝好的研究机会，”诺伊斯在给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信中这样写道。
同时，诺伊斯又积极准备了第二手方案。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不大可能为鲍林破例；要是那样的话，鲍林就有可能去伯克利，并且一去不复返。1925年春天，诺伊斯听说一个新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古根海姆家族基金刚刚启动。尽管第一批正式的古根海姆研究基金获得者要到1926年4月才会最终选定，但据说有一个先期的特别需求小组将获得资助在1925年夏天成行。诺伊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最赏识的弟子，并和密立根一起竭力劝说鲍林申请，以便到欧洲向量子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
但是鲍林并不急着去欧洲。在加州理工学院他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而且他也盼望能到伯克利与路易斯工作一段时间。所以当他获悉自己赢得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后——附带规定他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的六个月内一定要到另一所学校去——他立即通知古根海姆基金会，自己想一年后再考虑出国的事情。
欧洲是鲍林顺理成章的选择。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诺伊斯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下，美国的化学已经与欧洲的化学并驾齐驱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已超过欧洲。在需要动手的方面也同样如此。私营企业新增的资助，加上诸如密立根这类精明的本国科学家的技术，美国已经毫不落后于世界潮流了。但在理论物理方面，在思维实验、笔纸运算和对新定律的发现方面，仍是欧洲一统天下。这一点在量子理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到1925年时，玻尔和索末菲的“陈旧的”量子理论显然已经被推翻，新一代的年轻理论家开始彻底与经典物理学决裂。新生代几乎全是欧洲人——主要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认识到了这一新浪潮的重要性，纷纷派遣新造就的博士到欧洲量子学中心去学习：去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院，哥廷根的玻恩研究院，慕尼黑的索末菲研究院，苏黎世的薛定谔研究院。
诺伊斯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之后鲍林可能去伯克利，也许再也不回头。
诺伊斯是幸运的。从1925年夏天开始，鲍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个重大的命题：化学键的本质。他开始雄心勃勃地撰写一篇论文，直接把量子理论和化学键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收集到的大量晶体学和其他化学数据来批驳路易斯旧的静态原于模型，支持玻尔的动态原子模型。接着，为了说明苯的结构，他延伸了这一思想，提出旋转的电子对可能围绕着两个、而非一个原子核旋转，这样建立起一个分享电子对化学键。量子物理学的进步很快就将证明这一方法行不通，但在当时这篇论文相当重要，因为这不光表明鲍林能够把结构化学与现代物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还表明这位新博士能够宏观地思考科学问题。
与此同时，诺伊斯也在积极谋划着鲍林的未来。他认识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上层人物弗兰克·艾迪洛特，他在1925年秋天安排鲍林和艾迪洛特在加州理工学院教工俱乐部共进了一次晚餐。那时鲍林对欧洲量子物理学的新进展正怀着日益浓厚的兴趣。大家正在谈论一种全新的理论方法，一种奇特的数学工具，“矩阵力学”，可以用来澄清玻尔—索末菲原子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甚至路易斯也建议鲍林在适当的时候到欧洲去，向量子革命的奠基人学习。这样鲍林在12月份向古根海姆基金提出奖学金申请，学习“原子内部结构的拓扑数学和分子结构，特别是对化学键本质的应用”。他同时向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院和慕尼黑的索末菲研究院提出申请，寻求学习的机会。
在与艾迪洛特共进的那次晚餐后，诺伊斯已经得到私下的保证，他学生的名字将出现在来年4月份的名单中。但是，期间仍然有几个月的真空，鲍林可以到路易斯那儿去学习。正当鲍林和爱娃收拾行囊准备奔赴伯克利时，诺伊斯又一次插手了。他邀请鲍林夫妇到他家去共进圣诞晚餐，这一社交荣誉让鲍林觉得“颇为意外”。当诺伊斯说他们可以带上9个月大的儿子时，他们更感到诧异了。晚饭时，这个老单身汉和蔼可亲，表现出父性的一面是跑林从没见过的。他们抵达诺伊斯家时，小莱纳斯还没醒，诺伊斯把婴儿放到餐厅隔壁的一间屋内。“每隔几分钟诺伊斯就要起身离开餐桌去看看婴儿是否还睡着，”鲍林回忆说。“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鲍林夫妇尽早动身赴欧洲，诺伊斯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你肯定能够获得古根海姆奖学金，”他告诉鲍林，但是何必等到正式通知呢？他建议说，如果鲍林夫妇提早走的话，他们在那不勒斯靠岸之前可以沿途在马迪拉群岛、阿尔及尔和直布罗陀逗留，然后可以在意大利游览几个星期。意大利！诺伊斯神采飞扬地提到罗马的辉煌，皮斯顿的遗迹。“我会给你钱购买到欧洲的船票，”他说，“以及从3月底到古根海姆奖学金开始前的生活费。”这是一分精美的圣诞礼物，鲍林夫妇无法拒绝。最后诺伊斯一锤定音，“你们现在搬到伯克利去，马上又要搬到欧洲去，真是太不值得了。”这是在路易斯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取舍。路易斯落选了。
后来鲍林说：“在许多年后我意识到，诺伊斯为了实现他已经作出的决定所采用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
鲍林采纳了诺伊斯的建议，放弃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奖学金。根据鲍林的回忆，他喜新厌旧的做法招来了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封“非常严厉的回信”。
欧洲这个目标已经定了下来，但是去哪个科学中心呢？鲍林无需费心：玻尔没有答复鲍林，而索末菲写来了回信。鲍林将去慕尼黑。在走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们的婴儿怎么办？鲍林原以为小莱纳斯会跟他们一起去欧洲，他记得，当爱娃提议把孩子留在家里时，他感到“十分震惊”。起先，他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他觉得还是这样好。他和爱娃将四处奔波，而且要省吃俭用；他们将没有独用的住房，没钱雇人看孩子，也没有时间来哄孩子。把孩子带上会给爱娃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可能影响他的工作。他们安排让爱娃的母亲带孩子——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鲍林母亲的健康正日益恶化——他们将每个月寄给她25美元。1926年3月4日，他们在波特兰火车站向小莱纳斯挥手道别，搭上一列东去的列车——再过6天就是儿子一周岁生日了。再次见到儿子将是一年半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