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观众并不仅仅惊奇于男人演女人，这种艺术形式在西方戏剧舞台上也并不鲜见。让他们感叹的是，梅兰芳并非单纯地摹仿女人的一姿一态，而是艺术地再现了妇女的本质和意象。从他的表演中，他们能实实在在地接改到他刻意传达的女姓端庄、温柔、秀丽、高雅等艺术特征。因而，他的表演完全超越了男人演女人的表象而更具深层次。
从此，随着梅兰芳继在纽约之后，又移师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一股“梅兰芳热”在美国本土弥漫开来。一些商店将京剧的华丽行头摆在橱窗里展览；在鲜花展销会上，有一种花被命名为“梅兰芳花”；一位女士在三星期之内，共看了16场梅兰芳演出，犹嫌不足，闻梅兰芳那年正好36岁，便特地买了36株梅树，在自家的大园子里辟出一块地专种梅树，并请梅兰芳破土，还把那块地命名为“梅兰芳花园”。
在纽约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有人提议上台和梅兰芳握手告别。梅兰芳欣然应允。于是观众按顺序从右边上来，从左边下去，秩序很好，可是梅兰芳握了十几分钟仍然不见观众减少，心里很是纳闷。细一看，原来是很多人握过一次手，下去后又重新排队，又上来握一次。就这样，梅兰芳握手握得没完没了。
美国的普通观众对中国京剧前未所有的狂热，着实让梅兰芳感动不已，他那悬于心口的石头如今终算落了地。同时，美国的新闻界、评论界等专业人士以其职业需要试图冷静和客观，但言语间却也按捺不住对中国京剧和梅兰芳个人的偏好，于是，溢美之辞褒扬之声层出不穷。
梅兰芳成功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戏剧的成功。
在美期间，梅兰芳与美国“影坛三杰”的交往最为人称道。“影坛三杰”指的是以演武侠片而闻名全美的道格拉斯•范朋克和有“美国的大众情人”之美誉的他的夫人玛丽•璧克福以及喜剧大师卓别林。
自梅兰芳抵达旧金山之日起，就接二连三地接到范朋克的邀请信，信中恳切期盼他在洛杉矶演出期间一定要去他的别墅小住数日。起初，梅兰芳考虑到住在别人家里多有不便，再三婉拒。范朋克却无论如何不肯放弃，一再去信。盛情难却之下，梅兰芳只好应允，却不曾想他到达洛杉矶后，方知范朋克去了伦敦，而出面接待他的是玛丽。原来，范朋克早有去伦敦的计划，又不敢直言相告梅兰芳，担心梅兰芳因此更加不会去他的别墅了。
欢迎仪式过后，梅兰芳坐上范朋克提供的汽车在市府特派警车的护卫下，先到市政府拜访市长波耳泰，然后直驶范朋克的别墅“飞来福别庄”。因为“飞来福”别庄曾经接待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而声名显赫，据说曾有人戏言“飞来福别庄”和“白宫”是20年代美国的两个最有名望之家。
梅兰芳住进“飞来福别庄”后，玛丽将整栋楼的钥匙都交给了他，她自己则住到别处去了。不仅如此，玛丽还精心安排饮食，嘱咐厨师每天变换花样。于是那段时期，梅兰芳足不出户却尝遍了世界各地美食。闲时，他还在别墅的游泳池里畅游。即将结束在洛杉矶的演出前，范朋克从伦敦赶了回来。两位艺术家除了交流电影和戏剧外，更多时候是在一起打高尔夫球，范朋克亲自教梅兰芳如何挥杆。
范朋克在见到梅兰芳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妻的招待还满意吗？”梅兰芳笑言：“怎么能不满意。太满意了，我们因此而有些不安呢。正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报答呢。”范朋克幽默地说：“这个机会一定不太远。”果然，在梅兰芳结束访美归国后的第二年的2月份，范朋克为拍摄纪录片《八十分钟遨游世界》和导演维克多•佛莱明来到北京，真的给梅兰芳提供了“报答”的机会。梅兰芳事先特为范朋克借了一所典型的老北京建筑风格的房子，并请人重新布置，摆上明清两代紫檀雕刻的家具，挂上明清的书画，还聘了一位厨师，专为范朋克做中国菜。
范朋克访华期间，由佛莱明导演，梅兰芳和范朋克合演了两组有声电影。第一组是两人见面的情形，由梅兰芳先用英语说了几句欢迎词，再由范朋克用中文说：“梅先生，北平很好，我们明年还要来。”第二组镜头是范朋克穿上梅兰芳送的戏装，装扮成武松的模样，然后做了几个由梅兰芳现教的武生动作，有模有样的。梅兰芳笑言范朋克“是有史以来头一名外国武生扮演一名中国武生”。
又到了分别的时候，梅兰芳除了送给范朋克一些中国土产、文房用品、一套中国式的黑缎团花马褂、蓝缎团花夹袍及武松的全套行头外，还请范朋克转交给夫人两套旦角服装。七十年代初，在好莱坞的一次电影界宴会上，玛丽身着中国古装惊艳四座。玛丽去世前，又将此服装转赠给了华裔演员、梅兰芳的义女卢燕女士。
梅兰芳一直未与范朋克夫妇断了联系，在他迁居上海后，还曾收到过范朋克寄来的照片和刻着他名字的香烟盒，但他俩从此再未见过面。
梅兰芳与卓别林的见面因为事先不知情而颇有点戏剧性。那是在梅兰芳抵达洛杉矶的当晚，他应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刚刚坐下，便看见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人似曾相识，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时，剧场经理过来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立即起身。这时，经理又向卓别林介绍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两位艺术大师的两双手紧紧相握。卓别林说：“我早就听到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就享这样的大名，真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可羡慕的人了。”梅兰芳则说：“十几年前我就在银幕上看见您。您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判若两人了。”
于是，这次的酒会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俩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卓别林则向梅兰芳请教京剧中丑角的表演艺术。这虽然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却由于有对戏剧的共同追求而彼此毫无陌生感，反而是无拘无束相谈甚欢。
一别六载，两人再度见面是在上海。当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刚刚杀青，又逢新婚，便携妻子宝莲•高黛（在《摩登时代》里扮演妇女主角）蜜月旅行到达上海。梅兰芳欣欣然参加了由上海文艺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会。老友重逢分外亲热，卓别林丝毫不见外地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你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的话语中不免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从中感受到卓别林颇为不顺达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当晚，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先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连台戏，又马不停蹄地带他们到新光大戏院观看了马连良的《法门寺》。
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他们一天。也仅仅是这一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以致他回国后在范朋克的招待晚宴上，完全用中文与范氏家的华裔仆人交流，着实令人震惊。
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难捱的日子，一部《大独裁者》，他居然陆续看了六次，仍意犹未尽，又催促着两个儿子葆琛和绍武也去看。过后，他还耐心地分析场景，以使孩子们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
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了正在此地的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
长期以来，梅兰芳除了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人，始终不忘他背负的责任，那就是拯救濒于衰落的京剧、提升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不断地创新赋予京剧新的内容，但他又从不丢弃传统，他很好地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看他的戏，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京剧，但却又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京剧，他的艺术功绩有目共睹。
与他的前辈艺人只将眼光聚于梨园只将精力放在自身的“玩意儿”上而疏于关注梨园之外的世界懒于结交圈外朋友不同，梅兰芳是最早与知识分子结交的京剧演员。当然，社会对戏曲艺人的轻视、戏曲艺人卑微的社会地位是梨园界艺人之所以难以跳出小圈子的主要原因。梅兰芳却以为，越是如此就越难摆脱处于社会底层的局面，追求平等是人的权利，而权利又不是天赋的，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于是，他大胆跳出框框挣脱枷索，主动结交方方面面人士。他以他谦逊的为人、温和含蓄的性格、不断的创新精神、大度而不计较的处事态度，日渐赢得友谊和尊重。但是尽管如此，有人在对他的称呼上仍然遵循旧例，如：“梅郎”、“小友”、“艺士”、“戏子”、“老板”等，听着实在不大顺耳。
在美国演出期间，梅兰芳从称呼上就感受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不再随处都听到“梅郎”或“小友”之类的不雅称呼，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艺术家”、“罕见的风格大师”、“最杰出的演员”、“艺术使节”等等。他很渴望在自己的国度，也能受到如此尊重。
然而，当梅兰芳得知洛杉矶市波摩拿学院鉴于他的艺术成就，欲授予他“文学博士”荣誉学位时，他以其一贯的谦虚，说“实在不敢当”而婉言谢绝了。最早称呼梅兰芳“先生”的齐如山，却本能地以为这个机会有可能成为改变对戏曲演员不雅称呼的质的飞跃，因而他以此为理由再三劝说梅兰芳勇敢地接受。梅兰芳联想到与他交谊不错的樊樊山在赠给他诗文书画时也不愿称兄道弟，更不愿意称呼其“先生”，却又知道戏界忌讳“伶人”“小友”等称呼，权衡之下后使用了“艺士”这么个有点怪异的称呼。这多少让梅兰芳有些不舒服，只是他的脾气不似谭鑫培、陈德霖暴烈。传说谭、陈二人曾经收到一幅书画，只因为上面有“小友”二字，便当场撕毁，以表明自己坚决不接受这样不恭敬的称呼。如此想来，加上齐如山又说“如今你有了博士衔，则大家当然都称博士，既自然又大方”，梅兰芳终于有些心动。
其实，“博士”这个称呼虽然是授予梅兰芳个人的，但在梅兰芳看来，它更像是一种标志，标志着西方人士接受了中国京剧，标志着他个人已不仅是个京剧演员，而已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之列。同时，这也不但为自己、为京剧，更为祖争得了荣誉，也将给其他戏曲演员以自信，让他们明白，京剧演员一样能以自己高超的技艺赢得世界性的荣誉。如此，客观上也提升了京剧演员的社会地位。
这时，提议授予梅兰芳博士学位的波摩拿学院院长晏文士知道梅兰芳素来谦虚，又亲自来做工作，赞扬梅兰芳此行宣传了东方艺术，联络了美中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了世界文化，被授予“博士”荣衔是当之无愧的。
于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在波摩拿学院礼堂，在千余师生和来宾的见证下，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被戴上了“博士帽”、穿上了“博士服”、披上了“博士带”，欣然从晏文士院长手中接过文学博士学位证书。数日后，他又到南加利佛尼亚大学，接受了由该校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证书。
美国驻华使节袭林•阿诺德早在1926年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赞扬梅兰芳，首先由于他那卓越的表演天才，其次由于他在提高中国戏剧和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梅兰芳这一次赴美演出，历时半年，先后访问了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城市，共演出70多场，大多数满座，其余上座率也有七、八成，可见其盛。他与美国各界的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因此，有美国观众说：“梅这次演出是1930年美国‘戏剧季’的最高峰，也是自意大利著名演员爱丽奥诺拉•杜丝的演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契柯夫戏剧以来，任何一个‘戏剧季’的最高峰”。所以，他的这次访美是取得巨大成功的。
结束在檀香山的演出后，这年7月，梅兰芳一行乘“浅间丸”号轮船回到上海。一来为了答谢上海各界朋友对他这次访美的支持与帮助；二来也是为了休养，毕竟在美奔波数月，既要演出又要会见各界人士，实在是疲惫不堪。因此，他没有及时返回北平，而是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
次月月初，梅兰芳返平途中经过天津时，接到噩耗，他的伯母（即梅雨田之妻）去世了。因为他肩祧两房，伯母也就是他的祧母。尽管幼时，伯母对他很严厉，但他始终感念伯母的养育之恩。得到消息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了回家。随后，梅家办丧事，一切陷于悲凄之中。
正是这次的丧事，引发了孟小冬戴孝风波。可以说，这是他俩分手原因之一。
对此，自称跟梅兰芳交情深厚的吴性栽（笔名槛外人）这样回忆道：
当时梅跟孟小冬恋爱上了，许多人都认为非常理想，但梅太太福芝芳不同意，跟梅共事的朋友们亦不同意。后来梅的祖老太太去世，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小冬觉得非常丢脸，从此不愿再见梅。有一天夜里，正下大雨，梅赶到小冬家，小冬竟不肯开门，梅在雨中站立了一夜，才怅然离去。所以梅孟二人断绝来往，主动在孟。
这段回忆中，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并非“梅的祖老太太去世”。梅孟之恋发生于1926年，而梅兰芳的“祖老太太”，即祖母早在1924年就去世了。老太太去世后不久，梅兰芳应邀赴日，在抵达门司后曾经公开发表谈话，讲了来日演出的目的，其中一句话是：“今年夏天，我祖母去世了，目前我还在服丧期间，但我还是特地到日本来了。”
关于戴孝风波，吴性栽只说了一句：“孟小冬要回来戴孝，结果办不到。”据说，当时的情况是，梨园艺人们纷纷前往梅家吊唁，有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还有“五大名旦之一”之称的名旦徐碧云，以及王蕙芳、姚玉芙、魏莲芳、王少楼、王少卿、王幼卿等。每个人都身着孝服，进了灵堂，烧了香，磕了头。可是，当孟小冬头插小白花，神情哀伤地来到梅家大门口时，却被人拦了下来——连门都不让进。
这个时候，孟小冬自认身份和其他人不一样，她是梅兰芳的妻（她不可能承认她是妾），死者是梅兰芳的祧母，而她孟小冬就应该是祧母的媳妇，媳妇给婆婆戴孝不是理所当然的嘛。然而，正是因为她的身份，所以她才不能像其他梨园艺人那样进梅家吊唁。这是她想不通的地方，也是她万分气愤的理由。她认为，是梅兰芳正宗的妻子福芝芳从中作梗。
尽管孟小冬自以为她嫁梅兰芳，有媒人，有婚礼，有证婚人，也拜了天地，算得上是明媒正娶，但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在福芝芳的眼里，他们的这个所谓婚姻，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否则，他们为什么躲躲藏藏了那么长时间，而不敢将关系公开？孟小冬所期望的“两头大”，更没有被肯定过。既然福芝芳始终没有认可孟小冬的身份，又如何能让她以梅兰芳妻的身份为祧母戴孝呢。
一向心高气傲的孟小冬被堵在梅家大门口，又引来不少人的围观，自觉面子大失。她福芝芳可以不承认，他梅兰芳难道可以不承认吗？又急又气的孟小冬不是暂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而是选择了反抗：她厉言要求面见梅兰芳。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梅兰芳没有站在她一边为她拒理力争——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情温和，从来不做撕破脸皮的事儿，更主张息事宁人。
梅兰芳好言相劝，让孟小冬离开。他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不让福孟双方争锋相对，这应该是当时处理事端的最佳方式。但是，在孟小冬看来，梅兰芳不帮她说话，也让她难堪。这使她倍受打击，自尊心也受到极大伤害。她突然发现，她最心爱的男人，其实也没有把她当回事。她开始怀疑，她在他的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身份，妻？妾？她也终于有所醒悟，此时的她，别说是梅兰芳身边最亲密的人，甚至连一般人都不如，他们都能进门参加吊唁，唯独她不能。
绝望啊！孟小冬满脑子都盘绕着“绝望”两个字。她走了，不单单是离开了梅家，而是走出了北平，一下子就走到了天津。她在天津的一个姓詹的朋友家住了下来。詹夫人是个佛教徒，每天烧香念佛。孟小冬想起了她小时候曾经常常跟母亲进庙烧香拜佛。此时，她还不是佛教徒，但是，现在也只有青烟香烛能够平复她心烦气燥的阴郁心情了。于是，她投入佛的世界，以寻求心灵慰籍。
至于吴性栽所说，后来“梅兰芳在雨中站立了一夜”，似乎不太可信，倒更像是小说家言。就梅兰芳当时的年龄、身份和地位，他会那么做吗？
又两个月后，天津闻人朱作舟主办辽宁水灾赈灾义演，邀请了包括梅兰芳、杨小楼等在内的京城名伶。还在天津的孟小冬得闻梅兰芳将来津，并无欣喜之情。有好事者有意撮合他俩，拟让两人再次合作，孟小冬冷冰冰地拒绝了。因为是赈灾义演，孟小冬不好回绝，但只同意和尚小云合作。梅兰芳唯有无可奈何。
不久，孟小冬之母也到天津，再三劝和，两人似乎又重归于好，孟小冬随梅兰芳返回了北平。但是，破镜是难以重圆的，他俩之间的裂隙早已难以弥合。重归于好，只是假象，半年多之后，两人终于正式分手。
感情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之间关系究竟如何，外人很难真正辨得清楚。于是，关于他俩分手的确切原因，便有了许多猜测。
有人说，是“血案”造成的。“血案”发生在1927年，他俩正式分手，是在1931年年中。这么说来，“血案”和分手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有人说，是“戴孝风波”引发的。严格说来，这次事件更多的是在两人分手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似乎也算不上是直接的原因，毕竟在此之后，他俩又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多。
有人将原因归结于孟小冬“是个涉世不深、不足20岁的单纯幼稚姑娘，对一切事物都看得不深不透”。可以将这样的说法理解为：单纯幼稚的孟小冬被梅兰芳骗了。这个说法更加牵强。孟小冬自幼学戏，六、七岁时就开始“跑码头”，是个在复杂混乱的梨园行摸爬滚打长大的姑娘，而非一位养在深闺、菽麦不辨的温室花朵。
还有人说梅兰芳在访美期间，孟小冬不耐寂寞，又生出新的恋情。梅兰芳得知后，斩断了情丝。此说，很多“孟”派大不以为然，甚至根本不予承认。如果说支持此说的人因为没有公开“新的恋情”的确凿证据而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因此授人以柄的话，那么，反对此说的人也不能因为如此就义正辞严地断然否认，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了解事实的全部。“新的恋情”是什么？显然不是结婚、公开同居，有的只可能是情愫暗生、眉目传情。既然如此，不明真相的人又如何能武断地说“是”或“不是”呢。
可以确定的是，此说显然暴露出泾渭分明的“梅”、“孟”两派。“梅”派出于保护梅兰芳，将两人分手的原因归于孟小冬；“孟”派却不甘如此，不能容忍心中的女神名誉受损，而奋起反击。在没有利益关系的外人眼里，孟小冬到底有没有新的恋情，很难说，或者说，不知道，或者说，不清楚。
有史料说，1931年，在孟小冬聘请的郑毓秀律师和上海闻人杜月笙的调停下，梅兰芳付给孟小冬4万块钱作为赡养费。也有人说，梅兰芳给孟小冬钱，是他访美后回到北京时，得知孟小冬在天津欠了债，于是给了她几万块钱。不管怎么说，给钱是事实。孟小冬收了钱，却似乎并不领情。
在两人分手两年之后，即1933年——他们是1931年分手的，也就是梅兰芳访美归国后近一年——且早已一个生活在天津、一个迁居到上海，孟小冬竟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登3天“紧要启事”，似乎因为不堪忍受别人针对她的“蜚语流传，诽谤横生”，为使社会“明了真相”，而略陈身世，并警告“故意毁坏本人名誉、妄造是非、淆或视听”的人，不要以为她是一个“孤弱女子”好欺负，她不会放弃诉之法律的“人权”云云。
本来孟小冬的这一公开声明，应是针对那些败坏她名誉的人的，可大概是那些人在她看来，是站在梅兰芳一边的，因此迁怒于梅兰芳，将他视作冤头债主，《启事》中，也就有点儿出言不逊了：
……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梅、孟分手，乃孟小冬自认为梅兰芳“负”了她。也就是说，她当初同意嫁给梅兰芳，是因为梅兰芳答应给她名份，但是后来，梅兰芳“不能实践其言”。换句话说，她嫁了之后，没有如愿得到名份。也看得出来，她是有些怨恨梅兰芳的。那么，梅兰芳该不该给她名份呢？究竟是不是梅兰芳出尔反尔呢？不论其他，但从法律上说，无论梅兰芳内心愿望如何，他都不可能给孟小冬名份。
民国时，法律虽然并不禁止纳妾，但反对重婚，推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既然娶妾并非婚姻，所以纳妾行为并不构成重婚。也就是说，在婚姻存续阶段，一个男人只能纳妾，而不能另外娶妻，否则，构成重婚。王明华去世后，福芝芳扶了正，成为梅兰芳法律上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又娶孟小冬，孟小冬的身份从法津上说，只能是妾，而不可能是妻。
梅兰芳是一位爱惜羽毛的人，也一直努力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何况他当时，名气、地位都如何了得，如今却被人公开骂作“毫无情义可言”，应是如何恼火；孟小冬这一来,将给他的名誉带来自怎样程度的负面影响，应是如何气愤；而破口骂他的人，乃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这又使他如何尴尬，都不难想见。他完全可以从维护自己的名声出发，撰文加以驳斥，可是他却没有那样做。由此即便不能足见他对孟小冬的情义，也足见他的涵养与宽容了。
孟小冬在《启事》里，加重语气说到那桩劫案：
数年前，九条胡同有李某，威迫兰芳，致生剧变。有人以为冬与李某颇有关系，当日举动，疑系因冬而发……冬与李某素未谋面，且与兰芳未结婚前，从未与任何人交际往来……冬秉承父训，重视人格，耿耿此怀，惟天可鉴。今忽以李事涉及冬身，实堪痛恨！
她说她“与李某素未谋面”，并非事实。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们不但谋过面，而且李某还曾数次出入孟府。也许李某是单恋孟小冬，孟小冬对李某并无其他想法。但是，为解脱自己与“血案”的关系而杜撰“素未谋面”，显然不合适，也无论如何不能以事过境迁早已忘记了此人作为借口。
看得出来，孟小冬在此，只知自己怒不可遏，却不顾甚至不知梅兰芳也同样在为那桩劫案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她是如此任性与烈性，也使人略窥两人不得长久的部分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