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孟小冬嫁梅兰芳，最反对的，不是孟鸿群、张云鹤，而是师傅仇月祥。起初，孟鸿群夫妇很担心女儿为妾——可能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给人做小。但是，有人信誓旦旦地在他们面前保证：王明华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而且她长住天津，梅家实则只剩下一房，即福芝芳。也就是说，小冬嫁过去，就梅兰芳肩祧两房之责，她也是可以和福芝芳平起平坐的，即两房都是夫人，没有太太、小妾之说。简单地说，就是“两头大”。
与此同时，孟氏夫妇又听说此婚事是王明华做的主，她是认可小冬的，而且她就是为了阻止福芝芳扶正，才撮合兰芳和小冬的。干脆地说，她有意让小冬做大。他们也许不知道，福芝芳嫁梅时，梅、福两家就已经谈妥，福芝芳是以夫人身份嫁的，谈不上扶正不扶正。不管怎么说，孟氏夫妇认定女儿是去当夫人的，而不是做小，又从媒人那里收到梅家送来的一笔巨款，自然答应得很爽快。
无论如何，仇月祥都反对这门婚事。有人认为，他反对的原因，是他舍不得放弃孟小冬这棵“摇钱树”。他知道，小冬一旦嫁给梅兰芳，自然是不能登台唱戏了——伶界大王梅兰芳怎么可能让妻子粉墨登场如此招摇呢。小冬一旦不唱，他这个师傅就没了经济来源。嫁了人的小冬是可以不唱的，身为梅太太，没有经济负担，而他仇月祥，可就没那么好运了。这样的说法，对仇月祥很不公平。其实，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也是极其英明的。
在仇月祥看来，孟小冬先天条件太好了，这样的条件，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另外，她天资聪慧，接受能力强，又好学向上，加上名师指点，她的艺术前途光明一片。事实上，她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无锡，以至后来到济南，抵天津，唱到哪儿，就红到哪儿。最后她进入京剧人才荟萃的北京城，仍然一炮而红。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她天生就应该是唱戏的，甚至可以说，她为戏而生。何况这时，她二十不到，年纪轻轻就脱离舞台，岂不太可惜？就算仇月祥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不为过。他一手将孟小冬培养出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弟子成名走红，师傅脸上有光，同时有了经济保障，也不是不能理解。
孟小冬似乎不能体会师傅的良苦用心，或者说，她体会到了，但还是不顾师傅的强烈反对。此时，她情窦已开，她被梅兰芳所吸引，特别是当她消除了“做小”的担忧后，完全没有了顾忌。在舞台上，她扮着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大英雄，或者是豪情万丈、激情澎湃的大男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的骨子里具备了自我独立永往直前的气势。
她还是女人，有着女人固有的崇尚爱情、依俯男人，甘愿做男人背后小女人的传统观念。也许，她登台唱戏，本就不是她对生活的主动选择，而是生活所迫家庭所逼，她只是将唱戏当作挣钱养家糊口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她对京剧艺术的热爱，从而视唱戏为一种事业，一种争取女人独立自主的方式。因此，当不需要她养家糊口时，她很自然地决然“抛弃”了唱戏。何况，她将嫁谁？梅兰芳！一个女人，能够嫁给这样一个人，怎么能不感到心满意足？
仇月祥伤心极了，也痛心极了。事已至此，他唯有无可奈何。他选择离开北京，重返上海。不知道孟小冬有没有亲自送师傅离开。即便相送，师徒俩此时必定相对无言。多少年的师徒情份，终究抵不过男女之情。
一个要嫁，一个不想她嫁；一个不想唱了，一个还想让她唱，这一切，原本并非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然而不知为什么，这对师徒似乎从此脱离了关系并且恩断义绝。许多年以后，孟小冬自京返沪。此时，已六十高龄的仇月祥晚景凄凉。很多人都以为孟小冬会去看望恩师，并给予他生活上的接济。但是，她没有。有人不甘心，直接进言孟小冬，明确告知她仇月祥生活困顿，希望她念及师恩加以救济。孟小冬是何态度？上海某报在一篇题为《孟小冬冷淡开蒙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小冬含糊其辞，好像没有这样一位授业师一般。”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媒人承诺“两头大”，也就是说，梅兰芳娶孟小冬，是准备像他当年娶福芝芳一样，也给予夫人名份的，那么，他俩的婚礼为什么不公开呢？没有花轿，没有迎亲，没有吹吹打打。实际上，他俩从恋爱到结婚，都是避人耳目神神秘秘地。就连新房，也只是设于冯（幼伟）宅之中。据说，梅、孟婚礼，举行的时间是在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参加婚礼的，只有“梅党”成员，如冯幼伟、李释戡、齐如山等。又据说，冯幼伟任证婚人，冯的小姨子任伴娘。如果此说的确属实的话，那么，梅、孟关系是由齐如山等梅党成员一手促成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春暖花开时节，具体说，大约4月份，梅、孟从冯宅迁出移居东城内务部街，原因是不知谁走漏了风声，有人打听到久不露面的孟小冬早已被梅兰芳藏在冯宅，而且两人还秘密结了婚。这一来，冯宅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搬家。
无论居于冯宅，还是住在新居，孟小冬总也脱不了被梅兰芳金屋藏娇的感觉。既是秘密成婚，她就不能公开登台，也不能公开以梅夫人的身份露面。她的生活很单调。住在冯宅时尚好，冯宅人多，她可以串门闲谈；住在新屋，身边除了陪伴她的冯幼伟小姨子，一个做家务的老妈子，一个看家护院的男佣外，别无他人。梅兰芳不能天天陪着她，他还要唱戏，还要接待外国友人，还要创排新戏，还要交际，最重要的是，他有他的家，有夫人和孩子，他还要回家。1928年1月，福芝芳又诞儿，取名绍斯（即梅绍武）。由此推测，梅兰芳在随孟小冬搬迁新居时，还是时常回家的。
为解小冬寂寞，梅兰芳购置了一台手摇唱机，又捧回来一叠唱片。白天，孟小冬靠听唱片打发时间，回味她在舞台上的辉煌，感慨逝去了的唱戏时艰辛又美好的岁月。在梅兰芳的鼓励下，她还读书认字，习画临字。她那么早就学戏登台，自知文化欠缺，一直有心要补足这一课。
不过，两人毕竟新婚，生活总是温馨而甜蜜的。这从后来公开的一张梅兰芳游戏照片上可窥见一斑。照片上，梅兰芳身着家居装，右手插腰，左手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在灯光的映衬下，投射在他身后的白墙上，显出一个鹅头的影像。在照片的右侧，是孟小冬的笔迹：“你在那里作什么啊？”在照片的左侧，梅兰芳回答道：“我在这里作鹅影呢。”梅兰芳难得如此活泼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看得出来，此时，他的心情是极其轻松和愉悦的。
的确，1927年上半年的梅兰芳，好事连连，和孟小冬的婚事是一桩，还有一件事，对他来说，也极具意义，那就是北京《顺天时报》举办的一次活动。这次活动涉及到“四大名旦”称谓的由来。
关于“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称谓来自于一次观众投票活动。换句话说，四大名旦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次投票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名旦”。
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有“权威”性，很普遍，也就被广泛引用。实际上，这次投票活动的全称是：“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现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顺天时报》1927年6月20日第五版）。也就是说，投票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并不涉及对他们五个人个人艺术的全面评价。“五大名伶”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更准确地说，活动规则是要求投票者从五个人所演新剧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
为缩小范围而使选票相对集中，主办方从五人所演新剧中各选出五部作为候选，也就是一共有25部候选剧目。它们分别是：
梅兰芳：《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西施》和《上元夫人》；
程砚秋：《花舫缘》、《红拂传》、《青霜剑》、《碧玉簪》和《聂隐娘》；
尚小云：《林四娘》、《五龙祚》、《摩登伽女》、《秦良玉》和《谢小娥》；
荀慧生：《元宵谜》、《丹青引》、《红梨记》、《绣襦记》和《香罗带》；
徐碧云：《丽珠梦》、《褒姒》、《二乔》、《绿珠》和《薛琼英》。
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从收到的选票来看，这次活动很受读者支持。主办方共收到选票14091张，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
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
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
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
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
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
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
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
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
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五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也就是说，只将他们各自的新戏做纵向比较，而并不将他们五人做横向比较，更不是在五个候选人中，选出四强；
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
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6628票，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4785票，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1774票，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1709票，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1254票。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
投票选举，是确立“四大名旦”称谓的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最终被事实所推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值一驳。
据说，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在军阀张宗昌家的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合作了一出《四五花洞》。这次演出《四五花洞》，梅、尚饰演两个真金莲；程、荀饰演两个假金莲。由于四个人的表演各具特色，艺术水平难分高下，便从此有了“四大名旦”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没有明确到底是由谁最先喊出“四大名旦”这个名称的。民间曾经有这样的流传，四大名旦同台演出过多次，但合作演出一部戏，只有《四五花洞》。实际上并不尽然。1918年5月26日，中国银行总裁冯幼伟在家里举办堂会。在这次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与其他京城名角儿合作演出了《满床笏》。这次，可能是四人初次同台、初次合作的一场演出，颇具纪念意义。只是那时，还没有“四大名旦”的说法。
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沙大风（19001973）原名沙厚烈，笔名沙游天。因为沙游天中的“天”，英名是“SKY”，而俄文人名中的“斯基”，也是“SKY”，所以，又有称他“沙游斯基”。他早年在《天津商报》任戏剧版主编，后得到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资助，于1921年创办《天风报》，自任社长。
据沙大风之子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辊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
整个1927年，梅兰芳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他春风得意，新婚燕尔，身边有佳人相伴；在艺术上，四大名旦的称谓逐渐被叫响，而且开始深入人心，这是他在继“伶界大王”之后的又一个美称。然而下半年，他却被卷入一场血案之中，给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他和孟小冬的关系。
关于这件血案，当时京、津大小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天津《大公报》的标题是：“诈财杀人巨案”；北京《晨报》的标题为：“北京空前大绑票案，单枪匹马欲劫梅兰芳，冯耿光宅中之大惨剧”，更几乎用了整幅版面，详细报道事件经过；《北洋画报》配以罪犯被枭首的相片……
这桩案件的过程虽然有些离奇，可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警方不仅当场将罪犯击毙，案件也很快处理完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却又因了不为人知的缘故，竟变得扑朔迷离。
这桩“血案”的真凶底是谁，迄今仍有两个版本，一说李志刚，一说王惟琛，令人难下结论。
版本之一来自报刊对案件的报道。各报刊的报道虽然略有出入，但大体情节相差不大：
1927年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开始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住宅门口徘徊，晚上9点左右，梅兰芳的司机发动了停在门口的汽车，到东四9条35号冯幼伟家，去接与众友人在那里为黄秋岳祝寿的梅兰芳。年轻人见了，拼命在后面追赶。
司机到了冯宅，便将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的举止说给其他来宾的司机及冯宅看门人听。大家便到门口去向年轻人问究竟，答是家里有急事，来向梅老板求救。大家见他衣着整洁，面目清秀，不像是一个无赖，问他姓名，答叫李志刚。便有一位仆人去上房通报梅兰芳。梅兰芳说，我并不认识此人。坐在一边的绰号“夜壶三”的《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便起身走出来察看。
李志刚见到张汉举，脱帽鞠躬后说，他与梅兰芳的确不认识，但他祖父与梅兰芳有旧，现已逝世3天，停尸在床，无钱入殓，因此求助于梅兰芳。一边说着，唏嘘不已。张汉举说，你与梅兰芳既不相识，他怎么帮助你呢？如果找个介绍人，或者把情况写清楚，这样比较有效。李志刚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张汉举，同时又挥泪跪下，样子十分可怜。张汉举把他扶起来，读了信后，便拿了信到上房给梅兰芳及在座的人看。
众人读了信，起了恻隐之心，于是凑了约两百元，由张汉举转交。张汉举也并不是个见不得眼泪的人，并未轻信李志刚，他拿钱在手，嘴里道，我要到他家去看一看，如果是真的，我再把钱交给他。说着，他来到门外，把李志刚叫到门内的走廊下，问他住址。答是东斜街。张汉举说，好极了，我住在西斜街，你稍等一会，等宴席散了，我同你一道到你家去看看。李志刚说，我肚子很饿。张汉举便给了他5元的钞票一张。李志刚却不肯收，只说，从早晨到现在，粒米未进，现在只想吃东西。张汉举便叫仆人拿了些残羹剩饭，给李志刚在门房吃。
夜里11点，席终人散，张汉举与画家汪蔼士及李志刚一同乘汽车往西城驶去。汪系搭便车顺路回家。当车行至东斜街口时，李志刚忽然凶相毕露，从腰间掏出一把旧式左轮手枪来，向张汪二人明言他前面的话都是假的，他的目的是要向梅兰芳索要5万大洋。命张汪尽快为他设法，否则手枪侍候。在他的逼迫下，汽车重又开回冯宅。此时梅兰芳已经回家去了。
李志刚不让张汪下车，只命车夫进去报告。冯幼伟拿了5百元给车夫，李志刚不收，说，5万元一块钱也不能少。车夫重又入内，如此往还几次，终未谈妥。这时，适有两个巡警由西口走来，李志刚以为是冲着他来的，于是挟持张汪二人进入冯宅。后在与闻讯赶来的军警对恃中，汪蔼士借机得以逃脱，而张汉举则被李志刚开枪打死，李志刚也丧命军警枪下，随后李志刚被枭首示众。
各报刊都说劫匪叫李志刚；将罪犯枭首示众的京师军警联合办事处在张贴的布告中也称其为李志刚。该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本月十四日夜十二日，据报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住户冯耿光家，有盗匪闯入绑人勒赎情事，当即调派军警前往围捕，乃该匪先将被绑人张汉举用枪击伤，对于军警开枪拒捕，又击伤侦缉探兵一名。因将该匪当场格杀，枭首示众，由其身边搜出信件，始悉该犯名李志刚，合亟布告军民人等，一体周知。”
几年后，孟小冬在刊登的《启事》里也说是“李某”。看来罪犯姓李名志刚无疑。实则未必，因为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案犯叫王惟琛，发案的地点不是冯宅，而是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家！
说这话的人是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薛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那天，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良（字君房）偕如夫人孙一清来访薛观澜，薛观澜回忆当时情景：
是日君房来到无量大人胡同，和我一见面，就很紧张地对我说：“这儿胡同口已经布满军警，我刚才遇见了军警督察处派来的人，他们说梅兰芳的家里出了事，我们一同出去看过明白再说。”于是，我和君房，速即走出大门口一看，只见梅家瓦檐上站着几个佩枪的军士，看来形势极其严重，胡同两头更布满军警与卡车，如临大敌的一般。因此君房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他在街头大声喊道：“畹华是我们熟识的人，他有性命危险，等我赶快去拿一管枪，把他救出来。”我们知道君房为人是说做就做，并非徒托空言。大家便赶忙上前拦阻，君房才慢慢镇静下来。不久我们就听得枪声如连珠……
薛观澜笔下的案犯穿着浅灰色西装,文质彬彬,面色渗白,年约20岁左右。后经他打听来的消息是，案犯的名字叫王惟琛，是京兆尹（相当于市长）王达的儿子，于北京朝阳大学肄业。
王惟琛是纨裤子弟，一直单恋孟小冬，始终得不到小冬回报，正在百般愁苦之际，听说小冬已被梅兰芳“抢了去”，一时想不开，一天突然闯入梅宅，欲找梅兰芳理论。当时已近正午，梅兰芳和冯幼伟等几个朋友正在吃午饭，佣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要见梅大爷。在座的张汉举自告奋勇，对梅兰芳说他先出去看看那人有什么事，然后便离座随佣人走出餐厅往客厅走去。
张汉举矮矮胖胖，由于记者出身，颇善词令，平时热衷于交际，喜欢管三管四，所以才有“夜壶张三”的绰号。他来到客厅，以为找几句托词就可以把王惟琛打发掉，谁知还未等他开口，就见王惟琛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抵住张汉举，叫道：“我不认得你，你叫梅兰芳快些出来见我，他夺了我的未婚妻，我是来跟他算账的，与你不相干。”
张汉举到底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没有被吓住，很快稳定了情绪，笑着对王惟琛道：“朋友！你把手枪先收起来吧，杀人是要偿命的，我看你是个公子哥儿，有什么事尽好商量。”然后，他又说梅兰芳出去了。王惟琛自己也很紧张，听说梅兰芳不在家，突然手足无措起来，恼羞之下，忽然改口要起钱来：“梅兰芳既敢横刀夺爱，我可不能便宜了他，我要梅兰芳拿出10万块钱来，由我捐给慈善机关，才能消得这口怨气。”张汉举与他讨价还价，钱数降到了5万。张汉举大声呼唤佣人，让他们转告冯幼伟，赶快去筹款。
其实，早在王惟琛掏出手枪的那一刻，就有佣人忙不迭地奔到餐厅通知了梅兰芳、冯幼伟。此时，听王惟琛说要钱，冯幼伟一面打电话通知军警督察处，一面通知银行迅速提出五万元现款。
钱送到时，军警也已包围了梅宅。当佣人将钱扔进客厅后，王惟琛将张汉举挟作人质，好使他安全离开梅家。走到大门外，王惟琛这才发现军警不仅包围了梅宅，连周围屋顶上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因为过于紧张，他手中的枪响了，张汉举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一见人质已死，军警们众枪齐发，顷刻间，王惟琛被打成了蜂窝状，当场毙命。
以上两种说法，一个是各报所载，一个是亲眼所见，到底哪一个是事实呢？有人一见当年报道案件的报纸，就武断地以为“王惟琛”一说是错的，殊不知警方若是为维护王达的名声，玩一个李代桃僵的把戏，骗过记者与公众，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事实上，似乎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否则，明明是一个事实清楚的案件，何以连凶犯姓名、发案地点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呢？有人因此猜测，难道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件，被混为一谈了？
罪犯的死算是咎由自取，张汉举却死得冤枉。他上有七十老母，下有幼子小女，子不过13岁，女才只有6岁，还有一妻二妾。张家人闻讯惨剧，悲痛不已，也有些迁怒梅兰芳。那些天，梅宅天天传出张家人的号哭。梅兰芳对张汉举之死深感歉疚，他不仅包揽了张汉举的后事，而且还赠送给张家位于麻草园的房屋一幢，现金二千元。
这场血案对于梅兰芳的刺激，并不只于对张汉举之死的歉疚，他还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公众对于明星的态度向来如此，见男女台上般配，便热望及乐见其成为生活中的伴侣，也不管是否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而一旦出现事端，则又横加责备。梅兰芳天津的一位友人来信慰问，梅兰芳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寒夜事变，实出人情之外。兰平日初不吝施，岂意重以殃及汉举先生，私心衔痛，日以滋甚。廼以戏院暨各方义务约束在先，不能不强忍出演，少缓即当休养以中怀惨怛，不能复支也。兰心实况，先生知之较深，正类昔人所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此时岂有置喙之地！已拟移产以赙张公，惟求安于寸心，敢（？）申于公论。至于流言百出，终必止于智者。兰在今日，只以恐惧戒省为先，向不置辩。
后来梅孟分手，有人便将这两件事说为因果──梅兰芳受“血案”的刺激而离开孟小冬。还有人说，因为福芝芳说了句：“大爷的命要紧”，使梅兰芳痛下决心离开孟小冬，回到福芝芳身边去。事实上，他俩分手，是在四年之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件血案，不可避免地给梅孟关系蒙上了阴影。
血案本身，和孟小冬没有关系，但是，制造血案的李某（王某？）却和孟小冬有关系。尽管孟小冬始终不承认她和该人有关系，甚至发誓她根本不认识他，然而事实是，他是她的戏迷，更是她的追求者，也许郎有情，妹无意，但他们的确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他是因为孟小冬，才欲绑架勒索梅兰芳的，从而造成血案。因此，如果有人说，血案的发生和孟小冬不无关系，似乎并不为过。
既然如此，心有余悸的梅兰芳不得不重新审视他跟孟小冬的关系。他俩结合，固然有朋友的撮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两情相悦。然而，男女相爱不是一切，特别是爱会淡，情会逝。当爱淡了，情逝了，剩下的又都是流言、麻烦、困扰、压力，那么，两人逐渐疏离，便是自然的。
对于梅兰芳来说，血案没有伤及他肉体，但却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份压力，是外界给予的不利于他名声的议论，甚至指责。他是爱惜羽毛的，他那么多年来精心打造了温和、大度、善良、谦恭、义气、责任等等好名声，他一直细致地维护着。如今，如此血惺味浓重的惨案，因他爱的孟小冬而发生，使他险些遭遇不测，又使张汉举做了他的替死鬼，无疑对他一贯的好名声和一贯的良好形象造成极大的破坏。
也许是为了及时挽回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回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尽管外界对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议论颇多，但他们结合，毕竟从来没有公开过，始终处于保密状态。不知梅兰芳此时的心理如何，他是想就此重返夫人身边，而淡化他和孟小冬的关系，用事实平息对他俩关系的猜测？不得而知。
总之，梅兰芳不仅回家了，而且常和夫人福芝芳出双入对。不仅如此，1928年初，天津《北洋画报》突然刊发这样一条消息：“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中原，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也就是说，他赴天津演出，陪在他身边的不是孟小冬，却是妻子福芝芳，而正如报上这条消息所说，他携福同行，还是第一次。这实则向外界传达出一连串信号：他的妻子是福芝芳，他们夫妻关系甚笃，他们家庭幸福。
捧读这则消息，孟小冬气极。在她看来，福芝芳在向她示威，或者说，梅兰芳在向她表明一种态度。这让她无法接受。之前，她也觉察到梅兰芳的转变。因为他俩的关系，她不得不深居简出，被藏在金屋里，不敢轻易露面。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为保护梅兰芳，保护他的好名声，保护他的好形象。为了他，她这样的牺牲自己，消融自我，别离了舞台辉煌，抛弃了艺术追求，过着一种金丝雀般孤寂无聊的生活。想想自己也是有才华的，为了爱一个男人，却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生活，她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气。
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凭什么你们夫妻公开地逍遥自在，让我一个人独吞苦酒独守空房，哪有这样的道理？于是，一气之下的孟小冬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离开爱巢，跑回了娘家。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的娘家人一般也都会站在女方这一边，指责男方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孟鸿群夫妇也不例外，在为女儿的遭遇鸣不平的同时，提议：他们夫妇能去天津，你为什么不能去天津？
孟小冬想想也是，他梅兰芳可以去天津唱戏，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去天津唱戏。他能唱，我也能唱。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久不登台，嗓子发痒很想过过戏瘾，或者是两者兼有。孟小冬决定即刻赴天津。
一番联系之后，孟小冬准备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她很久没有露面了，戏迷们早就饥渴万分，突然获悉她又唱，无不欢欣鼓舞。率先唤小冬“冬皇”的沙大风，本就是“孟迷”，他曾很肉麻地称她为“小冬吾皇”，还连呼“万岁”，如今得知“吾皇”将抵津，连日在其主办的《天津商报》上开辟“孟话”专栏，大捧特捧，极力宣传。
这次，和孟小冬合作的是有“坤旦领袖”之称的雪艳琴（本名黄咏霓），她俩之前有过合作，感情尚可。不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结合，她是瞒着雪艳琴的。对此，雪艳琴有些不满。但是，当孟小冬去找她，想请她一起组班赴天津演出时，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在天津的三天打泡戏，分别是第一天，合作《四郎探母》；第二天，孟小冬演压轴《捉放宿店》，雪艳琴演大轴《虹霓关》；第三天，雪艳琴演压轴《贵妃醉酒》，孟小冬演大轴《失空斩》。两人合作，配合默契；两人分演，又各自精彩。
虽然孟小冬在天津只演了十来天，但受欢迎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她的艺术才华固然令人称道，她特立独行的行为举止，也引人关注。唱戏时，她着男装，戴髯口；生活中，她也着男装，而且不施脂粉。小女子的娇美，衬上帅气逼人的装扮，为她平添了英武之气。听完她的唱，看完她的演，戏迷们过完了戏瘾，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她和梅兰芳的关系。对此，她拒不吐露一星半点。联想到不久前梅氏夫妇抵津，如今孟小冬孤身一人抵津，他们的关系显得更神秘了。
梅兰芳万万没有料到孟小冬会不告而别独赴天津，而且还粉墨登台大唱了一把。原本，他喜欢她，除了美貌、才华，还有就是较强的个性。然而这时，他认识到，个性有的时候是和“倔强”“任性”“耍态度”“使性子”等联系在一起的。他很无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能够体会到孟小冬内心的怨气。他知道，他无意中的行为，伤了她。于是，待孟小冬返京，而且没有返回爱巢直接回了娘家后，梅兰芳主动去把她接了回来。
人是接回来了，但不可否认，他俩关系的那片阴影又扩大了一些。梅兰芳刚刚安顿好“后院”，“前院”又失火了——1928年春，他遭遇了《凤还巢》“禁演”风波。这让他因家事而有些阴郁的心情雪上加霜。
京剧向以历史题材为主，且多是悲剧，喜剧偏少。有喜剧色彩的戏多是以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应工的玩笑戏，而闺门旦应工的喜剧就少之甚少了。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凤还巢》就是一出闺门旦应工的喜剧。该剧情节曲折，妙趣横生，执笔者仍是齐如山。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京剧《凤还巢》曾被刘哲禁演”的传说。《舞台生活四十年》（1986年再版）最后一节的“按”里这样说：
《凤还巢》就是在中和园首次上演的。当时正是张作霖当大元帅的时期，奉系人物因“奉”“凤”同音，忌讳这出戏，当时的教育总长刘哲曾托人带话最好不演《凤还巢》。
许姬传、刘松岩、董元申着《梅兰芳》（1987年版）一书里有关《凤还巢》这样写道：
1928年4月6日，《凤还巢》在北京中和园上演。当时奉系军阀们因《凤还巢》剧名与“奉还巢”同音，竟由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出面，以所谓“有伤风化”的罪名禁演了这出戏。喜剧变成了禁戏。后来《凤还巢》在人民的支持下，终于恢复了演出，那风趣的剧情和优美的唱腔，也才得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各剧种竞相移植的喜剧剧目。
1994年出版的《梅兰芳年谱》也有类似说法，作者在1928年条下写道：
4月6日，在北京中和戏院首演《凤还巢》。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凤还巢》剧名与“奉还巢”谐音，竟由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禁演。
除了几种文字记载外，还有口头传说，都说《凤还巢》曾遭禁演。无论是口头传说还是文字记载，依据的恐怕就是《北洋画报》1928年5月2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教育总长刘哲认为有伤风化，有实行取缔说”。这则消息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几条消息并列，其他几条消息分别是“袁寒云被张宗昌、孙传芳委任‘何南安辑使’”、“着名建筑家关颂声远赴美国”、“南开女中举行春季游艺会”，这四条消息的总标题为《据说……》。
很清楚，总标题之所以为《据说……》，是因为那四条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只是“据说”。所以，《凤还巢》问题也只是“据说”，“有实行取缔说”，却并没有明确告知已被取缔或被禁演。当然，既然有此说，那么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们只看到这《据说……》就作“被取缔或被禁演”的推断，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仅隔了一周时间，《北洋画报》于5月9日发表了署名朱弦的文章，题目为《〈凤还巢〉问题》，文章说：
近传教育部对于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认为有伤风化，拟加以取缔，但非事实。《凤还巢》一剧，在昆曲名《丑配》，在秦腔名《循环序》，梅易为乱弹，命名之由。因剧情中程雪娥之婚姻，几经变幻仍如其故，原拟名《换巢鸾凤》，既因并未尝换巢，乃易今名，此剧来历如此。或谓宜名《三洞房》，似较原名为佳。
如果朱弦的文章到此为止，那么远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在明确指出“但非事实”后，又详细谈到此说究竟因何而来。原来，《凤还巢》初演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的确亲临中和戏院，观看该剧。戏过半，他突然想起询问身边的教育部某司长：“这出新戏我们审查过否？”司长说：“尚未。”刘哲便说：“可调取原本来略加修正。”
当时，刚出笼的新戏是要经教育部审查的。次日，司长命“通俗教育会”给梅兰芳发去一函，要求将原剧本尽快送至“教育会”审查。“通俗教育会”是教育部的一个分组织，司长兼任该会会长。函发出十日，“教育会”并未收到梅兰芳的回复，更不见剧本，便有些恼火，遂将原函全文刊登在报纸上。“报纸披露此事后，日本某评论家即抓为题目，加以评论，‘教育会’又致函某日本评论家，与之辨正，遂致问题。”
这位日本评论家与“教育会”辩争的焦点在于“审查”和“取缔”的区别，可能他的意思是“教育会”名为“审查”，实则找茬“取缔”，而“教育会”则反驳，称“审查”就是审查，与“取缔”是两回事。如此热热闹闹的辩来争去，传言便纷纷而起，说梅兰芳有意对抗教育部之命，教育部因而将取缔《凤还巢》，甚而取缔《思凡》、《琴挑》等剧。
梅兰芳没有回复，并非他致教育部之命于不顾，就他的性格与处事原则，他也绝不会有意那么做。根本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收到“教育会”的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此函后，大惊失色，忙叫人四下找寻，却在中和戏院找到了原函。原来此函被误投到中和戏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封公函，而梅兰芳此时已移师开明剧场演出，所以没有及时收到该函。
找到公函后，梅兰芳立即回复“教育会”，说明原因，并表示道歉。同时，他让人将剧本送到了教育会。仅三天后，“教育会”就将审查过的《凤还巢》剧本交还给了“承华社”，上面只对程雪雁的台词作了小小的修正，其余均未加改动。有人随即问梅兰芳如何看待“教育会”的修改，梅兰芳说：“此戏慈先生的丑小姐，跟《凤筝误》差不多，没有什么。”
朱弦在文章中最后说：“‘通俗教育会’改得也好，盖所谓有伤风化，殆慈瑞全打诨太过，梅所饰为贞女雪娥，谈不到有伤风化也。”
如果说因为《北洋画报》的主持人是冯幼伟的侄子冯武越，而有意偏袒梅兰芳，特地请人出面辟谣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该报的经济资助人是奉系的张学良将军。从该画报里既有梅兰芳这边的人，又有奉系那边的人来看，《〈凤还巢〉问题》这篇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及公正性。
梅兰芳这样一个名人，教育总长刘哲不会不知道，他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就禁演梅兰芳的戏。当然，“凤”与“奉”的确是谐音，奉军在北京的军纪也的确很坏，北京人的确是很想让他们“还巢”，即退回到关外去。从这个角度看，刘哲也可能的确有取缔、禁演的想法，但到底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梅兰芳的确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克服了内忧外患，连续平息了几场风波，梅兰芳不免心力交瘁。好在他有超人毅志力，更想以事业掩藏烦恼。随后，他创排了两出新戏，即全本《宇宙锋》（这出戏日后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和《春灯谜》。这两出戏都是从开台一直演到散戏。无论是对于梅兰芳，还是对于戏院而言，这样的演出方式都是一种创新，也是梅兰芳京剧舞台实践方面的一次改革尝试。
然而，下半年，梅兰芳又遭生活打击，发妻王明华不幸病故于天津。在她病危时，梅兰芳闻讯即刻赶到天津。据说，孟小冬随即也抵津，见了王明华最后一面。王明华故后，梅兰芳亲书挽联：
三年病榻叹支离，药灶茶炉，怜我当时心早碎；
一旦津门悲永诀，凄风苦雨，哭卿几度泪全枯。
王明华是9月下旬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孟小冬相携出现在香港。这年年初，梅兰芳携福芝芳赴天津演出；这年年末，梅兰芳携孟小冬赴香港演出。人们将两事结合在一起，不由这样揣测：梅兰芳此次让孟小冬公开露面，而且不顾众人疑虑目光，公然携孟小冬赴港，一是为了补偿亏欠她的，一是为了就此公开他俩的关系。事实上，梅兰芳此次赴港，是演出，而不是个人游历，因此，随他同行的，还有承华社诸成员。孟小冬时时相伴在梅兰芳左右，实则映证了外界对他俩关系的猜测。
结束香港演出，梅、孟并未即刻返回北京，而是先去了上海。据报载，他俩是在次年2月中旬才回到北京。也就是说，这次，他俩“单独”相处了长达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单独，是因为梅兰芳不必像在北京一样，一会儿这个家，一会儿那个家的两头跑，而只守着孟小冬一个。不仅如此，1929年的新年，梅兰芳似乎也没有回家过。这或许是他俩第一次，也许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过年。
这一切，都让孟小冬心情大好。从1927年初两人结合，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这样的生活，让心高气傲的她着实感到不舒服，也常常报怨不被尊重。如今，她有重见天日之感。她终于如愿“修到梅花”了——回京后，报上刊登了她的一幅玉照，标题是“修到梅花之孟小冬自沪北归后最后造像”。
紧接着，2月9日，《北洋画报》上又刊登了孟小冬不同表情的一组照片，有迎吻、送吻、斜睇、凝思，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写于“小影”之后》，文章说：“谈起孟小冬，她现在哪里？现随何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恐怕正在问题，而不成问题之中。有的说已经做了‘梅妻’。小冬踪迹，据传现在上海，然而现在本报竟得了她最近的妙影多幅，津门倾倒小冬的人很多，大可看看。然而也不过看看而已可也。至于她‘迎吻’是迎谁的吻？‘送吻’是送给谁？‘斜睇’睇谁？‘凝思’思谁？都在似乎可以不必研究之列……”
如果说，这篇文章对梅、孟关系还在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话，那么，一周之后《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新闻，则更加做实了两人关系。新闻称：“孟小冬业已随梅兰芳倦游返平，有公然呼之梅孟夫人者……”可以说，至此，梅、孟关系算是彻底公开了。
此时，梅兰芳似乎处理好了家务事，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赴美演出的准备工作中。他没有料到，关于是携夫人福芝芳，还是携孟小冬赴美，又引发风波。
早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赴日演出大获成功后，梅兰芳就萌生了赴美演出的念头。不过，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有很深的顾虑。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古典戏剧直接受到中国唐朝歌舞《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在中国失传的唐朝古舞在日本却被完整地保存着。日本著名的“能乐”就受了中国元曲的影响，而“狂言”则受了唐代参军戏的影响。因此，梅兰芳在日本演出了《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嫦娥奔月》、《游园惊梦》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背景的戏，日本人完全能够看得懂。
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的，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
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能就此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给美国人进一步讽刺挖苦的机会？连梅兰芳自己都难以设想。另外，单靠梅兰芳的表演就能拉近如此巨大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谁也不敢这么肯定。
因此，梅兰芳虽然有心赴美，但时机尚不成熟，他一直在等待，在准备，直到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邀请，赴美计划这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华美协进社”，这是个美国的民间团体。梅兰芳即便成行，也是以私人名义出访，因此一切经费自筹。尽管梅兰芳此时身价不菲，演出酬劳也高，但他并非出身豪门，没有祖产，只靠演出所挣戏份不但要养活一家大小，又因乐善好施，常常接济贫寒的同业人士，在家接待国际人士所产生的高昂的外交费，他也得自掏，所以面对赴美所需经费时，他颇有点一筹莫展之感。
不得已，他只能四处借贷，却一因数目太大，二因对他赴美能否成功能否挣到还债的钱表示怀疑，最终毫无收获。幸亏齐如山的亲威兼世交李石曾联合了银行界友人，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溥泾波等人四处奔走，在北平募捐到5万美元。同时，冯耿光和吴震修、钱新之等人在上海又募捐到了5万美元，总算筹齐了旅资。
然而，就在梅兰芳动身前两天，从美国传来消息，说“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市面不振，要么缓来，要么多带钱”。此时，梅兰芳赴美宣传等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此时如果“缓来”，声誉势必受损，但如果强行前往，又有可能血本无归而破产。梅兰芳犯了难。
左右权衡，思来想去之后，梅兰芳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冒险一拼。于是，冯耿光凭中国银行董事的身份，又筹来5万美元。梅兰芳便怀揣着15万美元，冒着破产的危险，战战兢兢地跨洋过海去了美国。
那么，梅兰芳为什么一定要去？早在他第二次访日归国后，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麦克慕雷去“梅宅”拜访他时，就曾建议他去美国演出，说“如果能够成行，则可使美国人民增进对中国戏剧艺术的了解，更可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或许“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类的理由过于含有官方色彩而略微显得虚，对于梅兰芳而言，到一个与中国、日本完全不同的国度展示中国文化，尽管难度颇大，但却也极具挑战性。如果说十年前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试水”的话，如今的他，演艺已臻成熟，名望也大了许多，一切都水到渠成。
更使梅兰芳下决定的，是另一位美国公使保尔•芮恩施。他在卸任回国前，在徐世昌总统为其举行的饯别酒会上，说了一番和约翰公使所说大同小异的一段话，他说：“要想使中美人民彼此的感情益加深厚，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芮恩施所说并非心血来潮，他与梅兰芳彼此并不陌生。早在梅兰芳初演《嫦娥奔月》时，一次，留美同学会在当时的外交大楼公宴芮恩施，梅兰芳应邀演出《嫦娥奔月》后半出。芮恩施对梅兰芳的表演大加赞赏，次日还特地到梅宅拜访梅兰芳，与梅兰芳有过相当愉快的会晤，此后他又陆续看过几次梅兰芳的表演。
因为是官方宴会，在座的都是官方人士，他们异常惊讶于芮恩施的话，他们想不到一个中国演员竟然在美公使心里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京剧演员能实现中美亲善，他们以为芮恩施在和他们开玩笑。芮恩施看出这些人的疑虑，于是补充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并且最近有实例可证：从前美意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来意国有一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剧，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
大多数人对芮恩施的话仍然将信将疑，唯有当时的交通总长叶玉虎（恭绰）心有所动。当齐如山、梅兰芳从叶玉虎那里得知芮恩施所说后，异常振奋，联想到约翰公使曾经的提议，以及这几年的外交活动，使相当的在华美国人熟知了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他们预感到赴美计划必能得以实现。
赴美的决定是下了，那么，该取何种方式赴美呢？梅兰芳一时无法做出抉择。有人提议，通过经纪人介绍。这固然是个办法，但有人反对，说吃经纪人这行饭的都相当狡诈不好对付，很容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比较之后，他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对方来邀请，就像赴日、赴港演出一样。对方邀请又分两种方式：一由官方发出邀请，这里由外交部承接；一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官方邀请比较麻烦，特别是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并非愿意倾力支持。这样一来，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是最为合适的。
1932年，北平出版了由齐如山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较详细地介绍了梅兰芳在美演出情况。在谈到梅兰芳何以能去美国的原因时，该书说“确因与哈布钦斯君有约，否则赴美的心愿，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呢”。哈布钦斯是美国的剧作家，在纽约有一家剧场。当他从司徒雷登那里得知中国名伶梅兰芳想到美国演出时，当即表示“梅兰芳到美国来，可以在我的剧场里出演”。虽然哈氏对梅兰芳赴美表现得很积极，但梅兰芳最终能赴美接受的并不是他的邀请。
齐如山在《梅兰芳游美记》里没有提到“华美协进社”，但偏偏就是华美协进社最终促成梅兰芳的愿望得以实现。该社成立于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兰琦、杜威（JohnDewey）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在美成立。这是一个“得到联邦政府教育部门拨款，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资助，并由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董事会发给执照，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牟利性团体”。“华美协进社”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出于对赴美的结果不可预知考虑，梅兰芳在决定赴美后一直到动身前，和“智囊团”成员做了大量的几乎是面面俱到的铺天盖地的准备宣传工作，意图先让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戏剧有个初步认识。
首先，他们与美国的新闻界、各大戏院剧场联系，寄去照片、剧照并配以文字说明。齐如山临时编撰了几本书以加大宣传力度，其中有详细介绍中国京剧知识的《中国剧之组织》、专门介绍有关梅兰芳这个人的《梅兰芳》和《梅兰芳歌曲谱》以及对梅兰芳准备演出的戏加以逐一说明的《说明书》。似乎还嫌不够，他们又画了两百幅图，涵盖了剧场、行头、扮相、脸谱等十五类，可谓详尽细致到无可挑剔。
对于剧场和舞台的布置，存在着几种意见：“完全中国式”、“中西合璧式”和“完全西式”。梅兰芳和齐如山都倾向于“完全中国式”，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中国人，演的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戏，自然需要中国式的舞台作为载体。另一方面，他们这次赴美，目的就是全面展示中国戏剧，无论美国人是否接受，但他们看到的毕竟是纯味中国戏，如果舞台是西式的，何以突显“中国”模式？
因此，齐如山在用纸板比划了几十次之后，最后决定采用中国故宫里的戏台模式。舞台布置完全是中国特色：第一层是剧场的旧幕，第二层是中国红缎幕，第三层是中国戏台式的外帘，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对，第六层是旧式戏台隔扇。至于剧场，门口满挂中国式宫灯、梅剧团特有的旗帜；剧场内也挂着许多中国式纱灯，上面绣有人物故事、花卉、翎毛；壁上挂介绍中国戏剧的图画；所有剧场人员包括检场、乐队、服务人员都着统一的中国式服装。这样一来，观众从靠近剧场开始就将被中国文化所包围，也有助于他们对中国戏的理解。
除此，赴美成员还接受了一些规矩训练，包括在火车轮船上的规矩、外国街道上的违警标志、旅馆里的章程、吃饭穿衣的习惯等。光为吃西餐时，如何拿刀叉、怎样吃面包，名种菜怎么吃，汤怎么喝等，他们就排练了几十次，一会儿到德国饭店、一会儿到英国菜馆。
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做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除了胡适，是张彭春。
张彭春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和胡适一样，毕业于美哥伦比亚大学；也和胡适一样，同时受业于教育家杜威门下。其实，“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
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西方戏剧的机会，尽管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对戏剧也颇有研究。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这位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既有文学、哲学做底子，又进行了比较戏剧的研究的才子，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
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必然是从相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承。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然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不同但同样是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
有齐如山等“智囊团”成员在细枝末节上的充分准备，有胡适的鼓励、出谋划策和积极参与，有张彭春的戏剧理论做基础。如此种种，梅兰芳尽管仍然对赴美前景心存忐忑，但毕竟不是黑暗一片，他甚至能隐约看到不远处的曙光。于是，他也就甘心冒着破产的危险，出发了。正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所说，这一次，是梅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如履薄冰。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梅兰芳出发赴美前，身边的两个女人明里暗里地进行了一场赴美之争。
在进行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中，梅兰芳他们预备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有梅兰芳亲自绘制的扇面、印有梅兰芳名字的绢绣等，还有笔盒、墨盒。其中有的墨盒上刻着梅兰芳的名字，以及梅兰芳的古装妇女头像，还有的墨盒上是孟小冬反串《游龙戏凤》的李凤姐和反串《黛玉葬花》中的黛玉的剧照。对此，齐如山儿子齐香曾这样回忆说：
我父亲一直为梅剧团到美国演出而从事繁忙的准备工作。记得我姐姐齐长也用心
地描绘脸谱。准备到美国送人的礼物种类很多，梅先生自己画了很多扇面，我姐姐也
画了些，以备万一不够分配临时使用。还有小巧的工艺品，如墨盒、砚台等。墨盒上
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
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
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揣测，起初，梅兰芳是打算带孟小冬一同赴美的。如果他携孟同行，那么又该如何对福芝芳交代？所以，他不免有些犹豫。毕竟福芝芳是公认的梅夫人，孟小冬的身份算什么呢？如果到了美国，有人问起来，他又如何解释？也说是梅夫人吗？再说了，年初，他携孟小冬赴广州，赴香港，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连年都在一起过的，也算对得起她了，这对福芝芳，多少有些愧疚。如今，他是不是应该携福同行呢？这样，也算端平了一碗水。
福芝芳和孟小冬都争取随梅同行，谁也不相让。福芝芳的理由，她是正宗的妻子，何况梅兰芳刚刚和孟小冬同游了香港，这次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她了；孟小冬的理由，她和梅兰芳赴港，原本就是梅兰芳补偿她的，因为之前，他带福芝芳去了天津。同时，她还说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福芝芳此时已有孕在身，不适宜长途旅行，何况梅兰芳此次赴美，演出任务重，时间也长，身边有个孕妇，怎么说也不太方便。
“有孕”，这是福芝芳赴美最大的障碍，也可能就是梅兰芳最终下决心弃福取孟的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墨盒上便有了孟小冬的头像。
福芝芳也知道挺着个大肚子随梅在美，的确不便，但她又很不甘心。既然“孕”这个问题是个障碍，那么，消除这个障碍不就行了嘛。如何消除？堕胎！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梅兰芳还能说什么？他横下一条心：谁也不带。
孟小冬仍然不甘心，她继续在努力。然而，梅兰芳决心已下，执意不肯回心转意。孟小冬气不过，又独自跑回了娘家。她以为梅兰芳会像上次那样，等到事过境迁后来接她回去。可是，她左等右等，只等来《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同游北戴河的消息。这则消息这样写道：
台上的梅兰芳是人人看得见的，下装的梅兰芳是人人想一看的，穿着海水浴背心，
曲线美毕呈的梅兰芳，更是人所不得见而极希望见的。当梅氏与其夫人到北戴河作海水
浴的时候，海滨居民旅客，空巷往观，真有眼福。
此时，孟小冬知道，事情恐怕已经不能挽回了。反过来想，我孟小冬没能赴美，她福芝芳也一样去不成。两败俱伤无所谓，总好过我输你赢。这样一想，她的心里略微好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