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性命攸关的《逆风千里》别开生面 新颖创新

1963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逆风千里》,用一种当时中国影坛从未涉及的新颖角度,描写了在1946年秋,我军歼敌“千里驹”师后,指导员带领小分队,奉命押送俘虏的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在敌强我弱、腹背受敌险境中,我小分队克服种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捣乱、破坏和种种阴谋诡计,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

之所以说这部影片的新颖,则是指它的角度而言,像这类归属于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在当时已构成中国影坛震撼人心的“主旋律”,然而,描写这样押送俘虏的戏却尚是空白。当时,长影厂与之几乎同年推出的反映解放长春的《兵临城下》,则是“文革”前17年同《逆风千里》一样,是以国民党将领为主角、反派人物推至前台的两部作品。《逆风千里》的编剧和导演以及剧组的这种为艺术而另辟蹊径的胆魄,在当时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下,逆风行舟,力图把这段发生在东北战场上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搬上银幕。

冥冥之间大约是应验了影片片名之意,剧本在审查通过时,就曾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激烈争论。当时有位副厂长在对待国民党俘虏的政策问题上,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对解除武装的俘虏,我们是讲优待政策的,但对待放火指引敌机的俘虏,则是反革命,讲优待是完全错误的。”还有领导也指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甚至有人对此极为反感、进行发难。在1962年—1963年间,珠影厂根据王兰西部长肯定《逆风千里》的文学剧本和“全厂要面向生产”的指示精神,开始全厂动员,这部影片便在当时正确的创作路线指引之下,峰回路转,重新上马。

影片编剧周万诚,是广州军区战旗话剧团的一名部队剧作家;导演方徨则从上影厂调到山东厂,又在两厂合并后来到珠影厂,曾执导过《闽江橘子红》、《上饶集中营》(副导演)、《谁是凶手》、《两个巡逻兵》、《敢想敢做的人》等影片;摄影师姚士泉,也与方徨一样从南转北,又落脚珠影厂,他的黑白摄影技术应用和拍摄技巧,在圈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方徨执导影片有两大特点:其一,他感情厚重,人情味浓郁,在他所执导的有限的几部影片中,都启用了上影厂著名反派老演员白穆,以及上影厂的张子良、蓝谷、束夷、傅伯棠,这些演员除了白穆之外,也都调往珠影厂,此次都被重新招至《逆风千里》的麾下;其二,则是他识才爱贤,姚士泉一流的黑白摄影,使他倍感珍爱,故这两人一导一拍,多次合作。方徨当时还选用了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马奕,主演我军指导员,刚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回厂青年学生丁铁宝,参演影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卫生员朱小玲,此外,还有后来调到天津厂的李建林,珠影厂的宋德望、王铮以及蒋锐、关朋、刚小光等人都加盟剧组。影片的外景地在东北辽宁的奉城、丹东一带,剧组人员边体验生活,边实地拍摄。气候寒冷身体不适,拍摄过程中的反复修改,尤其是剧本非常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甚至影片中塑造的我军指导员、胡排长、女卫生员、还有两名战士5个角色,和敌方师长、副师长、医官、政治部主任、敌工处长、军长、骑兵连长共7人的双方比例,也有人以我方少敌方多而产生了质疑,从而招致了外界势力的严重干扰。

影片中国共两党将领的人物群像,性格鲜明,人各有貌,先天剧本的成熟,再加上所选演员自身的努力,《逆风千里》终于在1963年12月底拍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