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阅读这几页时，我有点不安地注意到，我似乎同若干其人权记录经不起仔细检查的统治者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确实，如果我是这些国家中某国的反对派领袖的话，我可能早已保不住我的性命，更不用说我的自由权了。那么，我是如何设法同他们建立通情达理的良好关系的呢？
有许多解释浮现在我的脑海。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几年之内我有望在本国行使政治权力，我是作为这样一位政治家来访的。因此他们忙着与我打交道，甚至对此感到很愉快。我对此并不存在幻想。同样地，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建立某种关系以便届时并在那以后保护和推进英国的利益。既然他们是他们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就是我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同时，我也认为能够而且应该保持某些区别：对那些手上沾有鲜血的统治者应予正确的对待，但仅此而已；而对民主政治家们则应给予另外的表明敬意的标志，从授予荣誉的爵士身份到唐宁街的官方宴会。这些都是英国馈赠的。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天真到以为这会大大改变独裁主义政权的所作所为。
我的第二点考虑是，我能够在有些场合使得一些政治犯获得释放或移居国外，把这作为我出访的一种交换条件。被释放的人从来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多；但是即使少数人获释也比没有人获释要好。而且每一个人获释意味着另外１０个人有希望。确实，这告诉剩下来的那些人，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第三，我们必须记住，罪恶像美德一样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关于人类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个统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杀害一名政敌，可是在下午却又执行他在一项条约中所作的承诺。有些人我与之打交道时保持着警惕，但他们遵守了他们向英国所作的诺言，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在物质上帮助过另一个国家反抗侵略与占领。
最后，国际关系总是在最佳者中择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择。即使我有能力用一个统治者来取代另一个统治者——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也很少能够以一个较好的统治者来取代一个坏的统治者，而且往往会是以一个更坏的来取代他。例如，那些为伊朗国王垮台而感到欢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须使自己顺从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现实，即毛拉政权对它本国的公民压制得更加厉害，并且在国外助长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在这个国家里伊朗国王是稳定的支柱，如果说后来只不过是一根摇摇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个国家倾向于按照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别国人民的利益行事。这越发使民主国家的人民有理由不仅对压制人权的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他们本国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改善人权状况作为西方外交的一项目标。我可能有时怨恨过对于我在掌权时的行为的这种第二种批评；然而，不久以后，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