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方查证，媒体发现这名让邓丽君倾情而吻的男子是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富豪郭孔丞，邓丽君对这位不同寻常的富家公子很有感觉。至于他们之间的感情程度，媒体则在进一步追查中。
10月底，台湾的《中国时报》突然爆出邓丽君“即将下嫁大马糖王”的消息。台港媒体于是争相转载。邓丽君终于找到了好归宿的消息，传遍各地。在这种情况下，邓丽君正在盛传自己婚嫁消息的香港，为了保护恋情，邓丽君接连几天都在香格里拉酒店内，不出大门一步。邓丽君越是躲避，媒体越是追踪她。有传媒此时报道，邓丽君的意中人郭孔丞曾私下告诉记者，他们的婚期已经定下，明年将举行婚礼。对此，邓丽君没有吐露半句。
有一天，香港记者得知了一条有关邓丽君的重要消息：邓丽君要出席一场由郭孔丞当主人的晚宴。
媒体记者们火速赶到邓丽君所在的香格里拉酒店香宫酒楼时，却被数名保安人员挡住，坚决不允许拍照。保安人员克尽职守，无论如何不准拍照。如此这样，场面一度僵持不下。最后由善与媒体沟通的邓丽君出面化解了这种难堪的场面，她婉言告诉记者们，自己无法说服郭孔丞出来合影，只能单独让记者拍一张自己的照片，希望他们理解。对于记者迫不及待地追问他们的感情问题，邓丽君承认她认识郭孔丞已经一年了，但婚事是“外传的，不算数。”为了躲避传媒不断的纠缠，邓丽君立刻悄无声息地到新加坡去了。
邓丽君与郭孔丞的恋情确实发展迅速，他们私下里已经在商定订婚、结婚的日期，不过，双方都不想让媒体参与他们的事情。
对于10月传出的邓丽君结婚的消息，媒体进一步了解到那是两人订婚的时间，而且据邓家透露，翌年3月是女儿的婚期。其实婚期订在1982年5月。
1981年10月28日晚上，邓丽君与郭孔丞秘密订婚。订婚宴会处理得很低调，除双方家人外，只有何俐俐和赵世光观礼。那天，郭孔丞在香格里拉酒店日本料理厅备了一张桌子，桌上点有一支红蜡烛，还置放着一盒玫瑰。宴会上开了瓶香槟庆祝，双方家庭交换了信物，并积极挑选良辰吉日准备完婚。
邓丽君与郭孔丞订婚的事情因为没有公开宴客，知道的人就很少，但是喜上眉梢的郭孔丞还是把喜讯带了出去。在订婚的第二天，郭孔丞喜滋滋地掏钱让秘书买喜饼，老板订婚的消息由此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
邓丽君更成了传媒追逐的对象。1982年1月，邓丽君因父亲身体不适，匆匆自新加坡赶回台湾探望父亲。面对媒体不停的追问，在台湾邓丽君亲口证实了她与郭孔丞交往的事实：“我和他才认识半年，终身大事不可能决定得那么匆促，目前我们还在观察的阶段。”一向对“情”事三缄其口的邓丽君，如若不是情到深处，她是不会公开两人的关系的。她说，去年中秋节后，她到台北义演，郭孔丞曾到台北探班。“他在台北的朋友不太多，没有人陪他，所以我就带他去四处看看。” 虽然已公开承认彼此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邓丽君仍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之间的感情，她说：“如果他也是艺人，被公诸报章还无所谓。但他是个圈外人，老是被这样说来说去，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
媒体都以“马来西亚糖王”称呼郭孔丞，邓丽君则是“嫁入豪门”，对此，邓丽君不太喜欢将豪门公子和名歌星连在一起，更不愿意将她的婚姻大事与男方显赫的家世连在一起。她总是说，“他父亲是某个财团的股东，他在那个财团上班，根本不是什么糖王”，“其实我跟他的交情还没那么深，怎么好意思打听人家的家世？他的事，我也是听来的”
一连串有关她结婚的消息，邓丽君通通予以否认。但她并不避谈个人婚姻的想法。她说：“谈到婚姻，那就不跟交朋友一样单纯了。比如说，我在他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重？我想，还是要多研究一下，多了解一些比较好。不过我坦白承认，这个人是我婚姻考虑的对象，因为我觉得他还值得交往，他给我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
缘去缘空邓丽君和郭孔丞的婚姻大事已成事实。在歌坛奋斗十余年的邓丽君，极渴望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她个人已将郭孔丞视为自己托以终身的对象。邓丽君的父亲也认定他就是未来的女婿。邓父中风住院期间，郭孔丞曾特地赶来台湾探望，精心照顾邓父，让邓家对郭孔丞的印象更好。因此，邓家双亲也很满意这位准女婿，全力支持女儿嫁给他。郭孔丞的父母也很赞成这件婚事。当时邓丽君在大陆的声望居高不下，这让有心前往大陆开拓市场的郭父对这位可以帮助郭家拓展事业版图的准媳妇很满意。而且那时郭母身患癌症，也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完成终身大事。
邓丽君在热切地期盼那个生命中最辉煌的日子，那时她将在多年漂泊后有一个温暖的家。
一切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婚礼在即将到来时却没有举行，待到婚礼举行的时候，新娘却不是邓丽君。
婚事无法如期进行的原因很早就埋下了，只不过邓丽君当时沉浸于美好的恋情中并未发觉。邓丽君在与郭孔丞相识后，赢得美人心的郭孔丞兴致勃勃地带恋人回家拜见长辈。邓丽君一踏进郭家，郭府从管家、佣人到司机都兴奋地围上来要签名、拍照，随和的邓丽君都一一照办。谁知郭孔丞的祖母眼见初到家中的邓丽君居然抢尽风头，当场面露不悦。郭家是一个保留中国封建传统习俗很深的旧式华人家庭，相当守旧、向来对艺人有偏见的老祖母对邓丽君就有些不满。
邓丽君在与郭孔丞在积极挑选婚期之际，曾特地回到新加坡与郭家长辈谈有关婚礼的细节，不料老祖母却突然提出富豪宅第无法接受邓丽君是位抛头露面的演艺界人士，婚礼如果要顺利举行的话，邓丽君就必须接受三大条件：一是将过去的历史交待清楚；二是嫁入郭家之后，立即退出演艺圈；三是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
这三大条件对邓丽君来说，太苛刻了。在她个人的眼中，地位、名利一概都不重要，但不能不工作，况且她觉得太清闲对夫妻间维系感情也不好。据邓长禧表示，邓丽君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决定嫁给郭孔丞后，她已决定结婚后就要淡出、甚至可以考虑退出歌坛，因为演艺工作毕竟需要四处奔波，势必会影响家庭生活。况且她认为结了婚就要生小孩，孩子由妈妈自己照顾比较好，东奔西跑的唱歌生活，就不太合适了。在与郭孔丞订婚后，邓丽君曾在香港一场演唱会上告诉歌迷，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与大家见面了。这些话中包含着婚后退出的意思。
邓丽君清楚的知道，家规严格的富豪家族没有得到老祖母的允许是不得擅自结婚的，而且婚礼没有长辈的同意和祝福还有什么意义。恋爱中的邓丽君坚信未婚夫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他是那么钟爱自己，又那么有实力和地位。然而，邓丽君也觉得他们之间一直以来就有一条看不见的鸿沟，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她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对这桩豪门婚姻也感到犹豫退缩。曾经的甜言蜜语和山盟海誓都经受不住世间现实的考验，寻寻觅觅的结果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在利害关系和人为势力面前，邓丽君再次感到了厌倦，她的所爱不过是任人摆布的棋子，没有自由和自我的人还值得她眷恋什么。多少年来，为了一些什么，她竭力抛开自我，待到她在婚姻中重新找回自我的时候，谁料却还是一场身不由己的定局。
等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却依然是美梦成空。
在经历了太多的掌声和鲜花，经历了太多的黯然和落寞之后，邓丽君还是渴望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可以遮风避雨地方，有个可以依赖的宽阔的双肩。尽管老祖母提出的条件对她是那样的不公平、那样的侮辱，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男人，邓丽君还是同意了条件中的第一项和第三项：“我同意说明过去的种种，绝不和演艺圈来往，也会完全忘掉过去所交往的男朋友。”邓丽君近乎彻底放弃了自己，她惟一希望的是：“请让我继续唱歌，不能站在舞台上，至少也让我出唱片；因为一旦进入这个家庭，我就不再是我了。”但是，就连邓丽君这最低的愿望、她最后的一丝幻想，也被郭家老祖母无情地拒绝了。
邓丽君陷入了层层忧郁中，无数个日日夜夜，她无言地忍受着。独自梳理曾经的丝丝柔情和如今的缕缕伤痛、抚慰敏感而脆弱的自尊，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些苦楚。至亲好友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她却不愿向他们诉说，一任痛苦淹没自己的心灵。此时的她多么希望得到郭孔丞的理解和支持，然而，邓丽君发现他们彼此是那样的不同。对郭孔丞过去的种种风流韵事，邓丽君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今后的真心相爱，过去的就让它随风而逝。个性成熟且阅尽人间冷暖的邓丽君不喜欢和异性交往的时候带有过于实际的考虑，她看中的是那份感情。郭孔丞在求婚时对她说：“我什么都会给你，你不要带任何东西，只要在我身旁。”这些美丽的谎言让她那么陶醉。但是，老祖母坚持的“唱歌的女人是卑贱的……”却毁却了一段姻缘。这不一定是她的信念，却一定是她的偏见，以个人的所见度量甚至制约他人，悲剧就发生了。同为女人，只因个人看法和立场的不同就鄙弃拒绝另一方，邓丽君觉得非常的无助。
缘去缘空当郭家传出单方面解除婚约的消息时，邓丽君一直在想如果她不是著名的歌星，那么她和郭孔丞能否相识、相爱，既然歌星的这一身份反而让他们的婚姻突起波澜？也许，开始就是个错误，自己的一生的选择、自己多年的奋斗在别人的眼中不过是一场无谓的努力、一个不必拥有的过程、一个可以轻易否定的人生。
1982年底，邓丽君和郭孔丞解除婚约。对外界，邓丽君只能感叹：“中国人的社会非常封建，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是不能结婚的，即使只有一人反对，也不能办成。这好像是家与家结婚，如果家世不合，就很难办。这种时候，歌星邓丽君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至于以后的打算，“我很想定下来过家庭生活，但机缘未到，我也不强求。”但是，“我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工作，体贴我、有责任感。
”
在与郭孔丞分手后，邓丽君一直以坚强的面容应对外界的关切，但她却生活在自我折磨的痛苦日子中。邓丽君身边的好友都知道这件事对她的挫伤。她的好友、同样是知名艺人的张俐敏在美国主持的一个华语节目中，哭述了邓丽君对郭孔丞的痴情。她说，虽然邓丽君并未向外界表示过什么，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就活在痛苦的日子里，内心深处一直不快乐。邓丽君分手后就不再珍惜自己的身体，过着消沉的日子，“她从那个时候起，就对爱情彻底地失望了”。而邓丽君与郭孔丞热恋的时候是邓丽君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见过他们两次，那时的小邓很美，浑身散发着光和热，后来郭家反对这门亲事后，她整个人都变了。” 张俐敏说，当她看到小邓聪开朗坠入痛苦的深渊后，内心也很难过，很心疼她。“好几次我看到她这个消极的样子，都想劝她算了，男人算什么，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她多想劝邓丽君不要在躲，也不要逃避，回家去和亲人住在一起。再不，也可以和好朋友在一起，不要选择孤独、无依的漂泊日子。
后来，邓丽君和跟法籍男友保罗走在了一起，但张俐敏认为，即使那时，邓丽君也不曾快乐过。邓丽君的好友何俐俐也认为，保罗只是一个伴，邓丽君从未打算与他结婚，她最爱的还是郭孔丞。“只可惜她太重视自己的表演事业，才和美好的姻缘一再错过。”何俐俐最怕邓丽君寂寞，也知道邓丽君不喜欢一个人孤独过日子，那一段时间，她就热心地帮邓丽君安排过三次相亲，对象都是香港知名商界人士。但据何俐俐回忆：“不过对方要求她退出演艺圈，她始终做不到，她太爱这个行业了，所以这几段姻缘都没有结果。”
如梦婚约的破灭邓丽君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此后，她在事业上渐趋低调、生活上则行踪神秘，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而美食就是她那段时间的人生享受。她经常说的是：“失恋时，我会多吃甜的，好逗自己开心，”“趁这个年纪，多吃点地方，多吃点东西有好处”，她还说：“人生根本是痛苦的，所以要尽量让自己快乐，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选择的，如可以选，我宁愿做另一个人。
平凡些、快乐些。”1985年她在接受日本《阁楼》杂志访问则说：“就这样便到了30多岁，由于年龄的关系，一下子爆发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尝试。不能再要求我做教徒了，我已长大成人，想穿新装，想与成人打交道，尽管去做，一切都开放了。我也这样得到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已经厌倦自我压抑，过去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总是自讨苦吃。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喜欢做什么就去做。……我行我素，我已经30岁了，希望自己具有成熟女性的魅力。”
二十来年的歌坛生涯，十多年的情海浮沉，邓丽君的人生观也变了，她最想拥有的是自己的生活，一种可以不必计较成败得失、无需在乎是是非非的生活。
邓丽君与郭孔丞分手后，还维持了一段短暂的友谊。1986年，无法结为连理但至少仍为好友的郭孔丞突然宣布结婚喜讯，新娘是银座“彼罗荷”俱乐部里一位名叫“咪瑶”的日本酒女。当然，新娘接受了一切严苛的条件。
与郭孔丞分手后到他结婚前，一直流传着他和邓丽君的分合消息。但邓丽君从来不承认，因为在她决定断了就断了吧，至于伤痕，还是留给自己，最好埋在自己心中。
40岁后，邓丽君曾向知心好友表白：“我偶尔会想起，当时要是抛开一切结婚的话，该有多好。”
然而，一切都如云烟。
1983年，娱乐圈又传出邓丽君与林子祥的绯闻。林子祥是港台十分受欢迎的情歌歌手，因为他的上唇常留一圈黝黑的小胡子而被圈内人戏称为“小胡子”。这一段时间，邓丽君与林子祥关系密切。有媒体发现，他们两人在的士高亲热地跳贴身舞，并被拍下照片；还发现他们登台表演，合唱《无尽的爱》
。事后，当有记者向邓丽君求证她与林子祥的关系时，邓丽君眉开眼笑，坦承她对林子祥有好感，是他的忠实歌迷；还说自己与有胡子的男士特别有缘。不过，邓丽君无奈地说，林子祥已经是使君有妇，难有进一步发展了。
1986年，邓丽君的绯闻对象是区丁平。区丁平是邓丽君的形象指导，也是一位“小胡子”，常戴着眼镜，非常潇洒。邓长禧曾说他姐姐挑对象没个准儿，一会儿要戴眼镜的，一会儿又不要戴眼镜的，一会儿又要嘴吃四方的，常常搞得家里天下大乱。但邓丽君认为她与区丁平两人只为讨论形象问题时才走在一起的。
就这样，1983年之后，整整有7 年的时间邓丽君没有谈“情”说“爱”，所传出的只是绯闻并且越来越少。1990年才邓丽君在法国认识摄影师保罗后，她的感情之门才又一次打开。
最后的缠绵不管是为成名所累也好，还是命运的作弄也好，邓丽君在感情上无法细表的是种种的悲哀。
邓丽君在1990年旅居法国，也就在这时，她那颗漂泊的心灵再度找到了港口。邓丽君生命中的最后的情人是比她小15岁的法国摄影师史蒂芬·保罗（Steven Peul）。
史蒂芬·保罗，法国人，全名史蒂芬·丹尼尔·拉斐尔·保罗，1995年9月才满28岁。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名纪勒里，从小居住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省。他原来是搞音乐的，还会作曲，但因为特别喜欢摄影，就到巴黎唐人区当了一名摄影师。他身材瘦高，常将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辫，一副典型的现代青年打扮。
保罗的脾气很坏，在法国即有“Crazy Uan（疯子）”之称。有一次，他因邻居车子挡住道路，居然拿了一把刀从屋里跑出来，要找车主算账。还有一次，他手拿铁锤，当街追打隔邻大厦的管理员。他平时见人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但他非常不喜欢他人得罪他。
移居法国的邓丽君希望在异国的土地上由绚烂走向平静，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因此，她在法国很不原意与当地华人交往，她所交往的朋友都很单纯，与她来往最密切的朋友是好友林青霞介绍的经营“新敦煌”酒楼的沈云。
邓丽君就在沈云开的“新敦煌”酒楼认识了保罗。保罗当时住在巴黎唐人区（19号）的一间酒楼上。两人相识，谈得相当投机。不久，因工作需要，邓丽君就请到了当时的自由摄影师保罗帮忙拍照，两人因此而结识、相恋。保罗由此而成为邓丽君的私人助理，负责她的照片与录影带的摄制。
旅法期间，邓丽君一年有长达五个月的时间住在法国。她住在巴黎最昂贵的黄金地段，也是明星富豪出入经常的巴黎第八区。她的豪华公寓在著名的香榭丽剧院对面，面积约110平方米，有四房一厅，时值600法郎。邓丽君与保罗结识后，无论出现在哪里就一直由保罗陪伴在身旁。邓丽君每次外出的时候，保罗不仅同行，而且替她拿登台演出服装，还帮她搬运化妆箱，有时则充当司机和护花使者。邓丽君所住的大厦的门卫反映，经常与邓丽君出入这座大厦的就只有保罗一人。邓丽君与保罗住在大厦的五楼，而这座价值不菲的豪华住宅在注册中是邓丽君与保罗两人共同拥有的，并且两人还在法国银行开了联名账户。
邓丽君不仅与保罗出双入对，还经常与喜欢拍海边景色的保罗一起到法国北部海边度假，她在蔚蓝海岸曾租下一幢别墅与保罗共度那甜蜜温馨的欢乐时光。
只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保罗初识邓丽君的时候，并不知道她的身份，两人自然地交往进而擦出感情的火花，也因此，邓丽君格外珍惜保罗。她曾经告诉好友，之所以选择与他交往，是因为她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是大明星，让她没有丝毫的心理压力。邓丽君贵为亚洲国宝级的歌星，但在相当任性和孩子气十足的保罗面前，不仅十分照顾他，还总是让他三分。邓丽君为了保罗的摄影爱好，曾不惜耗费200多万元替他添购高级摄影器材。而且邓丽君还有心栽培他。
不过，保罗对邓丽君的感情和关心也是不争的事实。五年来，事无大小，保罗一直守在女友的身边，对她体贴入微，给她安慰。有一次，邓丽君和保罗返港时，两人都坐在头等舱。邓丽君口渴要饮料，结果飞机上的侍者没有听到，保罗马上跑到侍者的跟前，大声训斥了一番，让他立刻把邓丽君所要的饮料送来。不久，邓丽君上洗手间去了，可是过了一会儿还是不出来，保罗就坐立不安，又过了一会儿，邓丽君还是没有出来，左顾右盼的保罗站起来箭一般地冲到洗手间门前，猛力敲门，并用法语问道，“怎么了？”邓丽君只不过在里面化了一下妆，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却引起小男友的紧张不安。邓丽君出来后，半嗔半娇地说保罗：“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后来回头邓丽君又告诉友人：“我在厕所里编辫子久了点，他就这样穷紧张。”保罗深情一笑，将自己喝了一半的红酒倒给了女友，邓丽君则不时地微笑着用手轻抚男友的面颊。这些精彩的镜头被记者捕捉到后，报刊杂志上就满是他们亲密的神态了。
开始的时候，邓丽君对外界宣称保罗是自己普通的朋友。1991年，邓丽君赴日本表演时，媒体猜测到邓丽君又有新的恋情。这年8月，邓丽君参加日本富士电视台节目，日本记者念念不忘地追问邓丽君在浪漫之都巴黎的浪漫之情。这次，邓丽君透露说：“我过着有如国际难民般的生活，交往对象会感到疑惑，不过女人不结婚也可以，有一位相爱的专属男友就很好了。”这段谈话被日本媒体视为“恋人宣言”，他们纷纷揣测，当时邓丽君身边经常出现的那位法国男孩，应该就是邓丽君所说的“专属男友”。
但在这年年底，邓丽君赴日参加“红白歌唱大赛”时，再次谈到自己的婚姻观，她明确表示：“完全没有考虑结婚，也没有什么对象，既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目前还是努力唱歌才重要。”因此，在邓丽君看来，男友是男友，结婚则是另一回事。
1992年初，保罗陪着邓丽君返台过年。这是保罗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场合现身。当时媒体只是注意倒保罗身高约一米八，扎辫子、戴耳环，但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个人。当邓丽君出现在“中华电视台”时，保罗手上拎着她的随身物品和大衣，传媒发现这个高大的年轻人很像个护花使者。
最后的缠绵1993年，邓丽君回台的时候，在台中清泉岗举办了《永远的情人》义演晚会。当时保罗依然陪伴在她身边，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媒体那时已经有些疑心，于是不停地追踪他。他则总是躲躲闪闪，镜头一对准他，他就举手挡住脸。记者问他是不是邓丽君的男友，他自称是工作人员。的确，在演出登记上这位长发帅哥是“发型设计师”。而面对外界好奇的眼光，邓丽君以一贯不证实也不否认的态度说：“我在各地都有男朋友。” 当对媒体具体谈到婚姻时，邓丽君则说： “婚姻是古时候的人，为争取自己喜欢的人，就把对方打昏带回家所发展出的规范，这一种古老的制度并不适合每个现代人。”过去的情伤并不是那么容易治愈。
1994年6月，邓丽君到台湾高雄凤山举办义演时，好友林青霞恰好此时传出婚讯。而邓丽君谈及婚姻时表示： “结婚不考虑了，结婚要负担的责任比较大，我也过了适婚年龄了。”对于好友的婚姻，她只是淡淡地说：“我祝福她找到终身伴侣，大家命运不一样，她命好。”至于自己的婚姻大事，她开玩笑地说：“妈妈已经放弃了。” 不过，邓丽君表示喜欢小孩，她的个人想法是：“如果自己安定下来，领养一个，再如有能力，领养几个都好。”
对于好友林青霞的婚姻大事，邓丽君并没有参加。林青霞在婚礼前三天已经发出“紧急召唤”，可是怎么也联络不上邓丽君。
邓丽君与保罗相处，尽管相爱，但他们之间有太大的距离。在经济上，两人悬殊太大，年龄上也是，性格上也有许多不同。邓丽君为人和善温柔，保罗则有点粗暴，邓丽君为人豪爽，出手阔绰，但在保罗眼中，则是一种挥霍浪费。有一次，邓丽君在饭店进餐时因吃得比较开心，就随手放了200法郎当小费，保罗很看不过去，于是当众把200法郎换成了20法郎，丝毫不介意人们惊奇的眼光。而在巴黎居住时，邓丽君每周都要到高级商店购买水果和食品，最常要的是1957年的红酒，价钱是一瓶需要1500到2000法郎。保罗每次都很心疼。除了性格差异外，由于民族的隔阂，他们之间也经常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邓丽君在与好友相聚畅谈的时候，保罗总是沉默无言，呆在一旁，尤其是邓丽君用广东话与好友交谈时，保罗更是感到无言面对。邓丽君的名气给保罗造成了最大的压力，使他感到非常不安。当保罗和邓丽君逐渐交往后，他就感受到了邓丽君的名气，每次邓丽君被歌迷包围，他都显得手足无措。特别是在有华人的地方，大家将邓丽君包围，向她问候，要她唱歌，保罗则是被冷落在一边。
邓丽君很清楚自己和保罗之间的问题，因此，在与保罗结婚的问题上，她一直持否定态度。尽管，最后几年中，邓丽君外出表演时保罗都是她惟一公开的伴侣。而且在个人生活上，邓丽君更是与保罗相依相伴。但无论是外界还是好友问及他们的关系时，邓丽君只是说保罗是她的好朋友。
对于邓丽君选择外国人而且不是华人的男士作为交往对象，邓家人的解释是，主要是过去感情受过的创伤，邓丽君觉得与中国以及华人男性交往容易受到伤害。“与中国男性交往容易受伤害”，这却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中国女性的真实感触。
1995年2月，邓丽君依例回台湾过年。邓妈妈却惊讶地发现，一向注重身体的宝贝女儿，竟然气喘喷剂不离身。母亲知道女儿，多年漂泊，浪迹天涯，心中盛满了太多的沧桑。邓妈妈多年来辛苦得非常充实，惟一放不下的就是心爱的小女儿。邓丽君知道母亲的苦心，她说可能是1994年在日本仙台演出后感冒未愈，回到香港赤柱的家里后又恰巧碰上停电，家中也没有空调，而房子又比较靠海，很潮湿，因此闻了几天霉味，身体就不大舒服了。家人很担心邓丽君的健康，一方面为她打探医生，另一方面听说气喘病患者最好住在比较干燥的地区，台湾和香港都不适宜，大家都建议她早点回法国。原本对气喘不太在乎的邓丽君，为了不让家人操心，也答应尽快回法国。但是，这次在台湾的时候，就盛传邓丽君身体不好，感冒未愈的她又演变为气管炎，并且有好多天都待在饭店房间里打点滴养病。对于结婚之事，媒体不放过任何机会，一直打听。邓丽君则一概以“没有啊”、“怎么会呢”、“结婚这事我早就断念了”作为答复，并笑问记者：“我男朋友是哪一个呀？”
邓丽君和保罗的“姐弟恋”虽然长达五年，但邓丽君始终极其低调地处理这段感情，直到过世前，邓丽君从未承认过男友保罗的存在，更不用说谈及婚姻大事。
在回法国前，邓丽君先去了泰国清迈。1995年4月，邓丽君到清迈，原本打算5月返回法国，不料5月日突然气喘病发辞世。
邓丽君逝世后，保罗极为痛苦，一方面是遭受失去爱人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又要蒙受许多不白之冤而不被世人理解。邓家人对保罗在邓丽君病发时不在她的身边而极为不满；许多报刊杂志都是有关他的负面报道，媒体攻击保罗对邓丽君的感情，甚至怀疑他与邓丽君的爱情，有些报章故意用一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方式来贬低他对邓丽君的感情；诸多歌迷对保罗很有看法，有些男歌迷还咬牙切齿地说，邓丽君的死，保罗应该负全部责任，甚至还传出，歌迷中有人想通过黑社会势力报复保罗。
最后的缠绵在邓丽君过世后，保罗只是惊鸿一瞥地在灵堂前出现，随即就因媒体的重重包围而匆匆离去。那天，在灵堂关闭的最后一刻，保罗身穿一袭黑色衬衫长裤和米白西装，戴着墨镜，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带着数百朵鲜红鲜红的玫瑰。在邓丽君生前好友张玉玲的陪同下，出现了。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灵堂顿时又沸腾起来。记者们互相拥挤，纷纷拍照。保罗则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被追问个不停，他自己则一言不发。
保罗默默地走到邓丽君灵前，脸上的两行清泪，道尽了他的哀心。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封信，信封用法文书写，一封上写着“给我的最爱，永远的遗憾，史蒂芬·保罗”，另一封上则写着“丽君我的爱，你的离去，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他在灵堂前双手合十，默默地哀悼了一会儿，又点燃了两盏精致的小蜡烛，并在邓丽君的遗嘱前，轻轻放下一串粉红色珍珠项链。项链的坠子，是白玉的十字架。
保罗悄悄而来，旋即悄悄而走，带来的是一份伤情的哀思，带走的是一生最大的遗憾。
最爱的人逝世以后，保罗每天生活在回忆中。在香港，他不是躲在赤柱旧居里避不见人，就是开车到自己曾经和邓丽君留下足迹的地方追忆感怀，甚至是呆在海边，一坐就是一整天。甜蜜而忧伤的回忆充溢在他的心间。
邓丽君的去世给保罗带来的压力极为巨大，邓家人的冷漠，歌迷们的怨恨，舆论界的诋毁，这位不足30岁的青年全部承受了下来了，他沉默着、忍受着，等待着他心爱的人永远安息。
在邓丽君逝世一年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保罗，意外地接受了香港“亚视”专访，并亲自上电视自曝与邓丽君相识相恋的种种。他说，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故事。他爱邓丽君那颗善良的心，她的温柔和爱心。或许是未能在爱人病发时陪伴在身旁，以致她延误急救的遗憾深深烙在心坎，保罗在访问中一再强调，五年来他和邓丽君是形影不离、时刻相对。谈到邓丽君过世后的心情，他说：“自从她去世，每回听到她的歌声我都想哭，这一年里，我挣扎得好辛苦，我承认我在逃避现实，所以只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除了这样，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问及他对未来的打算，他神情木然地表示“需要时间平复”，并且对未来也没有任何计划。至于是否去祭拜女友，保罗毫不犹豫地表示会去，“但不会在她的忌日，我会选择一些没人留意的时间去，我对她的感情毋须别人的见证。”
1995年后有整整的三年时间，保罗浑浑噩噩地住在香港赤柱别墅里。他的种种状况，邓丽君的家人慢慢也理解了，他们希望他早点找个工作，也曾经好几次劝他过去的就过去了，更是催促他回法国过正常的日子，直到1998年保罗才决定返国。
魂断清迈泰国的五月是旅游的旺季，这里温和而湿热，实在不是观光疗养的好去处，但却一向是世界各地人士所喜爱的度假胜地。清迈是泰国的一个小城市，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尽管没有曼谷的繁华，没有巴提雅岛的清幽，却有浓浓的民族风情和迷人的异域风光。
邓丽君对这里情有独钟，她先后3次到过清迈，每次都住在同一家名叫“湄滨（Mae Ping）”的酒店里。
湄滨酒店地处清迈一条繁华的街道上。平时，这条路车水马龙，街道两旁大多是一些低矮的房子，这里既有大商场，也有小贩沿街摆摊。邓丽君每到清迈，都喜欢在这条街上买水果，吃她特别中意的排骨汤面。
邓丽君曾经3次到清迈，每次都住在湄滨酒店，第一次是1994年的12月，住的是一般的套房，第二次是1995年2月5日，住到了3月中旬便退房，第三次是4月2日，住在15楼的“王子套房”，一住就是36天，最终却魂归此处。
然而，邓丽君每次来到湄滨酒店，每次住不了几天就生病。1994年12月，第一次到来，邓丽君住了几天就不舒服，一整天都在流鼻涕，患了严重的感冒，结果在医院住了一个晚上，接受医生的治疗。但是，邓丽君从医院回到酒店，身体状况还是不好，感冒又患了两次，不过她没有再去医院，她请了医师到酒店来为她诊断，医师替她配药服用后，她很快恢复正常。
1995年2月5日，邓丽君第二次到清迈，住进这家酒店后，同样感到身体不舒服，她再度把医师请到酒店来。湄滨酒店的经理反映，酒店人员只知道邓丽君的健康状况很差，并不了解她患了什么病，后来听说她的呼吸器官不好。
4月2日第三次住进酒店，邓丽君的气色让服务人员感觉她较前两次更差，幸好精神还不错，见到人总是笑脸相迎，非常客气和人聊几句，酒店服务人员都觉得她是没有架子的名艺人。
邓丽君和保罗到达清迈后，住进了湄滨酒店的贵宾套房，而她前两次来清迈都住在普通套房里。离开台湾的时候，家人就对她的身体状况极为担心。为了怕妈妈担心她的健康，邓丽君在5月5日打电话回家，问候母亲及家人。在电话里，邓丽君表示虽然在泰国哮喘病时有发作，但健康还是没有大问题。家人闻知，甚为担忧，特地提醒她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健，没想到隔了三天，邓丽君就因气喘发作而过世。
1995年5月8日下午4时左右，泰国清迈湄滨酒店，邓丽君下榻的1502房间，传出重重的敲门声。湄宾酒店的服务员闻声后立即前往邓丽君住宿的房间察看。服务员看到Miss Deng趴在门口地上，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发觉事态不对。据说，邓丽君以前在该酒店，曾多次为她服务的侍者们对她的病情有所了解，因此众人七手八脚地把邓丽君移到酒店咖啡座急救，饭店服务生用力为邓丽君锤胸、按摩，并拿出她自备放在服务台的急救器材急救，但是她的气喘并未减轻。女服务生则把手伸进邓丽君嘴里，免得她咬住自己的舌头。他们随即火速把邓丽君送往医院。
在离开酒店、送往医院途中，邓丽君气喘加剧，前往护送的酒店侍者清楚地记得邓丽君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喘的越来越厉害，抚着胸口，一直呼喊着母亲。
5时30分左右，邓丽君被送往清迈兰姆医院急诊室，她曾两次在这里治疗过哮喘病，值班的苏密医生以前也救治过邓丽君，对她的病情比较清楚。据院方表示，邓丽君当时的神智已经不甚清楚，尤其抵达医院时，已经出现脸色发青，心跳、脉搏中止，瞳孔放大的病危迹象，因此虽然清迈蓝姆医院的急救医师实施了强心针、电击等紧急抢救措施，急救了一个多小时，效果甚微，最后也只能宣告急救无效。据苏密医生介绍，邓丽君于1994年12月30日曾发病，同样是非常紧急，好在回天有力。他说，这一次邓丽君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出现病危迹象，她是在路上撒手人世的。在1995年5月8日17时30分，一代巨星邓丽君就此与家人与全世界广大歌迷永远告别。
5月8日晚上11点多，邓丽君的死讯传到台北家中，这天也正是邓丽君父亲的祭日。那天，保罗挂了紧急越洋电话到台湾，邓丽君的三嫂接到了电话，在电话中保罗慌张地说“Something happen”。等邓长禧回家后，急忙回电，保罗告诉他“She is gone, no more Teresa”。邓家都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倒真希望又像从前一样，是媒体“开玩笑”。由于邓丽君病发时气喘药没带在身边，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很恼火，对保罗很不谅解，总觉得他没有将妹妹照顾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于是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与几位亲友立刻搭乘泰航633班机抵港，再由香港飞往泰国清迈。
他们于泰国时间10日晚上11：05分抵达清迈，刚下飞机，便有人接他们立刻驱车前往兰姆医院。院方工作人员安排他们进入医院后座，里面有一间房，已摆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这位国际巨星在医院的灵堂，也仅仅是简单地放着有几个花牌，一个写着“永怀才艺”，一个写“巨星陨落”，一个是“南天星陨”，分别是由于倩以及台湾新闻局长致送的，中间则悬着“音容宛在”的花牌。并设置了简易的佛坛，有法师为邓丽君诵经并办理法事。
邓长禧等数人先在灵堂拜访的三层佛坛前上香，虔诚的向佛像鞠躬三拜，然后再进入右侧冷冻室内探视邓丽君。邓丽君身着粉红色睡衣，面容安详。室内则响起颂经声。此时不时有哭泣声传出。半小时后，邓长禧在友人陪同下走出来，他神情悲怆，不愿讲什么。之后塔车前往湄滨酒店。
魂断清迈在泰国的新闻发布会上，邓家表示要把邓丽君运回台北，不作解剖，而根据泰国的法律规定，死者遗体若运出泰国，必先获泰方发给的死亡证明书和完成遗体防腐程序，再经驻泰代表处验证。由于邓丽君的特殊地位，泰国当局并未完全按规定要求限制邓家，而是简单由泰国高僧举办法会后，就发还邓家以不经解剖的遗体。邓丽君的遗体终被安放在白色泰式棺木里，以五公斤的干冰冷冻防腐，棺木盖好后便用纸皮封好，再用白布包裹。在棺木运上灵车时，家人在棺木旁一边走，一边手持一只香，口中念着经，要带邓丽君的亡魂返家。
自5月8日在泰国清迈猝逝后，经折腾多日，邓丽君的遗体终在台北时间11日晚间10时30分，经曼谷运返台北桃园中正机场。
终于回到家了。
丽君歌声长留人间。
君魂来兮永埋故土。
泰航633客机停在二号机坪，薄薄的棺木慢慢由机舱口吊下来，触地的一刹那，邓长禧低喊：“姐姐，到家啦！”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为了对这位国宝级艺人致最后的尊崇，台湾方面一切手续从简，并在机场进口仓库布置了简单的灵堂，鲜花、素果，中央放着一幅丽君生前最喜爱的照片，侄女们手执数束百合花，朋友捧着一盆玉兰花，哭红了双眼。现场除了邓家亲属、悲伤的歌迷以及台湾官员外，还有华视总经理张家骥，日本金牛宫长篇公司社长、副社长，以及海内外媒体记者超过数百人，一起参加了“迎灵仪式”，在现场见证这位旷世巨星的最后一段人生路。邓丽君的侄女，手持姑姑的照片与引魂香，引领邓的亡魂到殡仪馆，一路哭着：“姑姑，你回来了，你到家了！”邓丽君的遗体在第一时间由灵车转送到台北第一殡仪馆。
邓丽君的母亲在听到爱女的噩耗后，一连几天食不下咽、寝不安宁，两眼哭得红肿，神色也见苍白，而且一直沉默不语。而当提到邓丽君遗体要土葬或火葬时，她却相当激动地哭着说：“不要火葬，我女儿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把她烧掉。”
邓丽君回家了，可惜已是天人永隔，遗留下来她挚爱的母亲、亲爱的家人，大陆、港台，以至全球华人歌迷只能在她温柔婉约、深情无限的歌声里，去悼念这一代歌后——永远的邓丽君。
5月14日是母亲节，也是邓丽君的“头七”祭日。然而今日的母亲节是邓丽君给母亲的一个难忘的回忆，邓妈妈要为她共度“头七”。
清晨8点，邓妈妈在家人的陪伴下首次出现在爱女的灵堂上，她要陪伴丽君共同参与“头七”的佛法仪式。
仪式在9点半开始，这时邓妈妈与邓丽君的阿姨端坐在灵堂前的侧旁，而邓丽君的哥哥弟弟们都站在灵堂前，由数十位慈济功德会的义工带引下，共同颂读阿弥陀经，后再由义工继续唱出4首佛歌，整个仪式约进行半个小时。
其后邓丽君的长兄长安拿着一封信，在令堂前烧给妹妹，这封信是邓妈妈写给爱女的，表白她对爱女的情切与哀痛，愿女儿早日安息的一番心底话，之后邓丽君的家人在灵堂前拜访12碗斋菜、1饭、1汤共丽君享用。
虽然这是邓妈妈首次到灵堂上“探望”女儿，其表现比预期镇定，不过从邓妈妈木讷的表情中已知她是多么无奈、不忍，加上连日来受丧女之痛的影响身体相当疲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