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四处迁移的生活，给邓丽君的一生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她似乎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总是飘来荡去。世界的任何土地上，都可以留下她的踪迹。这也成了她生命的写照，无论哪里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这种四海为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生活，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是那样的不安定，那样的疲倦。
在屏东住了五年后，邓枢再度随着军队的移防而迁移，举家又从台湾最南端搬到台湾北部的台北县芦洲乡，居住在中正路77巷的防炮部队“眷村”内。当时台北县芦洲、三重是一个乡镇，“眷村”不多，在芦洲只有两、三处。但是，芦洲这一带却是不少大明星的孕育地，如邓丽君在这里度过童年；琼瑶电影时代走红的影后林青霞就生长在三重的“眷村”；与林青霞并驾齐驱的琼瑶电影时代名影星林凤娇（成龙的妻子）则出身于芦洲地区的望族，母亲是芦洲的李姓家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知名的影视红星或多或少都和芦洲、三重有些关系。而正当红的新生代歌手周杰伦的父亲也住在芦洲。
邓家在芦洲落脚的地方，在日据时期是台湾柑橘株式会社芦洲储藏仓库用地。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幽暗的仓库便成为公用地，由政府出租给芦洲李姓家族经营芦洲剧院，当时是一种露天剧院，专门演新剧和电影，曾经轰动一时。国民党政府来台后，大量军人与退伍军人家眷涌入台北地区，部分土地便成为了“眷村”。橘子仓库也被隔成一个个小单位，分配给军眷居住，邓丽君家就是其中一户。“眷村”内一间间狭小的宿舍，聚集了大江南北的众多人士，拥挤不堪，生活条件比较差。
邓丽君一家七口也只好继续挤在一起，住在大约30平方米的窄小空间中，旁边再用木头加盖一个小厨房。另外因为芦洲淹水还设有阁楼以避水患。邓家所居住的“眷村”范围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彼此热诚相待相互扶持。“眷村”四周则多为本地人的农田菜园。他们和本地人也互有来往，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这样，生活还是相当艰难的。因此，为了能减轻家里负担，小丽君和哥哥们便一同信了天主教，这样可以多领一些物资。
宗教信仰对于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来说，实在是过于严肃。由于当时台湾的经济落后，台湾的支柱事业大都来自于国外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教会的资助。而这些教会为争取信徒，通常会定期给民众发放些白米、面粉等，但条件是必须皈依宗教。仅仅为了换取一袋面粉，邓丽君兄妹就不得已加入了教会。直到邓丽君到海外闯天下时，她才改信自己心仪的佛教和其支系密宗。
居住在“眷村”内的邓枢把北方人的绝活——大饼、馒头、面条做为谋生的工具，沿街叫卖，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赵素桂则以深沉、温柔的爱抚育和教育着孩子们，尤其是自己钟爱的小女儿。尽管家境贫寒、生活拮据，这个单纯的退伍军人家庭并未放弃享受天伦之乐的任何机会，他们为有四个儿子而骄傲，更为有一个百灵鸟般的女儿自豪。这种全家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的经历，让成名后的邓丽君格外珍惜。
悠悠芦洲岁月是邓丽君生命史上的重要一页。在这里，邓丽君开始了她学业、歌艺的启蒙，奠定了她歌唱事业的稳固基础。在这段时期，同时也是这名贫困少女蜕变为巨星的关键时期。
邓丽君随家人迁入芦洲后，便开始了芦洲国小的求学生涯。而小小年纪即步入歌坛的邓丽君学历并不高，她惟一拿到的毕业证书就是具有百年历史的芦洲小学的毕业证。如今，这所老旧的校舍中已经特设一间老教室作为校史室。校史室几乎是邓丽君的文物室，其中陈列了大量的邓丽君的老照片、中外唱片、画册、书刊等。虽然陈列方式简陋，却是许多邓丽君迷追忆邓丽君的地方。每逢邓丽君逝世周年前后，世界各地媒体、丽君歌迷总要不远千里齐集这里，默悼追思他们深爱的一代偶像。更有日本、美国、大陆等各地的歌迷朋友前往参观，寻找邓丽君的踪迹。芦洲小学和邓丽君故居成了芦洲一项重要的文化资产，也成了除“金山筠园”（邓丽君安葬地）之外，台湾最具有邓丽君历史回忆的地方。
刚进入芦洲国小，邓丽君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艺。
在小学一、二年级，邓丽君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演出，也在学校的晚会表演歌曲。只要班上有才艺表演的机会，邓丽君都会大方地唱歌跳舞，毫不怯场。在最早一次参加过芦洲小学的晚会演出之后，各类晚会活动上就都可以看见她上台高歌。邓丽君虽然年纪小，但无论在哪个场合唱歌，每每都让台下的老师与同学惊叹，她的记忆力、领悟力、诠释力，那样的与众不同，她的歌唱实力显然超越了她的实际年龄。邓丽君由此成为了学校晚会、游园会的常客，并被视为歌唱的天才。邓丽君当时的同班同学、担任班长的陈辉龙回忆说：“邓丽君人缘很好，也很有表演天赋，一上台就是个天生演员，时常在班内或校内的才艺表演、游艺会担纲表演，令人印象深刻，但从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国际红星，我们这一届同学都感到与有荣焉。” 看着邓丽君成长的台湾导演李行表示，邓丽君从小即展现表演才华，并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尤其邓丽君那一张圆圆的脸蛋、灵巧的双眼、字正腔圆的歌声、有板有眼的表演，都让这位小小的明星备受欢迎。而每当春节团拜或是节庆，邓丽君都会受邀表演歌舞。和李行一样的圈中人都看出这位小女孩将来在要步上演艺道路。
芦洲小学的小明星的名声越传越远，邓家出了个小歌星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有一次，邓丽君到她家旁边的一家脚踏车行租车，而租车行的老板只要邓丽君唱一首歌给他听，就可以免费把脚踏车借给她，而且时间不限。邓丽君清亮的歌声让车行老板听得很是满意，从而借给邓丽君车子骑。这恐怕也是小小的邓丽君第一次的“商业演出”。还有一次，设在芦洲的侨大先修班学行同乐会因久闻芦洲小学有一位天才小女明星，便特地邀请邓丽君去参加表演，结果果然“名不虚传”。当时在场观看演出的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特地把她拉到身边大加赞赏。
对当时在大众面前表演时的情景，多年后的邓丽君是这样描述的：“刚开始时是参加国小才艺表演，后来还参加当时广播节目办的歌唱比赛，所以唱得非常卖力，而且当时的我非常可爱。”当问及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唱歌的情形时，邓丽君微笑着说：“很有趣，虽然还小，但我相当兴奋。”有人问她这是不是因为参加比赛能得到奖金和鼓励的缘故时，她说“不尽然。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邓丽君这种单纯的心境、这种为歌唱而歌唱的状态伴随着她走南闯北，使她在成功时不骄不躁、挫折时毫不气馁。因之她也就有了一种坚强和温柔兼具的品性，一种无论什么境遇都能泰然处之的洒脱。
“我6岁就开始唱歌，从小是听美空云雀的《苹果追想曲》、《爱你入骨》与其他歌曲中长大的呢！
”邓丽君说。直到邓丽君到日本发展，并在日本取得辉煌成功时，她对与她同在歌坛的美空云雀仍然是深怀无比崇敬之心。
昭和歌姬美空云雀（1937～1989）是日本文艺巨星，享有“歌坛女王”之誉。9岁登台献艺，11岁起用艺名“美空云雀”，立即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歌星。她多才多艺，在影、视、歌、剧的地位都非同凡响。从12岁灌制唱片开始，她一生共唱了1400首歌曲。先后拍过165部电影，是深受日本国民欢迎的传奇性人物。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电影和广播主宰着日本国民生活的时代。美空主演的《伊豆舞女》和《猜拳姑娘》曾轰动日本，卖座率创下了最高纪录。她的巨大成就一度使得同行希望抵消她的影响，争取自身生存，而发生了6家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对抗美空的惊人事件。权威的日本广播协会举办的“红白歌会”
一年举行一次。这是日本歌坛盛会，届时明星荟萃，争相亮场。年仅16岁的美空从1954年进入角逐，年年名列前茅，而且经久不衰，创下了一大奇迹。她赢得过“日本唱片大奖赛歌唱奖”、“日本唱片大奖”、“日本唱片15周年大奖”、“日本唱片蓝绶带大众奖”等奖赏，还在“最受欢迎的歌手”评比中连续12年夺冠。而她仅仅以一个民族歌手的身份，却获得日本国最高的奖项国民荣誉奖。
邓丽君成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台湾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时期。日本统治台湾﹐長達半世紀之久。期间極力推動日化教育﹐并推行日本語教育﹐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40年代初期艮谷川清繼任臺灣總督後，推行文化壓制邉? 台湾的歌仔戏等地方戏曲和民谣被禁唱。1941年，「臺灣演劇協會」設立，鼓吹新臺灣音樂，主張採用臺灣的音律來唱日本歌的歌詞。日語歌詞改填台語翻唱日语歌曲由此比较盛行。从1949年开始，北平话被定为国语，自小学开始彻底实施严格的北平话教育。据当时的人追忆，在教室如果不小心说台语或日语，就会被罚钱或者就会被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像犯人一样的牌子。虽然如此，但在公众生活中还残留着浓厚的日本色彩，日本歌曲在战后的台湾被一般民众传诵着，依然很受欢迎。年幼的邓丽君由此才会高声唱着美空云雀的歌曲。但是刚进入五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为扫除日据时期的影响，积极控制台湾，曾经下令民众烧毁日语书籍、丢弃日式木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部分日本电影依然在各地上映，美空云雀等人的电影在当时非常卖座，而且部分日本动作片和时代剧也经常上演。收音机里则播放着日语歌曲或日本歌曲填上国语歌词的翻唱歌曲以及美国的爵士音乐、流行音乐。五六十年代时，从欧美的流行歌曲到日本的演歌，各式各样的外国歌曲已经飘满大街小巷。
周璇等人的歌曲，也是邓丽君的最爱。国民党当时全面推行國語邉樱铝τ谥泄酚胛幕慕逃ぷ鳎允姑裰诖兄谢拿鳌Ｐ『⒆颖匦胙袄贰⒈乘新塾铩⒑菏⑿郎凸诺湟衾郑坝凭玫闹谢幕Ｕ庑┪幕呶抟纱俳斯锔枨牧餍小５缡雍偷缣úシ诺墓锔枨即蠓仍黾樱莩锔枨母枋忠猜叫龅馈Ｆ渲杏纫阅炅洳愦谓系偷纳倥栊蔷佣啵羌负醵际蔷饺耸康淖拥堋Ｒ蛭现臼∪耍堑墓锝驳帽冉媳曜肌⒈冉虾锰Ａ硗庖桓鼋洗蟮脑蛟蚴撬堑募揖潮冉掀逗枰亲叱黾颐牛鐾馀淄仿睹妗５死鼍褪钦庑┥倥栊侵械囊桓觥芦洲岁月相对于受到日本影响的台语歌曲，国语歌曲则与大陆的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它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歌曲、传统地方戏曲尤其是黄梅调以及大陆各地的民谣。在30年代旧上海，百代等唱片公司纷纷成立，掀起音乐界的巨变。唱片公司最初仅是以制作戏剧唱片为主，但随着十里洋场的繁荣，周璇、胡蝶、吴莺音、李香兰（山口淑子）、白光等早期国语流行歌手便应运而生。《四季歌》、“花好月圆”
、 “春天里”、“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一夜间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国语音乐也因此倍受世人瞩目。4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政府辗转播迁，这些在中国大陆大都会萌芽茁壮的城市歌曲也跟着由上海移向香港，再由香港迁徙至台湾。这些国语老歌在1949年以后即流行于台湾，成为官方允许的主要娱乐。以后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的因素，国语歌曲的需求增加，许多创作歌曲陆续产生，成为不可忽视的城市心声。六十年代初，岛内出现了姚苏蓉、 谢雷、蔡咪咪等流行歌手，他们明快的曲风，吸引了许多人对于国语歌曲的关注，逐渐开始扭转国语歌曲在台湾乐坛的地位。
“金嗓子”周璇（1920～1957）就是那个年代唱红上海滩的歌坛、舞坛和影坛三栖明星。14岁参加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成为十大歌星之一；媒体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金嗓子”由此便成了她的雅号。1937年，担纲主演 “软性歌舞片”《三星伴月》，并演唱了该片的主题歌《何日君再来》。此曲随着影片的上映以及唱片的播放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1941年，日本歌星李香兰也将此曲灌制成唱片。同一时期，她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演唱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迅速走红，并成为不朽的经典名曲。周璇一生演唱过200多首歌曲，其中有114首是电影插曲；拍摄过40多部影片。她几乎是每片必歌，甜润柔和的歌喉深入观众之心。电影和歌曲的互动，使周璇声名远播，深深地烙印在上海、台北、香港及吉隆玻男女老少们的心上，成为了永不褪色的岁月记忆。邓丽君和一代歌后周璇一样，有“金嗓子”的美誉。当邓丽君出道之初那甜甜的歌声，曾让无数人忆起上海滩的红星周璇。
芦洲早期只有两处“眷村”，一处是位于中正路，即邓丽君家所居住的“眷村”，另一处是在信义路的空军“眷村”，当时空军防炮部队的劳军乐团康乐队——“九三康乐队”也驻扎在“眷村”内。邓枢昔日的袍友（同事）李成清恰好在“康乐队”内当是二胡手。当他知道邓家出了个小歌唱家时，他便征得老友的同意，让邓丽君跟随康乐队前往各地劳军演出。邓丽君也就得到了到处表演的小经验。虽然每次公演只有五块、十块的微薄演出费，但这些零星的表演机会与收入，对清寒的邓家可是不无小补。
李成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邓丽君的启蒙老师，他常拉二胡指导邓丽君唱歌，也教给她一些歌唱技巧。
可以说，邓丽君的第一次登台表演，便是在“九三康乐队”。邓丽君就在这种清贫和磨难一点一滴积累歌唱的硕果。而幼时的艰辛，也让她在长大成名后长存感恩之心，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隐退之后，惟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而且，她从出道起，就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并且邓丽君所办的慰问晚会总能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使她成为了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
不到10岁的邓丽君不仅已经有了跟随乐队各地演出的经历，而且她得到了一次上电台的机会。那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邓丽君和一群小朋友参加了“中国广播公司”慎芝主持的广播节目《与你共度周末》，而且还客串了一首歌。当时许多已经注意到邓丽君的媒体或音乐人包括慎芝，都称邓丽君是“神童”，而且断定她前途不可限量。慎芝是台視“群星會”的製作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最知名的歌唱制作人、台湾的大作詞家，一位坚强的事业女性。她一生创作无数，《群星頌》、《意難忘》、《榕树下》、《還君明珠》、《玫瑰人生》、《最后一夜》、《我只在乎你》、《情字这条路》等风靡全岛、流传八方，更不知捧红了多少人，为台湾歌坛培育了多少优秀人才。日后邓丽君的大红大紫，正是参加了以慎芝等人为主力的“群星会”。
外地人融入台湾的趋势、本省文化与外省文化的交会使邓丽君迅速崛起于歌坛。由于邓丽君的父母都是来自大陆的第一代移民，邓家全家就被称为“外省人”。邓丽君虽然土生土长于台湾，但也被称为“外省第二代”。外省文化构成邓丽君成长的背景，时时影响着她，她心中也就有了一种遥远的期盼和深切的外省情结。她不停不停地在寻找情系何方。邓丽君时刻不忘“我的家在山那一边”，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伴随着她的一生。与台湾本地人以及第三、四代外省人相比，邓丽君以及她那一代人的外省意识比较浓烈。他们处在一种文化、意识的冲撞和融会中艰难而执著地生存。邓丽君虽然不被看作是道地的台湾人，但她成长的地方如云林、屏东、芦洲却都是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区域，虽然附近有部队与“眷村”，但外省人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成长具体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台湾本土文化，邓丽君就和普通台湾人一样生活，有一样的生活习俗和风俗习惯。因此她从小就会说流利的台语，她许多儿时玩伴也是台湾人，对台湾小吃和名胜也是如数家珍。学校教育和外省背景塑造了她国语素养；台湾本土文化的陶冶，又让熟悉闽南话等方言和各地民谣，因此她演唱台语歌曲时也得心应手、别有风味。邓丽君所代表的在父母的“外省文化”与台湾本地的“闽南文化”熏陶下成长的道路正是台湾许多“眷村”第二代子弟的共同成长经历。
灿灿童星邓丽君在启蒙老师李成清的带领和培养下，拉开了她歌唱生涯的序幕。李成清逐渐发现邓丽君对歌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希望邓家平时加强对邓丽君的歌唱训练。邓丽君则越发喜欢歌唱这种表演艺术，况且每次演出还能赚些外快，对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是很有益的，这样一来她就更自觉并相当勤奋地练习唱歌技巧。邓枢每天早晨都陪同邓丽君到小河边吊嗓子、练声。在李成清和邓枢的教导协助下，邓丽君每每迎着朝阳，一遍又一遍地唱，声音越来越甜美，唱腔也越来越纯熟起来。
邓家的生活境遇一直没有大的改善。退伍后邓枢曾经因为爱好京剧而加入“康乐队”，并当上了队长。但劳军慰问演出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每月不到三百元，而且每三四个月才清算一次工资。除此之外，还要东奔西走、居无定所，根本无法照顾家庭。因此干了几年后，他就退出了“康乐队”。此后不久，邓枢就做起了小生意，开起了杂货店。可是，邓枢天性率直、不善经商，并未能让家庭摆脱困境。
可邓家却有五个小孩须要抚育，一家七口度日如年。1959年是邓家最艰难的时候，那时邓枢的长子15岁，次子11岁，三子8岁，都正在上学读书。邓丽君6岁，最小的才5岁。他们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可是还要支付子女高昂的学费，这是多么残酷却又无法不去面对的现实啊。于是勤俭持家的赵素桂便跟邓枢商量以后只好拿上东大饼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邓家仍然是举步维艰。
在邓丽君开始小学教育的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6岁的时候，邓丽君像日本的美空云雀一样，在母亲的安排引导之下，开始上街卖唱。为了家计，邓丽君勇敢地承揽了街头卖唱的神圣使命，忍受着卖唱的无奈与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女儿过早地踏入那冷漠严酷、灯红酒绿的社会，邓枢也只能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呀，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酸痛，但广阔的生存空间被逼得只剩下了这条甬道，却也不得不如此；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说不定邓家会因此而时来运转呢，更说不定也许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但愿一切平平安安。赵素桂对这个小女儿怜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柔而博爱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无微不至地照料女儿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邓枢总是天刚蒙蒙亮就带邓丽君去反复练习发声，晚上就由邓妈妈带着她四处买唱。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她们母女俩才在住处附近的路边小摊上吃些宵夜。即便是星期天小丽君的生活依然如此。
穿梭街头的日子，也正是邓丽君这位乡下小歌手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
“邓丽君二年级担任学艺股长时，我正好是学校的主任。有位老师看她很有歌唱与表演的天分，常常指导她，那时候邓丽君正渐渐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尤其是唱歌与表演更是出类拔萃。但她也常被老师，因为上课时她老是背歌词。”邓丽君当年的芦洲小学主任回忆道。
的确，对邓丽君而言，忘记歌词比被老师训斥还要恐怖。她当时被混编在“康乐队”里，不但要参加军队慰问演出，而且她还要到夜市街头、粗俗的酒屋里去卖唱，年幼的她不得不努力记住那些她当时还不知所云的歌词和抑扬顿挫的曲调。班长陈辉龙提起那时邓丽君专注于背歌词的情景时说：“上课时她总是吟着歌，哼着旋律，置身于自己的世界里。而坐在后面的男同学因被吵得无法专心听讲，心里很不高兴。当时邓丽君长发梳辫，这位男同学就把她的辫子绑在椅子上。下课时，班长喊‘起立’时，慌张的她连同椅子也一起提了起来，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小丽君由于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并四处买唱，她的演技也就得以飞速提高，优异的表现总是赢得束束鲜花与阵阵的掌声，这更让她信心倍增，自尊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她的歌唱天分更是让观众惊诧不已。可是她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平平，国语还可以，数学就比较差了，并且还常常不及格。音乐课上如鱼得水的邓丽君一遇到其他的学科，总觉得自不如人。她还常常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哭鼻子。每当这个时候，邓枢就极力安慰女儿：“有什么值得哭的？咱们歌唱得好，将来就去唱歌，说不定，还唱成个状元哩﹗”邓丽君便下定决心要从歌唱中找回自己幼小的自信。
邓丽君就读的小学位于乡下，采取非常严格的教育方式，体罚学生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邓丽君当然有时会是这种教育方式的受难者。体罚的执行者是老师或者班长，而受罚者可以自由选择执行者。体罚大多是打手心或屁股，而每当这种时刻，邓丽君总是挑选班长来执行，因为他下手多少会轻一些。
邓丽君小学三、四年级的美劳老师张汉权回忆道，邓丽君不仅从小学一年级就经常代表班上参加运动会和歌唱表演，而且她从小就很乖巧、很懂事，最特别的是她的语文能力好，口才极佳，常常被学校选派为演讲比赛代表，参加校际比赛。当时张汉权常常看到赵素桂用留声机放音乐，教邓丽君唱歌。差不多小学六年级时，赵素桂就不时带着邓丽君出外表演。由于影响了功课，当时他还常与邓妈妈沟通，提醒她小孩子唱歌可能无法兼顾学业，希望邓丽君能以学业为重。
灿灿童星与邓家老屋只有一排竹篱笆之隔的台北县议员陈信义回忆起那段岁月时，颇有感慨地说，邓家确实生活很苦，邓枢每天都要自己亲自做大饼，做完大饼后还要绑在自行车后头出门沿街叫卖。由于邓枢的乡音很重，“讲话听不懂”，因此平日里除了与周围的本省邻居打个招呼外，很少跟他们打交道。可是赵素桂很会“公关”，经常与邻居聊天，每天下课后几乎都会看到她带着小丽君出门卖唱。在陈信义的印象中，邓丽君大约在小学毕业后就长时间在台北市的夜总会驻唱，在家附近出现的时间越来越少。后来邓家搬走后，也几乎不曾看到过邓丽君回来。另一个比较了解邓丽君童年事迹的杨莲福也说，邓丽君小时候乖巧、懂事，可是功课一般，数学比较差，但是音乐一项自小学一年级即崭露头角。
曾与邓丽君有直接接触的故旧一致地认为小邓丽君人缘好、待人亲切随和。那时芦洲小学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本省人，一个班级只有一两位像邓丽君那样的外省人。并且芦洲当地居民几乎都姓李，但邓丽君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畏缩。她一贯很活泼开朗，热心公益，待人诚恳，因此结交不少好友，人缘极佳。“她跟我们瞎闹在一起，会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和大家一起喧嚷，也打着赤脚跟我们去挖芋头。” 陈辉龙班长披露了这些陈年往事。
邓丽君在人们心目中的童年印象与她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这都显示了出身平民家庭的她，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性格和谦虚谨慎、奋发向上的品质。邓丽君在歌坛的这种特有形象绝非商业包装的结果，更不是因为自己成为巨星后而刻意塑造出的新形象。
孩童时代的邓丽君也曾经一度因为家境贫寒而感到过些许的忧郁和尴尬。由于邓枢以卖山东大饼为生，他每天早上总是骑着叫卖大饼的脚踏车送她上学，年幼的邓丽君曾以父亲的职业而感到很羞怯。因此哭闹着不要父亲再亲自送她上学校了。经过级任导师费老师的开导，才除去邓丽君心中的阴影，她便深深地体谅到父亲的艰难与辛劳，于是根父亲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了。而当父亲有事不能到邓丽君的小学附近去兜售大饼时，邓丽君就会亲自带上大饼到学校去卖。费老师和邓枢一样是从大陆来台的退役军人，再加上邓丽君模样可爱，讨人喜欢，学习上也肯下功夫，费老师就经常把邓丽君叫到办公室给她辅导功课，以应付当时台湾学生必经的“国中联考”。
邓丽君和赵素桂的感情极好。邓妈妈陪伴着邓丽君走过歌唱事业的风风雨雨，从她默默无闻到红遍世界。邓丽君对她的母亲一直感激不尽，邓丽君的歌迷们也很尊敬这位贤淑而坚强的女性。虽然，母女情深，但邓丽君和她父亲邓枢的感情也极为融洽。据邓家的一位老邻居说，整天在外工作的邓枢极疼爱这惟一的掌上明珠，反倒是在家料理家务的赵素桂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格。收集和整理有关邓丽君文物的杨莲福也认为，从事军职的邓枢尽管严肃，但也很怜爱这惟一的女儿，与女儿的感情极为亲密。邓家即使连打理三餐都经常捉襟见肘，但在邓丽君小学毕业后，疼惜女儿的邓枢还是东拼西凑地筹钱让邓丽君进入台北以出美女见称的金陵女中。
天分、兴趣和经验共同造就了邓丽君稳健的台风和杰出的歌艺，邓丽君由此也走上了灿灿童星之路。
1963年的台湾因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导演、由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而陷入一股几近疯狂的黄梅调热潮中。
黄梅调是在中国皖、鄂、赣三省毗邻地区以黄梅采茶调为主的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中一支东移到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用当地语音歌唱，被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今日黄梅戏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梅戏迅速发展，从流行安徽安庆一隅的民间小戏，一跃而成为安徽的地方大戏。黄梅戏唱腔委婉清新，表演细腻动人，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真正把港台黄梅调电影推向高峰的就是1963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这一年起直到1968年，港台推出50部黄梅调电影，而且每年都有多部黄梅调电影挤入十大国片卖座行列，其中凌波主演的占了大部份，这是黄梅调电影最兴盛的时期。由于黄梅调电影需要大量插曲，编曲人员除吸收大陆的黄梅调戏曲外，又加入京剧、越剧、绑子等，像《秦香莲》里包公的唱腔就取自于京剧，《状元及第》及《天之娇女》分别取自越剧及台湾民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有大陆民谣的影子。
邓丽君童年的时候，正流行着地方小调和民歌民谣，邓丽君也因为常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以及长跟母亲去剧院、电影院的缘故，耳濡目染之下，她对各种小调居然唱得也头头是道，尤其是黄梅调，哼唱得有腔有调。
执导《卧虎藏龙》的风云大导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被问及对他的导演生涯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他的回答竟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他是1963年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当时他只有9岁，住在台湾花莲。第一次看这部电影，便哭个不停；当时许多成年人看这部电影时也哭，但以他哭得最“痛快”，以致电影院内其他观众都好奇地循着哭声看是谁哭得如此凄惨。如今看时，仍热泪不止，甚至连想起片中一些画面情节，也立即眼睛濡湿。
李安说这部电影基于台湾人的大陆情结，上映时十分轰动。许多人在电影还未轮到自己所住的市镇放映前，便先买来电影原声带，把歌曲和对白听得烂熟，包括李安自己。他自己那时就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这部电影令台湾人疯狂，从家庭主妇到大学教授。有人自称看了五百多次，片中对白成了许多人的日常口头语，有人带着午餐盒走进电影院，一场接一场地看，一看便一整天。李安的双亲也经常去看。他们第三次去看这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是顶着风去看。李安承认《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有史以来最佳电影，但能给他一种纯洁的、真诚的、坦荡的感觉，让他愿意相信那个故事。而在他日后制作的电影中，正是在不知不觉地复制着这种感觉。他说：“大家以为过去十年制作的中国电影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电影，其实不是，像这部才是真正的传统电影。”他说，此后从未有一部电影能令他这么感动，更没有哪部电影让他那么嚎哭不止。
灿灿童星李安如此喜欢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可知它的流行程度。李安的同龄人邓丽君也是这股风潮的热衷者，不仅为这部电影如痴如醉，更对电影的插曲十分迷恋，私下里不知模仿了多少次，模仿曲调、腔调以及人物的扮相。这种事情很是让邓丽君不亦乐乎。
在华语电影史上，对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导演李翰祥（1926-1996）是辽宁锦州人，1948年赴港从事电影事业。他凭者不懈的努力于1954年升任导演，并加入邵氏影业公司。20世纪年代，大陆制作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天仙配》在港上映时，受到热烈欢迎，许多观众甚至痴迷得边看边低声跟着吟唱。李翰祥抓住机遇，创作出了同样全部用黄梅调演唱的历史古装片《貂婵》，从此掀起了香港影坛近20年的争拍黄梅调影片的热潮。不久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后居然风靡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更囊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音乐多项大奖。《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空前成功后，李翰祥远走台湾自组国联影业，拍摄了几部，如《西施》、《冬暖》、《喜怒哀乐》等十分杰出的作品，促成了60年代中期台湾电影业的复兴，并亲自训练出江青、甄珍、汪玲等红演员。1972年李翰祥重返邵氏拍摄的《大军阀》，获得极大成功，重新奠定了他作为一名商业导演的地位。他耗费心血严谨制作的是清宫历史传奇《倾国倾城》和《瀛台泣血》也使得他在电影事业上再创高峰。1982年，李翰祥作为第一位敢于返回内地拍片的非左派公司的香港名导演，立时引起轰动。但出于思乡之情和能在有生之年去故宫实地拍摄清宫历史片的壮志，他顶着层层压力，与内地合拍了历史传奇片《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这两部难得一见的历史题材佳作在当年广受欢迎，不仅在内地获得了“优秀影片特别奖”，也摘取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最佳美术指导两个奖项。之后，李翰祥又与内地合拍了《西太后》、《八旗子弟》等影片，对两岸电影的创作交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时至90年代，李翰祥虽已年逾花甲，却并不服老。1996年，他全力投入大型历史古装传奇《火烧阿房宫》的拍摄，谁知这期间由于劳累过度，终于倒在拍摄现场，再没有醒来。在李翰祥近四十年的导演生涯中，他拍了不下七十部电影，其中有不乏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带红了多位演员，如《西施》的江青、《大军阀》的许冠文、《火烧园明园》、《垂帘听政》中刘晓庆等。
在李翰祥的电影影响下成长的邓丽君，具有李翰祥那放眼四海、走遍地球每个角落的情怀。他们都对两岸三地产生深刻的影响，邓丽君更是对整个华人世界以及日本震撼不小；他们一样有着很深的内地情结，在电影中想像着另一片土地。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为事业而忙碌奔波、奋力拼搏的经历，都曾经起起落落，而后又在各自的艺坛上屹立不倒，但邓丽君始终没有像李翰祥那样顶着重重压力亲历自己梦中的地方，她心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无言的惆怅。终觉好梦难圆，她就让一切随风而逝、遇云而散了。
对邓丽君很有启发并给她带来走红机遇的凌波（1939-）是福建省人，香港黄梅调歌唱电影的代表人物。14岁开始以“小娟”的艺名演出闽南语电影，外销台湾及东南亚各地。1962年开始演出国语片，大部份是反串男装演出的黄梅调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七仙女》、《花木兰》、《西厢记》等，其中以《梁山伯与祝英台》最著名。此片在台湾上映时轰动全岛，连映数月不辍，凌波因此荣获第二届金马奖“最佳演技特别奖”。由于凌波是以女扮男装演出，不便领取“最佳男主角奖”，于是台湾金马奖就专门为她设立了“最佳演员特别奖”。时至今日，台湾传媒提到凌波，无不以“梁兄哥”呼之。1964年，凌波以《花木兰》一片，荣登亚洲影后宝座。与此同时，台湾征信新闻报在台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影星”的选举，凌波当选为“十大”的首名。接着，香港的星系报业公司和丽的呼声举办的“丽星杯”最受欢迎的国语片女明星选举，凌波又荣膺冠军。
凌波在电影上的实力和成就，恰好标志着国语电影在台湾的兴盛。她是台湾的国语电影由萌发、起步到腾飞的完成者。电影影响歌曲，影视对音乐的推动促成了国语歌曲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尤其是当时电影主题曲和插曲对歌坛更是影响深远。邓丽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
黄梅调的热波使娱乐业一片红火，台湾一时纷纷展开有关黄梅调的娱乐活动。1964年，正上小学四年级的邓丽君，有一天在翻阅报刊时，偶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华电台”举办“黄梅调歌曲”比赛。她很想去试试，邓枢明白女儿的心思，也鼓励她报名参加，赵素桂则给她报了名。没想到的是，当邓丽君战战兢兢地唱完时，全场掌声雷动；更没想到的是，她初试啼声，居然打败了当时年纪和经验都比她大得多的杨燕、金陵等参赛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以一曲《访英台》获得了冠军。当时，一位女化装师为她借来黑色的秀才帽，搭上粉色的戏袍，她就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的桥段，年仅11岁就一鸣惊人拿下了全台歌唱的冠军。邓丽君也因此被评为具有良好潜质的“天才神童”，并被冠上了“神童歌女”的雅号。
有了这次的成功经历，邓丽君对自己的歌艺更加有信心了，于是陆续参加了“中华电台”等单位举办的歌唱大赛，并且都能不负众望勇夺冠军。
痛苦的抉择邓丽君在歌唱比赛中广受好评，就经常获邀到处演唱，锻炼的机会就更多了。
但邓丽君仍然还是一名热心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各项活动还是相当积极地参与，除了歌唱表演之外，在普通话的演讲比赛上，也显现出她的天分和能力。1964年，邓丽君的导师李复扬推荐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县的“国语演讲比赛”。当时邓妈妈十分着急，因为隔天邓丽君就要上台演讲了，可由于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她连讲演稿都还没有着落。倒是邓丽君信心十足地安慰母亲说：“放心!我没问题。”结果比赛那天，邓丽君临场发挥绝佳的记忆力，一登上台就侃侃而谈，以清朗的嗓音出乎意料地赢得了第一名。
随着邓丽君频繁参加歌唱活动，她向学校请假的天数也就越来越多，她的功课自然受到了影响。国语还可以，数学就因缺课较多，想学好已很困难。低年级的时候，邓丽君并没有及时补救学业，高年级的课程她学起来就非常吃力。但邓丽君还是非常努力地学习，不仅读完了台湾的六年义务教育，还于年进入台北很有名的私立金陵女中（这所学校还培养了电影明星林青霞）就读。
邓丽君外貌清秀，声音铿锵悦耳，一进入中学，她就从众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中脱颖而出。在初一的时候，她就被挑选出来代表学校参加校际演讲比赛。指导邓丽君参加演讲比赛的冯惠贤老师说，小丽君当时只是一年级的学生，但在比赛中却抽到三年级的课本，而且是内容艰深的论说文，“鬼马的小君突然走来向我借了一支原子笔及问我一些她不会念的字，然后将读音写在手掌上。”结果评判一致认为邓丽君相貌清秀、咬字清晰、口齿伶俐、台风大方稳健，音量控制得宜又能表现出丰富的感情，因此她获得了台湾第一届初中演讲比赛第五名。虽然邓丽君没有太多时间练习与矫正发音，但在一系列演讲比赛中依然表现出众。之后她代表学校参加全台的演讲比赛，也以她的个人实力夺得了优胜奖。
此外，邓丽君在校内仍然很活跃，能歌善舞。有一年学校举行迎新大会，邓丽君主动要求登台歌唱，表演完毕后，当时的一名校董不断地向冯惠贤称赞邓丽君：“这位小女孩歌声很不错，唱得很好，声音又很甜美。”而在冯惠贤的印象中，邓丽君不仅聪明活泼，也很守规矩，而且脑筋灵活，尤其在歌词方面记忆力超群。成绩方面还可以，上课亦颇用心，功课也会自动自觉去做，不须老师为她担心。
小丽君还因为会讲各种地方话而被同学们称为“万能口才”。邓丽君就读的学校，中国各省籍的人都有，她就跟着同学中的上海人学说上海话，跟着山东人说山东话。台语她则早就熟悉了，台湾民歌如《天黑黑》等更是唱得有滋有味。
邓丽君超常的语言天赋、处处留心学习语言、掌握数种语言和方言的能力，无疑也是她在歌坛走红的重要因素。她那亲切的家乡语，一下子就能把为生活四处奔波的华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她那种入乡随俗、每到一地就会一地语言的实力，更打开了她在东南亚其他民族、日本、美国等地的知名度。
邓丽君的表演天分与歌唱实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展露。为了开拓声线和提高歌唱技巧，邓丽君便在1966利用课余的时间加入了当时台湾著名的“正声广播公司”的第一期歌星训练班来学习歌唱技巧，这是她在歌坛上绽放光芒的重要转折点。
这时，邓丽君正式成为了台湾音乐家翁清溪的学生。翁清溪是成就邓丽君的重要人物。当时他慧眼识英才，不但全力指点邓丽君歌唱技巧，而且还经常因为爱才心切而免费教授她，这些都为邓丽君的歌唱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邓丽君在歌唱训练班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翁清溪（1936-），一个台湾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名字。笔名汤尼，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群星会时期的音乐教父”及乐坛的“幕后金手指”。翁清溪是一位在音乐方面无师自通的传奇式人物，小提琴、黑管、萨克斯风、口琴、吉他、钢琴等多种乐器，都是通过自修而学会演奏的，他崛起于美军驻台时期的乐团演奏，23岁时便进入美军俱乐部演唱，28岁自组Tony大乐队，1971年筹组华视乐团担任团长兼指挥，从无师自通逐渐成为音乐方面的大师。这之后，又筹组台视大乐队同样担任团长，并进入电影圈担任电影作曲，参与《小城故事》、《原乡人》等电影配乐工作，赢得多项国际配乐大奖。自从60年代末起，他就成了歌坛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打造出了一系列音乐传奇。从那时起只要是被他相中的歌手，在他的量身制作之下，没有一个红不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原乡人》、《爱神》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出自翁清溪之手。至今他创作的畅销流行歌曲多达500首，改编过的曲子数万首，他的歌捧红了邓丽君等很多歌手，他也因杰出的音乐贡献而获得第十届台湾金曲奖终身成就奖。目前他除了担任金马奖电影音乐评审之外，平时也在台北国立艺术学院教即兴创作课程。翁清溪虽然年届六旬，但他对音乐的热忱却始终未减，更立志一生要以写更多好歌、栽培更多优秀音乐人才为目标。
翁清溪的创作风格属于婉约派的，他的作品一如其本名，如涓涓溪水，源远流长，清新隽永，尤其是他的曲，配上庄奴的歌词，再加上邓丽君细腻的演唱，深深地吸引了全球华人耳目，他所创作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把邓丽君推上了空前绝后的地位，成了邓丽君的守本名曲；《小城故事》则缔造了邓丽君歌唱事业中期的高峰。其他许多歌曲如《爱雨》、《唱歌的人》、《春风满小城》、《小路》、《原乡情浓》、《无情荒地有情天》等共同促成了邓丽君歌唱事业的长盛不衰，是邓丽君歌唱事业的基石。
痛苦的抉择著名导演李行回忆道，邓丽君的歌唱道路走得相当稳健，对她的歌唱事业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翁清溪和左宏元。邓丽君初期的歌唱事业很得力于这两位音乐老师的提携，由这两位台湾元老级的音乐人士为她打下了良好基础。除了在发声、咬字、唱腔等歌艺上的指导之外，这两位知名词曲创作人的作品，更让邓丽君的星运一路顺风。他们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打开了国语流行歌曲的市场，振兴了台湾的歌唱业。翁清溪和左宏元的多首歌曲被邓丽君所唱红，而这些歌曲也使邓丽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手。
左宏元，笔名古月，正统音乐科班出身，成名很早，以儿童歌曲、《丑小鸭》、《大公鸡》、《太阳出来了》、《蜗牛与黄郦鸟》等出名，后转入流行歌曲创作。恰逢台湾国语歌曲刚起步的机会，因为早期台湾歌曲都是日本歌曲或是日本的旋律配上台湾的歌词，左宏元就以这种东西融合的趋势开创出国语歌曲的新局面，奠定了他在流行音乐界首屈一指的大师地位。在这种群星会的时代，他写的《今天不回家》是台湾第一首打入香港市场的国语歌曲，台湾第一部连续剧《晶晶》的主题曲也是他的作品，主唱者邓丽君更是他一手提拔的。六七十年代，左宏元、琼瑶、凤飞飞的铁三角组合，更雄霸了台湾国语歌坛长达五年之久。而古月与庄奴的搭档也成了唱片上常见的黄金组合。左宏元以小调风格独居歌坛，他擅长加入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如歌仔戏）及中国传统的音阶，配合千回百折的转音，让他创作的小调歌曲，充满十足的韵味。他对于流行音乐的贡献就是他创造了一条真正属于台湾风格的音乐，这是与当年东洋或西洋歌曲完全不同的路线。音乐大师左宏元更造就了流行乐坛许多闪亮的巨星，如大导演刘家昌、邓丽君、凤飞飞、甄妮、齐秦等全都是他一手打造出的瑰宝。
最能把左宏元的小调歌曲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歌手首先当属邓丽君。出自左宏元之手的《彩云飞》、《风从哪里来》、《海韵》、《千言万语》、《我已知道爱》、《君在前哨》等都被邓丽君演绎得有声有色。邓丽君少女时代便是以这些小调情歌走红歌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