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的历史从此被改写了。解放战争以共产党的胜利宣告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余部横渡台湾海峡，被迫撤退到宝岛台湾。抵台后，蒋介石就颁布长达38年的戒严令，宣布台、澎、金、马进入备战状态。并且，就在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正式运作。1945年，刚从日本近二十年的殖民统治中被“光复”的台湾，旋即又被来自大陆的国民党统治。
国共内战结束前后，尤其是1948年到1950年间，一批大陆人士纷纷涌进台湾。相对于那些战前就居住于台湾的并被称为台湾人或本省人的人们来说，这些从大陆移居过来的人则被称为外省人，他们的数量是远远少于本省人的。本省人中多数是从福建省和广东省移居此地者的后代，因此，本省人日常所用的台湾话就以闽南话或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为主。由于闽南人构成最大的移民集团，闽南方言也就通常称作台语。日据期间，本省人被迫接受日语教育，所以国民党抵台时，年龄超过十二、三岁的台湾人都能讲流利的日语，以致于日本的一位诗人称他们为“日语人”。相对来说，他们孩提时代没有机会学习北平话(国语)，因此很多人不擅长说国语。现在在台湾，三世同堂的家庭里仍然是台语、国语与日语交错使用。祖父母大多用台语、日语，战后出生的子女则多用台语、国语，孙子女还可能会加用英语。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外省人以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北部省份的人居多，他们以北平话为日常用语，必然和本省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来到这个语言文化、风俗习惯迥异的土地上，一切只能从头开始。尤其是来到台湾的军人家庭，面对的生存压力更大。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在苦难中艰辛度日，长期以来一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匆匆忙忙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随同国民党来到台湾的邓枢，也踏上了人生新的旅途，走进了漫长等待的日子，开始了充满辛酸困苦生活。
邓枢，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中原大地那古朴的民风、悠久的文化深深地滋养着他，在北京长大的他对京剧则有着一份如痴如醉的喜爱。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的邓枢隶属于中央军32师，任国民党陆军中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率军转战南北。在部队驻扎期间，他爱上了山东省东平县籍的赵素桂，他们并于1943年终结伉俪。
刚到台湾的那几年，邓家总生活在一种游动状态中，一家几口人常常随部队四处驻防，几乎走遍了全岛。因此一家人也就居无定所，过着清苦的日子。1952年2月，随邓枢被调防至台湾中部的云林县，邓家也就租住在云林县褒忠乡龙岩村的一所古老破旧的农院中。当时由于军方经济状况不好，没有给予军人住宿的公寓，况且邓枢也只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尉，因此刚被调至的邓枢只好在附近租放供一家人居住。云林县是台湾较为贫穷的农业区，当地的居民以闽南裔的农人为主，从大陆来台的人很少。这一年，已是中尉的邓枢按照惯例可以升为上尉，但没有背景和靠山、生性率直又不善逢迎使他的这次晋升化为了泡影。他从此便失去了继续在部队发展的信心，已经四十余岁的他也因年龄关系不久便退役了。
1953年1月29日，正是台湾岛气候宜人的季节。日月潭轻烟碧波，郁金香散发着缕缕清香。在靠近北港溪的云林县的一个三合院中，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长空。嘿还是一名女婴呢，“有女万事足”，这户人家顿时喜上眉梢。孩子的母亲赵素桂天天盼望着有个女儿——一个美丽乖巧的女儿。因为她从十五六岁嫁给邓枢后，已经先后生下了三个男孩子，长子邓长安、次子邓长顺、三子邓长富。她曾经在一个月高风清的夜晚梦见自己虔诚供奉的观音菩萨翩然而至，微笑着告诉她，她将会拥有一个水灵灵的女儿，并且这女孩日后必定与众不同。但若要她能平平安安长大，就得先给她认个干娘。第二天，赵素桂找到同乡孙素英说：“这次我要是生个女儿的话，就给你当干女儿吧，算是帮我忙哺哺乳，好吗？” 孙素英很迷惑，为什么要给未出生的女儿找干妈呢？“这怎么行呀！我的儿子还没断奶呢，我可忙不过来呀！”“不要推辞了，我女儿有了你这个干妈，我就安心多了。你瞧我们是同乡，个性又合得来，就这样说定了啊！”而与邓家关系不错的一个邻居，由于始终膝下无子，还特地跑到邓家商量，表示如果这一胎还是男孩子，希望能抱回去当养子，以传承香火。真是命中注定呀，赵素桂的这个孩子这么受欢迎。
农历1952年十二月十五，赵素桂临产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由于社会环境普遍不佳，缺乏医疗资源，医疗设备也不充足，再加上是乡村，因此赵素桂并没有到医院去，而是在家里由村里的“接生婆”接生。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邓家居然找不到一把可以剪断脐带的剪刀！虽然来到台湾3年了，邓枢却不会说台语，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只好比手划脚。他挨家挨户借剪子，拼命比划着剪脐带的动作，女人们这才急忙拿着剪刀往邓家跑。不巧的是，她们拿来的同样是老旧生锈的钝剪，好不容易挑出一把可用的还是临时才打磨好的。没想到邓妈妈这胎意外生了个可爱的女孩。她声音很尖，不停地哭，既不是很瘦，也不是很胖。邓家的男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的，邓枢也因中年得女而喜出望外。据出租了一个间房给邓家居住的房东章笨忆述，小娃娃从小身体很健康，并没有什么疾病。
就这样，一个天才歌女诞生了。与生具有的天赋，使她出类拔萃、誉满全球，享有他人求之不得的成功和自豪，拥有别人再多努力也赢不得的歌唱水平和艺术造诣。然而，一代歌女，又有诉说不尽的辛酸和苦楚。歌舞岁月，几分无奈，又几多落寞。
宝贝女的名字当然由一家之主邓枢来取。邓枢军中的袍泽建议，不如取“美丽的竹子”之意，为这个刚出世的小女儿取名为“邓丽筠”吧。
背井离乡来到台湾，邓家生活很不富裕，但他们与邻居相处融洽，一家人对人都好，尤其是邓枢，由于在军方服务，自律严格，对邻居相当友善。当时台湾还处在粮食与物资配给的年代，邓枢经常将一些军中剩余物资如粮食送给邻居。邓母开始还不会说台语，因此较少与邻居沟通，但待人还很和气，每天早上必定会礼貌地叫声早上好，来打个招呼。
邓家居住的房间非常简陋而狭小，一家六口挤在小室内，生活颇为艰苦。但即使这样，据章笨说，邓家每月都准时交给他一斗米作为租金，从无拖欠。
在邓丽筠还不满周岁时，由于邓枢又要随部队移防，邓家也就只好再搬移居住地，举家迁移至台湾东部的台东县池上乡。邓家搬到台东县后，邓枢就从部队退役了。一家人仅靠邓枢退伍时所领的微薄的退役金来维持生计，生活是相当窘迫的，况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遗余力地全方位扫除日据时期的影响。北平话于此时也正式被定为台湾的国语。尽管如此，当时的日常商业和交往用语仍然是以台语为主，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通常是担任公务员，而不会从商。邓枢因为年龄较大、背景单薄以及性格爽直，外省人通常从事的职业对他而言，只有无可奈何。万般无奈中，邓父勇敢地踏上了经商的道路。当然他也只能从在外省人群居的地方经营小本生意开始。邓枢于是就在军营附近摆了个面摊，以此维生。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大大小小一有空就帮衬着做生意。
就在邓丽筠出生的翌年，她的弟弟邓长禧也出生了，一家七口还是挤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房舍里，晚上全家人倚偎在一起睡觉。而厨房中也只有一个煤气炉，一口锅，既没有电灯，有没有自来水。
不多久，大约在1954年6月，邓家又迁移到南台湾屏东市空军机场旁的“眷村”，这才开始了比较稳定的生活。
这种因部队设防而四处搬迁的居住状态，是随国民党政权迁台的外省人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当时国民党政权为方便管理迁台的外省族群并解决军官或士兵的住房问题，常常选择在各个部队旁边建造简易的住宅区，专门供随军家属或退伍军人居住。由此而形成了长期性的族群聚落，这就是台湾社会相当独特的“眷村”，也因此产生了特别的“眷村文化”。
“眷村”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包罗万象而又异彩纷呈。在这里，由于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就交汇融合到了一起。而军人家属更是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是随军一同从大陆移居台湾，也有的是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嫁给了来到台湾的兵哥哥。外省人与本省人聚居在一起，不同地方的人互相沟通，使得“眷村”的语言与文化相当多元，几乎是中国大陆的缩影，可听到不同省份的方言，乃至于中国各地的民谣小调。多元和开放总是互生的，多元丰富着人们的世界，开放却使人们迈向更辽阔的地方，寻找更高的境界。邓丽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启了她的童年生活的。
伴随着“眷村”附近的小河，邓丽筠出落得更漂亮了。她天生丽质，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就像默默流逝的小河碧波，似乎总在悄声细语；那闪亮地眸子，就像日月潭一样清澈；圆圆的脸蛋，更胜似十五的月亮，明媚而纯洁。邓家的独生女，邓枢夫妇的掌上明珠，邓丽筠享尽了父母的爱护。而小丽筠温和的性格，更是让父母疼爱倍加。
童年在人的记忆中永远是粉红色的，那是一个放飞心事、无忧无虑的时代。河水脉脉，带走了邓家孩子无数的欢喜。邓丽筠的兄弟们都喜欢在屏东“眷村”四周玩耍，尤其是小河旁边。小丽筠很爱跟着三个哥哥到处玩耍。可是哥哥们都嫌她年纪小，需要照顾，是个小麻烦，不愿让她当小跟班。有一次，三个哥哥私自到小河边玩耍而忘了时间，回家后被严厉的邓枢罚跪，小小年纪的邓丽筠看见哥哥们被罚跪，于是哭哭啼啼地也要跟着大家一起跪。邓枢看着这一幕，心疼小女儿，也因为她的友爱之心，就宽恕了儿子们。从此以后三个哥哥出去玩都愿意带着妹妹一起去，因为小丽筠往往是哥哥们的“护身符”。
有时兄妹还跑到附近农村的果树田里偷摘杨桃、莲雾等水果，回家后就瞒着父母，偷偷地洗洗、再偷偷地吃掉。有一次兄妹们去偷摘番石榴，赤着双脚的邓丽筠一不留心踩到了地上乱扔着的玻璃渣子，双脚马上肿胀，流血不止。惊慌失措的哥哥们手忙脚乱地抱起小丽筠往家里跑。邓枢夫妇吓了一跳，赶紧把她送进医院急救，结果还打了破伤风针。这次意外事件却在邓丽筠的脚底留下了疤痕，被父亲斥责了一顿后，小丽筠规矩多了，不敢再往外面乱跑，更不敢在外面 “做坏事”了。
多年后，邓长禧提及童年的生活时说：“生活虽然困苦，不过妈妈从未抱怨，含辛茹苦地抚育我们成长。”的确，邓父个性刚烈，邓母却是一个温柔、顾家的女性。邓母和中国千千万万的传统妇女一样，为了子女的幸福明天，自己总是无怨无悔。日后忆及幼年的情景时，邓丽筠也曾提到：“虽然经常搬家，不过大家都很疼我，所以过得很幸福。”贫困家庭的美满和睦，往往能赋予一个人宽厚平和的性格。这种家庭的温馨给予了邓丽筠一份执著和真诚，一种独有的涵养，一种感激生活、珍惜拥有的心态，这是多少艺人所没有的品质呀！
“邓丽筠”这个名字一度让邓丽筠很是烦恼。邓父在为邓丽筠取名时，是把“筠”字念成“君”的，全家人也都是直接将“筠”称作“君”，所以从小家人、邻居都叫她“丽筠（君）”，况且“丽君”
的称呼也相当顺口。但是，等到她上了小学后，学校的老师、同学都是叫她“丽筠（芸）”。邓家这时也从字典上获息，原来“筠”字有两个读音，既可念成“君”也可念成“芸”。因此，为了避免老是混淆不清，邓枢就直接采用发音相同的“君”字，为她取了个“邓丽君”的艺名。哪知“邓丽君”这普普通通的三个字，日后却能响彻了整个华人世界。有人认为，她的名字吉利，必有天赐的机缘和时运，也许因她的名字暗合了宋朝一位能胜任宰相之职的奇女子“孟丽君”吧！至于单单“丽君”的称呼，则是她在演艺生涯的不同时段由歌迷所赋予的昵称。
邓丽君天生就是一块唱歌的料子。尽管还只是一个孩子，但聪颖的她已经显示出绝佳的演唱天赋。
在孩提时代，邓丽君常常听父亲哼唱京曲，那有板有眼的几句，总是让邓丽君兴高采烈，不时模仿一下。赵素桂则喜欢听黄梅调这种地方戏曲，偶尔也哼唱一些小调，邓丽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且，赵素桂喜欢看电影，邓家千金也就跟着母亲看过不少戏曲电影。
邓丽君则从小就有表演的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唱唱跳跳的，逐渐对歌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常常到干妈家里玩，特别喜欢跟着干妈家的收音机上播放着的音乐哼哼唱唱。小丽君还对听过的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从歌谣到戏曲，总是一学就会，稚气而美妙的歌声就如小河流水，娓娓动人，余音袅袅。人们都说，邓家的女儿是个“快乐天使”。
也许因为从小跟着父母不断搬迁，也许因为一开始就受到众人的称赞和宠爱，也许因为独有的勇气和自信，邓丽君幼时就不怕生，更没有穷人家孩子常有的那种自卑，她从来不怕在众人面前表演，获得掌声时也不羞涩，而是落落大方。“不是大人要我唱，而是我自己想唱。”成年后的邓丽君如是说。
在那时的台湾常常有歌仔戏表演团到农村四处公演。歌仔戏从20世纪初形成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在台湾它是众多民間表演艺术的综合体，是主要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表演艺术的代表，也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中唯一诞生于台湾的剧种。它曾经陪伴湾民众走过一段光华的日子。台湾歌仔戏源自于大陆閩南地区漳州的一种民间说唱曲艺锦歌（漳州地方歌谣的总称），发源地在漳州人的大本营宜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歌仔戏最为鼎盛,在台湾形成风靡之势。各地戏园林立，豪华的机关布景，唱做俱佳的演员阵容，戏团演出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到60年代，歌仔戏被新兴的电影工业与歌舞团打败而渐渐失去了舞台。而影视媒体的兴起，恰为邓丽君崛起提供了良好契机。
当歌仔戏团到邓丽君家附近演出时，她就被他们那些亮晶晶的古装给迷住了。他们也就成了小丽君模仿的对象。她和隔壁邻居的孩子们一起扮戏,各自准备自己的服装道具。她们以水瓶或鞋油盒子当麦克风，以红红的扶桑花当珠宝，用爸爸的大衬衫当戏装；满头小红花，肩上搭条毛巾，就开始自娱自乐起来了。就这样，唱着那些不知名的歌仔小调，小邓丽君偶尔还会莫名其妙地感动起来，泪流不止，俨然是戏中的“苦旦”名角。
据邓丽君的家人回忆，邓丽君幼年唱歌时，不但歌词很快就会背，曲调更是听过就不会忘记，而且调子准确，词调特别有韵味。这些都显示了邓丽君拥有极好的唱歌天赋和歌曲诠释能力。正因为邓丽君表现出的对表演的浓厚兴趣及相当的演唱才能，于是在她5岁时，邓丽君的父母就让她到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习芭蕾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