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 第三节 “盛世”的四个支点

乾隆盛世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除了以大权独揽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除了重视农业和农民,除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乾隆顺利攀上盛世之巅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

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低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是忽起忽落,难以持续,前代积累的统治成果很容易被下一代某个轻率的错误葬送殆尽。所以,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四十多年,其间还夹杂着规模庞大的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中间也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

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的择优立储原则,一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乾隆登基之时,继承的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康熙和雍正在制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宝贵的创新,为乾隆铺设了驶往全盛的轨道。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针,一秉父祖遗轨,并没有大的制度创新。只不过他出色的实践能力使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得恰到好处。

第二,乾隆的勤政。

优秀的遗传、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皇帝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诸事有恒。他一生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清代史学家赵翼以他的亲身感受记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前面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檐曝杂记》卷一)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

历代皇帝临朝,都是大臣们齐集之后,皇帝大驾才姗姗而来。可是在乾隆朝,却屡屡出现皇帝枯坐宫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们特别傲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际,皇帝就已经穿戴整齐,做好准备,静坐宫中。经常是太监们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说:“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相当于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即使生病,乾隆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御史朱续晫趁机上奏折,请皇帝注意休息,这几天要减少工作量,“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不料乾隆并不领情,反而批评这名御史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队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以过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宽严相济,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乾隆不像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有为”。对那些高分低能、只知谨守官箴、缺乏实际操作能力的书呆子,他一直厌恶有加。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后,他鉴于朋党之忧,开始大力起用与官场中帮派没有关系的新人,以对鄂、张朋党釜底抽薪。在乾隆十三年前,他唯一破格提拔的是讷亲。此人年纪虽轻,却在雍正末年即已进入军机处,办事干练,颇为雍正所赏识。乾隆曾经说:“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即位后,相继任命他为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不料遇到了倒霉的乾隆十三年,因金川之役不力而一命呜呼了。虽然杀了讷亲,从任用讷亲的经验中,乾隆却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那就是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满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准。而且,这些人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们圆滑世故,做事干脆利落。他们与朝中朋党没有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十分放心。继讷亲之后,皇帝提拔最力的是自己的小舅子傅恒。乾隆五年(1740年),这个人还不过是一个蓝翎侍卫,乾隆七年(1742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后,他一跃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龄不过才二十五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宰相”。除此之外,他还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满族才俊,并且陆续任命汪由敦、刘统勋、梁诗正、于敏中等汉族官员入主中枢,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一个三十多岁的皇帝,居然任用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年轻人做首席军机大臣。这一任命,可以说完全出人意料。好在乾隆皇帝识人眼光独到,所用诸人,颇能服众。小舅子傅恒被重用,绝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死去的孝贤皇后,而是因为他确有过人之处。他见识远大,忠诚勤劳,办事干练,并且礼贤下士,待人宽厚,颇有他姐姐的遗风。史载他“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共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他前后领袖军机二十三年,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兆惠从军机章京起家,乾隆“知其才可用,屡擢至侍郎”。在后来平定新疆的战争中,他功勋卓著,黑水营之围,他率三千人抗敌万人,坚守三个月,成为清代军事史上的名将。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至于刘统勋、梁诗正等大臣,也都以干练著称,成为一代名臣。咸丰时期的大臣张集馨评价乾隆的用人说,乾隆年间,国家繁盛,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

乾隆晚年,到访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们对大清帝国的许多事务都不以为然,唯对他们遇到的许多官员的素质评价很高。在他们眼中,乾隆驾下的官员们绝大多数都风度不错,能力很强。比如约翰·巴罗评价说:“北直隶的老总督是个满人。他那轻松自然、礼貌恭敬而又尊贵自重的态度,是现代欧洲最有风度的侍臣都无法比肩的。他对使团事务周切关注,在天津款待我们时趋势自然,给下级官员和家仆指示时平易慈祥,赢得了众口一致的爱戴。他是一个七十八岁高龄,非常可爱的老人。个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长须银白,整个形象沉着镇静,不怒而威。”对于和砷,斯当东的评价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马戛尔尼也认为:“和砷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员阶层贯彻到社会底层。乾隆朝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朝中前期官僚队伍效率颇高,执政能力极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干部保证。

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心思细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是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腐败如同细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脚点,就会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礼物如果不加防范,必然发展成大额贿赂。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皇帝说,“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上,收受门包一直是一个小小的痼疾。说起来似乎为害不大,但实际上却极损政体之尊严,启腐败之先声。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谕各省,从督抚到道府,要严格管理家人,“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惩贪规定细化到了大臣们的家人。(《清会典事例》)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乾隆以前,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该条例规定,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还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1000两(相当于今天的20万元人民币)即判处斩首,决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严厉者,在朱元璋之后,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严,执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惩贪举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防范严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二是执法从严,决不姑息。高级官员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决不轻恕。

云南总督恒文是乾隆喜欢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乾隆说他“历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因云南产金,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10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虽然案情轻微,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56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两白银案发,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伺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不胜手战愤栗”,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说,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3000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居然大臣们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之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68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

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

在谕旨的最后,皇帝坚定地表示:

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

三是不避皇亲国戚。

慧贤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雍正年间即成为宝亲王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后册立为贵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后追晋为皇贵妃。她生前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以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后世评论乾隆,几乎一致肯定其前期执法之严。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封疆大吏以侵贪立案查处者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二十余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

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这一点是朝野公论。章学诚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砷当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称为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