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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冷落，喝过倒彩；他曾默默努力，8年后终见锋芒；他的辉煌和诋毁同至，在恶性竞争中始终保持优雅之姿。他被誉为是那个时代的象征，成为香港文化昌盛的标志。90年代他激流勇退，进修之后在影坛又建树屡屡，用一个个形象建立起文化后现代之宿命；重归舞台，他益发融会激情与想象，引来他者的竞相争逐模仿。他超越了那个环境的那个时代，站在世界的视野，变成一个先驱者，盛享了拥簇与质疑。他，只有他，叫做张国荣。
他并非表演起家，但他的表演天分足以令所有科班出身的演员乍舌。他的书生痴情憨厚，一缕烛光照亮了他眼中的怯懦与正直；在吴宇森的浪漫主义中，他又身兼潇洒与重情，花都也不过成为他身后的一抹风景；翩翩佳公子，十二少纵有情而无力的眉目，也于他在烟雾缭绕中隐现。8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好时期，也是Leslie磨炼演技的好时期。电影人物形象丰满，情节动人，香港文化之风日渐。从港岛到内地，人们熟悉香港电影的同时熟悉了他的眼耳口鼻，俊美中又是各异的。看电影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那些闪回也如童年回忆般隽刻在不时被回顾的内心深处。
在引退歌坛之际，Leslie与王家卫相遇。导演用演员讲了一个故事的开始，演员用故事装点了时代最后的色彩。他在片里跳的一段恰恰，一如他离开片中生母一样干脆利落。旭仔的叛逆与漂泊，即使如今看来依然叛逆依然漂泊。更何况，这已不是旭仔独自的生命，它仿佛承载了世界的转向，往一个不计后果的悲剧宿命迈开了步伐。片中不羁的旭仔可能死了，片后的Leslie却终于加冕影帝，这样的吊诡，正是文化黑洞成形之始。
90年代来临以后，经济腾飞衰败此起彼伏，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逐成反比，孤独感像无形的瘟疫一样弥散开来。首度与内地导演合作《霸王别姬》，即成就中国戛纳之辉煌。学国语，学唱戏，再化身蝶衣，一生痴梦，却终于要在最后清醒。戏子的个人运命中有史诗的话语，令人折服的不仅是那出画卷的悲壮，亦有他破茧成蝶的决然。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张国荣，挥别大众偶像，在艺术中他似乎更能快乐。只是那诚实柔软依然，所以在谣言四起时我们还是看到了血痕处处。但是由盛转衰的不仅是人的同一感，香港文化的生存空间也在日益逼仄，几经动荡后它已失落独占鳌头的优势，娱乐的片子他应着情面还是参加，但他与新晋导演的合作则更显其对电影事业的提拔之心。与尔东升合作的《色情男女》里，他扮演一个失意的导演，穷途末路之间为生存斗争不息。同样的还有罗志良的《枪王》和《异度空间》。个人角色之外他帮助这些年轻的导演找寻到自我的位置，为让阿星的经历尽少重演而倾尽全力，金钱与声名的收获并不显著，然而角色体验和探索文化复苏之道对他而言才更为重要。走上另一条路的，是此时在外面如火如荼上演的《英雄》营销大战。
进修过导演的Leslie，当然并不满意于只扮演角色。因为他知道，一部电影的真正主人仍旧是导演。许多人不相信一个香港明星可以做好导演，然而在这方面他的努力并不亚于做好一个演员。从讲一个MV的小故事起，到拍摄仅用了几天的公益短片，他都用专业的标准在导演的领域探索。他为什么不活在既有的财富上——这是旁观者的逻辑——做导演又苦又累。他们不相信，他愿意洗去华彩退居幕后；他们没有看见，他想要追求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
Leslie是天生的演员，有人这样评价。只要一站在镁光灯下，镜头前或舞台上，他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地演绎。然而，在另外一个没有打镁光灯的舞台，我们不能臆测太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遵循了自己承诺：我始终做返张国荣。
那个刚开始唱《风继续吹》的张国荣是大众偶像，他的优雅五官与浑厚声线曾吸引了无数拥趸。但显然他并不执着于此，随着他的重登舞台，他渐渐地淡出凭借笑容与签名的偶像模式，无论你爱他与否，他开始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正如前文所说，他从一个时代象征走向一个时代先驱，这个过程，同样是他从大众文化转向非大众文化、从偶像转向艺术工作者的过程。他并不刻意迎合大众文化的趣味，而是尽力创造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譬如他在跨越97演唱会上的红色高跟鞋、在热情演唱会上身着Jean Paul Gaultier的服装，这在当时乃至今天仍然具有其先锋意义，或者说仍具有解读价值。观众的解读不再只是一个单一的接受过程，正如费斯克所认为，接受者也是一个积极的意义生产者。正是在这样对等的层面上，传者与受者共同创造了整个传播过程，才更能造就Leslie的表演与其响应的意义。
我们总无法完整地去评价张国荣，因为他总是在改变，改变风格，改变重点；但一直不变的是他的赤子之心，所以我们才能从他眼中看到白璧无瑕的光芒，不变的还有他对属于自己的艺术的追求，对人之生存的关怀，和对香港文化的热爱。在电影中，他赋予那些人物以鲜活的生命，那些角色又串起了他璀璨的一生。在生活里，他也无悔地做他自己。堆砌的辞藻都过于琐碎，在这天地间，饰演张国荣的，始终都是张国荣。